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说 | 小议“酷吏”的释义

◎朱屹　杨娜

现行辞书对于“酷吏”的释义是基本相似的，如《辞源》对“酷吏”的释义是“以严刑峻法残虐百姓的官吏”，《辞海》对“酷吏”的释义是“滥用刑罚、残害人民的官吏”，《现代汉语词典》对“酷吏”的释义是“滥用刑罚、残害百姓的官吏”。现代辞书如何定义“酷吏”，关系“酷吏”的历史形象和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有些学者对此已作了研究。本文要讨论的是，三部辞书将“酷吏”的执法对象一律指向“百姓（人民）”，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在正史中，为“酷吏”作传，始于《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宄）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后汉书·酷吏列传》也指出：“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宄），先行后闻。”这里所说的“多巧”“奸轨（宄）”“豪猾”之民，只是“酷吏”执法对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的执法对象则是权贵、作奸犯科的官吏以及横行地方的豪强恶霸。据笔者统计，见诸正史的“酷吏”不到百人，而真正残害百姓（人民）的“酷吏”只占极少数。如《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的王温舒，“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再如汉武帝时期的江充在处理巫蛊事件时，“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汉书·江充传》）。分析这两则史料，王温舒“督盗贼，杀伤甚多”，“盗贼”中或许有被裹挟的百姓（人民）；江充制造的人间惨案中，被杀的无辜百姓肯定是有的。

然而，从西汉至隋唐，大多数“酷吏”在执法过程中，对于百姓是施以保护的，如《汉书·酷吏传》记载的严延年，他在担任河南太守时，“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正史记载的其他“酷吏”，他们在执法过程中的主要执法对象是权贵、地方豪强以及盗贼盗匪、豪猾之民，不仅抑制、打击了特权阶级和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而且间接地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真正滥用刑罚、残害百姓（人民）的官吏却没有被史家列入“酷吏”。仅以唐朝为例，“唐初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在担任盈川令时，“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旧唐书·文苑传上》）。中唐时的郭元振，担任通泉县尉时，“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旧唐书·郭元振传》）。剑南节度使严武横征暴敛，“峻掊亟敛，闾里为空”（《新唐书·严武传》）。

类似杨炯、郭元振、严武这样的官吏为什么没有被视为“酷吏”，这就涉及史学家的治国理念以及对“酷吏”的认定标准问题：二十四史的作者，基本上是尊儒排法的，儒家主张的是以德治国，自然将那些奉法家思想为圭臬的官吏之所作所为视为残暴。同时，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官本位时代，某些官吏对另一些官吏，包括作奸犯科的官吏施以严刑峻法，无不被冠以“酷吏”之名，而那些对百姓（人民）施暴的官吏，正史的作者尽管对百姓抱以同情，但在书写历史时，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准确的历史评判。这就是“酷吏”之所以被视为“酷吏”的一个重要原因。

著名教育家、革命先辈徐特立同志对正史所载的“酷吏”有着独到的看法，“他素来愤恨社会的不平，赞成历史上的游侠，喜欢《史记》《汉书·酷吏传》，认为酷吏是锄豪强的，但共产党却不用游侠的、酷吏的方法，而铲除了社会上最大的不平”（《炎黄春秋》2022年第10期第36页）。徐特立同志不仅博古通今、学养深厚，而且亲自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他对历史上的“酷吏”的认知——“酷吏”的作为是铲除豪强和社会不公的，对于现代人深入解读“酷吏”是有极大启发的。

关于“酷吏”的释义，李行健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的解释是：“滥用刑罚的残暴官吏。”这个释义去掉了“酷吏”的执法对象——百姓（人民），我们认为是比较科学的。值得注意的是，辞书收录的“酷吏”毕竟是一个历史名词，用现代的视角看，“酷吏”所处时代的法律本身就带有残暴性，那么，他们的执法行为究竟是依法而行，还是滥用刑罚，这是一个需要法学界专家深入讨论的问题。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3年第1期《有此一说》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