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主义

（一）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具体体现在1918年1月4日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中，主要强调下列目标的实现：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补充，提出美国外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等，完善他关于持久和平的设想。威尔逊主义显然想用集体安全体系的“快刀”斩断欧洲古老均势体系这堆“乱麻”，他好像要告诉欧洲人：“从今以后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各国的安全不应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以集体安全为保障。外交活动也不宜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公开地达成公开的协议。”根据威尔逊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可以得出下列看法：（1）他的人性观是基于自由主义的人性善；（2）他承认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且认为和平只能建立在经过考验的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3）在国际层面上他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可以用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武力的使用，只要所有国家的政府将宣战权交给多边组织，武力的使用必须得到多边的同意或授权；（4）类似“勿杀生”的伦理道德、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突出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律令，决策者将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威尔逊主义的思想来源主要有：19世纪主导欧洲和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古典自由主义有重商主义的倾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会致力于和平，因为战争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避免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利益的和谐性会引导它们寻求集体安全，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应当也可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架构。美国的传教士精神或说“天定命运观”：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人民是上帝拣选的子民，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义务，推而广之即是向世界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其结果就是实行扩张主义或干涉主义。威尔逊认为美国在集体安全体系中肩负领导责任，他在1919年7月10日对参议院的讲话中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拒绝别人赋予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世界对我们的信心。”美国文化中的“例外论”：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是自由之地、希望之乡，是理想世界的缩影。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中杰佛逊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源于“例外论”。如果说杰佛逊主义是“洁身自好”、确保美国不要世界化的话，那么威尔逊主义则是“己所欲，施予人”，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

（二）18世纪启蒙哲学：启蒙哲学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在国际关系中人道的目标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政策常常奉行如下这些准则：（1）作为国内治理形式，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专制制度更好，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国家能够成为美国更好的、更可靠的伙伴。（2）在国外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实际需要。（3）防止战争，热衷消除战争根源，支持和平运动、裁减军备、削减防务预算。按米德的说法时20世纪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成分（理想主义成分）早已存在，当然那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威尔逊主义。美国时常显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该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动中，但往往为外交史家所忽视，人们更多地关注军人（打仗）和商人（经商）的活动。传教士的活动属于民间性质，虽然也得到官方的协助、支持和保护。而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并不很多（如支持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力有限。1823年美国宣告门罗主义后美国自动将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活动半径划定在西半球，威尔逊主义的效力和威力也仅限于此。威尔逊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远不如汉密尔顿主义的影响大，但进入20世纪后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上升为世界第一，美国又成功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理想主义提供一个绝好的舞台，威尔逊主义的宣布是在合适的时间（胜利之后）、合适的地点（讨论战后安排的会议）、合适的人（帮助赢得胜利的最有实力的大国总统）所说的合适话语，此后威尔逊主义逐渐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由于美国主导20世纪，威尔逊主义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的理论及实践息息相关。威尔逊主义的公式可以简化为：道德律令：道德应当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多边律令：多边主义应当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民主律令：在美国领导下实现世界的民主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民族自决律令：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统治形式。应当注意的是应当将威尔逊主义与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区别对待，前者是一种外交思想或理论，后者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他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威尔逊主义”或“托巴主义”即拒绝承认因违反本国宪法而取得政权的新政府，这些以坚持“法统”和宪法程序为名，实际上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或托巴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具体体现在1918年1月4日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中，主要强调下列目标的实现：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建立国际联盟。

（三）托巴主义是关于新政府取得承认的必要条件的一种主张，1907年厄瓜多尔前外长托巴为了防止在中南美洲各国不断发生革命或政变，主张不承认违反宪法程序而成立的事实上的政府，故称托巴主义。同年12月20日中美洲5个国家（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缔结的和平友好总条约后很快采纳这一主义，其中宣布企图变更依照宪法组织的政府就是对5国和平的威胁（第2条）。在该条约的补充条约第1条中各缔约国政府更具体地约定，对于5国中任何一国通过政变或革命成立的政府，直至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表依据宪法改组时为止，不得予以承认。1923年以后这一主张进一步得到发展，托巴主义的实质在于否定国民否定本国政体基本权利。“乌托邦”的词意含糊，既表示努力追求“福地乐土”的崇高，又表示寻找“乌有之乡”的徒劳，反映乌托邦思维方式固有的含混性以及它同历史的含糊不清的关系。因为乌托邦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道德要求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乌托邦是人类所希望的完美的前景，而历史则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不完美的前景，它们两者并不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的意识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道德感伤的意义及其历史的含糊性。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历史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斗追求，正如韦伯所说：“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也正像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失去理解它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同时摒弃历史和乌托邦，历史发展的进程就越不可能完全按照乌托邦的模式来塑造。假如乌托邦业已实现，那么它也失去其历史意义。柏拉图《理想国》（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借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的《乌托邦》（1516）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如贝拉密的《回顾》（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直到17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16至17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17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17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

（四）之后则被李尔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乘着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在《人之始未》（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17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这个动向，例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大陆》（1627）和康帕内拉的《太阳之都》（1637）中所表现者。随着19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1890）中提出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顶点，尤其表现於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欧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里只有史基纳的《桃源二村》（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的《论解放》（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乌托邦关于未来的幻想的作用不仅仅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而且还提供代替现存社会秩序的东西。因而它的作用不仅在于使人们意识到现状的不完美，而且也促使人们按照乌托邦的理想来改造现状。均势理论均势一词系指国际间力量对比的一种暂时的势均力敌的状态，作为一种思想，它在欧洲外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古希腊时代均势思想及其运用就已存在，1713年它首次载入乌得勒支和约，在世界近代史上尤其是在“大国争霸”时代它一度指导欧洲国际关系的实践。均势思想演变为系统、完备的理论则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严格来讲是西方国际关系学形成之后的事情。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均势理论又有其特定的特点，早在19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就对均势进行过大量研究。他们认为19世纪以来的全球均势呈现四种类型：欧洲均势（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和平世纪”）、过渡性均势（两次世界大战间，它带有全球性特点）、两极均势（自战后至本世纪60年代中叶，美苏冷战）、全球多极均势（60年代中期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主要是“两极一多元”结构的形成，吸引更多的西方学者投入对核时代均势理论的研究。

（五）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斯坦利·霍夫曼教授，他在对均势进行系统地研究后认为历史上的均势多为“简单均势”，而当代的均势是一种“复合均势”，其特点是：美、苏、中、日、西欧共同组成“五角均势体系”；均势在全球展开；均势表现在为核竞争和核对峙，即“核恐怖均衡”。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将均势理论运用于美国的外交决策之中，这一时期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均势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基辛格认为：均势理论的出发点是特定的国家利益；核时代的军事力量是实力的基础。为此他提出：要处理好核力量与政治影响的关系；要准确分析核力量的优势和差距；要重视核军备战略的研究。尼克松上台后他同基辛格合作制订的“缓和战略的总构想”就是以均势理论为基础的。西方均势理论具有的基本特征：（1）均势政策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所谓“均势”实际上指的是“实力均势”或“实力均衡”；（2）均势战略之首要目的在于寻求战略优势；（3）形成均势需要有一个中心均衡机制，这一均衡原则只有超级大国方能驱动；（4）西方均势理论的发展是以大国争霸世界为背景的，均势的形成或打破都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集体安全是政治学术语，集体安全政策又称集体安全保障。众多国家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集体相互保障，在集体安全保障下侵略者进攻集体安全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即被视为侵犯所有国家。集体安全理论的代表人物克劳德认为集体安全有两层涵义：①建立稳定有效的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以集体的优势实力制止战争和侵略行为；②不仅保障大国的利益，而且确保弱小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这是集体安全能否实现的关键。集体安全理论是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盛行的、认为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国际社会集体的力量来预防和制止侵略、保护各国安全的一种理论和原则，这一理论认为传统的均势与联盟体系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要达到理想的对国际社会中权力的有效控制必须由所有国家共同努力，通过健全的组织和有关条约的法律规定各国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保障安全与正义的共同事业进行合作。在集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成为所有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体系内的各国都将裁减军备至最低水平，同时又保持一支国际强制部队来维持国际秩序与安全。在集体安全体系内任何国家的侵略企图都将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侵犯也必将受到所有国家的制止，集体安全理论是建立在威慑基础上的。集体安全原则的有效性来源于阻止潜在侵略者的强大实力，它确保强国的权益，也可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安全。集体安全理论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普遍的和平与安全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所有成员都应服从集体安全体系的共同利益，不允许建立任何排他性的军事集团和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组织都是在集体安全理论指导下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但是事实上国际联盟从未达到普遍性，对侵略行动也从未履行制止侵略的义务。

（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吸取国际联盟的教训，在集体安全的保障制度上更为有力，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具有约束力，采取的制裁性措施也包括强制性措施。但由于在安理会表决中《联合国宪章》规定常任理事国对非程序性的重大问题拥有否决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集体安全行使否决权，而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大国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因此从实践来看国际社会仍未完全摆脱大国强权政治的影响，联合国组织的活动距离全球性集体安全保障的目标与要求依然相差甚远。各国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往往采取双重政策，一方面依赖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又缔结同盟和进行区域性安排。集体安全体系一向被看作是全球性的，其成员具有世界性和全球责任感。20世纪前在国际关系中主要实行单独安全保障体系，即各国依靠自身力量或与别国结盟以保障安全。这种体制是以大国军事集团的对抗和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特征的，结果酿成两次世界大战。集体安全主张是在预防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建立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所作的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的两次重大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为实现“领导世界”的对外政策目标，竭力抨击传统的欧洲强权政治与均势外交，率先倡导集体安全。他以筹建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国际联盟”为中心，力主航海与贸易自由、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民族自决、缔结和约、实现裁军等，并将这些作为“永远结束战争”，缔结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1920年国联成立后美国却拒绝参加，苏联和战败国德国又被排除在外，它一开始就丧失全球的普遍性。国联盟约规定一个会员国违反集体安全而诉诸战争，各国可予以制裁直至使用武力，但判定一国是否有侵略行为以及采取何种制裁手段由国联按照全体一致原则决定。国联的决议只具有劝告和建议性质，对成员国不具有约束力。30年代面对法西斯侵略威胁时苏联曾以集体安全为对外政策，参加国联，并倡议建立地区性的欧洲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签订有关国家间互助防御条约，但均未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联解体，因此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主张被西方学术界视为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联合国组织是第二个全球性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以禁止战争为宗旨。《联合国宪章》还规定普遍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有一个例外是在遭到“武力进攻”时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之前可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至于侵略或威胁是否存在以及采取何种制裁措施则由安理会作出判断。与国际联盟比较时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制度更为有力，因为安理会的决议具有约束力，采取的制裁措施也包括强制性措施。安理会实行大国一致原则，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出现美、苏冷战和东西方集团对立的格局并导致尖锐的利益冲突，安理会常常难以作出一致决议，致使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功能几近丧失。

（七）70年代以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的力量增强和美苏两国关系缓和，在解决某些地区性国际争端方面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做出某些一致和多数一致的决议。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中东地区、南部非洲、两伊战争等国际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表明联合国在集体安全保障方面朝着采取不同于强制性措施的临时预防性措施的方向发展，对促进地区争端的解决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区域性军事集团是否属于集体安全保障的范畴在国际上存有争议，大多数学者基于联合国多年来的实践，对此持否定态度。联合国在制定宪章时确立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保障原则，但美国坚持把承认区域性协定及其机构的作用以及区域性机构的强制性行动同时列入宪章，这样美国将美洲国家组织（1948）、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和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等也纳入全球集体安全保障的范畴。随后苏联也同样建立华沙条约组织（1955），实际上这类组织是军事集团性质的，属于单独安全保障体系，与历史上传统的军事结盟并无区别。集体安全保障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实践来看国际社会仍未完全摆脱大国强权政治的影响，联合国组织的活动距离全球性集体安全保障的目标和要求依然相差甚远。国际秩序是指国际层次的秩序，要建立国际新秩序必须以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主权国家平等为前提，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动力。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等。国际旧秩序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由少数大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建立起来的，战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没有根本改变。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基本特征，它包括国际政治旧秩序和国际经济旧秩序。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具体表现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大国、强国依仗优势的经济军事实力，推行“炮舰政策”；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追求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权力，它的实质是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具体表现是：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技术转让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等。它的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使得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遭受发达国家的盘剥，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南北关系紧张的局面。现行国际汇率机制是现行不平等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利于“少数剥削全世界的国家”的汇率机制。假如以1美元兑换人民币7.5元计算，一个美国人拥有8000美元，这在美国是比较平常的事情。但是这个美国人拿着这8000美元到中国来兑换成人民币就是6万元人民币，而在中国物价极低、美国物价极高的条件下用6万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的实物比8000美元在美国所能购买的实物的价值不知要超出多少倍。

（八）这也就是说这个美国人拿着这8000美元到中国来用不着生产，用不着劳动，用不着冒任何投资的风险，这8000美元就实现成倍的资本增值，实现成倍的资本利润。这部分增值出来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靠无偿占有中国人民的血汗来实现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如此，世界上一切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基本如此，即发展中国家物价低，而且货币汇价也低，发达国家物价高，而且货币汇价也高（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元汇价低，但是日本的物价极端地高，因此欧美国家的人到日本也倍感无钱。但是欧美国家的人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感到自己非常有钱，因为一方面他们携带的本国货币可以换到成倍的所往国货币，另一方面所往国的物价又比本国物价低的可怕。所以他们在本国只可以买到一根火柴的钱到了发展中国家便可以买到一盒火柴，甚至更多，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现实）。所以现行国际货币汇率机制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汇率机制，它是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极具隐蔽性的工具。它所能存在的真正基础是国际间的强权关系，它的基本内容是由殖民地时代的殖民掠夺关系决定并逐步演变而来的。它与不平等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中的其它部分共同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平掠夺的工具，而这种所谓的和平掠夺则是殖民地时代武装掠夺的继续（真正平等的汇率机制基本上应该以各国的物价指数作为主要的基础指标，因为物价较低即说明其货币包含的实物量较多，因此其汇价也相对的应该较高。而物价较高则说明其货币包含的实物量较少，因而其汇价也相对的应该较低，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由此看出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尤其是跨国财团的资本家）表面上是依靠自己的资本和经营管理手段而在国际市场中赚取利润，但是构成他们利润的绝大部分实际上主要是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机制来实现的。现行的不平等国际贸易机制是历史形成的，它是历史上的殖民国家武力征服的产物，而且直到现在依然是依靠武力来维持的。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和平地在国际市场中赚取利润的时候他们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和平的掠夺，他们在进行这种伪善的和平掠夺的时候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全新意义上的武力掠夺，实质上是在参与着一场跨越历史时代的血腥的和肮脏的掠夺战争。资本家们正是这场肮脏战争的受益者和指使者，他们的利润依靠他们各自国家的历史上的武力，并且也依靠着现在的武力，所以他们归根到底是在靠武力赚钱，他们发的依然是战争财。所以资本时代最大的资本不是资本，而是暴力。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必须以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主权国家平等为前提，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它的基本内容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九）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动力。中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应当而且也可以做出较大的贡献。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战后，发展中国家最早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与会国提出建立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首先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同年10月，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宣布要“为建立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贡献力量”。1973年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第一次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80年代中期，中国明确地提出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国主张：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因为它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能够接受和行之有效的原则，它反映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②国际新秩序主要是政治新秩序、经济新秩序两个方面，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容有：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各国有权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有权参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发达国家应尊重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提供援助时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加强南北对话与合作，在商品、贸易、资金、债务、货币、金融等主要领域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内容有：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与解决；各国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互相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缺一不可。③应当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使其成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有效的控制机构。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赏，也受到一些发达国家人士的支持，因为它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秩序。美国主张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①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目标，确定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实质是实现美国在全世界的独霸地位。②强调美国同盟国建立伙伴关系，以公平地分担责任和义务。也应同其他国际力量相配合，同时注重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美国服务。③以美国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并使其“在全世界盛行”，“开花结果”，以最终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世界”，实质是推进全球资本主义化。④建立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安全结构。日本、西欧关于国家新秩序的主张：①建立基于西方价值观念以及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同美国是一致的，目的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②反对美国独霸的一极天下，要求在国际新秩序中分享领导权。美国、日本、西欧主张的“国际新秩序”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说都是国际旧秩序的修改版，是国际旧秩序的加强与延伸。

（十）强权政治是指一种以强权关系维持国际秩序的资产阶级国际政治，20世纪初以来盛行于欧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主要代表有美国的沃尔特、英国的丘吉尔等。它认为许多民族或许多独立国家并存的世界是一个狼群组成的世界，个个都蓄意损害其他以取得好处，除了相互惧怕彼此的武器之外没有别的约束，更没有控制它们的法律。支配国际社会的唯一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国际社会秩序的真正基础是在特定时间内存在的强权关系。强权政治是指大国和强国凭借实力施加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谋求控制、支配和统治弱国和小国的政策与行为。强权政治原指西方列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遵循的“强权即公理”的霸权主义政治原则，其实质是大国和强国对其他国家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粗暴干涉与侵犯。强权政治的表现形式有：政治控制：在目标国家扶植代理人或反对派，给予资金、军事援助，达到控制或颠覆现政府的目的。经济制裁：对有关国家实施经济制裁，阻止正常的贸易交往和投资，造成其国内经济的滞后发展，激化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外交孤立：断绝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并限制其他国家与其发展关系，操纵国际组织通过对其不利的议案。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在上述手段无法奏效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武力胁迫或军事打击，进而实施侵略、占领、瓜分甚至兼并。强权政治思想古已有之，但它作为一项国际政治原则和政策，是由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于1862年9月在议会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的。他声称：“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权力，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铁血政策）。”迷信实力、崇尚武力的强权政治的政策行为是国际社会滋生仇恨、战乱和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根源。强权政治在国际关系史上屡见不鲜，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取得胜利的反法联盟国家英国、奥匈、普鲁士、俄国为恢复和巩固封建王朝制度，重新分割欧洲领土，不惜违背各个弱小国家人民的意愿，无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用武力强行划分欧洲的政治版图，维也纳体系成为典型的强权政治产物。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大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对战败国德国实施严厉惩罚，加剧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得独立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强权政治在国际关系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但是强权政治依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政策原则，这导致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尖锐对峙以及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争夺，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引发诸多地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越南战争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就是美苏两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集中表现。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力图独霸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奉行强权政治原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发动科索沃战争，迫使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屈服，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强化美国对欧洲安全的主导权。美国单方面拒绝参加《京都议定书》、退出《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等国际条约损害世界业已建立的法律秩序，美国抛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恶化中东与西亚局势。实施新炮舰政策，全面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践证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一对共生物，只要奉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存在，强权政治便会继续大行其道，世界和平与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区域经济一体

（一）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是指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国际价值增值活动的区位安排，国际生产体系亦被称之为“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全球化经营模式，因此把跨国公司称为全球公司似乎更能反映其国际生产体系的典型特征。以庞蒂亚克·莱曼汽车为例，该品牌汽车被人们称之为“21世纪世界工厂的产物”。它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牵头，德国负责设计，零部件产自7个国家，最后在韩国组装成车，并销往世界各地。国际生产体系的目的是从各国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的成本和质量差异中获得好处，以改变成本构成，降低总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功能，从而增强其竞争力。国际生产体系的特点是：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实现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采购与销售的全球优化配置。即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分布，以全球市场为操作平台，不再局限于一国的地理范围。作用：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角度合理配置资源：国际生产体系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走专业化道路，集中资源以加强核心竞争力。在生产价值链的技术开发、产品制造、市场营销三大环节中跨国公司更多的是抓两头：一头抓技术创新、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推广、新产品的开发和升级；另一头抓产品销售渠道，在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上不惜重金。技术进步使当代国际生产体系派生出一种新的企业形式———新产业集群，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时产业集群是指企业集中于一种或数种产业，得益于由竞争者、买方和供方组成的网络协作关系，如芬兰以诺基亚为核心的电信设备产业集群、美国以英特尔和微软等为核心的电脑产业集群、加拿大的林业产业集群等。产业集群集中在高科技产业，它超越直接市场交易方式，改变市场交易系统。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市场交易对象是产品，而产业集群交易对象是企业的能力，包括技术能力、融资能力、管理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等。通过“外包”业务，提高企业的灵活性：外包是国外比较流行的一种企业业务，即企业只注重发展核心业务，而其他业务则发包给专业公司去做，如企业所需的某些产品由原来自己内部生产变为从外部供应商处购买。外包战略的实质是给企业重新定位，截取企业价值链中比较窄的高利润部分，缩小经营范围，重新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将企业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最能反映企业优势的领域，以构筑企业竞争优势，使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合同制造商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作用突显：合同制造商是根据供货合同，为客户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合同制造商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生产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与贴牌生产商相比时合同制造商的优势在于它可同时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因而具有较高的设备利用率和效率。合同制造商不仅拥有规模经济优势，而且具备相当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必要情况下可为客户开发新产品，并承担与产品制造相关的其他业务，如物流和订购、产品的售后服务等。世界四大电子设备合同制造商分别是Solectron、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SCISystem和Celestica，它们的年销售额均超过100亿美元。

（二）合同制造商的兴起说明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得以生存除了必须拥有核心能力外还要通过建立伙伴关系，使拥有不同能力的合作者通过协议结合在一起，形成共享核心能力的合作企业网络。企业网络的本质特征是灵活生产，灵活性贯穿于企业合作过程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生产过程。进入全球生产体系需要两种资源：一种是可流动的资源，包括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另一种是制度资源。中国成功地进入这个体系是因为改革开放恰好适应世界经济网络化的需要，联合国研究表明1985~2000年中国是制成品出口竞争最具活力的国家，高技术产品竞争力提高的幅度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竞争活力来自于对全球最有活力产业的参与，它们是电子工业、机械工业、运输设备工业、化学工业和服装工业，过去20年里中国这些产业的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技术信息化等因素直接影响下跨国公司经营战略正在做相应调整，其趋势是朝着专业化、组织结构扁平化和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导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企业应以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为契机，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以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企业间的战略合作，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全球生产一体化给积极参与的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生产一体化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参与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能够进入国际生产体系的国家是有限的。 2000年5个发达国家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的74%，5个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74%，中国居首位，在制成品零部件出口方面以中国为首的5个国家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量的78%，从上述统计看出目前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国家是很少的。中国应抓住目前的机遇，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稳固立足，并扩大阵地。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变化是其为适应全球经营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战略调整的结果，总体上看有三大因素直接促成跨国公司国际经营战略的调整：①经济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金融管理的自由化趋势方兴未艾，据联合国统计显示仅2001年就有71个国家修改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97个国家签署158个双边投资协议，使双边投资协议总数上升到2099个，还签订67项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②技术变革：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企业竞争的方式，企业开始利用信息技术彼此对抗，企业间的竞争趋向快速、灵活、自动化、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赋予企业先进的管理方式，同时也催生计算机化组织的新模式——网络化企业组织。③竞争加剧：迫使企业朝着灵活、高效、反应迅速的方向不断变革，即不断探索提高经济效益的新方式，其中包括合理安排生产区位。根据经营需要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如股权安排与非股权安排、加强国际战略联盟的广度和深度等。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伙伴国家之间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深化。“经济一体化”这个词语的使用是近年出现的，据专家考证在1942年以前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到1950年经济学家开始将其定义为单独的经济整合为范围更广的经济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也有人将一体化描述为一种多国经济区域的形成，在这个多国经济区域内贸易壁垒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所谓“区域”是指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往往大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地理范围。根据经济地理的观点时世界可以分为许多地带，并由各个具有不同经济特色的地区组成，但这些经济地区同国家地区并非总是同一区域。为了调和两种地区之间的关系，主张同一地区同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条件，消除国境造成的经济交往中的障碍，就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设想。经济的一体化是一体化组织的基础，一体化组织则是在契约上和组织上把一体化的成就固定下来。 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形成一股强劲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推进之迅速、合作之深入、内容之广泛、机制之灵活、形式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此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不仅反映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特点，而且反映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的新趋势。发展原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21年，当时的比利时与卢森堡结成经济同盟，后来荷兰加入，组成比荷卢经济同盟。1932年英国与英联邦成员国组成英帝国特惠区，成员国彼此之间相互减让关税，但对非英联邦成员的国家仍维持着原来较高的关税，形成一种特惠关税区。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形成三次较大的发展高潮：①第一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21年成立的比利时和卢森堡经济同盟（1948年荷兰加入，组成比荷卢同盟），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真正形成并迅速发展却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大批发展中国家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第一次发展高潮。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处于“滞胀”状态，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这一时期欧洲经济共同体原定的一体化计划并未完全实现，而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尝试没有一个取得完全成功。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例，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全球经济衰退、日美贸易摩擦上升等因素使其成员国遭受巨大打击，各成员国纷纷实施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导致第一阶段关税同盟的效应几乎丧失殆尽，欧共体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

（四）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发展高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在抑制通货膨胀、控制失业率方面取得成功，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区域经济联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这次高潮的出现是以1985年欧共体关于建立统一市场“白皮书”的通过为契机，该“白皮书”规定了1992年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容与日程。欧共体的这一突破性进展，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其他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原因：（1）联合一致抗衡外部强大势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动因。（2）二战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基础。（3）维护民族经济利益与发展及其政治利益是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维护自身的经济、贸易等利益，为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4）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并持续发展的经济源泉。（5）贸易创造等各种积极的经济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波澜壮阔，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其经济原因主要有：当前全球范围内日益加深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体制基础：在战后新技术条件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分工与依赖日益加深，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各国的生产和流通及其经济活动进一步越出国界，这就必然要求消除阻碍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市场和体制障碍。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实践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经济的运转效率和国际竞争力，通过改革后各国消除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经济体制上的障碍，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近年来多边贸易谈判所遭遇的挫折和困难刺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虽然世贸组织是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但由于自身庞大、运作程序复杂，根据世贸组织“一揽子接受”方式，其成员对各项议题的谈判只有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从而注定短时间内所有成员达成共识和消除矛盾并非易事。比如2001年11月在多哈发起的首轮多边回合谈判一直举步维艰，多边贸易谈判前景的不可预测性，为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议提供发展空间与机遇，也为参与全球竞争多了一种选择。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因其成员常常是地理位置相邻、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有类似的文化历史背景，因而具有开展经济合作的诸多优势。

（五）服务于本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稳定是此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政治原因，其主要包括：谋求政治修好，缓解矛盾冲突，稳定地区局势：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区域贸易协议除了促进贸易流动外也对消除政治冲突起着显著的作用，欧洲合作的初始动机和最终目标就是政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后欧洲人意识到不能再发生战争，必须通过合作、一体化与联合才能实现欧洲的长久稳定、安全和发展。欧洲各国终于通过经济合作，为实现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实现大欧洲联合的梦想，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亚洲中1999年东亚领导人关于东亚合作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议题。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政治紧张局势的缓解，与正在进行中的南亚自由贸易区协议谈判密不可分。非洲一些国家政局长期不稳，大多数国家经济又不发达，这些因素促使非洲联盟于2002年问世，其目的是试图以政治和经济合作来推动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把区域贸易协议作为锁定贸易自由化或国内体制改革进程的机制，即通过外部的条约责任和有形具体的承诺来促进国内的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东欧转型国家与欧盟签署区域贸易协议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以此推动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寻求区域层面的政治保护，以抗衡其他区域集团：这是世界大国加紧组织和巩固区域经济集团的一个重要动因，美国参与跨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意在抗衡不断扩大的欧盟。而欧盟希望作为一个更强大的整体，用一个强音在国际上更有力地与美、日等大国抗争，不仅在自家门口加紧对外经济扩展，在拉美和亚洲等地积极开展经济合作，而且致力于“大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日本极力在亚太地区推行“雁阵模式”，巩固和扩大“大东亚经济圈”，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打入欧美腹地，并期望借此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俄罗斯以独联体为依托，已经建立或正在构建一些区域经济集团，如独联体国家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等，以巩固和加强俄的大国地位。东盟通过加强内部协调与合作，在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多边经济组织中用一个声音说话来维护日益增强的自身利益。传播主体政治价值理念：“9·11”之后美国把反恐作为其国际战略的一项核心内容，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主动提出与中东地区国家在2013年之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自由贸易区方式在该地区推行美国式民主制度。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主要依靠三条途径：一是不断深化、升级现有形式；二是扩展现有集团成员；三是缔结新的区域贸易协议或重新启动沉寂多年的区域经济合作谈判。东亚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的亮点，从1992年东盟签署建立自由贸易区协议（即在2008年通过实施有效优惠关税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1997年底又举行首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即建立“10+3”合作机制），将合作从东盟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正式启动东亚合作进程。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将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10+1”模式业已形成。

（六）其他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首脑会议于1992年签署关于建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条约、宣言和议定书三个文件，正式将该组织更名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首脑会议于1994年批准把优惠贸易区转变为共同市场的条约，宣布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简称“东南非共同市场”）正式成立。“欧盟”的诞生、欧元的启动以及欧盟实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使得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外引人注目。“北美自由贸易区”于1994年正式成立以来美国设想把其范围扩展到拉美，以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南北美地区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不过阿根廷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关于此项动议的谈判无果而终。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的贸易部长也于2001年签署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的政府间框架协议，并于2002年正式签约。区域经济一体化覆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据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全球只有12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协议（RTA），174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参加一个（最多达29个）区域贸易协议，平均每个国家或地区参加5个。当然各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发展程度也不相同。世贸组织全体成员同时又是各区域经济组织成员，有的具有多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身份。全世界近15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成员资格”，北方国家签署的区域贸易协议最多，平均每个国家为13个。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已与北方国家签署双边优惠贸易协议，多数协议发生在东欧、北非和拉美，东亚各国签署的协议少一些，而南亚各国尚无与北方国家签署协议的先例。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容广泛深入，新一轮的区域协议涵盖的范围大大扩展，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统一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共同的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甚至提出要具备共同的民主理念等，比如北美、欧盟、南南以及其他一些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很多都涉及标准、物流、海关合作、服务、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劳工权益和竞争政策等条款。形式与机制灵活多样：大多数区域经济集团对成员资格采取开放式态度，以加速扩大：除一些明确由双方构成的区域经济（如美加自由贸易协议、澳新紧密经济合作关系协议等）之外一般区域经济大都经历成员由少到多的过程，比如欧盟历经5次大规模扩大，现已发展至25个成员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4年来也经历4次扩大，达到21个成员。合作形式和层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许多国家放弃或基于原有贸易优惠安排而成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有的从关税同盟发展成为共同市场。比如1995年1月，锥体四国（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根据1994年签署的“黑金城议定书”的规定将自由贸易区提升为关税同盟，并正式开始运转，从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关税同盟。

（七）跨洲、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成基础发生较大变化，打破狭义的地域相邻概念，出现跨洲、跨洋的区域合作组织，比如日本相继与墨西哥、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不同区域经济集团之间也展开连横合作，南锥体共同市场与其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之间开始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而东盟与欧盟外长会议之间就政治、经济领域内广泛的问题进行探讨业已制度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意与南锥体共同市场合作，建立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整个美洲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突尼斯、摩洛哥等成员先后与欧盟谈判建立“欧盟与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并成为欧盟的伙伴国和联系国，南非则在与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积极筹建“印度洋经济圈”。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对关税同盟理论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以美国经济学范纳和李普西，按照范纳的关税同盟理论时完全形态的关税同盟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完全取消各成员国间的关税；（2）对来自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3）通过协商方式在成员国之间分配关税收入。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结合的结构使得关税同盟对整个世界经济福利的影响呈现双重性，即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并存。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所谓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是指假定在经济资源总量不变、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情况下关税同盟对集团内外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物质福利的影响，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主要是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1）贸易创造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内实行自由贸易后产品从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往成本较低的成员国生产，从成员国的进口量增加，新的贸易得以“创造”，此外一国由原先从同盟外国家的高价购买转而从结盟成员国的低价购买也属于贸易创造（2）贸易转移效应：假定缔结关税同盟前关税同盟国不生产某种商品而采取自由贸易的立场，无税（或关税很低）地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产品，关税同盟建立后同盟成员国高产品转由同盟内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进口。如果同盟内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不是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则进口成本较同盟成立增加，消费开支扩大，使同盟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这就是贸易转移效应。次优理论与关税同盟的其他静态效应：（1）次优理论：范纳认为关税同盟的建立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成员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福利，而这取决于产生关税同盟的环境，这就是次优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如果福利最大化或者帕累托最优所需要的条件不能全部满足，那么尽量满足尽可能多的条件是没有必要的，并且这样做通常会导致次优情况的发生。因此建立关税同盟并不仅仅在成员国之间消除贸易壁垒，并不必然产生次优的福利状态。所以要使关税同盟更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增加福利，必须具备静态福利效应条件。

（八）（2）关税同盟的其他静态福利效应：关税同盟使得各成员国的海关人员、边境巡逻人员等减少而引起的行政费用的减少；贸易转移型关税同盟通过减少对同盟成员国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有可能使同盟成员国共同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任何一个关税同盟在国际贸易投票中以一个整体来行动，较之任何一个独立行动的国家来说可能具有更强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关税同盟建立后可减少走私。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商品可在同盟成员国之间自由移动，在同盟内消除走私产生的根源，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查禁走私的费用支出，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关税同盟产生的动态效应：所谓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是指关税同盟对成员国贸易以及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税同盟的建立使成员国间的市场竞争加剧，专业化分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使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更加优化。（2）关税同盟建立后成员国国内市场向统一的大市场转换，自由市场扩大，从而使成员国获取转移与规模经济效益。（3）关税同盟的建立、市场的扩大、投资环境的大大改善 会吸引成员国厂商扩大投资，也能吸引非成员国的资本向同盟成员国转移。（4）关税同盟建立以后由于生产要素可在成员国间自由移动，市场趋于统一并且竞争加剧，投资规模扩大，促进研究与开发的扩大，技术进步提高，加速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大市场理论：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认为以前各国之间推行狭隘的只顾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政策，把市场分割得狭小而又缺乏适度的弹性，这样只能为本国生产厂商提供狭窄的市场，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大批量生产的利益。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是由日本著名教授小岛清提出的，所谓协议性国际分工是指一国放弃某种商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放弃另外一种商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即两国达成相互提供市场的协议，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协议性分工不能指望同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地实现，而必须通过当事国的某种协议来加以实现，也就是通过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把协议性分工组织化。如拉美中部共同市场统一产业政策，由国家间的计划决定的分工，就是典型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战略，要求有强有力的共同机构和政治意志来保护较不发达国家的优势。所以有效的政府干预对于经济一体化是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是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素。总体来看此轮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和发展同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是相一致的，换句话说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多极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浪潮折射出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大势。

（九）从发达国家来看由于此轮区域一体化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一方面全球化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巨大发展的要求，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张，而充当其中载体和推动力量的是跨国公司；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国家和利益的存在，全球竞争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美国经济在上世纪中叶的独霸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发达国家企望通过建立区域经济组织来保证自己的生产体系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确保在更多获利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从发展中国家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逐步在世界经济中各自占据一席之地。在这种态势下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经济一体化的愿望更加强烈，要求同发达国家平等互利、实现共赢的呼声更加高涨。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单个经济仍显弱小，因此希望通过参加区域经济组织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尽管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往往都由大国主导，并且明知大国主导也是出于其“私利”动机，但是发展中国家仍可能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自己的利益，由此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其含义包括：一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当今世界经济正在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有利于平等合作、公平竞争；二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组织不仅是竞争的产物，更是大势所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浪潮也反映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大势，一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美苏两极格局瓦解。美国虽然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经济、科技、军事以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但已无力建立由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欧洲国家积极推进内部合作，并努力朝着政治军事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日本仍然保持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并试图成为军事、政治大国。俄罗斯资源能源丰富，科研基础也颇具优势，加上同为核大国，正力图重振大国雄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政治上的国际联盟也需要相应的经济联盟作保障。多数区域合作或者自由贸易安排都有着明显的政治含义，欧洲合作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合作走向政治联合，实现欧洲的长久稳定和安全。美国是利用自由贸易协议实现政治目的的典型国家，而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三国首脑签署的“人民贸易协定”本身就是政治的体现，因为它不仅反映拉美政坛的新变化，而且表明拉美左派政府试图以此取代由美国主导和倡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十）东南亚的合作进程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推动力，中国与东盟于2003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政治关系得到显著改善。日本在中国-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进程之后也紧锣密鼓地加快与东盟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其政治含义也是明显的。可以预见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现国际经济与政治正朝着平等、民主方向发展的趋势，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类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拉萨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①贸易一体化，即取消对商品流动的限制；②要素一体化，即实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③政策一体化，即在集团内达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④完全一体化，即所有政策的全面统一。最早由Bela Balasa（1973）将经济一体化组织程度分为五种类型，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及完全经济一体化。后来 Richard Lipsey（1957）将“特惠关税区”（或优惠贸易安排）纳入经济一体化，作为其中的第一种类型，即一体化最低级的一种。形势：优惠贸易安排：即在成员国间通过协定或其他形式对全部商品或一部分商品给予特别的关税优惠，这是经济一体化中最低级和最松散的一种形式，典型的有1932年英国与一些大英帝国以前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实行的英联邦特惠制。自由贸易区：即由签订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成一个贸易区，在区内各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实现区内商品的完全自由流动，但每个成员国仍保留对非成员国的原有壁垒。关税同盟：即成员国之间完全取消关税或其他壁垒，同时协调其相互之间的贸易政策，建立对外的统一关税。这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开始带有超国家的性质，典型的有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即成员国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消除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使成员国之间不仅实现贸易自由化，而且实现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典型的如欧洲统一市场。经济同盟：即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成员国之间不但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起对外的共同关税，而且制定和执行某些共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逐步废除政策方面的差异，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典型的如的欧洲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完全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组织形态，意味着最终形成一套放大至区域尺度的国民经济体制，超国家的管理机构享有相当充分的国家主权，从而拥有为区域内各成员国充分认可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权，这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成员国在经济、金融、财政等政策上完全统一，在国家经济决策中采取同一立场，区域内商品、资本、人员等完全自由流动，使用共同货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成员国在经济、金融、财政等政策上完全统一，在国家经济决策中采取同一立场，区域内商品、资本、人员等完全自由流动，使用共同货币。

（十一）经济一体化是关于成员间贸易壁垒的撤除和各种合作互助关系的建立，贸易壁垒的撤除被称为一体化中“消极”的一面，合作关系的建立则被称为“积极的”一面，因为合作的建立往往要求参加者改变现有的制度或机构，或建立新的制度和机构以使一体化地区的市场能适当而有效率地运转。在一体化的各种形式中较初级的形式如自由贸易区等主要是消极的一面，而较高级的形式如经济同盟等则更充分地体现积极的一面。消极的形式比较易于达到，因为消除关税和数量限制易于做到，特别是在经过长期的多边贸易谈判后许多国家的关税水平本来就已经很低。积极的形式不易做到，因为它要求采取某种形式的共同行动，而且要求在关税以外的领域合作，而金融、货币和雇佣等方面的合作往往涉及国家主权的协调等更深一层次的问题。但对一体化的形式的划分只能是大体上的，实际上每个组织都不可能是标准的某种形式。除以上分类外近年还有学者根据成员国构成的不同，把经济一体化组织分为三类：①发达国家型：即由发达国家组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典型的如欧洲联盟；②发展中国家型：即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③南北型：即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三类组织虽然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目标、运行机制、发展历程等都有明显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特征是“对内自由贸易，对外保护贸易”，因此它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必然是双重的，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消极影响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主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自由贸易思想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区域内奉行自由贸易原则，清除各种贸易壁垒。自由贸易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将有助于成员国增强自由贸易意识，同时区域内部保护贸易的约束机制对于成员国内部贸易保护主张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区域谈判与多边谈判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为多边贸易谈判提供经验和技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消极影响：区域性经济集团都实行对内自由贸易、对外保护贸易的贸易政策，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明显背离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形成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贸易转移效应”，背离比较优势原则，对区域外的国家造成损害，往往导致区域内外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使世界贸易组织经常处于“救急”状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增加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抑制竞争，削弱WTO体制的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把各国追求自由贸易的目标由多边贸易协定转向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安排，不利于WTO体制发挥作用和进一步发展。

沃伦·加梅利尔·哈丁

（一）沃伦·加梅利尔·哈丁（1865年11月2日—1923年8月2日）是美国总统第29任，1865年11月2日出生于俄亥俄州，在任期内去世。1865年父亲乔治·哈丁在南北战争时应征入伍，后教过书，从过医，母亲菲比是个医生。哈丁在农村长大，先当一个小报记者。他与弗洛伦斯·克林·德沃尔夫于1891年结婚，婚后弗洛伦斯经营报纸来支持哈丁投身政界。哈丁首先为年轻的父母带来青春的欢乐，他是长子，且生得秀气、逗人，因此很受父母宠爱。他的父亲乔治·特赖恩是个农夫、马商，一个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老战士，后来又做了勉强够格的乡村医生。他的母亲菲比·迪克森·哈丁，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平常主要靠当助产士来补贴丈夫那不固定的收入。因为有谣言传说哈丁的家族有黑人血统，这使他童年失去欢乐，充满苦恼，或许正因为这种苦恼养成他温顺服从的性格。哈丁上学了，在卢布明·格罗夫村那所仅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校里，幼年的哈丁已朦朦胧胧地显露出他在演说方面的天赋。当他10岁时便离开学校，随父亲迁移到小城喀里多尼亚郊区的一个农场。在农场内虽说他身体强壮、块头也大，具有参加体力劳动的素质，但对于日常的农场杂活，他并不热心。于是他开始学习吹奏短号，并在当地一家摇摇欲坠的报社里当印刷学徒工。14岁那年他进入伊比利亚的俄亥俄州中心学院，这是一座拥有三个系、几十个学生的死气沉沉的专科学校。两年后他毕业并取得理学学士的学位证书，这时哈丁又随父亲迁居俄亥俄州的马里恩，这里便成了他毕生的家园。在马里恩定居时哈丁就协助组建马里恩人民乐队，并在附近一所小学校任教。仅仅过了一个学期后他就厌倦教师生活，于是他又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试着学法律，但他很快就发现法律学的著作对他来说简直跟天书差不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哈丁开始兜揽保险生意，当他错估税率之后这段生涯也就灾难性地告吹了。生活一次一次地为他出难题，但幸运之神却一次一次地向他降临。保险生意的失意使他产生转换一下工作性质的欲望，于是他又在马里恩民主党的《明镜周刊》报社谋求一个临时记者的职业，由于他对188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思表现过分的热情，因而又丢了这份美差。1884年11月19岁的哈丁与两个朋友筹备资金300美元，合资买下马里恩《星报》，这是一份很小的日报，恐怕不比一张传单大多少，报社的主要财产就数一架凑凑合合能用手工操作的印刷机。可一年之内这桩靠不住的冒险生意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居然显示出一些成功的迹象。后来他从朋友手中买下《星报》的所有股份，独自控制这家报纸。又由于哈丁能言善辩、交际甚广，《星报》很快就成了马里恩最重要的报纸，俄亥俄州出类拔萃的城镇小报之一。随着《星报》的成功，哈丁的名字也开始远扬俄亥俄州，从此俄亥俄州的人不仅喜欢读哈丁办的《星报》，而且也开始注意起《星报》的主人哈丁其人。

（二）哈丁是一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高高的个子，匀称颀长。俊俏的面庞，具有受人崇拜的演员的气质和姿容。头发浅黄、眼睛晶蓝，以其独有的迷人弥补他深色皮肤的不足。浓黑的眉毛、肥厚的双唇，再配上一个漂亮的脑壳，又恰似精雕细刻而成的罗马人的头像。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这位漂亮、迷人的青年人在1891年25岁的时候竟然与一位比他年长5岁、极不漂亮且又飞扬跋扈的富商女儿弗洛伦丝·克林·德沃尔夫结了婚，对这样一门亲事时哈丁的父亲极力反对，然而哈丁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以婚姻为跳板，找到一个“靠山”，逐渐改变自身社会地位低下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感。婚后哈丁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也是他所迫切要求的家庭幸福，专横的妻子、跋扈的女人致使哈丁常常用“女公爵”来形容她的令人生畏和神经质般的性格。在家庭中哈丁并没有感到轻松，从小就有的那种因出身低下而带来的苦恼也并未消除，婚姻的不幸或许也正是哈丁后来甚至在白宫里与其他一些女人私通的缘由所在。但是这种结合不可否认对哈丁的进一步发迹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婚后的哈丁即刻成了城镇中的“大名人”，因此也就被聘为许多企业的董事和共济会等许多社会团体的领导人，这就为日后发挥自己那出众的演说天才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哈丁很快就发现凭着他那华丽浮夸的语言和押韵悦耳的辞藻完全能够迷住那些醉心于花言巧语的听众，哈丁的雄辩天才不仅使马里恩城的人折服，而且也引起俄亥俄州手腕高明的政客哈里·多尔蒂的注意。就在他竞选县审计长初战失利、1899年以共和党的身份被选入州参议院时多尔蒂很快和他交上朋友，多尔蒂对这位年轻参议员的与众不同的外貌与随和的脾气产生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把哈丁推进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并开始操纵他的前程。在多尔蒂的促使下，1910年哈丁接受保守派的提名，竞选俄亥俄州的州长，但竞选的惨败，几乎要结束他的政治生涯。殊不知哈丁长期以来对共和党的忠诚博得党魁们的欢心，1914年有幸被提名为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哈丁在这次联邦参议员的提名竞选中击败福勒克，当选为联邦参议员。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哈丁对自己的家庭生活越来越感到不满，于是便开始背着严厉的“女公爵”寻花问柳。起初他狂热地爱上他的一位好朋友的漂亮妻子卡丽·菲力蒲，这场罗曼史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持续15年，其间哈丁向这位漂亮的情妇写了250封情书，以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意。后来由于这位情妇一再要求与他结婚，迫使哈丁中止两人的关系。1916年这位英俊漂亮的参议员又开始与另一位年轻美丽的金发女郎南·布里顿富有戏剧性的热恋，那一年这位姑娘迁居纽约，立即给她所热烈崇拜的哈丁参议员写了一封信（早年她通过其父认识了哈丁），请他帮忙找个职业，哈丁同意在一次去纽约时会见她。

（三）第一次相会了，虽说哈丁未能帮助她找到职业，但是当他们在曼哈顿旅店她的房间里相聚好几个小时以后他却把30美元塞进她的长筒丝袜里，从此以后哈丁便开始慷慨大方地供养她。随着两人关系的发展，1919年他们在参议院哈丁的办公室里发生暧昧关系，并生一个女孩，取名伊丽莎白·安·克里斯蒂安。后来哈丁当总统后仍是如此这般，每次约会时他们常常喜欢躲藏在一间与总统办公室相连的小房间里。虽说哈丁夫人十有八九知道他们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但由于政治原因而没有声张，长期忍气吞声，也难怪白宫里的仆役们常常为总统与妻子之间的激烈吵闹而反感。哈丁在参议院的六年中工作平淡无奇，毫无卓著之处，既没有推动任何重要议案，也没有创下什么业绩值得人们去回顾。尽管如此，但他那善于交往的乐天派性格、伶牙俐语的雄辩演说、对共和党的虔诚态度以及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州这些事实仍然加强他在共和党内的地位，而且出人意料地得到在1912年分裂而成的共和党两派的共同支持。共和党原本想提名胡佛，胡佛倒是个很出色的行政官员，当然他们也可以提名伦纳德·丛德将军或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们发现已经有了威尔逊这么一个人以后这个国家对具有杰出思想的人已经厌烦了，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国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他们想到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沃伦·甘梅利尔·哈丁，他是最平庸的美国人，也是最可以使人放心的人，于是便选中他。1916年哈丁被推选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并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方针政策的演说。时隔3年哈丁的朋友多尔蒂又发起一个推举哈丁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1920年在共和党芝加哥代表大会的三次竞选中哈丁的成绩非常糟糕，以至于他的候选资格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笑柄。然而多尔蒂却向记者们保证说：“提名大会将陷于僵局，一批疲劳的党魁们聚集在某处一间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将挑选哈丁作为折衷的候选人。”这一大胆的预言结果证明是不可思议的准确，在芝加哥一个炎热6月的晚上将近午夜时提名大会经过好几次毫无结果后休会，哈丁被召到布莱克斯通饭店一个房间里去见党的领导人，共和党的15个决定总统候选人的首脑们向哈丁提出问题：“过去或现在你是否做过什么使党难堪的事？”哈丁要求给他考虑时间，10分钟后他回到房间，宣布自己的历史是洁白的。接着大会又开始了，第十次投票后通过哈丁当选为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卡尔文·柯立芝为哈丁的竞选伙伴。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是俄亥俄州的州长詹姆斯·考克斯，他的竞选伙伴是年轻有为的海军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尽管考克斯摆出一副“有点像一个边疆歹徒闯进会场开枪”的架势，但由于该党自威尔逊以来极力把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拉入国际联盟而失去人心。

（四）而共和党则比较轻松，哈丁仿效威廉·麦金莱，发动一场“前廊”竞选运动，大部分竞选活动都是在自己家乡马里恩进行的。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博伊斯·彭罗斯的高见：“不要让沃伦离开家乡，如果他到各地去竞选，肯定有人向他提问题，而沃伦恰恰是那种想回答他们的窝囊废。”在竞选中哈丁对加入国联这一主要争端不予表态，只是一味地含糊其词，他积极支持共和党政纲的主张：高关税、船只津贴、移民限制、铁路改善、成立公共福利部门和实行农业合作社等。哈丁叫得最响的是“恢复常态”（即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状态）的口号，这对当时正面临着经济危机的美国人民来说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指望在战后能提高工资、改善生活，限制垄断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哈丁宣称：“美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英雄行为，而是医治创伤；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正常化；不是革命，而是恢复，不是激动人心，而是心平气和；不是实验，而是保持平衡：不是受国际事务的牵累，而是在国内取得成功。”这些含糊其词的说教确实收到良好的效果，不管是支持加入还是反对加入国联的人都能从哈丁的发言中找出应该选举他的理由。的确如此，大多数选民希望的是恢复自由放任主义，最终放弃那种除带来忘恩负义和苦难之外一无所获的圣战，是再次奉行传统的孤立主义。由于上述原因，哈丁以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压倒一切的优势，选民票16143407对9130328，选举人票404对127彻底击败民主党对手詹姆斯·考克斯，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不仅仅是一次压倒优势下的大胜利，这简直是一次大地震，反映美国人民对战后种种挫折与失意的抗议，反映出人们对平静生活的热切渴望。1921年3月4日哈丁宣誓就职，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坐着汽车去白宫就职的总统，他的就职典礼也是电台上第一次广播的总统就职典礼。一位英国记者惊讶地说：“哈丁的就职演说是迄今为止一个文明政府的首脑发表的文字最差的声明。”事实上哈丁的演说与他的前任威尔逊那充满学者气息的公报相比时确实显得苍白无力，哈丁政府的后台是汽车、石油工业的富豪们，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汽车工业得到蓬勃发展，石油工业在美国产业中也日益取得优势。而哈丁政府又正是以明显地代表汽车、石油资本利益而著称的政府，譬如在哈丁政府中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人休斯任国务卿，摩根公司的波士顿交易所经理魏克斯任陆军总长，战后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胡佛任商业部长。

（五）胡佛本人是个大资本家，并与摩根电业托拉斯有密切关系。美国铝业托拉斯老板、金融寡头梅隆任财政部长一向和洛克菲勒、辛克莱石油大王及银行家道奇有密切关系的前新墨西哥州参议员福尔任内政部长、俄亥俄州的党魁多尔蒂担任丁司法部长等等，哈丁本人还有一批私人顾问。哈丁政府当时被资产阶级报刊称为“扑克内阁”，因为哈丁总统每周都要和他的阁员们包括梅隆、哈威、辛克莱等人举行两次扑克比赛，这常常给白宫罩上一层松散的气氛。连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看到白宫总统的办公桌上散置几副纸牌，斟满威士忌酒（在禁酒期间）的高脚玻璃杯，浓重的雪茄烟味，以及“俄亥俄州的那帮子人”解开背心，围坐在那里，还把脚放在桌子上，也不禁大吃一惊。哈丁是由新闻界转入政界入主白宫的，他上台后正式结束美国对德国的战争状态，取消威尔逊在国内采取的战时措施，鼓励投资，让资本家放手自由经营，同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措施促进美国战后的发展，带来20年代的“工业繁荣”。哈丁任职期间把自己的许多朋友安插到政府中，竞选时哈丁声称一定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但内阁名单公布后却令人失望。哈丁任职期间经常与所谓的“俄亥俄帮”在白宫喝酒玩牌，大部分实际工作均在这些场合决定，故人称哈丁的内阁为“扑克内阁”，在这样的情况下哈丁内阁丑闻迭出就不足为怪了。哈丁本人私生活失检，两性丑闻迭出。1905年春哈丁与有夫之妇卡里·富尔顿·菲利普斯开始有暧昧关系，菲利普斯比哈丁小10岁。他们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19年，这时哈丁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怕暴露丑闻，遂出资让卡里夫妇去日本“长期旅游”，哈丁在任职期间去世。1923年8月哈丁决定作一次横跨全国的“谅解旅行”，途中哈丁去世，医生们的结论是死于中风，但要求验尸时哈丁的夫人弗洛伦斯加以拒绝。后来有人说他是被弗洛伦斯毒死的，她之所以毒他是因为忌恨他的外遇。1921年4月12日哈丁总统在国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说美国“将不参加”国际联盟，这位新总统对国际联盟的拒绝赢得主要来自他的共和党伙伴的热烈掌声，而这一国际组织是前任总统、民主党人威尔逊所竭力倡导的。在拒绝国际联盟的同时这位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与那些想组成一个他称为非政治的国家联合体以及想使惨遭战争蹂躏的欧洲国家复兴的外国政府合作，对美国来说哈丁总统也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由他倡导、由国务卿休斯策划筹备召开的有关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就是一件。这次会议是1921年11月至转年2月召开的，会议达成美、英、日、法、意限制战舰吨位的协定，规定五国战舰、巡洋舰、航空母舰的比率为美 : 英 : 日 : 法 : 意 =  5 : 5 : 3 : 1.75 : 1.75。这个协定限制英、日的军事力量，推迟美国与日本海军激烈竞争的时间，同时还导致《四国公约》和《九国公约》的签订，从而继续维护“门户开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