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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就自称为“自由世界领袖”，并试图按照它的意识形态塑造世界秩序。但实际上各种问题在这一时期是层出不穷的，到60年代初，各种矛盾的积累已经使美国社会到了相当动荡的程度，各种社会组织汇聚成足以动摇美国既有体制的力量，要求按不同的方式改变现状。这场宏大的社会运动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和青年反叛。

我们因而可以提出要研究的问题：这些运动为何会产生？它们的诉求和斗争表现有哪些？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帮助解答这个最终的问题：这些它们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历史的长远走向存在哪些影响？

在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对60年代美国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民主、共和两党的左右对调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瞩目的政治事件。这一进程的关键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罗斯福重新定义了民主党，新政派从此代替迪克西派成为民主党的中坚力量。而60年代将要见到的是民主党迪克西派大量出走，转投共和党，从而进一步确定下民主党在左、共和党在右的格局。不过两党左右对调是否是一个完全准确的命题，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之后我们会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美国各地的政治状况。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和五大湖作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先期工业化地区，是美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这里的许多州拥有大量的选举人票，纽约是当时选举人票数最多的州，因而是大选中的必争之地。同时，这里也是政治上最激进的地区，许多社会运动都起源于这一带。而南方则由于过去和当时的种族问题，对黑人有着深刻的歧视，其中上南方地区虽然法律上不支持种族隔离，但在“开明”的种族政策背后，种族矛盾依然尖锐。西部的太平洋沿岸因为有大量亚裔移民，因而更为关注亚洲冷战，这里也是反越战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而在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之间的广大内陆地区实际上历来保持着地广人稀的状态，这些地区在政治上也较为保守和随波逐流——唯一的例外是德克萨斯。同时，在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美洲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和拉丁裔（以墨西哥人为主）的民权运动。

接下来看一看经济和人口的状况。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生产过剩的问题，只是因为战争爆发所以可以将多余的产值投入军工。1945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到全世界总和的一半，即使之后开始以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经济复兴，但国内经济依然能够快速发展，到50年代中叶已经进入所谓的“丰裕社会”。丰裕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可能全国2/3以上的人都可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它的另一大特征是狂热的消费主义，与柯立芝繁荣不同，50年代的美国不仅生产力旺盛，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很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没有对罗斯福新政留下的经济格局做太大的调整，普通的劳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到1960年，美国的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且远超英法日德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在城市钢筋混凝土森林下的贫民窟和移民区中、在边远的乡村地带，却是另一幅光景。1962年，迈克尔·哈灵顿写了一本叫做《另一个美国》的书，指出美国发达的经济并不能掩盖事实存在的贫困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一样低下，而且有许多是非盎格鲁-萨克逊人，包括移民和黑人。

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而且人口年龄中位数在这十年中持续下降。柯立芝繁荣时期，曾有学者预测美国人口将不再有很大的增长。可是大萧条结束后出生率就快速恢复，到二战后更是连年攀升，任何人口预测模型都失效了。到60年代，实际的人口比20年代预测的要多出三四千万。而加上这一时期的大学扩招，导致40%的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的青年成为大学生，大学生的数量已经超过矿工、炼钢工人和农民，成为这个国家最庞大的单一共同利益集团。这一事实，会埋下许多隐患。

我们的汇报分为这五部分，其中我想将重点放在第四第五部分，因为它们涉及到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内容，是一二三部分的“表象”背后的“实质”。

一、民权运动与黑权运动

首先看到的是黑人民权运动。自二战以来，黑人的民权意识就在不断增长。1954年，发生了一件黑人民权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该判决事实上宣布“隔离但平等”原则违宪，这意味着南方实行的种族隔离在宪法中找不到法理依据。但黑人的处境并未因此受到改善。1960年，十多个非洲国家获得解放，这不能不在心理上对美国的非裔产生作用。他们自认为是非洲大陆的孤儿，是生活在白人世界中的异乡人，“非洲祖国”的精神联系鼓舞他们争取民主和自由。

民权运动在60年代的第一次大事件即1960年2月发生在格林斯博罗的入座抗议。这座城市位于前面提到过的上南方地区，可见种族矛盾在上南方依然尖锐。在接下来几年中，先后发生了自由乘车运动和伯明翰示威。在“经典”民权运动时期，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就是1963年10月的向华盛顿进军。全国各地的民权运动者在林肯纪念堂前集会，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实际上金传达出的思想是一种美国早期信条与基督教教义的结合，因而是相当温和的。向华盛顿进军标志着民权运动进入了比较高的程度。

到1965年，民权运动开始转入暴力阶段，其中以马尔科姆·X的“黑权”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不过此时他们的运动目标开始传达出一种黑人的种族主义。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卡迈克尔当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后，开始排挤组织里的白人。另外一个在1965年成立的组织是黑豹党，这一组织主张的“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实际上已经接近于黑人武装割据了。黑豹党部分实行社会主义的理想，其部分领导人深受毛主义的影响。

美国政府也在不断改变种族政策，以回应黑人和民权运动家的诉求。艾森豪威尔时期通过了两部范围和力度都有限的民权法案，不过在南部各州设置的知识水平测试等限制下，黑人的实际选举权依然有限。1963年，肯尼迪提出一份旨在全面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该法律于1964年由继任的约翰逊签署生效。鉴于黑人选民的登记率依然有限，1964年，一些学生沿密西西比河开启了“自由之夏”运动，帮助黑人登记选民。不过这一运动的受挫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转向暴力埋下了伏笔，这一组织在不久后将成为最崇尚暴力手段的组织。

1965年，约翰逊政府通过了一部旨在彻底消除选举资格限制的法案；到1968年，这届政府通过了60年代的最后一部民权法案，旨在消除住房上的种族歧视。不过，即使法律上对黑人的歧视终止了，保守白人在文化心理上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这一点是根深蒂固的，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日。

二、性革命

第二部分是性革命。在二战期间，大量男性被征召入伍，女性就进入劳动岗位填补空缺。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女性第一次拿到工资，享受到了经济自由，这使她们决定战后也继续留在劳工的队伍中。但劳动力市场并没有给她们这样的机会，战争结束后，大量女性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家庭领域。50年代的经济繁荣掩盖了女性事实上的地位低下，此时她们不仅在社会上遭受歧视，在法律中也处于不利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波女权运动逐渐萌芽。之所以称为第二波，是因为这一次的女权运动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在诉求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现在运动的诉求已经超出参政权和同工同酬等层面，而达到了要求两性平等、呼吁性解放的高度。

如果没有60年代其他的社会运动，是第二波女权运动是很难成气候的。在参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女性掌握了组织运动的方法，同时也意识到女性的身份为自己带来的困境。在前面提到的向华盛顿进军中，有一名名叫多萝西·海特的女性民权领袖，她发现当天的集会中的发言者全部是男性。于是她从此之后逐渐从民权运动投向女权运动中。像她一样，参与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主要是相对贫困的中产阶级女性和少数较为进步的上层女性——后者之所以是少数，是由于跻身社会上层本身意味着融入男权-资本共同体。有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对唤醒女性觉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们鼓励女性了解自己的方方面面，例如在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的《女性的奥秘》成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解放宣言”。

到60年代末，这一波女权运动已经卓见成效，超过3000万美国女性以某种方式参加工作，而40%的已婚女性拥有工作，这就意味着拥有经济自由。不过男性依然占据了高技术和高收入的工作，同工同酬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在运动中也伴随着许多问题，比如一些人太关注于用词上细枝末节的问题，而不能提出更深刻的想法。有人主张取消已婚的“Mrs.”和未婚的“Miss”的区别，这还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进步；但有人竟要求创造一个和“chairman”对应的“chairwoman”，就一些过于吹毛求疵了——我还特地查了这个词，居然真的能查到。今天国内的女权运动也有类似的问题。

和黑人运动相似，女权运动也在60年代中叶发展出激进派。她们要求在争取平权的基础上，还要争取妇女的解放，提高女性的“觉悟”。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1968年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上，抗议者将象征束缚女性的物品，包括女性衣物、高跟鞋、主妇手册、色情杂志、围裙等，装进一个垃圾桶中，他们称之为“自由垃圾桶”。

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发展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理论，在家庭领域展开斗争。她们的诉求之一是堕胎权，这象征着结束孕期、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顺便一提，这一诉求受到了一次出乎意料的反对：1968年教皇下达《人类生命》通谕，反对堕胎、避孕和一切控制生育的科技手段。可惜所有人都对此置之不理，甚至美国的一些天主教会带头反对这道通谕。总而言之，激进女权是对50年代盛行的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的令人震撼的反叛。

在60年代的性革命中，第二波女权运动还有一个孪生姐妹——同性恋解放运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石墙事件的国际意义，它使得世界各地的同性恋者都不再羞于这一身份，开始抬头反对歧视。

三、反战运动

接下来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反战的。二战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但战争却好像一直伴随着这一代美国青年成长，尤其是朝鲜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次为达到战略目的，美国人民普遍不支持政府派兵干涉别国。而且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面临共和党的巴里·戈德华特声称要用核武器解决越南问题，民主党的约翰逊宣布干涉越南不在他的纲领中。但北部湾事件后约翰逊就不断向越南增兵，且派空军对越南进行持续空袭，违背了他竞选时的承诺，也使得政府公信力受损。

参加反战运动的人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激进的新左派，他们多是大学生和青年，随着反战运动的推进，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用武力达成目的。第二类是老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他们多是传统的和平主义者，从道义角度谴责战争，手段也比较温和。嬉皮士也属于这一类，嬉皮士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Stop war, make love”。第三类则是从一战之后就一直存在的保守派，他们出于孤立主义的立场反对对外干涉。

1965年之前，反战运动还比较不成气候。这一年平均每月有5000人被征召，第二年就上升到每月5万人。而越南的局势却并没有因为美军的介入而有利于南方，反战运动者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和其他激进主义者合流，在1967年发动了向五角大楼进军。然而在这时，社会总体还是倾向于支持政府的。导致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开始反对战争的，是1968年的两起事件。其一是年初越共发动的春节攻势，极大地打乱了美军的部署，前线将领还在向国内要求更多兵力；其二是当年秋天，有媒体向公众公布了一段绝望的录像：当年3月，一队美军在南越村庄中接着“清缴越共”的名号，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即美莱村惨案。美国民众意识到，美军此时早已不再是为自由而战，而是为美国的非正义战略而战，美军已经做出大量有损军人荣誉的举动。这一年，反对战争的人首次超过了支持的人。

1971年的宪法第26条修正案中将美国公民投票权的年龄下限从21岁下调到了18岁，这是反战运动最直接的成果之一。这是由于军队的征召是从18岁起征，而那些18至20岁的应征入伍者无法投票去反对一项他们不认可的决议，因而对他们的征召形同奴役。在尼克松上台后，将征兵的方法改为抽签选派，因而有效地化解了适龄青年同政府间的矛盾，转化为适龄青年之间的矛盾。到1973年，美军撤出了越南，约3年后越南实现了统一。

四、反文化运动和青年反叛

下面就是本次汇报的重头戏了——第四部分反文化运动和青年反叛，以及第五部分新左派的思想渊源。

说到文化反叛就不得不提50年代兴起的“垮掉的一代”。这一流派的作家多是该流派的作家大都是性格豪放不羁的青年，他们生活简单、不修边幅，喜穿奇装异服，拒绝承担社会义务，蔑视法纪秩序，反对世俗陈规，讨厌机器文明。他们追寻的是绝对自由，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挑战正统价值观。

“垮掉的一代”这个名字是作家凯鲁亚克赋予的，其中的“beat”除了“击垮”以外，还有“节拍，律动”的双关义，凯鲁亚克用以表示“幸福”之类的含义。他的代表作就是1957年的《在路上》，凯鲁亚克写出这本书只用了3个星期，书中的剧情十分平淡，人物塑造也比较扁平，以至于出版社的编辑都评论道这只是在把字打出来而已。但他写出了当时的美国人想要看到的东西——他笔下的人物没有满足于被已经拥有的物质世界所包围，而是不断地追寻一些精神上的东西。于是这本书一经出版便立即畅销。

另一个文化反叛的标志是嬉皮士。同“垮掉的一代”类似，嬉皮士也同样以不受传统道德和社会准则约束而著称。1965到1967年中的每一年都在当时被称为“嬉皮士之年”。他们穿着散漫，男性留长发和胡子，女性穿裤子或者超短裙。他们崇尚群居生活，受到嬉皮士文化的影响，1968年，一名辍学的高中生建立起“莱顿公社”。他们还崇尚类似于原始状态的生活，以他们的方式表达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叛。

文化反叛很快拓展到了音乐和电影行业。60年代的美国青年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爱好音乐的一代人，而他们的品味有时是非常高的。被他们发现和捧红的，就是摇滚乐派，这一流派的影响还传播到了大洋彼岸的欧洲。欧美涌现出了一大批摇滚明星，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美国的鲍勃·迪伦和琼·贝兹，以及英国的约翰·列侬。这里展示的两段歌词分别节选自迪伦的《工人的蓝调》和贝兹的《日升之屋》，可以看到当时的摇滚歌手们用这种艺术形式表现的是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弱势群体处境的揭示——而不是民粹分子写出一些自以为很讽刺的片段，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

在电影中，比较好地展现60年代美国青年心理状态的是1967年上映的《毕业生》，它很好地表现了青年初入社会的迷茫和对成人社会的反叛。这部电影有两首很著名的配乐，分别是《斯卡布罗集市》和《寂静之声》。

不过在60年代还诞生了一部将故事设在30年代奥地利“黄金时期”、表现传统声乐艺术的电影作品，即1965年的《音乐之声》。有人将它视为正统文化的反击。我认为说“反击”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它可以被视为文艺界“百花齐放”的一部分，不一定就是正统文化的支持者有计划地反击文化反叛势力，何况电影的表现主题之一是历史和反纳粹。

不过，青年反叛还具有着阴暗的一面。正如之前所说的，一个太过年轻的社会是会产生许多问题的。60年代的美国青年开始时是指出体制的问题，但后来他们自己也成了问题了。到了60年代末，一些一度被认为是成年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才有的问题，在青年中也变得十分普遍了，尤其是性滥交、吸毒和各类犯罪。性滥交可以说是性革命的副产物，因为性观念的解放、堕胎的合法化和避孕技术的进步使得青年在严重缺乏性教育的情况下就先进行了实践，学生怀孕甚至在中学都屡见不鲜。吸毒则是医学发展的副产物。当时最受美国青年欢迎的是一种被称为LSD的软毒品——它不会在让人在生理上对其产生依赖，但是由于麻醉和致幻作用而让人在心理上对其欲罢不能。它起初是一种医疗用的麻醉剂，但在特定剂量下便可产生致幻作用，而且因为携带和使用方便，所以在青年之间的传播性极强。在中国，这种毒品被称为“邮票”，在大学生安全教育里提到过，希望各位同学还记得。另外，青年犯罪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许多罪行完全是为犯罪而犯，例如纽约一所大学的同学甚至为比较消防车到哪栋宿舍更快而纵火。

青年反叛的主要参与者是中产阶级的孩子，而他们的行为同时遭到了上下阶层的不齿。对上层阶级而言，这是中产阶级的孩子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这是不言自明的。而对下层阶级而言，中产阶级原本的生活条件是他们一直都梦寐以求的，但他们却放弃了优渥的条件，以聚居、朴素的类似于贫民窟中生活状态的方式生活，这其中无不包含着对下层阶级的嘲讽。在一些地方，嬉皮士与贫苦移民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但上层阶级倒从未对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有太多意见，只要他们不“带坏”自己的孩子就行。因而，在菲茨帕特里克案发生后，上层阶级才开始要求干涉青年反叛。

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是一名富有的进口商家中的千金，在1967年刚满18岁，一直被家人视为乖乖女、未来的艺术家。但直到她被发现被奸杀于一处嬉皮士聚居区内后，家人才发现她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在家人视线不及的地方一直与嬉皮士有着不正当的往来。在这起事件后一个星期，她的一些嬉皮士朋友在金门公园焚烧了一些带有嬉皮士标志的物件，在那之后嬉皮士运动就出乎意料地很快沉寂了下去，这次葬礼因此也被称为“嬉皮士的葬礼”。由于嬉皮士是青年反叛的标杆，在失去这一标杆后，加上美国警方剿抚并用的打击，青年反叛在70年代初迎来了终结。

五、新左派的思想渊源

最后我们将对新左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新左派之所以对当时美国的既有体制不满，最大的原因就是青年的信仰危机：青年从小到大从长辈、学校和政府宣传那里听到的和他们进入社会后看到的现状不相符合。新教伦理同现代科技存在矛盾，而更贴近于美国立国信条的似乎是敌对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状况。父母一代所秉持的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的思想已经严重不符合当下实际，青年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心理和世界观上都与父母辈产生代沟——英语中的“generation gap”一词，就是从60年代起被广泛使用的。而最关键的一点是青年们缺乏真实感，他们试图强行改变社会实际，使之与政府的宣传和美国的最初理想相符合。

如果说黑人的处境是十分明显的，那学生的苦难则在相当程度上是难以理解的。他们所谈论的不再是贫困、阶级和社会公民权，而是孤独、异化、官僚机器面前的无能为力与富足的生活也无法满足的对真实感的渴望。他们尤其渴望自由，这正是嬉皮士文化的内核所在。1962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休伦港起草并通过了《休伦港宣言》，它部分解释了学生为何对社会现实感到迷茫和不安。正是由于这样的迷茫和不安，他们要求变革。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经济、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众多的问题。对于经济本身的问题还算较为浅层次的，而更深层次、更不易察觉、祸害更深的问题，则是文化心理层面的。到了60中叶，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对人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异化，这一点直到1965年11月新英格兰的一场停电才被许多社会学家所认识到。这场停电袭击了美国最富裕的地带，包括纽约和波士顿，它使得这些地区短暂回到了“前工业时代”，也引发了人们对异化的反思。

新左翼有三位思想上的领袖，前两位是马克思和毛，第三位就是哲学家马尔库塞，他从哲学的高度为新左派提供了思想武器。他认为青年反叛是由于人受到的“压抑”造成的，而这种压抑是由“异化”导致的，其中既有心理因素，也有社会因素。他还认为，不断发展的单面社会改变了理性世界同非理性世界的关系，从而使人性受到压抑。同时，他还批评消费主义使工人失去了先锋性，这也体现出新左翼与老左翼的不同。他的观点集中表现在《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理性和革命》等书中。

此外，对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批判，除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还有从生态角度出发的。1962年，瑞秋·卡森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工业和消费的漫无止境的增长带来的生态代价，这本书也就是《三体》中让叶文洁对人类感到失望的起点。

到60年代末，新左翼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美国的国界，各国要求改革的势力彼此促进和鼓舞，产生了冲击整个旧世界的磅礴力量。新左派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被翻译成了各种文字，被世界各地要求改变现状的人所使用。这一时候，在输出革命和改革思想的，主要是美国、法国和中国的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而讽刺的是，在这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革命”的国际局势中，苏联反而扮演了反动的角色，镇压了其国内和势力范围内的政府改革和群众请愿。

结论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回答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了：这些6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事件，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哪些影响？

首先，这些社会运动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沉默的多数派”崛起。根据后来进行的民意调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学生在60年代参加过示威。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不持立场的中间派，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事件。起初他们或许会同情运动者并支持他们的诉求，可是随着运动者的诉求越来越激进、手段越来越暴力，以至于他们原本安稳的生活被打扰、实现这些诉求将有损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转向保守派。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66年里根在加州当选州长，以及1968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实际上尼克松上台后，自由派就已经完蛋了。他用剿抚并用的手段对付各种社会运动，使它们很快沉寂了下去。民主党赖以连续执政的新政联盟解体，在1972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只拿下一个州，外加哥伦比亚特区。1977年上台的卡特政府成了最后一届民主党新政派执政的政府（考虑到新政联盟已经解体，或许简单称为劳工派或进步派更为妥当），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水门丑闻败坏了共和党的声誉。80年代“里根革命”开始后，民主党为了选票不得不放弃以往的纲领，转向保守。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两党左右互换论并不完全成立的原因：在一段时期里，两党都位于政治光谱的右侧。在这一时期也恰逢全世界范围向右转，从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新古典自由主义抬头开始，一直持续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将60年代的运动者的那套话术抢了过来并熟练地为自身所用，于是当年运动者的诉求成为了“既有体制”的一部分，因而从变革的转变为保守的。这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后，就成为一种美式政治正确，从而也为身份政治铺平了道路。

不过，社会运动依然留下了相当多的遗产，尤其是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位总统在任时期美国体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动。长期实行的政策和法律重新遭到审视，许多被废除或修订。最重要的是，这场运动中，多元性的价值被发现和重视。在美国传统的国家建构中，它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种族大熔炉”和“文化大熔炉”，也就是期望所有移民到这里的人最终将达成某种文化认同上的同一性。从19世纪的移民潮到二战，美国在移民政策中一直强调“同化”。但60年代后，美国开始产生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潮，认可并包容那些不同于主流的文化。因而，捍卫个人权利、追求自我实现成为了美式民主的核心内容，处于各种不同困境中的人都能找到表达自身诉求的方法，他们开始用这些方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美国和美国社会因60年代而变得更开放、更包容、也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