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史考点 | 改革开放以来喜剧片的创作
1978年作为新时期的标志,我国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观战略,恢复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这一时期的电影,从恢弘的历史关注中收回“目光”,转向具体时空中的真实个体;从对革命英雄的景仰、对人造之神的膜拜,转变到对具有丰富情感和思想深度的人的书写。改革开放30年以来,电影对人性主题的演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初对人的重新发现、对个体生命的张扬,20世纪90年代里现代人的精神迷失,以及新世纪里的人本关怀与传统回归。而这些主题演变,恰恰就是这30年里国人生存境遇、国人普遍心态在电影里的反映。
一、大陆喜剧片创作的三个阶段
作为广受大众欢迎的电影类型,喜剧片的创作也经历了类似的几个阶段,在内容主题和形式风格层面都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为了梳理出喜剧片的发展脉络,我们有必要先对喜剧进行简要分类,喜剧可分为讽刺喜剧、调侃喜剧和歌颂喜剧;按照剧作逻辑来划分,喜剧可分为“恶搞”喜剧、荒诞喜剧和生活闹剧;按照幽默特征来划分,喜剧可分为性格喜剧、情节喜剧、动作喜剧和对白喜剧等。下面具体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大陆喜剧片创作的三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之初(1978—1989年)
这一时期的大陆喜剧片以歌颂新政策、宣扬新思想的歌颂喜剧和生活闹剧为依托,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塑造,类型大多属于性格喜剧,以思想解放、人性张扬为主题。在破除文革、解放思想时代潮流的引领下,电影人把摄影机对准了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提炼和夸大他们性格中的可笑可爱之处,营造出一幕幕热闹非凡的生活闹剧。

电影《瞧这一家子》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喜剧片主要有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生活闹剧《瞧这一家子》、《父与子》、农村题材喜剧片《咱们的牛百岁》、讽刺喜剧《黑炮事件》、《京都球侠》,以及荒诞喜剧《顽主》等。黄建新采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打造了《黑炮事件》,通过一个离奇搞笑的故事,讽刺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那些复杂矛盾和奇异心态;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顽主》则以“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为故事支点,展开荒诞想象,引人发笑,为后来冯小刚的荒诞喜剧开辟了道路。
这一时期的电影,由文革时单一的政治主题逐渐转向了政治、爱情、亲情等多元并存的局面,喜剧片也不例外。本着解放思想、张扬人性的宗旨,这一时期的喜剧片以夸张的人物性格为主要笑料,刻画了很多可爱又可笑的人物形象,如陈佩斯饰演的二子,刘子枫饰演的赵书信,葛优饰演的杨重等等。
(二)20世纪90年代(1990-1999年)
这一时期的喜剧片以充斥着黑色幽默、异想天开的荒诞喜剧为主,以少量生活闹剧为辅,笑料主要来自于超越常规的荒诞想象,呈现的是现代都市里人们的精神迷失和价值寻找。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一度陷入精神迷失之中,这一时期的喜剧片创作,反映出了人们对传统价值的质疑,“荒诞”成了人们对现实生活总的想象和评价。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喜剧片有黄建新的讽刺喜剧《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杨亚洲的生活闹剧《没事偷着乐》,夏钢的都市喜剧《大撒把》、《无人喝彩》,张建亚的调侃喜剧《三毛从军记》、《王先生之欲火焚身》,以及冯小刚的荒诞喜剧《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等。《有话好好说》是一部略显荒诞的生活闹剧,刻画了现代都市里人们浮躁不安的异常心态;《没事偷着乐》则是一部小人物的趣味生活史,影片以乐观自嘲的心态,调侃了小人物的窘迫生活;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和《王先生之欲火焚身》,都是颇具后现代精神的电影文本,分别调侃了当年国民党的昏庸腐败和“王先生”们无所事事的生存状态;而冯小刚的三部喜剧片,分别以“好梦一日游业务”、“困难重重的相遇”、“绑架女友索要钱款”为想象支点,继承了《顽主》式异想天开的剧情风格,演绎出一幕幕奇特可笑的荒诞剧。

电影《有话好好说》
这一时期的电影,集中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重构、精神迷失与胡思乱想。而这一时期的喜剧片则主要呈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荒诞一面,无论是索要赔偿、索要钱款,还是一波三折的升职经历、生活苦难,都是超越日常生活逻辑的异化呈现。在这些喜剧片里,人们的传统信念开始动摇,不知道何去何从,甚至走上极端,这恰恰是当时人们的生存境遇和普遍心态在电影里的形象反映。总之,这一时期喜剧片的笑料主要来自于荒诞不经的情节设计。
(三)新世纪(2000年至今)
新世纪以后,中国影坛的歌颂喜剧、荒诞喜剧和生活闹剧充满了后现代意味,其笑料更多地集中在对白上,靠无厘头的“贫嘴”来撩动观众的心弦,总的说来,是以对白喜剧为主。香港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几乎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幽默细胞,改变了人们的说话方式,甚至推动了汉语语言的演进,极大地影响了新世纪大陆喜剧片的创作。另一方面,在内容主题层面,新世纪的中国电影更加关注人们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体现出了踏实理性、以人为本和回归传统的价值取向。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喜剧片有冯小刚的荒诞喜剧《大腕》和讽刺喜剧《手机》,,张建亚的调侃喜剧《爱情呼叫转移》,宁浩的生活闹剧《疯狂的石头》,以及阿甘的“恶搞”喜剧《大电影之数百亿》等。在影片《大腕》里,冯小刚借助“葬礼商业化”的荒诞假定,调侃了时下媒体广告的运营策略,重申了传统习俗的庄重;《手机》一片则讽刺了口是心非的人际沟通,呼吁真诚人际关系的重建;冯巩的几部喜剧片都是描述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倡导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爱情呼叫转移》则借着“天使的手机”进行多次爱情体验,调侃了世俗社会里“美”的标准;《疯狂的石头》充满了偶然和巧合,几帮人马明争暗斗,演绎了一出妙趣横生的大闹剧。
这一时期的电影,集中反映了人们实事求是、回归传统的价值取向。在经受了外来思想的冲击之后,在经济基础逐渐夯实的新时期,人们不再像上世纪末那样彷徨迷失,开始客观实际地肯定传统价值,比如夫妻关系、奉献精神等等。在多元化思想的引领和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下,大陆喜剧片的各个类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影片文本的后现代特征正在逐渐凸显,其典型表现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涂鸦式的电影对白逐渐成为大陆喜剧片的主要笑料。
二、比较视野中的大陆喜剧片
纵向比较,改革开放30年大陆喜剧片的创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电影史上喜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外国滑稽影片的影响下,国产喜剧电影起步于1922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滑稽短片《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它取材于现实生活,饶有兴趣地向观众讲述了一个水果摊贩想方设法赢得爱情的滑稽故事。20世纪30、40年代,喜剧电影脱离了早期的稚拙状态,与时代社会发生了关系,这一时期,既有《太太万岁》、《假凤虚凰》等社会风俗喜剧,也有《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那样的经典讽刺喜剧。解放初期,昂扬奋发成为时代的主流,只有正剧才符合电影的观念,曾经大受欢迎的喜剧长期遭受到“冷板凳”的待遇。1956年“双百”口号的提出,带来了喜剧创作的复兴,《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等一系列讽刺喜剧重新出现,然而在随后的两年里,这些讽刺喜剧又遭到了批判和压制。讽刺喜剧行不通,“歌颂喜剧”(温婉生活喜剧)就应运而生,《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影片顺应了时潮,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了时代的感召。1961年文艺政策调整之际,电影界展开了一次关于喜剧问题的大讨论,一种介乎讽刺与歌颂之间的喜剧样式——“轻喜剧”出现了,这种被称作是“有矛盾而不必尖锐;有冲突而不必激烈;有讽刺而不必辛辣;有歌颂而调子不必过高”的喜剧样式颇受观众们的青睐,《女理发师》、《哥俩好》、《大李、小李和老李》、《满意不满意》等一批喜剧片相继推出,盛况空前,这种轻喜剧为文革之后“春风吹又生”的喜剧片创作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大陆喜剧片的创作,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歌颂喜剧、轻喜剧和性格喜剧的传统路线,而讽刺喜剧的创作长期以来相对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管理方式有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荒诞喜剧、生活闹剧和对白喜剧在这30年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然而喜剧电影的类型化建设却进展缓慢,始终没有什么突破,这与我国整个电影产业的运营策略有很大的关系。相比之下,电视剧领域里的情景喜剧类型却是发展迅速,值得大陆喜剧电影去借鉴一二。
横向比较,与港台和国外喜剧片放在一起,大陆喜剧片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但也有较多不足之处。在世界范围内,喜剧电影都是一种广受大众欢迎的电影类型,它们往往占据着票房榜的前列。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喜剧片和武侠片是类型建设最具成效的两个片种,“王先生”、“阿满”和“二子”等系列喜剧片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秉承“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大陆喜剧片始终坚持“有所表达”的原则,每部影片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比如《顽主》对于民众忧烦的呈现,《求求你表扬我》对于虚荣心的思考,《疯狂的石头》对于世人浮躁心态的反讽等;同时,大陆喜剧片一向比较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始终能把可笑的人物性格作为影片的主要笑料之一,这两点是值得肯定的。

电影《疯狂的石头》
然而,与港台和外国喜剧片比较起来,大陆喜剧片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同一时期,香港产生了成龙的动作喜剧、王晶的通俗喜剧、刘镇伟的后现代喜剧和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欧美国家主要有憨豆系列喜剧、伍迪·艾伦的通俗喜剧以及各式各样的爱情喜剧等等。同为华语电影,香港喜剧以肆无忌惮的动作设计和口无遮拦的大胆对白,着实让观众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欧美喜剧同样如此,幽默花样前卫大胆、层出不穷。相较之下,大陆喜剧片就收敛得多了。事实上,大陆喜剧片往往采用夸张、误会和巧合的手法,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带有较强的说教性,艺术上缺乏新意。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歌颂喜剧、生活闹剧,其主题就是歌颂新政策、宣扬新思想,影片《咱们的牛百岁》就是典型的“在笑声中完成意识形态的同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讽刺喜剧和荒诞喜剧,意识形态的承载才逐渐减轻。另外一方面,过于压抑的影像风格也是大陆喜剧片的一大弊病,所谓“不能乱开玩笑”。
除此之外,过于缓慢的节奏也是导致大陆喜剧片风格压抑的重要原因之一。放眼望去,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节奏上,而节奏则是构造影片风格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此外,大陆喜剧片过于倚重对白,幽默往往是演员们刻意“说”出来的,动作表现力挖掘不足,而这些对白又大多是直白的笑话,含蓄自然而又深刻的幽默并不多见。如果观众只通过大陆喜剧片来了解中国人,必定可以得出中国人都很贫嘴的歪曲结论。
三、促进大陆喜剧片发展的几个对策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幽默的语言和行为可以应付紧张的情境或表达潜意识里的欲望,其实质就是一种本能的宣泄。通过幽默来表达攻击性或性欲望,可以不必担心自我和超我的抵制。在人类的幽默里,关于性爱、死亡、淘汰和攻击的话题是最受人欢迎的,它们散发着大量受压抑的本能欲望,这也许就是喜剧片广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每当电影产业处于困难和尴尬的时期,喜剧片的轰然登场总是显得恰到好处,它们已然成为国产电影的救市良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促进大陆喜剧片的繁荣兴盛呢?说易行难,在此仅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继续优化电影管理体制,激活沉闷乏味的大陆喜剧片。进入新世纪以来,冯小刚逐渐成为大陆喜剧片的旗手,主要是因为他的《甲方乙方》、《没完没了》等喜剧片一直透流露出关注社会、贴近生活的百姓情怀,虽然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略有夸张,但其浓厚的生活气息却可以在每一位观众的心底产生共鸣。只有关注社会问题、贴近百姓生活,它们才能真正吸引观众。逗笑观众是喜剧片的基本任务,但事实已经证明,仅有宣泄是不够的,好看而且耐看才是高招,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寓教于乐”的意义所在。然而,由于国家长久以来特别强调电影的意识形态性,所以大陆喜剧片的创作明显呈现出“教大于乐”或者“有乐无教”的倾向,说教有余娱乐不足的宣传喜剧,纯粹娱乐缺少内涵的快餐喜剧,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优化管理体制的同时,我们也要倡导“寓教于乐”,把“好看而且耐看”作为经典喜剧片的评判标准。

电影《甲方乙方》
其次,电影创作者要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以及动作和对白设计等层面充分挖掘喜剧元素,推动喜剧风格的全面发展;同时,不轻易放弃讽刺的喜剧态度,推动讽刺喜剧、调侃喜剧和歌颂喜剧的共同进步。当下,大陆喜剧片的创作主要依靠对白来制造笑料,结果刻画了一大群贫嘴的人物形象,比如葛优、冯巩等演员所饰演的某些角色,性格刻画和动作设计流于浅薄,这是典型的“片面喜剧”,不利于喜剧片的全面繁荣。应该重视每一个可以制造笑料的喜剧元素,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还有人物造型、服装道具、音响音乐等方面,要充分挖掘它们的潜能,从而打造出趋于完美的“全面喜剧”。另外,在故事情节的探索上,我们要继承已有的风格传统,开掘荒诞喜剧、生活闹剧以及“恶搞”喜剧的潜质;同时,选择适宜的作者态度,是讽刺还是歌颂,抑或只是既不讽刺也不歌颂、不痛不痒的调侃。态度选择可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影响着整部喜剧片的风格。再次,大陆喜剧片必须加快电影节奏,激发观众的快乐情绪。沉闷压抑的风格一直是大陆电影的症结所在,节奏一向不够轻快。在喜剧片里,不同的节奏传达出不同的情绪风格和幽默力度,直接影响到喜剧效果。通过动作设计、音乐搭配和镜头剪辑,加快大陆喜剧片的节奏,打造令观众感到身心愉悦的明快风格,是大陆喜剧片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在节奏方面,周星驰喜剧《国产007》、《唐伯虎点秋香》完全可以被称作是喜剧片的经典之作;而低成本影片《疯狂的石头》之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打造出了紧张明快的电影节奏。
最后,随着大陆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应当不断推动大陆喜剧片的类型化建设、商业化运营,不断推出超级笑星,进而推动喜剧片乃至整个电影产业的繁荣。在这些方面,香港喜剧片已然先行一步,香港电影人总能敏锐地把握市场的脉动,自觉地围绕春节、暑假、圣诞等档期来创作出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爱情喜剧、功夫喜剧等类型,比较之下,尽管冯小刚曾经打出“贺岁片”的招牌,但是大陆喜剧片的档期意识和类型建设还远远不够;香港喜剧片在构思故事的时候,注重围绕独立个体的人来勾勒故事,而非扩大到国家集体的宏大范畴,主要通过情节设计、演员表演、视听手段等努力营造出强烈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大陆喜剧片对这些方面还不够注重,商业意识的淡薄导致影片的娱乐性和观赏性严重缺乏;明星主导的创作机制使得香港喜剧片声名远播、票房居高不下,但改革开放30年以来大陆推出的笑星却是只有陈佩斯、葛优和冯巩等人。因此,在推动大陆喜剧片乃至整个电影产业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应当借鉴香港电影成功经验。

电影《国产007》
总之,在喜剧片创作中,夸张、误会、讽刺、巧合、滑稽、荒诞甚至喧闹、恶搞等手法,都是允许的。这里没有固定的规范,只要你能让观众笑出来,就达到了喜剧片的基本目的;逗笑之余,如果还能引发观众进一步的思考,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在改革开放30年里,大陆喜剧片已经进行了很多成功的尝试,但这些不是全部,还有更多的题材和手法值得电影人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