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七章 失败的故事(b)
时光飞逝。船只在湖上来来往往，不断载人到基戈马度假，可是基地指挥官还是没有回来。为了找点事做，切开始在起义军的诊所帮忙。切对士兵们中间感染性病的病例数量感到吃惊，他认定这是他们去基戈马造成的。少数几个伤员是从前线送过来的，不过他们都是意外受伤，不是因为战斗而负伤。“几乎没人对枪炮有哪怕一丁点的概念，”切回忆说，“他们在玩枪的时候射伤自己，或者因为粗心大意射伤自己。”
另一个让他们苦恼的是痢疾和热带传染病。切定期发放抗痢疾的药片，可是他发现这些药物有副作用，会让人衰弱、没精神、没胃口，后来，他埋怨是这些药物激发了古巴人“最初的悲观情绪”，而且他不得不承认的是，其中也包括他自己。
同时，切从一个叫做基维的人那里私下了解起义组织内部的情况。基维是参谋部里一个健谈的军官，他“讲话滔滔不绝，说法语的速度几乎超过音速”，而且总有话说。切根据从基维听到的信息提炼出目前起义军的状况。基维说，斯坦利维尔的“解放者”尼古拉斯·奥林加“将军”是他亲自派出去到北方执行勘察任务的士兵；随后，奥林加开始发动攻击，每占领一个城市就给自己授予一个新军衔。目前起义军委员会的主席是克里斯多夫·吉比尼耶。在基维看来，吉比尼耶是个不讲道德的人，基维认为吉比尼耶还曾经企图刺杀当前委员会军事司令洛朗·米托迪迪。切后来写道，从基维的话里，他看出刚果解放委员会并不是那么革命，而且其内部存在复杂的敌对关系。
5月8日，起义军总司令洛朗·米托迪迪终于到了，他又带了18个古巴人来，而且还带来了卡比拉的话，目前，切的身份仍要保密。米托迪迪很快就走了，不过他是切在卡比拉之后见到的另一个给他留下好印象的刚果军官，切觉得他“自信、认真，而且有组织纪律”。米托迪迪还批准切到卢阿拉伯格山建立基地。
切和他的人爬上山，到达山崖上的一片面积很大的高地。这里海拔2700米，切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他又重新燃起了乐观主义精神。
切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和大约20名刚果人一起搭建棚屋。切开始每天授课，以此对抗消耗他们精神的倦怠感，不过他很快发现了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切得知，在卢阿拉伯格山附近除了生活着普通牧民，还生活着几千名图西族人，他们都有武装，是刚果起义军的盟友。几年前，卢旺达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随后，图西族人的宿敌胡图族人开始对他们进行屠杀，于是他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他们想帮助刚果人获取胜利后回卢旺达开展革命。然而，虽然卢旺达人和刚果人结盟，他们相处得一点也不融洽。
几天后，切开始发烧，不省人事。一个月后，他才恢复了体力和胃口。30个古巴人里有10人病倒了。就在切恢复健康的时候，洛朗·米托迪迪带着命令回来了，要求切带领两支起义军纵队攻打位于阿尔伯特维尔的敌军堡垒。“这个命令很荒唐，”切写道，“我们只有30个人，其中10个人不是病倒了就是正在康复。”然而虽然疑虑重重，切却不想开局不利，他告诉手下做好战斗准备。
正在他们准备的时候，5月22日，一个刚果信使来到营地，兴奋地宣布“一个古巴部长”来了。切已经习惯听到各式各样不实的传言，可是不久后，他惊异地发现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带着17个古巴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出现在他的面前。另外还有17人，他们正在基戈马等待船只载他们过湖。这样一来，古巴游击队的人数就超过了60人。
可是奥斯马尼也给切带来了让他悲痛万分的消息。切的母亲病重，生命垂危。切在痛苦等待了一个月后才得到消息，确认他的母亲已经离世。母亲的去世对切的影响很大，再后来切留给阿莱伊达的私人物品中，有三篇类似于短篇小说的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阴暗、痛苦的气息，体现了塞莉亚妈妈的去世给切带来的深深哀痛。
实际上，塞莉亚是在5月19日去世的。她在58岁的时候身患癌症。在最后一段日子里，她一直独自居住在女儿塞莉亚家隔壁的小公寓里，周一到周五和她的一小拨朋友见面，周末去看她的儿女和孙子孙女。很少人知道塞莉亚病了，据她的媳妇玛丽亚·伊莲娜说，她故意隐瞒着这件事，直到最后身体彻底垮了才告诉大家，可那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塞莉亚在最后的日子里挂念的仍是她的儿子埃内斯托。她请求里卡尔多和胡利亚给哈瓦那打电话，向阿莱伊达询问埃内斯托在哪里。3月份的时候，切的一个儿时朋友到过哈瓦那，切让他带了封信给塞莉亚，在信里说他马上要辞去职务，去砍一个月的甘蔗，然后再到工业部下面的一座工厂工作，以便从基层开始进行研究。不过塞莉亚直到4月13日才收到这封信，那时切已经消失了，而且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传言。塞莉亚很不安，在收到信后更加烦乱。第二天，她写了一封回信给切，里卡尔多·罗乔答应让一个信得过的朋友把信带到哈瓦那。可是几天后，罗乔得知那个朋友没能拿到古巴的签证。塞莉亚让罗乔拿着这封信，等着再找人把信捎到哈瓦那。
5月16日，塞莉亚的病情日渐危重，她仍然十分担心切的安危。5月18日，阿菜伊达打了一个电话给塞莉亚。罗乔当时在场，他写道：“塞莉亚几乎陷入昏迷了，可是她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好像一阵电流从她身上穿过。这次通话让她失望，她屡屡大声呼叫，话语间弥漫着绝望的气息。”
塞莉亚没从电话里得到更多的消息。最后，罗乔只得发了一封电报，收件人地址和姓名写的是“哈瓦那工业部，埃内斯托·格瓦拉少校”，电报的内容是“你的母亲病重，盼望见到你。拥抱你，你的朋友里卡尔多·罗乔。”他们没有收到回信。第二天塞莉亚去世。
在塞莉亚的葬礼上，切的照片被镶在镜框里，醒目地摆在塞莉亚的棺材上，玛丽亚·伊莲娜回忆说，她为塞莉亚其他的子女感到难过：“仿佛他们都不存在，塞莉亚就只有一个孩子——切。”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塞莉亚和她的大儿子之间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纽带，这种纽带把其他人隔绝在他们之外，而且一直存续到她生命的终结。
切还没有从奥斯马尼带来的坏消息中完全恢复，就开始和洛朗·米托迪迪一同讨论他们的军事计划了。他设法说服米托迪迪现在进攻阿尔伯特维尔为时过早，他们首先应该查明前线各处的确切情况。他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总参谋部也不知道，而且据切所知，阵地指挥官们的报告往往不可靠。米托迪迪最后同意切提出的派四个游击小队分别前往不同前沿阵地的建议。
切立即派出了人，几天后，他收到第一批报告。只有少数阵地上的人员看上去装备良好、有作战的意愿，可是大体上各处阵地上的人都消极怠工、一片混乱。指挥官们常常喝得烂醉如泥。部队占据固定的位置，不训练、不侦察、不收集情报，而且逼迫当地农民给他们提供食物。农民通常很害怕起义军。
切还发现刚果人很懒。在行军时，他们除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和毯子，其他什么都不带，如果要他们增加额外负重，不管是食物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他们都会拒绝，他们会说：“我不是卡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说：“我不是古巴人。”大部分古巴人很快对他们的刚果战友得出了极低的评价。
在卢阿拉伯格，米托迪迪尽最大的力量管教他的人马，惩罚酗酒的人，中止分发武器，对士兵训话。切提出因为语言障碍，他觉得和普通刚果士兵有隔膜，米托迪迪把自己的一个副官借给了切，这个副官还不到20岁，叫埃内斯托·伊兰加，他每天教切说斯瓦希里语。
6月7日，切给米托迪迪送行。总参谋部的营地搬到了一个新地点，米托迪迪返回山下视察。他们分手前，切问米托迪迪，卡比拉迟迟不来的幕后真相到底是什么？米托迪迪承认，卡比拉可能暂时来不了，因为中国总理周恩来马上要到达累斯萨拉姆来，卡比拉必须和他会面。
切转身返回山上，可是还没到山顶，一个信使就追上了他，向他报告说米托迪迪溺水身亡。这对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切已经把米托迪迪看成了他能在刚果有所作为的最大希望。据当时和米托迪迪一同乘船的两名古巴人讲，当时一阵大风让湖面剧烈起伏，米托迪迪“意外”落水。切对他们的说法心存怀疑。米托迪迪在水面上漂浮了10到15分钟，不断呼救，可是另外两个跳下水救他的人也溺水了。这时船上的人已经关闭了发动机，当他们重新启动发动机后，“似乎有种神奇的力量，不让他们靠近米托迪迪所在的位置；最后，他仍然在呼救，可是船驶向岸边，没多会儿，同志们眼睁睁看着他消失了”。
虽然这是个悲剧，可是必须克服米托迪迪的死造成的打击。6月底，在经历了无所事事的两个月后，古巴人终于在刚果开战了。一名卢旺达图西族起义军指挥官穆旦迪从达累斯萨拉姆赶来，他带来了卡比拉下达的战斗命令。进攻阿尔伯特维尔的计划已经被放弃了，现在他想让切对本德拉堡的军事要塞和水电厂发动进攻。卡比拉希望由卢旺达人和古巴人领头进攻，进攻将在一周后进行。切对这个计划并不积极。他听穆旦迪的图西族手下说，本德拉要塞守卫森严，有300名防守士兵和100名白人雇佣军。切的队伍准备不足，这个目标对他们来说太大了。他建议袭击小一点的目标，可是最后还是决定执行卡比拉的计划，不管行动如何，总比没有行动强。切反复向卡比拉发消息要求以“政委”的身份参与进攻，可是一直没得到答复，他被迫留了下来。6月底，一支由40名古巴人和160名刚果人及卢旺达图西族人组成的队伍奔赴本德拉。
然而他们在6月29日发动的攻击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带队的维克多·德雷克说，战斗一开始，很多图西族人就扔下他们的武器逃跑了，很多刚果人干脆就拒绝战斗。战斗开始前就有超过1/3的人逃跑了。另外，4名古巴人牺牲，其中一人的日记落入了敌人手里。这意味着雇佣兵和美国中情局现在知道了古巴人正在给予刚果起义军直接的帮助——中情局派出了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帮助刚果政府军执行空袭和空中侦察任务。
经历了本德拉的失利后，刚果人和卢旺达人颜面尽失，士气涣散，而参与战斗的古巴人异常愤怒，如果刚果人不为自己战斗，古巴人为什么要为他们战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是切心目中深信不疑的个人信念，可是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他的古巴战友并非都有同样的奉献精神，一些人开始偷偷说想要回家。
切发现队伍中有分化的迹象，他最关注的是如何保持古巴人的士气。他给基班巴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发去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并且询问应该让新来的古巴人做点什么。他还给卡比拉写信，请求卡比拉允许他亲自参与将来的军事行动。
伤员不断从战区转移回来，第四批古巴人抵达基班巴基地。切的前任保镖哈里比利加斯也在这39个人当中，他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起就跟着切，因为是黑人，所以他没能加入马塞蒂的队伍。比利加斯刚刚和切的一名秘书结婚，可是他离开了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加入了切的队伍。哈里现在叫“蓬博”，这个假名后来比他的真名还要出名。
切利用新人到来的机会发表了一次讲话，鼓舞士气，同时提出警告，呼吁古巴人要用战斗精神击败分歧。他强调要保持严明的纪律，公开批评了一个发表“失败主义言论”的古巴人。切说明了当前的困难，这场斗争可能时间长、难度大，切在说这些话时，已经准备好听到新人提出他们的疑虑或者返回古巴的要求。
从遥远的战场上传来了更多的坏消息。6月19日，一场政变推翻了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政府，政变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本·贝拉的国防部长胡阿里·布迈丁。这给古巴人在非洲的行动带来了不祥的预兆；阿尔及利亚是协助刚果起义军反抗西方支持的利奥波德维尔政权的多边合作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古巴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来之不易的团结关系毁于一旦。
切甚至还没有机会组建一支有力的战斗部队，似乎一切就都转而对他不利了。米托迪迪死了，他不得不应付一帮没有政治知识、没有使命感、甚至缺乏战斗精神的人。切已经在这里3个月了，卡比拉仍然没有现身。最近，卡比拉开始给切发来一些语中带刺的短信，让切振作起来，“要有勇气和耐心”，提醒切他是一个“革命者，必须经受这些困难”，当然他还不忘反复说他马上就要来了。
切一定非常生气，不过他在回信中仍然巧妙地使用外交辞令，重申他对刚果的革命事业和卡比拉的尊重与忠诚，切强调说需要与卡比拉谈谈，而且说要为自己掩饰身份来到刚果表示道歉。切这么说是因为他现在十分怀疑卡比拉怨恨自己到刚果来，所以他才迟迟不愿到前线来。
与此同时，雇佣兵带领的政府军开始更深入地刺探起义军占领区，他们派飞机到坦噶尼喀湖上侦察，用机枪扫射湖上的船只和位于湖边的基班巴基地。这引起了总参谋部的恐慌，他们向切请求帮助，切很不情愿地派了一些古巴人去操作重型机枪，提供防空保卫。
7月7日，卡比拉终于来了，并且带来了一个名叫伊尔德方斯·马森格的指挥官代替米托迪迪。然而迹象显示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并不太平，卡比拉甚至把加斯顿·索马里奥叫做蛊惑人心的政客，他还说了索马里奥不少其他坏话。卡比拉只待了5天就返回坦桑尼亚了，他解释说，他必须和索马里奥见面，解决他们的问题。卡比拉短短几天的现身激励了他的队伍，刚果人开始挖掘防空壕沟，建造新的诊所，可是卡比拉一走，一切又都变成了一盘散沙：刚果人放下了铁锹，拒绝继续工作。
事实上，组成解放委员会的政治领导人们之间正爆发一场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刚果起义军中，这些人对外部世界来说是熟面孔，他们主持高峰会议，与纳赛尔、尼雷尔等各国领导人见面，他们也是大笔外国援助的受益者。
前线也出现了新问题，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和刚果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最低点。切认为图西族指挥官穆旦迪应该为图西族人在本德拉的糟糕表现负责，穆旦迪开始到处喊冤。他说，他的人没有战斗是因为刚果人没有战斗，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战争。接下来的几周里，穆旦迪的怨恨演变成对卡比拉和委员会领导层的公开对抗，他指责他们故意忽视前线的人们。
事情越变越糟。不久后，传来穆旦迪枪毙了一名副手的消息，他认为这个人应该对本德拉的“劣质达瓦”负责。一名刚果起义军军官到穆旦迪的营地调查，可是被无礼地赶走了。穆旦迪仍然保持对抗态度，他宣布除非刚果人自己参与战斗，否则他的人不会再投入战斗了。
古巴军人中的不同意见也不断增加。又有4个人向切请求离开。而在军事形势方面，切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希望他能以某种方式调动刚果起义军，扭转不断恶化的形势，可是在本德拉之战后，他意识到，除非很快能做出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否则无法提高起义军的作战能力，他们注定要失败。7月底，切意识到他原来为“刚果革命”设想的时间框架是不现实的，现在看来，5年内赢得革命胜利已经是个相当乐观的目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