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主之声》-序言-莱姆
序言
精神分析学说旨在揭露每个人心中的那头猪，一头驮着道德心的猪；灾难性的后果是，猪在那位虔诚骑手的压迫下过得很不舒服，而骑手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他的使命不仅是驯服那头猪，还要让它彻底消失不见。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心中有一头背负着现代理性的古老野兽——这是对各种原始神话的杂烩似的反映。
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见识肤浅却自命不凡。它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向我们解释人类的本质，这一整出关于“存在”的戏剧，其张力只存在于两者之间：兽性，文明之力对兽性的净化。
只要有充足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人生书写成一系列各不相同的版本。这就像是许多集合组成的一个并集，而交集中的唯一元素是那些板上钉钉的事实。
我的邪恶是各向同性的、无偏见的，并且是完全不受私人动机影响的。
就像一张刻有天使般歌声的唱片，在道德上丝毫不比刻有谋杀惨叫的唱片更优越。但这是一种虚像，因为唱片上刻着的战斗声效并不等同于一场真正的战斗。
那些可以让我自由放纵天性之恶的机会，我往往会拒绝，因为它们没难度。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完全没道理，但我压抑天性中的恶并不是因为我把“善”视为更高的价值标准，相反，我压抑恶正是因为恶的存在使我充满活力。对我而言有价值的是对恶的不断抵抗和忍耐，而这与对道德品行的算计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把祂想象成一个虐待狂，并不是因为祂把我们造成这样子，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
每个孩子都在不经意间有一些发现，吉布斯和玻尔兹曼的世界就从这些发现中诞出。因为在一个孩子看来，现实就是大量可能性的叠加，每一种都可以单独取出并且非常容易地发展起来，容易得好像自然生长一样。一个孩子被许许多多虚拟世界包围着；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是帕斯卡的宇宙——一具僵硬的躯壳，做出均匀的、时钟般精准的运动。人成熟后的僵化条理将摧毁最初的丰富性。如果你要说这幅童年图景是片面的——比如，儿童内心的自由其实源于无知和不做选择——好吧，我要说每幅图景都是片面的。随着想象力的死亡，我继承了其残渣——对现实的永远的异议。
世界在人类语言诞生之初就将其模式注入了语言；数学沉睡在每一句话语中，它只能被发现，无法被发明。
构成数学冠冕的东西，亦不能与数学的根本割裂。因为数学不是从三百年或八百年的文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通过数千年的语言演化产生的：在人类与外界环境的相遇之处，从逐水而居的部落时代开始。语言比我们任何人的头脑都聪明，正如运动中的躯体比任何构成它的器官、部位更具有洞察力。在生命进程的潮流中，躯体有了自我意识，也更多面化。生物演化和信息语言演化的遗产尚未被我们开发耗尽，但人类已经梦想着跨越这两者的界限。我的这些话可能在哲理性上表达得很差，但这并不影响我的论证——数学概念起源于语言。换句话说，数学概念既不产生于事物的可穷举性，也不产生于理性。
在不同的领域，一个人可以获得真实的知识或者仅提供精神安慰的知识，而且这两种知识不需要达成一致。想在人类学中区分这两种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最了解自己，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断地更新自己对不存在的知识的需求，比如说，人类是由什么创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又预先排除了纯粹偶然与最深刻的必然性相结合的可能性，并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社会演化把我们从动物王国里拎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走的是指数曲线——我们在根本上就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迅速的提升？当人类的原子还没有表现出最初的凝聚力时，社会化反应就开始了。这些原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生物材料，一种生来就为了满足典型生物学标准的材料，但是这种突然的运动，这种向上的推动力，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文明的世界。这样的开端怎么会不与生物材料的偶然聚合捆绑在一起呢？就像一个下降到海底的探测器在海床上挖掘，除了想要的东西，碎片和偶然的垃圾残渣也一样会被捞上来。我又想起了那台尖端的计算机里有个受潮的继电器。而产生了我们人类的过程——请问，为什么它就一定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呢？然而，我们和我们的哲学家都不敢考虑这样一个想法：虽然我们这一物种的存在异常稀有且已成为最终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起源受到了一种完美性的庇护——正如这样的完美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类个体的摇篮中。
根据霍格思的理论，人类就像一个驼背的人，无知地认为不驼背是不可能的，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自己的驼背中寻找一种更崇高的必要性，因为他会接受任何理论，除了一种——说他的残疾纯粹是偶然的，没有谁把他的残疾作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他的驼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是由一波三折的人类演化过程所决定的。
那些社会纽带及规则的割裂、群体的疯狂、被释放的混乱，在音乐节奏和酒精的麻醉下被强化。这是一个安全阀的开口，从中倾倒出毁灭的因素；通过这项特殊的发明，野蛮性适应了人类群体。人可以从犯罪中全身而退，疯狂可以逆转，社会结构中的沟壑可以有节奏地重复——但这些原则已经都被废除了。现在，所有这些力量都必须套上挽具，一起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穿着对它们来说束缚太紧、总是不合身的外套。所以它们腐蚀了一切日常事物；它们在每一个角落里藏身；因为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它们匿名出现。从童年起，我们每一个人就都被固定在自己的某个部分上，这一部分是允许公开的，是经过选择和教育的，并且已经获得了一致认可；现在，每个人都精心培育这个碎片，擦亮它，完善它，一举一动全仰赖它，使它尽可能地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剩下了这一小部分，却都假装自己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截残桩声称自己是一整条枝干。
我了解自己心中的恶意，也知道我无可指摘——无可指摘，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在这件事上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我们生来就是自己，质疑自己被赋予了什么是徒劳的。... 这样的决定和行动，以及自杀的可能性，这些是人类的专属特性。这是自由的领域，在这里，我们背负的遗产备受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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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项目有最多话要说的人都是从未直接接触过它的人，我敢肯定这不是巧合。
二手信息总是给人一种整洁清晰的印象，而科学家们手头的数据则满是漏洞和不确定性。
信息技术令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听众接受得最清晰的信息，来自叫得最响的那个人，哪怕他喊的话都是错的。
科学家的第一要务并不是确定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因为知识能解释自己，而是要搞清楚我们还有多无知，无知是看不见的阿特拉斯，既有的知识都扛在他的肩头。
专业化导致了知识整体的分散，或者说分崩离析，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不管我涉足哪个专门领域，都有专家宣称我没有资格。有一种说法：专业人员就是一个并不全方位都无知的野蛮人。
演化“选择”了这样的解法，因为它以统计学的方式运转：对演化而言，重要的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延续，而不是单独个体的缺陷、疾病或痛苦。演化这位工程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完美主义者。
我用数学的方法去证明关于人类的命题，这做法实在是不够老练。我的研究成果获得的最高评价也就是一句“很有趣”。那些专家中没有一人愿意承认，庄严的“人类之谜”、人性中无法解释的方方面面，竟然只是一般规则推演出的必然结果。当然了，并没有人直率地表达这种反对意见，但证言对我很不利。因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不能解决这道难题，最深刻的哲学自省——对“人性”的冥想——也找不到答案；神经生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都难以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它反倒成了一张温床，滋养了不断增生的形而上学、深奥的心理学、经典的精神分析、语言学还有天知道什么秘不外传的小众研究。而我就像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的一头公牛，凭借用区区九张纸打印出的论文，就想解开这个戈尔迪之结。
在“先进”科学方面，我们的文明其实是一个狭隘的构建，我们的视野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变得越来越窄。这些限制因素凝结成块，在历史进程中越变越僵硬，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纯粹的巧合，尽管这种巧合被认为是严格依照方法论得出的。我在此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跑题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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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就是一部层出不穷的撤退史。哲学先是试图发现世界的终极类别，接着是理性的绝对范畴；而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哲学的弱点：因为每个哲学家都非得把自己看成全人类，乃至众生万物的模型。但超越了经验限制、摧毁了昨日思维范畴的，恰恰是科学。昨天，绝对时空观已被推翻了。而今天，在命题的分析与综合之间，在决定论与随机性之间，永恒的“非此即彼”的情况正在崩溃。
即便我们能发现这样的法则，不会被未来的进步所取代的法则，我们也没有能力将之与那些终将被摒弃的法则区别开。基于这个原因，我只能尊敬地把哲学家看作被好奇心驱使的人，但永远无法将他们尊为真理的提出者。
他们永远只咨询自己。他们反反复复地自我加冕，心照不宣地将自己视为智人典范。正是此类做法总令我恼火，让我读不下那些“深刻”的著作——因为在这些书中我很快就会发现，作者眼里理所当然的事并不适用于我，此后他就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他只对自己讲述，也只能吸引他自己。他已没有权利代表我表达见解，更不用说代表其余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二足行走生物了。
对一个罗夏测试的被试者而言，他相信自己在彩色墨迹中看到了天使或不祥的鸟类，其实这是把他头脑中模模糊糊的东西展示清楚了。我们也是一样，透过那层不可理解的符号面纱，我们试图辨别出存在于自身内部的最重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