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新书《坐井观天》自序
《坐井观天》
刘进宝 主编 方志远 著
自序
一
去年12月中旬，收到刘进宝老师的微信，说甘肃文化出版社拟出一套学者随笔，我欣然从命，既是出于感谢进宝老师的盛情，也是因为对甘肃历史文化的向往、对美好甘肃的记忆。
汉唐时代的甘肃，是何等的威武雄壮，又是何等的人才辈出，一条“河西走廊”、一座祁连山山脉，演绎出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改革开放后推出的《读者》杂志，在“陕军东进”之前，就以开风气之先而风靡全国，成为引领思潮第一刊。
大概是在2008年或2009年的“两会”期间，江西代表团的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聊，不知怎么说起广告和宣传，我说在短信（那时还没有微信）上看到甘肃的宣传，很有新意：我们没有什么文化，只有一本《读者》；我们没有什么科技，只有一座航天城；我们没有什么资源，只有一条黄河；我们没有什么美食，只有一碗拉面。众人一致称赞，说这个有意思。这时，一位领导微微笑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大家没回过神来，问：“谁的？”领导有些得意：“区区在下。”原来，是这位领导在甘肃时集中大家的智慧琢磨出来的。于是大家祝贺、喝酒。
说到拉面，有一段掌故和大家分享。2005年8月，西北师大田澍教授受中国明史学会的委托，主办中国明史国际学术会。散会的那天，我们一行八人坐下午的航班，闲着没事，出去看看兰州的市容市貌。走着走着，有人提议，中午一起去吃马家牛肉面。那时大概11点刚过，田澍安排陪同的小伙子说，这个时候去，拿号排队，估计要等到下午两点才能吃得上。这么牛？那就不去了。又有人提议，既然到了兰州，吃不上马家牛肉面，总得吃碗牛肉面吧？大家一致赞成。有人右手一指，说：“那里不是有一家牛肉面馆吗？门面好像蛮干净的。”
来到牛肉面馆，外面的装饰并不豪华，但很清爽，第一感觉很好。我们八人和陪同的小伙子，一行九人鱼贯而入。整个面馆空间不大，窗明几净，大约十来张四人座或两人座的桌子，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而且墙上有提示：本店不提供酒类。好像还有一句，意思是不得在本店饮酒，但用词比较委婉。第二感觉也很好。由于来得早，面馆里的客人只有我们九个，每人预约一碗。一边等，一边聊，有人去前台转悠，然后很快返回，极为兴奋地悄声说道，前台那收银的女孩真漂亮！大家闻声而动，包括去而返回的那位，不动声色地轮流离席去看美女。一群人中，好像我的年龄最大，所以故作矜持，最后一个出动，先向右走到侧面，然后向收银台走去，这样，既可掩饰真实目的，观赏的时间也可以更长一些。走近收银台时，我假装不经意地扫了一眼，小女孩抬起头来，也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大吃一惊，天底下真有这样的小美女？那不是一般的漂亮，绝对秒杀风靡一时的热播剧中的女主角，如《红楼梦》《天龙八部》等。
牛肉面上来了，不知是因为环境、美女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面、面里的牛肉，还有面的汤料，真的好吃，第一口的感觉是，此品只应天上有。这个时候，陆续有人进来，我连忙申请再来一碗，接着又有两人申请，好像是郭培贵、何孝荣（记得不是太清）。最终结账的是张英聘教授，一碗面一元五角，每碗有二两牛肉，三元，整个一碗四元五角，张英聘花了不到五十元，让我们留下了近二十年乃至永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出来之后，有两位年轻人（应该也都有三四十岁）返回面馆，估计是上厕所，我们移步到人行道等候，一上人行道，两位就出来了。说不是上厕所，而是想再回去看一眼小美女，但是换了一位收银员，感到十分遗憾。难怪这么快就出来了。
回到南昌后的一段时间，我只要见到兰州牛肉面馆，不管是否到了饭点，就要进去吃一碗，但每次都失望。一次吃完后我对老板说：“你的这个兰州牛肉面不正宗，是牛肉不行还是面不行？”老板说：“我这个牛肉是专门从兰州空运来的，是你们南昌的水不好。”这个我就不同意了，谁说我们江西的水没你们甘肃的水好？他说：“你们喝的是自来水，是河水，我们在兰州喝的是泉水，是祁连山冰雪融化后的水。”原来如此，我服了。
十年后，田澍教授邀请我去学校讲课，为了弥补上一次的遗憾，提前预约，带我去吃马家牛肉面，每人一大一小两碗，感觉却没有十年前在街边店的兰州牛肉面好吃。但十分感谢田澍，让我吃了正宗的马家牛肉面，又安排去了有小江南之称的天水，这里是马超、姜维的故乡，去了向往已久的麦积山，有生以来第一次吃了正宗的羊羔肉。后来我想，每次来客陪吃面，也不知道这些年来田澍到底吃了多少次马家牛肉面，犹如我不知游了多少次南昌滕王阁一样。
二
也许文学界对当代“随笔”有特定的定义，但根据我的理解，所谓“随笔”，就是不必故弄玄虚，就是字面的意思。“随”即自由，目之所及、闻之所止、念之所至，都可以写。怎么写，并无一定之规。也就是说，写什么、怎么写，一切随意。如果这个理解不是过于离谱，我想历代的笔记，皆可以视为“随笔”。如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王鏊的《震泽长语》《震泽纪闻》、王士性的《广志绎》、张瀚的《松窗梦语》、朱国桢的《涌幢小品》、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明清之际张岱的《陶庵梦忆》《快园道古》、叶梦珠的《阅世编》，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钱泳的《履园丛话》、梁章钜的《归田琐记》，等等，皆是。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的开篇，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也可以说是“小序”。洪迈的这个“小序”，给“随笔”下了这样的定义：“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洪迈对“随笔”的解释，深合我意，心中不禁有些得意。因为我是在写下前面那段对“随笔”的理解之后，才在电脑上调出洪迈的《容斋随笔》及这个“小序”的。
从小学到中学，后来恢复高考，后来读研究生，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作文”。所以，尽管1981年研究生毕业，到1986年才发表第一篇论文，说来十分惭愧。但也有挡箭牌，先师欧阳琛教授第一次召见我的时候说了一番话：先读十年书，十年之内，不要急于发表论文。当然，对于这篇论文，我自己还是比较得意的，发表后被人大资料中心《明清史》复印、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还获得江西省社科成果三等奖。特别是接着在《中国史研究》《南开学报》和《文史》发表论文，于是觉得有了点底气，开始了“随笔”的写作。
那是在1989年，为了帮一位朋友在《南昌晚报》副刊上发文章，我去报社找到大学同一个宿舍并睡在我下铺的同学、副刊的主编。那小子说，发你朋友的文章可以，但你得给我写稿子。这就有点为难了。因为就在不久前，同门师弟曹国庆在《江西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短文，也可以说是“随笔”。老师对此有些不满，问我看没看那个“豆腐块”，我说没看。事后问国庆，国庆说那还是多年前读研时的事情，被几个中文系的研究生鼓捣，写了一篇《管仲论相》。他已经有了“前科”，而且不知老师是否在给我打预防针。怎么办？于是我想，如果做，就做点名堂出来，挨骂就挨骂吧。于是说，可以给他们写稿子，但不是单篇，而是开个“专栏”。他们很高兴，说副刊有开专栏的先例，但主要是知名作家的散文，一直想开历史方面的专栏，只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没想到你撞进门来。双方议定：“专栏”的名称定为“闲话古今”，两周一篇。当然，只是话古，并不论今。
随着一篇又一篇一两千字的“豆腐块”的刊出，那个专栏逐渐有点火了，连带副刊也有更多的人读了。赞扬的人很多，说是写得好；批评的人也不少，说为何不多说几句呢？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先后发了五六十篇。《江西日报》副刊的朋友看到《南昌晚报》的副刊有新动作，找了我几次，希望我把这个“闲话古今”挪到他们那里去，稿费是《南昌晚报》的三倍。这种事我当然不能做，当然，对稿费也是有点动心的，那个时候真是缺钱用。于是和《江西日报》副刊商量，《南昌晚报》的“闲话古今”是不能动的，否则我对不住朋友，但是可以再约两位朋友，给他们另辟一个专栏。为这个事，我好像找了邵鸿和有写“豆腐块”“前科”的曹国庆。因为后来大家都忙，这个事还没正式启动就熄火了。我在《南昌晚报》的专栏也变成一个月一篇，后来实在没时间，无疾而终。但我十分感谢我的同学马林和责任编辑张步蓉，给他们的稿子除了一篇因故未发外，全部刊出，而且没要求我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的某天，老师让人带来一张两寸宽的“手谕”，让我去他家一趟。因为我们分别住在江西师大的本部和南区，中间隔着一条“北京西路”。老师过马路不安全，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话，有什么吩咐，都是隔三岔五让住在南区的同事上班时带着纸条交给住在校本部的我。很后悔的是，这些纸条都没有留下来（突然想到，明朝皇帝的“手谕”，就是用两寸宽的纸条写的）。去了之后，一眼就看到茶几上有一摞《南昌晚报》，我想，完了，东窗事发。于是摸着后脑壳傻笑。老师说：“有人告诉我，隔周的周六一篇，我让他们每期都给我买了。”我没敢吭声，等着挨批。当然，即使批，他也从来不对学生说重话。见我不吭声，老师继续说，这些文章读下来，发现文字还是过了关的，以后每篇都给我送来，省得我让别人去买。这就算“大赦”了。
后来我把这个事告诉曹国庆，国庆笑死了，说再告诉你一件事。读研期间，他写了一篇作业（好像是说明代的“廷杖”），自认为有所创见，向一家刊物（现在的等级是CSSCI）投稿，还真被刊发了，心中激动，迫不及待送到老师家里，想得到表扬。没想到挨了批：“路还没走稳，不要想着跑。学生时代读书有限，习作是用来练笔的，不要急于发表。”他说到这个事情，让我想起老师第一次召见我时说的一番话：“先读十年书，十年之内，不要想着发表论文。”那个时候对学生的要求，和当下完全不一样。告诫学生多读书，不急于发表论文，书读多了，发表论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才是对学生的真正培养和爱护。
这种爱护不仅仅是对学生，也对其他系里的老师。那个时候评职称已经要考外语，老师出题并阅卷，一位教世界史的老师被判了40多分，取消了评副教授的资格。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劝老师别那么较真。老师说，这么浅显的英文都看不懂，教什么“世界史”？这就有点固执了，我心中不免有些腹诽。他自己大学是在清华读的，研究生在西南联大毕业，导师是邵循正先生，硕士论文是《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引用了诸多的英文、葡文资料，并且向郑天挺、方豪、尹达诸师请教，与何炳棣一起参加了留美考试（据《郑天挺日记》，当时只有一个指标，何炳棣名列第一，去了美国，欧阳琛名列第二，连同后面的，都没能去成）。有这样的经历，外文不好都不行。再看看那位被判了40多分的老师，中学、大学就没机会好好读书，毕业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能记得住一点点、能够考40多分也就算不错了。但是，正是因为受老师给的40多分的激励，那位教世界史的老师知耻而后勇，两年后申报职称时，英文考了70多分，命题和阅卷的，还是老师。
可以说，我的“随笔”写作，就是从1989年在《南昌晚报》开辟“闲话古今”开始的，并且得到老师的首肯。同时悟出一个道理，即使是“豆腐块”文章，如果能够坚持下来，把它做到有一定的影响，就从毫无意义变得有点意义了。所以我想，老师对师弟“豆腐块”和对师兄“豆腐块”的不同态度，原因或许在这里，谁让他写一篇就收手了？
此后，“随笔”写得长了，报纸无法容纳，于是放到刊物上，以《文史知识》刊发得最多，大概有十多篇。感谢张荷、胡友鸣、于涛诸友，只要是寄过去的“随笔”，都是随发随刊。2000年、2002年，好像是吉安市委宣传部、江西省社科分别和《文史知识》合作，刊出“庐陵文化”专辑和“宋代文化”专辑，胡友鸣兄发话，希望你们邀请方某某写稿，提高档次。因为是“北京”的刊物负责人点名，弄得我在家乡文人中特别有面子，也在江西社科院的圈子里小小风光了一把。现在回头一想，那个时候也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实在是没什么面子。从此以后，对于写“随笔”之类的“普及读物”，有了更多的兴趣。有时候想，我最终被《百家讲坛》拉上“贼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这些写作的“前科”。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直认为“史学”是“人学”，应该接近大众而非远离大众，并且在一个“读书随笔”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从本质上看，科学起源于大众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而各门学科的建立过程，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众、逐渐由专门人员掌握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的本身是有阶段性的，因此，虽然科学越是专门化，离大众的距离也就越远，其阶段性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和专业人员的层次性，却使科学永远和大众密切相连：一方面，人类的新认识、新发现通过各条渠道、各个层次，逐渐专门化；另一方面，专门化的知识也通过各种渠道、各个层次而全方位影响大众。各个学科最前沿的成果，反映了人类对这一领域的最新和最有价值的认识，但又离大众最为遥远，甚至最难以为大众所了解、所认识、所接受。这就需要有一条与大众联系的纽带，或者说要有一个向大众进行传播的渠道，这条纽带或渠道便是学科知识和专业人员的层次分布。作为专业研究人员，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才情，为自己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层次。处于不同位置和层次的专业人员之间，应该充分尊重，而不应该相互歧视或诋毁。这无论对一个学科还是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都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后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很重要的观点，“学术需要生态和生态链”，再次论及学术的普及，特别是史学的大众化问题。
三
这个集子之所以取名为《坐井观天》，是因为迄今为止，除了一年半载的短期外出求学及讲学，我的一生都是在江西度过的。1950年出生在江西吉安，幼年、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的开始阶段，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1968年“下放”到安福县山庄公社秀水村，大部分时间在林业队种树、砍树、放排。1971年“招工”进了江西第四机床厂，从此就在南昌生活，屈指算来，已有五十多年。1977年恢复高考，由于各种原因，学了“文科”，做自己最不在行的事情——“作文”，而且，本科学校去不了，只是读了“大专”。有时，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可以连续上25年学，但我除了小学6年、初中3年之外，大专和研究生加在一起三年半，博士是“在职”读的，“在校”的上学时间，大概刚刚是他们的一半。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我一直在江西师范大学工作。其间，有过几次离开南昌的机会，都因各种原因放弃。从这个角度说，我的一生都是在江西这口“井”中。
但是，虽说是“坐井”，却时时想着要“观天”。回想起来，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懵懵懂懂过来的，特别是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根本就没有做作业。干什么了？天天看小说，从《封神演义》《西游记》到《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等，于是想入非非，盼着哪一天一阵狂风到来，把自己卷去某个洞，拜太乙真人、菩提祖师或者慈航道人为师。现在想来可笑，但最早的“观天”，未必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六年级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是能读书的，开始步入“好学生”的行列，到初三的时候突然反思，几年下来，其实并没有怎么发力，于是有了进一步“观天”的想法，高中的时候用点功，上清华、北大，以后做个数学家或天文学家。但是，1966年初中毕业时没书读了。1971年进工厂后，我一个月有20元工资，开始订阅《航空知识》《地理知识》《历史研究》三个杂志，天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人间的事情都想知道。我又从“古旧书店”淘来了线装的《春秋左传正义》《汉书》《后汉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以及曾经读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也就在那段时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出版了，我如获至宝。我想，这些无目的、非功利的阅读，某种意义上奠定了我后来“观天”的基础。而司马迁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成为我以学习历史、讲述历史、研究历史为职业后的人生信条。
这个集子收录的30篇文章，几乎都想“坐井观天”：
《明朝百年启示录》旨在揭示明朝乃至中国历代的普遍性发展进程，《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试图通过小说的变化，观照“明清社会”的演变。
《奸臣传》之立，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大事，从此中国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任何变故，都可以拎出几个奸臣垫背。
苏轼的率真，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伟大，也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意；人可以不信宗教，却不可以没有信仰。
明朝是中国“士风”张扬的时代，而知识分子的脊梁，则是在清朝被折断的；一个政权，最好不要发展到需要王安石、张居正，通过他们的手术，最终是死是活还真不知道。
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文天祥之成为“忠臣”样板，是汉族人、女真人、契丹人、蒙古族人共同维护，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成全的结果，否则，上辣椒水、老虎凳，你降还是不降？
“鸡缸杯”发生的时代，正是明朝多元化时代的开始，“鸡缸杯”上的公鸡并非成化皇帝，而是万贵妃；而戚继光华丽转型为“元敬词宗”先生，代表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盖棺定论”中，舆论引导民众乃至倒逼庙堂，乃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戏曲《鸣凤记》在“奸臣”严嵩和“忠臣”杨继盛的定位中起了重要作用。
王阳明及“心学”挑战的不仅仅是内阁，而是一切权威，他（它）是以“良知”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是以君主或权势的是非为是非。
一座城市的永久，不在于它的建筑，而在于它的文化。试想，没有《滕王阁序》，谁知道曾经有过滕王阁？没有《岳阳楼记》，谁知道曾经有过岳阳楼？
晚明的社会开放，不但来了欧洲的利玛窦、汤若望，还来了美洲的红薯、花生、玉米、烟草，当然，晚清的时候还来了鸦片，所以，开放的善与恶、成与败，全在我们自己。
……
收入的文章，最早一篇发表在1988年，最后一篇写作于2021年，前后时间的跨度有30多年。文章发表时，刊物会根据版式要求做一些改动，这个集子收录的，是未经改动的“原稿”。所以，每篇文章所表达的，代表我那个时候的认识。回过头来看，有些令我意外，那个时候就能有如此高见？有些则令我有些汗颜，那个时候就这个水平？梁启超有一句名言，常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可能随着时代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及自我生存状态的变化而改变，对具体事物、具体人物的认识，更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推进，对以往的认识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修正乃至完全的颠覆。所以我常和朋友交流，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
以历史学科为例，人文学科能够解决的，主要是“有形”的问题， 即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具体的事项，等等。周一良先生曾经用六个“w”概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诸要素：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why（为何）。我们能够解决的，充其量只有两个半“w”，即时间、地点，以及人物或事件的部分内容，其他的只能是解释。
既然只是解释而非解决，修正和颠覆就十分正常了。即使有些被认为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当新的文字材料、实物材料、音像材料被发现、被破译之后，也可能被修正、被颠覆。所以我在和朋友说“王阳明”及其“心学”的时候经常说一个观点，他（它）的每一次“顿悟”，都是“渐悟”的阶段性成果，只要生命尚存，就有新的阶段性“顿悟”发生，就有旧的阶段性“顿悟”被推翻。
前贤虽不可及而心向往之，受梁章钜《浪迹丛谈》及续谈、三谈，以及鲁迅《华盖亭集》及续集的启发，将这个集子拟名《坐井观天》，闲暇时再收集续编、三编。
方志远
2023年2月12日
广东惠州富力湾公寓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