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斯迈尔：心理治疗没有用
我们是否应该将一部分抑郁归咎于社会结构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体的挣扎？我们是否能够自由地选择情感，还是这一切都在社会结构的巨大机器下不可避免地发生？
至少，解药不该在“这里”…
作者preorg
原文发布于2019年8月1日
大卫·斯迈尔是一位在20世纪90年代活跃的持异见的心理学家，经常发表关于心理治疗无效性的大胆言论。对于那些接受过心理治疗并感到受益的人来说，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深入探讨他的反对言论后，我们会发现一些真正有趣的观点，其中一些涉及心理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斯迈尔指出，心理学家和治疗师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专业知识。他们所运用的知识通常相当基础，容易掌握。以下是一些例子，你的治疗师可能要花数年时间向你解释：
1. “几乎每个人都渴望被人喜欢。”
2. “每个人内心对自己的感觉都与他们推测其他人对自己的感觉不同（缺乏自信、能力等等）。”
3. “在现实生活中，少数真正取得什么价值的人在很多时候都不会感到自己是个骗子。”
当然，将这些知识真正融入生活可能会有一定难度。斯梅尔并没有否认治疗关系的力量，正是在这种信任的关系中，这些常识性的知识可以被讨论，或许开始逐渐渗入（患者的意识）。但这些知识并不算是特别的，你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或与朋友的闲聊来获取。斯迈尔有时似乎对治疗师过于悲观，好像治疗师在从事一种欺诈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相符。不同的治疗方法相比并没有某种有明显的优势。如果有的话，某种方法必然会迅速胜出。因此，治疗师能够提供的特殊知识非常有限。唯一有意义的是，你有了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来倾诉。
斯迈尔还提到，关于自我“洞察力”的概念在治疗中被高估了。我想这一点会引起许多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人的共鸣。治疗师通常会认为了解自己是一项伟大的突破。当然，理解自己的问题很有帮助，但通常不会改变什么。人们可以知道并了解自己的破坏性模式，然后继续照旧。在治疗师的诊所里“知道”一回事，而在第二天有人惹恼你时“知道”又是另一回事。
与“洞察力”的力量相反，斯迈尔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想对事物有不同的反应，那么就需要日常的实践，像练习乐器一样，这需要多年的时间，毕竟旧有的行为也已经根深蒂固多年。斯迈尔说，治疗师不太谈论日常实践，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洞察力”的力量过于信任。也许他们也不愿意告诉他们的患者，要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需要投入数千小时的努力。对此我深有同感。洞察力有时可以暂时缓解压力，因为我知道这是由潜意识或某种痛苦过去自己制造的压力，但它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要改变我对这个世界的反应，真正需要的是——简单地说——改变我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这需要大量的实践。
斯迈尔提出的第三个重要观点是，即使经过实践，你可能也无法像想象中一般改变自己的生活。影响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因素并不是直接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人，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而我们常常没有察觉。他这么说的一部分目的是减轻你为解决自己的痛苦而负担的责任。他说，我们受到许多力量的塑造，包括我们的父母（这是治疗师会谈论的），我们的经济地位（他们几乎不会谈论），以及我们的文化规范（很少被提及）。他认为，经济地位的作用特别强大，既能塑造你的性格，又能决定你的生活前景。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思考改变自己受全球经济力量控制的方式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于患者和治疗师来说，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对你生活影响越大的力量通常距离你越远，你也越少会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它。1988年的住房法案通常不是治疗师会去寻找的焦虑根源，但它所引发的住房不安全问题可能比任何不上心的父母都能够摧毁心理健康。斯迈尔没有实际政治方面的知识，但他明智地指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是掌握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当你考虑这一点时，你会觉得很奇怪，几乎没有治疗师会建议他们的患者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善心理健康。如果不这样做，斯迈尔说，等于把社会的缺陷归咎于患者个人，这意味着他们痛苦的根源继续隐身。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认为斯迈尔的不足之处。在他的重要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创伤（trauma）”这个词。这或许是80年代的标志，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疏漏。我认为理解暴露于创伤的症状对解释行为有巨大的作用，我们需要思考创伤如何通过社会传播。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斯迈尔对依恋和不良童年依恋带来的发展性创伤的兴趣不足。这种创伤同样会对后代产生循环影响，讨论这一点会大大加强他的论点。
阅读斯迈尔的文章非常有趣。集体行动是我已经在做的事情，我认为其他人也会从中受益。就个人而言，我发现最有用的是“洞察力”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一观点，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是数小时的辛勤实践，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或存在。这也许不吸引人，但我觉得这才是我面前真正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