不止三万里
总体来说，长安三万里，视效是优秀的，导演是合格的，编剧是值得讨论的。艺术真实是内蕴的也是假定的真实，可以表现的不那么“纪录片”，但李白和高适在历史上留下的生活真实印记太多也太显眼，编排两人的故事难免会引发一些讨论（）。或许可以有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来呈现两人，乃至整个帝国在安史之乱前后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李白，首先是诗人李白，不是官僚李白或政治家李白。当然，在他费尽心机博得贵妃一笑时，我们或许还能说一句，玩物李白。
他很浪漫，很爱胡思乱想，但浪漫主义诗人并不是一生只剩下浪漫。或者说，浪漫对那个年代的诗人来说，才是一种常态。杜甫年轻的时候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维在塞外也写过“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谁年轻的时候没想过像霍嫖姚那样年纪轻轻就立下不世之功呢？
李白只是一个诗人，盛世的崩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有边境藩镇势力壮大，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有募兵制的崛起使得士兵成为了完全的将领家丁（靠家丁打仗这回事其实挺明朝的，不过唐代这种“家丁”的规模和职业程度实在是高了点，姑且把它算作唐代瓦格纳吧），有唐玄宗带头寻欢作乐不问政事，但唯独和李白喝了多少酒，做了多少乐并没有根本上的联系。李白只是个有钱的富二代，喜欢作诗饮酒，更热爱博取功名。浪漫主义诗人幼稚不错，热爱幻想不错，但绝对不蠢。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不是对社会现状一无所知成天醉生梦死的白痴。李白不是看不见民间疾苦，只能说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艺术成就让我们往往忽视了他在安史之乱后，整个人的创作心态急转直下的情形下，写出的诸多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他写过战乱的血腥与悲惨：“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此曲不可奏，三军鬓成斑”。其他诗人有的家国情怀他也有，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李白的表现要更为战狼，更加深红。安史之乱之后亦如是。
自然也不用特别安排一个书童来对着李白一顿说教。从盛世跌落的痛苦下，他一样是乱世的一颗尘埃。
李白，首先是诗人李白。同理，高适，首先也是诗人高适，而不是军人高适，军事家高适，政治家高适。或许在他站队李亨成功之后，可以再给他一个头衔：官僚高适。
高适的节度使头衔是李白穷极一生都未能望其项背的政治地位，但肃宗一朝，李亨一方面在指挥上开凯申先河，不断打乱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大好形势，对安史之乱的持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军事上的无能和政治上的失控只能让李亨选择大封节度使，通过利用节度使招募私兵来对抗叛军，甚至为此允许回鹘和其它少数民族政权入境参战。
这下真成明朝建州卫了，只是唐朝没有某个叫野猪的建州卫龙虎将军。或者说，唐代的建州卫龙虎将军已经是一位坐拥半壁江山，掌管天下一半兵马的节度使了。
当回鹘雇佣军“光复”长安，在城中大肆劫掠时，唐军在城外只能无动于衷。
唐代最优秀的一代职业军人，就这样白白浪费在内战的互砍之中。李嗣业在香积寺挥着陌刀“人马俱碎”，刀下被砍得血肉模糊的是他的战友，他们可能曾经在边境战争当中并肩作战，共同把因为前朝无能而丢失的土地一寸一寸地砍回来。
高适的节度使，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绣花草包，和早期通过边境战争和平叛作战历练出的节度使相比，含金量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甚至在平定永王之乱期间，永王的部队也是望风而降，和安史之乱的正面战场，双方在长安附近的反复拉锯是无法比较的。
李亨在位期间大封节度使，不正是饮鸩止渴，为唐代最后的藩镇割据，土崩瓦解埋下了最大的一颗雷么。
高适即使去了边塞，也是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掌书记”，是文职人员，去过前线，但不是武将。高适成不了辛弃疾，辛弃疾真能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高适在边境战争当中的表现实在是有点外战外行的感觉。吐蕃屡次在西南边境战争中击垮高适，直到严武接任西南，才勉强稳住阵线。编剧的处理，多少有些强行成人之美的意思。
此时的李白已经去世一年了。在因永王之乱下狱的时候，高适断绝了和他的一切来往，烧毁了两人直接的唱和诗歌以示划清界限，自然也没有见过李白的夫人。最后积极奔走营救李白的，是郭子仪。
高适的行为完全能够理解，编剧的避讳和修改也是无奈之举（毕竟看动画片的还是小孩子居多）。我们只是在想，能不能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不用再用上刻意的对照，不用刻意地去设置对立和冲突，似乎饮中八仙只会寻欢作乐不问世事，只有高适一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就像戏剧演员不一定要用夸张而油腻的造型和台词，乃至手舞足蹈的大吵大闹来表现人物的特点，推动剧情的发展。
这种刻意，实际上是一种叙事能力的不足。好的故事是不需要刻意去改编的，李白和高适可以作为平行的视角，但不一定要有这般强烈而刻意的对比，并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好事都安排给高适才能凸显出高适的忧国忧民胸怀大志的特点，而李白就一定是个浑浑噩噩，只会夸夸其谈，纵情享乐的酒徒。
或者，既然主角可以是在历史上相对而言“默默无闻”又“出将入相”的高适，自然可以更进一步，更“默默无闻”一点，可以连史书上的名字都没有，就是长安城中的某个小商贩，长安城外的某个小农，西南边境的某个一般兵，最后在逃难的时候相伴而行，相伴而坐，回忆起荒诞的一生。
即使在片尾，编剧试图升华一番“诗在，长安就在”，但此时高适身居高位，长安当中被回鹘吐蕃劫掠的百姓，乃至自己手下因指挥无能白白葬送性命的军人，已经和他无关了。
而他们在这之前，可能是长安城中的某个自给自足的农户，小商贩，可以是西南边境某个想效仿李白的热血青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不是什么刻意的赞颂，只是一条历史的铁律，因为历史的繁华和历史的惨剧，都会以最直接的方式作用到历史的创造者身上，开元盛世如是，安史之乱亦如是。
不论怎样，高适和李白无论面对多荒唐的命运，都始终在坚持褒扬英雄，始终在追求建功立业，都始终在不断怒斥权贵。作为最后一代文武兼修，要靠军功博得社会地位的文人，高适和李白给我们的印象，始终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潇洒，始终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洒脱，始终是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热血，始终是游历全国看遍世间冷暖的豪迈，而不是各种各样精致的、无病呻吟的小作文，乃至“水太凉”之类的矫揉造作。
而在五代之后，两宋之间，当新一代成长于地主阶级的纯粹的文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当吟诗作对成为了纯粹的文人游戏，加之两宋堪称耻辱的军事表现，你也不能再指望这批纯粹的中小地主能写出什么像样的具有宏大气象和抱负的诗文了。
高适能写出“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李白还能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在他们之后，享受帐下歌舞乃至不问世事沉迷风花雪月与阳春白雪的，多了他们的后辈。高适和李白要是知道了，估计也会两手一摊，背过气去。
余毒至今。
从这个角度而言，《长安三万里》也可以是一种呼唤。总之，我们已经不缺优秀的视效，我们缺的只是能和视效匹配的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