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

（一）庚子国变是指清朝末期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造成义和团的兴起。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便于1900年5月25日对十一国宣战。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最后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场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国难”。义和团起于山东，初以拜神练拳为主，后因发生教案，逐渐演变为仇教团体.自诩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戊戌政变后慈禧以外人偏袒光绪，保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分子为由仇外情绪更烈。山东巡抚毓贤揣摩慈禧懿旨，暗中鼓励拳民，后毓贤调京，袁世凯署鲁抚，压制拳民活动，拳民遂转往直隶发展。直隶总督裕禄最初反对义和团，认为拳民乃恃众戕官之乱贼，应严行剿捕，以免致巨患。然而慈禧不允，裕禄逢迎上意，改变态度，招拳民“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等人待以上宾之礼，并向清廷保荐拳民可用。时义和团大批人马在涿州、保定一带拆铁路、毁铁路，局势严重。慈禧密召拳民入京，旬日之间竟有十万之众入京。太后召见拳民首领，言多奖励，从此亲贵争相信从。庙宇府第，遍设坛场，拳民出入宫禁，横行无忌，大肆烧杀，北京陷入疯狂混乱中。1898年夏天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尝试推行103天的新政，再次剥夺光绪的权力，并将他幽禁在瀛台。光绪被幽禁后不久慈禧便开始考虑要废黜他，但这遭到各国一致拒绝。皇帝的“废立”也是举国震惊的大事，慈禧的决定在清政府内部也遭到反对，最后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废帝”一事不得不搁置下来。

（二）慈禧想用大阿哥取代光绪是想继续控制政权，但外国人的干涉导致废帝计划流产，使得慈禧认为外国人干涉她的家务，这加深他们和慈禧的矛盾。外国公使们在拒绝承认中国新皇帝的同时向慈禧提出一个他们更加关心的问题，他们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其马上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社团——“义和拳”和“大刀会”。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强国通过同清政府签订条约使西方宗教获得在中国内地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力，大批传教士自由地进入中国。可是大部分传教士利用各种手段在传教地侵占田地、聚敛钱财，甚至越俎代庖干涉中国地方政府的政令，一些入教的中国教民也在传教士的庇护下横行乡里。这种的情况下以义和拳、大刀会为首的诸多民间组织开始在山东、直隶等地率领百姓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不法教民，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4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类教案800多起。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反洋教”运动愈演愈烈，到1900年义和拳等组织逐渐有了统一的名字“义和团”，并且提出“扶清灭洋”的统一口号。针对如何处理同外国人的关系和其最为关心的义和团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完全不同的两派意见：从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讲，对于是否严厉镇压义和团也一直是一种矛盾心理。她对义和团采取剿杀和安抚并用的策略。在1900年战争爆发以前的数年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但是外国人却无法接受这种骑墙的政策，于是各国此时强烈要求清政府马上明确表态。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两地的外国人更加紧张。在第一次照会清政府过去近两个月还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第二次开会并声明：一旦中国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

（三）在等待二十多天仍旧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于1900年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一周后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现英、法、美、俄等国前来“示威”的军舰，事态开始扩大。1900年5月20日到31日期间列强召开两次会议，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各国使节应马上调来卫队。在最后关头中慈禧退缩了，5月31日慈禧让总理衙门致函各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同意各国派兵进京，但规定每个国家来京军事人员不得超过30名，一旦京都恢复平静时应马上撤退，从此外国军队开始堂而皇之地向北京开进。从5月31日晚到6月8日携带新式武器的各国军队已有1000人进入北京，其人数远远超过规定的限制。此时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已经发布，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强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从1900年6月11日开始大批的义和团团民开始涌进北京，很快就达到数万人。从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来看慈禧此时对义和团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默许义和团进京的并不是慈禧，而是朝中的主战派王公大臣，正是他们打开京城九门造成义和团蜂拥入京的事实。到6月12日进城后的义和团团民们只是在北京各处建立坛口、聚众练拳，外国人所担心的恐怖事件一直也没有发生，直到12日这一天在北京出现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况后外国人才开始受到攻击。6月9日也就是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的两天前各国公使开会做出决定，调遣大部队进京。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

（四）西摩尔率领大队联军向北京开进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后引起恐慌，京城内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开始升级，在得知大部队即将赶到后外国使馆的卫队开始主动出击寻衅，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发生冲突。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和可能爆发的战争时从6月13日开始慈禧发布一连串的上谕，一方面慈禧做好最坏打算，进行备战；一方面为了求得列强的谅解，坚决镇压义和团。14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在天津、廊坊一带受到数千名义和团与负责京津铁路防务的清军聂士成部的阻击，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从北京到天津不再有人知道这支联军的情况，人们开始分别按照自己的逻辑来针对这段暂时的空白而采取行动。在北京14日这天使馆卫队继续主动外出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八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16日慈禧紧急召开“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派兵到京郊马家堡一带阻拦西摩尔联军，如果不服阻则决战。慈禧此时要阻止联军大部队入京的态度仍非常坚决，由于清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把天津海防前线的大批部队调去镇压义和团，所以造成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而从外省调遣勤王军队短期内也无法到达，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御前会议”这一天慈禧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这一切表明正是在战争迫在眉睫、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慈禧才不得不开始考虑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的可行性，而并不是列强认为的从一开始便想“联拳抗洋”。还是在这一天双方的敌对行为进一步升级，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天津大沽口外联军的军舰已经做好登陆准备，此刻已经不再有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到来。16日夜里10点联军舰队向大沽炮台的清军阵地派出一名俄国海军中尉向63岁的炮台守将罗荣光宣读一份联军的最后通牒，通牒限令：中国守军在次日凌晨2点之前必须让出南北炮台以便联军进驻，否则将开炮夺取。

（五）罗荣光当即拒绝最后通牒，并将消息上报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要求增援。17日0点50分在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的时候大沽口外海面上的22艘联军军舰开始向大沽炮台开炮，清军立即开炮还击，战争正式爆发。由于弹药库被炸和天津的援兵没有如约前来，炮台守军在抵抗6个小时后南北炮台相继陷落，守军大部阵亡。就在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同日慈禧召集第二次“御前会议”。18日大沽炮台陷落的第二天慈禧收到直隶总督裕禄在第一时间派人送来的那份最后通牒，由于不知道大沽口已经开战，慈禧马上召集第三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就在中国最高当局还在为是否与各国交战而争执的时候战争已经在天津开始了，战争爆发第3天的6月19日大沽口已经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内，京城上下群情激愤，义和团出现要进攻东交民巷的迹象。慈禧急忙召集第四次“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的意见最终占据上风。6月19日下午3点慈禧派人照会各国公使，要求他们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当晚公使们复函清政府，请求延期赴津，并希望能够在第二天上午9点前得到答复。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恰好遇上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巡逻，克林德被清军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克林德是在八国联军侵华这段历史中被打死的级别最高的外国人，西方世界认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克林德被杀是当年八国联合出兵中国的直接理由，但事实上联军在事件发生的四天前就已经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三天前就已经攻占大沽炮台。在大沽炮台失守当日慈禧才下令起草被史学界称之为《宣战诏书》的上谕，但尽管如此，慈禧仍不愿冒险开战。

（六）在克林德被杀的当天下午4点大批的中国人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其实早在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的教堂时慈禧为了保障使馆的安全便派遣自己的心腹大臣荣禄率领他的武卫军中军前往东交民巷实施保护，东交民巷的内层防御有护馆洋兵，外层有中国政府军，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很难发动真正的进攻，因此进攻使馆的主力不是义和团。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外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进攻使馆的战斗，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21日慈禧终于接到裕禄派人送来的奏折，奏折证实大沽和天津已经开战的传闻，这表明八个国家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对交战对象却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一个略带蔑视的词“彼等”。由于慈禧意识到列强对其统治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义和团，因此她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国入侵。在这种背景下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发展，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和抵抗侵略的行动结合起来，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为了不伤害到大多数公使的人身安全，清军的进攻刻意避开公使们聚集的英国使馆，显然慈禧给自己留下后路，但是慈禧的这一策略却始终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电报，要求他们针对“宣战”一事向驻在国进行解释，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下定决心与八国誓死一战。四天后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出兵最多的英、日、俄三3国元首发出国书，这些国书表明清政府非正式地向列强表示求和的愿望，可是从6月下旬到7月初不但这三个国家相继增兵，而且德国也做出大举增兵的计划。

（七）在天津从1900年6月23日晚开始战争的形势就开始向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1900年7月初租界的联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主攻一个方向，将战场引向租界以外。7月9日清军聂士成部与联军在八里台展开激战，八里台之战失败后天津城外的众多战略据点均被联军占领，联军逐步完成对天津城的包围，北京方面攻打东交民巷的行动已经持续近20天。7月8日慈禧第三次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政府已经开始在为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7月13日当时的联军总指挥俄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天津军民奋起反击，14日下午八国联军完全占领天津。消息传到北京后慈禧急忙下达暂停对东交民巷进攻的命令，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7月16日清军停止肃王府和法国使馆的进攻，这是清军第2次主动停火，使清政府惊惶失措的正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慈禧显然被这些完全背离她“以战促和”策略的消息所震惊，对眼下进攻使馆的行动再次产生动摇。16日就在清政府再次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的当天身在广州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接到慈禧对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在1900年的这场动荡中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向朝廷表达要坚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但没有引起重视。随着北京时局的恶化，慈禧数次电召他进京，他虽然回复“立刻遵旨北上”，但却没有离开广州一步。《宣战诏书》发布后慈禧再度催他北上勤王，李鸿章的声音竟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认为在国家实力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如果鲁莽开战，那么大清帝国将遭到灭顶之灾，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在获悉李鸿章的态度后确定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

（八）南方的大臣们还不断上书慈禧，希望朝廷能够尽快开始和谈，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在等待机会。此刻对他的这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书让他判断自己的主张有了实现的可能，再加上天津如此迅速地陷落给他带来得震动促使他决定马上北上。第二天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登船沿海北上，五天后李鸿章到达上海，但他却突然停下不走了。有两个因素促使李鸿章留在上海，一个是他担心慈禧的态度出现反复，再一个就是他向各国发出的和谈请求还没有任何回音。此外在慈禧第二次下令停止进攻使馆之后北京城内的局势出现缓和，紫禁城和东交民巷间谈判书信的往来日趋频繁，联军也没有再向北京进军的迹象。可是就是在这期间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的出现使得慈禧的态度又重新强硬起来，7月27日慈禧召见李秉衡，在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时李秉衡回答：“既已开战，不能言和。”慈禧在召见完李秉衡的当天便下旨，令其帮办武卫军军务，并将外省赶来的几支勤王部队划归他来节制，并在8月1日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7月25日联军已经占领天津11天，各国仍没有就兵力对比问题达成一致。此时联军再次收到美国公使在停火前从北京送来的密信，密信说：“已经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来救援。”迫在眉睫的威胁需要列强达成暂时妥协，无奈之下各国同意日本增兵。几天后日军第5师团赶到天津，7月底日军在华兵力达到1.3万人，超过俄军，跃居联军之首。各国为壮大自己的势力也都尽可能扩充兵力的同时在究竟由哪个国家军队的指挥官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问题时各国吵得更是不可开交，从而使联军的进军计划一拖再拖。

（九）1900年8月1日联军终于确定将于3天后向北京进军，因为德国坚持要等到自己的远征军到达后再前进，所以此时向北京进发的实为“七国联军”。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为了阻止联军北进，清政府在京津之间构筑两道防线，并派遣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两处驻防。此时还没有卸任的直隶总督裕禄领衔京郊防御战的总指挥，亲自到前沿坐镇督战。5日凌晨8000名日军率先向北仓防线发起攻击，与驻防清军接火。随着英、美军队炮火的加入，战局逐渐明朗，清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杨村。6日上午的杨村阻击战只进行90分钟，清军的防线就全面崩溃了，战斗持续时间之短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时裕禄举枪自杀了，裕禄死后的第二天慈禧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让他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发去电报的同时李秉衡的队伍也开出北京城迎敌，9日这支南下御敌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在杨村以北的河西务布防便与北上的联军遭遇，很快陷入被动，部队四散溃逃，两日后在溃退到通州附近的张家湾时自感无望的李秉衡服药自杀。12日联军不费一枪一炮占领北京的门户通州，当天晚上联军召开会议，商讨如何进攻北京的计划。联军的逼近，北京城危在旦夕。1900年8月12日慈禧开始频繁地召见大臣，她一面下令大臣们迅速商定防御作战的计划，一面让攻打东交民巷的清军开始猛攻使馆。13日她再次给南方各省发出急电，要求他们火速北上勤王救驾。此时的北京城也仿佛成了一个大军营，经过一昼夜的军事调动后清政府各种军队8万人被仓促地部署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

（十）14日凌晨联军在获悉俄军已经提前发起对北京的进攻后日、美、英三国军队也随后投入战斗，总攻开始后战斗在北京城墙的东段相继展开，联军遭到进入中国以来最为激烈的抵抗。到晚上9点4支外国军队相继攻入北京的外围城墙，开始向东交民巷推进。英军占尽先机，得到第一个进入使馆区的荣耀，此后美军、俄军、日军陆续攻入使馆区，东交民巷在紧张近2个月后被联军解围。当晚，法、奥、意三国军队从通州进入北京，至此北京外城、内城攻防战结束。联军把进攻的矛头转向皇城和紫禁城，15日凌晨美军率先对皇城发动进攻，随后联军其他部队一拥而上。但就在守城清军与联军在城墙上激战的时候慈禧却已经跑了，当其它各国军队的指挥官们得知美军将很有可能首先进入皇宫的消息后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继续进攻皇宫会激怒中国人。同时决定为防止一国独占或先占皇宫，暂停对中国皇宫的一切军事行动，显然真正促使列强紧急下达停火命令的原因是后者，所有人都知道一旦皇宫的城门被攻破，那么中华帝国的宝库大门就完全地敞开。8月16日清军在京城各处与联军展开巷战，清军死伤惨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后联军渐渐地将剩余的清军驱逐到西北两方。战至晚间联军占领北京全城，当天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城陷入空前的痛苦之中。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作战行为演变成一场复仇行动，联军贴出告示要求平民在3日之内出城，可实际上从破城之日起联军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就开始了。攻克北京的联军还开始强j妇女，他们不分老少地去j淫女性，甚至逼良为娼。伴随屠杀的是抢劫，进城后联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日，这种被认为合法的抢劫活动在德军到来后继续扩大，持续至少8天。

（十一）中国皇宫也没能逃脱厄运，联军尽管下达不准进攻紫禁城的命令，但却允许各国军队以“参观”名义进入，只不过这些参观者都在夏天穿上便于藏匿物品的冬衣，他们把目光盯在那些便于携带的珍宝上。联军在北京还烧毁大量建筑，北京城遭到严重地破坏。1900年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后的第五天慈禧发出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明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跑到保定，而那两位大臣也相继上吊身亡了。她的第二道上谕发给身在上海的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20日在北京城西北方向100公里处的一个小县城，急于求和的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这样一份官方文件——《罪己诏》。《罪己诏》实际上是在向外国人回答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中外开战的责任这一问题，起码从内容上看只有义和团和那些地方官僚、军队以及无知的王公大臣们才应该成为清算的对象。8月23日慈禧起驾，继续西行准备前往山西。第二天她再次给李鸿章发去电报，告诉他可以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列强中最先答应议和的是俄国，俄国是想要东三省。俄国在这儿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解决1896年中俄密约所没有能够解决的东三省的国境问题，所以当时一听说李鸿章要来谈判时俄国人第一个支持。俄国准备率先同中国议和的消息披露后过去潜伏在各国之间的复杂矛盾又重新暴露出来，一番协调后各国最终确定先议和后停战的策略，而不是清政府希望的先停战后议和的办法。同意议和的大前提确定后各国开始围绕自己的国家利益，首先在如何对战败国的前途进行安排的问题上展开新的较量。

（十二）俄国人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让英国和德国走到一起，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后达成一个原则协议，协议中最重要的两点内容是：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俄国人感到自己不具备瓜分中国的实力而同意，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均附和英、德两国的建议。在确定对中国不采用瓜分的政策后各国围绕是否接受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再次争论，在得知列强对自己的议和全权大臣的身份产生争议后身在上海的李鸿章给慈禧发去一封电报，要求朝廷添派奕劻、荣禄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此举显然是想借助朝廷对上述大臣的任命来平衡列强对自己的争议。后来慈禧授予奕劻“便宜行事”的全权，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但即便如此除了俄国和美国明确表示愿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外其他的国家依旧没有表态。在各国的最高当局还没有就议和的若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各国的军人们依旧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继续着战争，从1900年9月初开始联军打着讨伐和清剿义和团的旗号开始对京郊和直隶各地进行扫荡。9月7日慈禧发出严加剿灭义和团的上谕，慈禧第一次明确宣布开始镇压义和团。10日慈禧一行到达太原，至此慈禧出逃后那种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的日子告一段落。15日逃出已经整整一个月的慈禧再次致电李鸿章，敦促他马上北上，认为时机成熟的李鸿章便没有再等，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他乘船北上，并于三天后到达天津。20日慈禧太后再次颁布一道加力“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同时慈禧也收到了李鸿章等求惩处载漪等人的密折。

（十三）25日她宣布惩处载漪、载勋等身居高位的主战派王公大臣，26日又下令将山西巡抚毓贤以义和团事件祸首之罪革职。30日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下令，离开太原前往西安。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李鸿章疏通外交渠道的工作有了进展，议和之事中关于列强是否承认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有了突破。9月底英国政府承认清政府提出的议和人选，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对议和人选的问题表示赞同。在英、法、美、俄都已经答应由奕劻、李鸿章来担任中方的议和的选后其他国家也先后表示认同，这样一来在战争正式爆发近4个月后战胜国与战败国准备开始和谈。几天后两位议和大臣联合照会各国，提出5条议和纲领：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愿意协商赔款问题；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先行停战。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开出自己的谈判条件，算是对之前各国原则上都同意的那6条谈判基础的回应，由法国出面提出的那6条意见包括：惩处各国公使指定的罪犯；禁止军火进口；赔款；建立永久性的使馆卫队；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各国在大沽至北京一线驻兵。对照一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后就会发现中方提出的条件离列强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中方提出议和大纲2天后联军的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此时联军占领北京的时间已经超过1个月。对中国人提出的议和大纲时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瓦德西鼓动各国坚决拒绝中方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并且各国还一致提出只有清政府在如何惩办祸首等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后才可能开始考虑议和的问题。瓦德西到达北京后不久两宫的銮驾也赶到自己的目的地西安，住进陕西省衙门。

（十四）安顿下来的慈禧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但是坏消息却接踵而来，前方发回的电报说联军已经打下保定，这个消息让她再度惊慌。还有传闻说京城里的洋人已经开具一张需要“惩办”的名单，洋人警告这些人都是从犯，为了中国的体面，首犯的名字没有提及，如果这些从犯得不到惩办，那么他们将自己去寻找首犯算账。慈禧很清楚“首犯”指的就是她自己，李鸿章得到荣禄转达的只要保住慈禧就什么都可以商量的示意，于是便更加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权衡利弊，外国人开出除慈禧之外其他祸首的名字，李鸿章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尽快从重惩办这些洋人心中的“祸首”，以阻止联军西进和为谈判创造条件。慈禧被迫连续两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但都遭到列强的拒绝，联军司令瓦德西甚至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除了要求惩办祸首外列强还纠缠着“两宫何时回銮”的问题，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正当李鸿章、奕劻左右为难之际突然传来俄国准备监理东三省的消息，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再加上李鸿章年迈体衰，因过度劳累而病倒，这使得各国沉不住气了。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就这样在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八国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奕劻，列强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

（十五）组成联军的八国加上西、比、荷三国在共同商讨对中国的议和大纲，这个议和大纲是《辛丑条约》的蓝本。这份《议和大纲》共有12款主要内容：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削平大沽炮台；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各国的团体； 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在得到慈禧批准的情况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他代表清政府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被逼进墙角的慈禧只得第四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并于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三开始执行，此次惩办基本上满足各国的要求，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后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接下来赔款的问题便成了中外议和的关键，这才是各国关心的最终核心。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企图要建立一支和英国抗衡的海上舰队，所以他提出大概是4亿马克。此外法国要求的赔款也多达7千多万两，以上这三个国家还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

（十六）而另外一些在华商业利益较多的国家（诸如英、美、日等国）则害怕过多的赔款压力会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在报价的同时主张将赔款数额保持在一个限度之内。但是不管怎样，所有国家的最终报价都远远超过它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经过数月的反复磋商后双方就赔款总额最终被确定下来：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列强说4.5亿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1901年5月26日百般无奈的慈禧终于回电：“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着即照准。”至此议和大局已经基本形成。当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到9千万两，9.8亿两是整个中国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最终确定的赔款数额之高让列强也不敢相信他们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联军的损失。同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政府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辛丑年，所以该议定书被称为《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沦入殖民地化，在经济上则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最终加速满清王朝的灭亡。庚子国变后中国主权彻底沦丧，庚子国变为中国人不堪外国人压迫之民族排外运动，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相抗，爱国精神可嘉，行动却愚昧。李大钊在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经此事变后清廷已成风中残烛，中国人则在受尽屈辱之后更迫切地追寻振兴国家之道。

庚子赔款

（一）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清朝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5亿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亿8223万8150两，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5亿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亿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在其后的1903-1905年“付金付银”交涉和1922-1924年的金佛郎案交涉中中国背负的赔款又先后增加800万两白银和7000万两白银。各国的分配比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

（二）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万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于1911年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阵营，停止对德国赔款。“一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和约》，中国中止对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的赔款。“十月革命”爆发后1924年苏联政府表示放弃俄国的庚子赔款，1925年英国国会通过“中国赔款案”，放弃中国尚未支付的庚子赔款。此外比利时、意大利分别于1925年、1933年订立协定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荷兰于1926年将剩余庚子赔款全部还给中国。各国相关赔款主要用于文化教育事业，而日本则挪用庚子赔款资助对华的文化侵略。直到1939年初国民政府才正式全面停止偿付庚子赔款，据统计中国累计支付庚子赔款本息总额约6.52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收到后退还的赔款约0.76亿海关两，中国最终实际支付赔款约5.76亿海关两，占赔款本息总数的58%。这种以掠夺为内容的经济制裁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从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里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厂矿共有549家，其中资本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者不过17家而已。但截至庚子赔款最后减免或停付为止中国历年所付白银已达6.5237亿余两，折合银元近10亿，以此量彼可以见巨量资金流失之下民族经济生机被压抑的程度。

（三）据当时各国调查，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为白银1亿两，而支出则需1.1亿两，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压力：每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又分摊入州县，州县复分摊于各色人等。最后的结果是丁粮加派和旧税愈重、新税愈多，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承受庚子赔款之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使得人们更加憎恶外国列强；另一个结果则是抗捐抗税的斗争成为民变主要内容之一。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它们促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猛烈一击准备某种现实的条件。这两种结果都显示经济之转化为政治，影响社会，促成半殖民制度的确立和半殖民地程度的深化。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四）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在美国影响下英国国内开始出现关于退还庚款的用途和管理的各种建议和争论，同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掀起要求英国退还庚款余额并力主中国在庚款用途及主权上拥有自由的斗争，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斗争及当时英国国内外复杂形势时英国最终不得不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

（五）1930年9月19日和22日中英双方就庚款问题进行换文，两次换文的主要内容是：庚款经英国议会通过后即退还中国；该款大部分投资于铁路修建及其他生产事业上，所得余款利用于教育事业；由中国任命组织一中英庚款委员会，分配及管理该款。1930年12月12日英外交部向议会提出庚款用途法案，1931年3月5日该法案在议会上院通过并得到英王批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俄罗斯帝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六）各国在确定各自的所得数后又与清政府就赔款是属于银本位还是金本位的问题进行争执，本来按条约规定中国应付与各国海关银，但在银价日益下跌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按银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口进行讹诈，无理坚持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1905年7月清政府被迫承认向列强的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同时还答应向列强各国支付1905年以前所欠各国金镑之亏损，据此中国对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镑来支付，按9763日元折合1英镑的比价支付。此外中国另付与日本1905年以前的所谓“镑亏”724487日元（514916关平两），日本还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中国今后的对日庚款部分按期以电信汇票购镑汇交驻扎伦敦日本总领事接收。1914年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集团为了拉拢中国参战，向中国提出缓付5年庚子赔款并免加利息的条件做诱饵，日本由于也参加协约国集团，在庚子赔款问题上只得采取与英美一致的步调。1917年12月1日日本同意中国将对日庚子赔款缓付5年，1922年底中国对日庚款暂缓5年的期限已满，于第二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法令，决定把庚子赔款余额（72108776日元）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据此日本制定“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在外务省设立文化事务局，掌管有关对华文化事业的事务性工作，另外还设置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作为咨询机关，审议对华文化事业。这年底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进行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款等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每年拨出30万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

（七）此外如再有余款，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1924年2月6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共9款，决定由中日双方各出10人组成评议委员会，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380万元投资对华文化交流演讲及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中日文化协定》签订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在1924年颁布《庚款补助留日学生学费分配办法》，规定各省按众议院议员名额，确定留日生人数。但中国学术界则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持反对态度，教育界不少人士认为此举是“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似是而非之合作”。4月27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等11家国内学术团体，筹划决定并管理日本以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之一切事务。全国教育学术团也发表宣言，主张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会，理事人数中日各半，别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最低之限度。并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将决不参加此种事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早在日本初议退回中国庚款来用于“对华文化事业”时就群起反对，1923年6月26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祸心，不能接受。7月留日学生又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属事业而已。”1925年5月4日《中日文化协定》在北京换文，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日本稍作让步，同意组织中日协商总委员会。该委员会虽由中方10人、日方10人组成，委员长也由中国方面充任，但日方规定该委员会的职权不得超出日本法令范围。

（八）对于事业的计划、规定和管理3项权限时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赞后始能生效，日本外务省的文化事务局仍然有最后决定的实权，由此可见这个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处处得听命于日本的虚设机构而已。有鉴于此5月9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委员会通电各省教育会，明确表示反对《中日文化协定》。6月3日教育界19大团体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坚决要求取消协定。8月17日至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召开会议，通过《拒绝日本、英国以庚款行使其侵略主义之教育文化办法案》。1926年6月中华改进社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以日本文化事业办法有损中国主权为由请求交涉废止。8月6日教联会发表对日庚款特别宣言，认为中方所选定的中日协商总委员会中的中方11名委员多数迎合日本意旨，号召国人不承认他们的所做所为。8月13日日本秘密将原中日协商总委员会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21日在东京开会，中国委员江庸参加会议，国内教育团体表示不能承认日本庚款的非正式退还。教育改进社通电留日学生就近监视江庸的行动，尽管知识界坚决反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但北京政府屈于日本的压力，不但继续支付对日庚款，而且也任由日方打着退还庚款的旗号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从1923年底到1937年14年间中国共付给日本赔款达45731181日元，加上青岛公有财产及制盐业补助国库券，中国实付与日本的赔款数额占庚款的99%。而在这些费用的支出中由中国人所用部分仅有留日学生之补助和中国学者学生之访问费用，两项共计不到整个庚款的19%。日本将庚子赔款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虽想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却掩盖不其侵略实质。

（九）从日本设立的处理庚款等项的机构来看，1923年4月成立“对华文化事务局”，直属外务省，局长由亚洲局长兼任。12月又设立“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的要员，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中国对日认款所有预算都须由日本国会逐年通过，完全由日本操纵，这与有的国家将退还庚款指定专项用途是有本质区别的。如美国的退还虽不是无条件的，但其所指定的条件也只是要中国必须将所退庚款用于教育事业，中国对其所退之庚款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对日庚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最终还得服从于日本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等协约国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借此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为此中国曾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1917年8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也至此结束，俄国的庚子赔款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开始考虑停付俄国庚款。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表示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结束。比利时在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荷兰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社会形态（或者社会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概念的核心内容是经济，意指在形式上保留有封建社会国家机关及主权所有，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与压迫的社会。随着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力度的加强，一部分国家会完全丧失国家主权，成为彻底的殖民地国家；另一部分国家则进行反抗，取得独立地位。大部分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直接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指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是相对于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有自己政府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是相对于完全的封建社会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社会已逐渐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是历史的进步。半殖民地是从国家的政治地位上看的，半封建是从社会经济结构上看的，半殖民地是促成半封建的原因，半封建又是半殖民地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总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中国外近代伊朗、缅甸、泰国、奥斯曼土耳其等国也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列宁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两词来形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称“双半社会”，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封建国家后封建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发展。国家形式上保持独立和主权，而实际上政治、经济都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国家或者受一个帝国主义控制，或者受几个帝国主义控制，在国内形成代表不同利益的官僚买办集团，旧中国是受着几个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半殖民地从政治角度看主权遭破坏，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中央机构半殖民地化。从经济角度看中国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日益殖民地化，《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秩序形成。半殖民地的历史是中国沉沦，遭受侵略、掠夺、奴役和屈辱的历史。半封建是指封建主义（封建的制度、生产方式、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制度在中国逐步传播、发展的过程，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推动近代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但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仍起着阻碍近代社会进步的作用。有部分独立权，但没有完整的独立自主权。与欧洲等地的发达国家不同，当时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形成比欧洲国家更为强大的自然经济。长期的封建社会使人民对世界形势缺乏足够了解，整个社会普遍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心态，排斥外来文化。在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和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雇佣劳动现象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制约而难以发展，导致社会生产力迟滞不前，国力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有极大的差距。在政治上受到外国的控制，为倾销商品而控制海关关税，通过设立租界开设工厂。使得国家在全方位受到资本主义的控制，但依然存在着形式上的主权。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空前的发展，来自当时中国市场的利益已不足以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同时大量商品的生产需要有足够的原料与劳动力来维持，这样一来占有拥有丰富原料、广阔市场与廉价劳动力的封建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的首要目标。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均为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护该国资产阶级，以外交、经济乃至武力为该国资本主义发展寻求殖民地。

（三）对于采用贸易壁垒等利用政府封闭该国市场的国家一律以武力解决，再以不平等条约来确定开放市场的法理依据。随着外部因素的不断加强，最终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殖民地倾向将愈加明显。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独立自主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巨大变化。从半殖民地化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在政治上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特别是列强建立的租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权限以外，是“国中之国”，成为列强推行侵华政策的基地。从半封建化来看，鸦片战争后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受到外来商品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以丝茶为主的农产品日益商品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外国侵略势力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东北沿海，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如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便于通过清政府直接控制中国；英俄侵吞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成立总理衙门，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任命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使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外国人手里；赫德曾向总理衙门递交一篇《局外旁观论》，还推荐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国使臣，出访欧美，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这一时期由于洋务派多方依赖洋人，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为外国扩大经济侵略提供便利。加上外国侵略者直接控制中国海关，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大加剧，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洋货输入并未打开局面，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封建自然经济在外国商品冲击的大潮下终于败下阵来，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加速商品化。

（四）同时由于失去海关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中法战争中国不战而败不仅充分暴露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而且进一步刺激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加快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如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加剧中国边疆危机；允许法国在中国投资建筑铁路不仅有利于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而且为列强通过铁路向中国境内渗透，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大大加快，首先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便利日本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东北扩张势力，台湾、澎湖列岛大片领土的割让刺激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妄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新航线的开辟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巨额赔款不仅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而且便利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严重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当然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列强对华投资的增加，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走向消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出现后从根本上不断瓦解着封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代表中国半封建化的必然走向是历史的进步。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最终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

（五）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清政府答应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通过清政府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军事监督和政治奴役。另一方面巨额赔款和此后列强对中国的大量投资，加强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在此之后中国社会性质进一步沉沦。辛亥革命后俄国在北方策动外蒙古自治，并强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英国在西部策动西藏独立未遂，制造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把中国西藏东部9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划到这条线以南。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出兵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并诱使袁世凯政府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各自扶持代理人，以华制华，造成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致力于使中国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但此时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接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丧失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关头，中国有逐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严重可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它具有划时代意义，使中国进入光明、辉煌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使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在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19年）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该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国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19世纪60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阶级矛盾，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有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七）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而掀起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鉴于此的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

（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统治，促进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和为中共的建立提供阶级基础。近代中国社会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帝国主义日益成为统治中国、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帝国主义通过不断发动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九）他们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军事、文化，使本来已经落后的经济文化更加落后，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独立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是近代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力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遭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不但依然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显著的优势，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形式。虽然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些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经济形式。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中国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不仅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且还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的艰难过程中诞生的，这种文化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个层面构成的，最终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

（十）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劳动力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其中民族资本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经济成分。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十一）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来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于“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国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方针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中国农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

（十二）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由于近代社会是被扭曲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有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种种表现，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封建卫道者顽固守旧思想的种种反映。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所铸就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仍然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奋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诸如“爱国如思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思想；“等贵贱，均贫富”、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强不息”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不屈不挠反抗外敌和强权的斗争传统等等一直支撑着国脉民魂。

（十三）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向西方学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和方案相继提出。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屈辱附从的政治关系。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外交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利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实际上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

商品经济

（一）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是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的总和。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最早产生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并进一步扩大，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时出现商品经济的重要媒介——商人。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商品之间的交换主要由市场调配时这种社会化自由市场进行资源调配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共同占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逐渐出现剩余品，于是就有了氏族（或部落）之间对剩余品的偶然交换。当发生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时商品交换逐渐扩大，后来发生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从而出现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货币，出现商品经济。商品生产的产生使商品交换经常化，进而产生货币。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是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生长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才完全取代自然经济，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前430-前354）的《经济论》，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前427-前347）所著的《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所著的《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二）欧洲封建社会始于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1225年—1274年）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1492年哥伦布（1451年-1506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出“重商主义”，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1575-1622，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主要产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大致上就是17－19世纪中期期间，该时期内西方国家的经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配合下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克服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观念的缺陷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经济思想和学说与重商主义的理论学说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主要特点是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

（三）这意味着个人可以在摆脱封建经济制度残余和重商主义那样的国家干预情况下实行自由经营，政府应当在保证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让市场机制自动地调节经济、配置资源。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法国的“重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在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出现大的变化，即发生“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倾向，开创一个新的经济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既恢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潮，使之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占据主流地位，也同时存在着原先曾经占据过主流地位但在凯恩斯主义出现后暂时退居次要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一般条件有两个：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物质利益主体所有。

（四）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是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曾有过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使生产具有单一性，生产的单一性与需求的多样性发生矛盾，为了解决矛盾，互通有无成为必要。但社会分工并不能决定相互交换的产品必须采取商品形式，因而也不能决定商品经济的存在。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决定性条件，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物质利益主体所有，这个决定性条件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从事不同产品生产的不同财产权利主体，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在互通有无时唯一能够接受的方式就是等价交换，这样产品便表现为商品，产生商品交换。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是同社会生产力相联系而产生和发展的，最终也将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归于自行消亡，所以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最终经济原因。商品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对应物，具有与自然经济不同的特征：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和消费资料的全部或大部分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商品生产者以追求价值为目的，并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商品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强调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人与人之间、商品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紧密，范围也日益扩大；商品经济是开拓进取型经济，商品生产者为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并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必然竞相改进技术或采取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不断激发着商品生产者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商品经济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实现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必然不断增加投入、改进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从而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五）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贯穿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决定着商品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首先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商品经济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交换体现商品经济的本质。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正是由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每个生产者的劳动本身是私人劳动，而私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就必须用自己的产品去同别人的产品相交换，在这里交换是解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的唯一途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础，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是由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是不能直接进行量的比较的，只有将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也就是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能进行量的比较。具体劳动能否还原为抽象劳动，在根本上取决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能否实现统一。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生产的产品如果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这个私人劳动就不被承认为社会劳动，它作为具体劳动的有用性质也就不被社会所承认，因而不能还原为抽象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反过来如果私人劳动生产的产品为社会所接受，则这种私人劳动就被承认并转化为社会劳动，它作为具体劳动的有用性质就被社会所承认，因而可以还原为抽象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得到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商品的售卖过程是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过程，这个过程进行得是否顺利决定着生产者的经济利益甚至命运。

（六）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只有卖出去，其耗费的劳动才能得到补偿，生产者才能生存和进行再生产。如果商品卖不出去，他的劳动耗费得不到补偿，再生产就难以进行。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 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商品价值量与劳动复杂程度的关系。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商品经济经历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期间是简单商品经济存在、发展的阶段，这种经济形式的生产规模较小，商品交换的范围十分有限。因此它从未成为社会经济的支配形式，而总是伴随着和附属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而存在。商品经济以直接的物物交换为特征是原始部落之间发生经济联系的形式，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阶段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经济。其经济是在狭小规模的范围内以货币为交换媒介，以满足私人利益需要为目的，交换的目的是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简单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起点，从生产力方面看简单商品经济造就作为熟练工人的手工工匠，在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上也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备物质条件，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价值规律的作用造就手工业工场和雇佣工人。发达的商品经济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应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它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对价值、剩余价值的追求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目的；有发达的市场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并且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

（七）实践表明在公有制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商品经济是现阶段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占据主导地位，它打破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落后性，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测，人类社会将来还将进入产品经济的社会经济形式。社会化生产的发达商品经济阶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是以机器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特征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一阶段包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目的不仅为了交换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更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使价值增殖。商品经济作为几个社会共同存在过的人们互相交换其活动的经济形式，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尤其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逾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而决不可能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商品经济中各经济单位互相依赖、密切联系，具有开放性、竞争性的特征。各个商品生产经营者在经济交往中发展自己，在互相竞争中改进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矛盾随着交换的发展而日益加深，商品的价值形式必须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一次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