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回顾】在科学与艺术的双轨上——介绍土力学教授与程派艺术专家郑大同
去年春天，宝山钢铁总厂工地上，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著名的土力学教授从他的角度对国外设计的料场方案提出了异议。有的同志支持，有的同志反对，经过了几次学术辩论，还没有结果。因为它牵涉到既定的计划，牵涉到已经进口的设备，牵涉到几个具体部门，也牵涉到一笔巨额投资。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关注下，这项建设终于部分采纳。仅此一项，国家就节省了三千万元资金。这位提议者就是著名的土力学家、同济大学的郑大同教授。
不久，报纸又报导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组织程（砚秋）派艺术研究小组的消息，这个小组召集人又是郑大同。
这是两个郑大同？一个是土力学教授，一个是程派艺术专家？不，郑大同就是郑大同。
一个满脑子数字、定理和公式的学者，怎么还有精力去研究艺术？一个迷恋于科学的人，怎么又会被艺术所吸引？这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在生活里，科学和艺术并不是仇敌，而是手足。她们互相吸引、渗透、交融着。自然，她们也有分离和割裂的年代。
对于郑大同教授来说，这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了。
科学与艺术的抉择
郑大同生长在天津一个铁路工程师的家庭里。长辈都是“京剧迷”，从小在他心里播下了京剧艺术的种子。
郑大同学生时代留给他的美好的记忆，就是经常在星期六一下课，骑着自行车飞也似地从几十里外的郊区赶到北京城里看戏。他常常买两个馍馍揣在怀里，艺术的享受使他忘记了疲劳和饥饿。
当时正值京剧艺术的鼎盛时期，北京舞台上流派纷呈，名家荟萃。“老生泰斗”谭鑫培刚刚殒落，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和马连良等新星先后升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如初放的鲜花、争奇斗艳；杨小楼雄风犹在，金少山火候正旺，李多奎年信相当，姜妙香头角峥嵘；陈德霖、龚云甫、程继先这些早享盛名的大师正在度过他们舞台上的“烈士暮年”；而“富连成”的新秀们，如雨后春笋，初露锋芒……
年轻的郑大同看得眼花缭乱，听得如醉如痴，犹如蜜蜂飞进了百花园，贪梦地吸吮着艺术的蜜汁。
有一次，他听说程砚秋先生在天津唱堂会，机会难得，就赶回天津。他和主人家非亲非故，自然不会受到邀请。他就挤在一群年轻人里面混进去，跟在祝寿的人们后面，人家鞠躬他也鞠躬，人家磕头他也磕头。行礼毕，他就心安理得地拣个好座位看戏了。这时候他还很年轻，说不上倒底为什么，他偏偏迷上了程砚秋。可能因为他自己的嗓音酷似程砚秋：深沉、浑厚，如薄云遮月，如流水悲鸣。
他聪颖过人，天赋优越，加上刻苦练习，很快就把程派唱腔模仿得维妙维肖。学校的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唱，于是，一出《贺后骂殿》倾倒了全校师生。
如果幸逢升平盛世，他可能会选择艺术的道路。那么现在舞台上会多一位观众欢迎的程派艺术家，而大学讲坛上则会少一位学生爱戴的土力学教授。但是，三十年代的神州大地，满目疮痍，风雨如磐，暗无天日。“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有志青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艺术是软弱无力的，科学这颗新星闪着诱人的光彩，多少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郑大同也忍痛割爱，在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又飘洋过海，去美国波士顿继续求学。当时哈佛大学从欧洲请来了两位土力学创始人开了一门新课。郑大同想：土力学在中国是个空白，我们也要掌握土力学。于是，从伊利诺大学千里迢迢去叩哈佛的门环。他半工半读，发奋努力，在哈佛取得了学位。
身处异国他乡，紧张的学习之余，郑大同心底的艺术之弦不时隐隐作响，唤起他对故乡的怀念。然而在那里，一个知音也没有，一把胡琴也找不到，他喉咙发痒只得低低地哼几句，他把自己的“戏瘾”和对祖国的怀念一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
郑大同在欧洲考察途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火药味，他果断地取消了在英国工作实习的计划，匆匆赶回祖国。他在大西南当了一名桥梁基础工程师。
科学家对艺术的追求
一九四二年底，郑大同在沪结婚，新婚夫妇计划去杭州度蜜月。刚要启程，忽闻程砚秋先生的剧团来沪演出。多年未看程先生的戏，郑大同心底的艺术之弦拨动了。程派艺术自然比杭州山水更有吸引力。正巧他夫人钱若箴也是个“程迷”，于是，他俩天天晚上跑“黄金大戏院”，一个月里天天不拉。每天散戏回家，夫妻俩还要击节研唱，直至深夜。人的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蜜月，郑大同就是这样度过的。
有一天，在宴会上，一位朋友向程砚秋先生引见了郑大同，说：“这是你的崇拜者。”程先生让郑大同先唱一段。郑大同唱毕，满座喝彩，程先生十分诧异，连声赞日：“唱得好。”并当场指点了几个地方。这天程先生很高兴，连连举杯。程先生高兴的时候酒量特别大，这天晚上，他居然一个人喝了一瓶威士忌。
科学家追求艺术自有他独特的方式。当时，上海市场上刚刚引进外国的钢丝录音机。郑大同为了学戏，倾其囊中所有买了一台录音机。当时除了少数几家电台，个人用录音机来录戏的，可以说绝无仅有。郑大同为了尽量多地占有程先生的唱腔资料，先后一出戏，他总要录上几遍，加以分析比较研究。他研究录音的时候，仔细观察录音机上容量指针的摆动幅度，从中判断气流的大小，共鸣腔体的运用和打开的程度。郑大同借助于科学工具，反复揣摩，从程先生变化多姿的唱腔里，寻找出不变的内在规律。程先生则常常及时地给予指点，如同手指轻轻点破了薄薄的窗户纸，使郑大同豁然开朗，洞悉其奥秘。程先生几次感叹道：“郑大同把我的唱腔都解剖了。”
郑大同越是透彻地剖析程派艺术，便越是迷恋程派艺术。程砚秋那种不断追求探索创新的精神，激励着郑大同不倦地探索科学的禁宫。如果说使郑大同这位土力学教授迷恋京剧是由于程派艺术的魅力，倒不如说是这种精神沟通了科学与艺术的鸿沟，使科学与艺术的理想之光交相辉映。
特殊的贡献
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关心和爱护程派艺术。他老人家在建国初期的百忙中去登门拜访程砚秋，早已成为艺术界的佳话。周总理并亲自介绍程砚秋先生入党。一九五八年，程砚秋不幸早逝后，周总理仍然关注着程派艺术的发展。一九五九年春天，他请程砚秋夫人果素瑛及在京的程门子弟吃饭。席间，周总理谈起程砚秋的艺术资料问题。使果素瑛想起了郑大同当年为收集录音所做的大量工作。果素瑛立即写信给郑大同，询及此事。郑大同表示愿将收集的全部资料贡献出来。
这年秋天，中央戏曲研究院派人专程赴沪找郑大同，郑大同连声说：“这是大喜事，大好事！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你们要多少，我给多少！”他们在郑大同家里整整工作了七天，复制了大量录音资料，并带走了二百余张剧照，以及曲谱、场记等材料。这些十分珍贵的程派艺术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专门的艺术家，而是出自一个土力学教授之手，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对于郑大同，这又并非偶然。这录音剧照和笔记凝聚着郑大同对艺术的爱和追求，凝聚着郑大同的远见卓识和一片苦心。
四十年代是程砚秋艺术的鼎盛时代。郑大同保存了程先生当年演出的《锁麟囊》、《春闺梦》、《玉堂春》《骂殿》、《武家坡》、《金锁记》等六出戏的全剧实况录音，这是全国仅有的珍贵资料。为了保存这些珍品，郑大同煞费心机。
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了上海，国民党残兵败将慌作一团，社会秩序乱七八糟，“抛顶宫”盛行，“三只手”蜂起，警察巡捕三天一查，五天一搜，借机发国难财。夜晚，尖啸的警车声，把沉睡在科学和艺术玉国里的郑大同惊醒。他开始忧虑，他忧虑的是这些录音怎样才免于遭难。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化了一笔钱，租了银行的保险柜。他把钢丝录音从家里转移出来，紧紧锁在“四行储蓄会”（现在的国际饭店）地下室的保险柜里，直到上海重见光明。
解放初期，程砚秋几乎每年到上海演出一次。郑大同把所有剧目都录音下来。这是程砚秋艺术探索和创新过程的详细记录。录音记下了音乐、唱腔、念白和剧本，可是记录不下表演，怎么办？遗憾的是当时电影厂没有想到来拍片，电台又没有现在那么方便的录像机。于是，郑六同采用笨办法，用照相机代替摄影机，在重要的身段连续拍摄多张，虽然不能使动作连贯，但也可看出个大概。对于郑大同的活动，程砚秋主动配合。演出前，程砚秋总是先跟郑大同“说戏”，关照好身段上的重点，郑大同不知拍了多少胶卷，他精选出来的几百张照片，今天看来仍然有参考价值。
《祝英台抗婚》是程砚秋晚年的精品和代表作。那时，他人胖了噪子不如以前，但经验丰富、炉火纯青，造诣更深。有一年在上海连演二十六场。郑大同每场不拉。他作为艺术鉴赏家，懂得这出戏的艺术价值。于是，他和唐在炘、李世济等合作，分头管录音、照像、记录身段、场记、乐队配器等。每天散戏回家，各人整理手头所记，最后合成一本详细的舞台演出记录。这份记录详细到二十六场演出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化，哪怕是一句台词，一个气口，乃至一个眼神，都被记录下来了。这是研究剖析程砚秋晚年艺术的极其重要的资料。粉碎“四人帮”后，李世济首先恢复的程派戏就是《祝英台抗婚>，这说明她对这出戏的印象之深，这可能与当年二十六天的艺术记录分不开吧。
程砚秋对于郑大同是很感激的。他常说：“我忙于演出，艺术记录的事顾不过来，多亏大同了。”郑大同多次想把这些资料毫无保留地送给程砚秋。程对郑大同夫妇说：“这是你们多年的心血，等我死后，这些东西会有用的，就算是我留给你们的纪念吧。”
程先生那里会想到，以后会有一场十年浩劫，但幸亏郑大同及时献给了国家，才使这些宝贵的录音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为了程派艺术的“接力棒”
程砚秋先生的早逝是我国京剧艺术的一大损失。为了总结程派艺术的经验，郑大同为电台录音、为报刊陆续撰写过一些学术文章，但是，他认为继承这笔遗产，要靠艺术实践，要有人接过这根“接力棒”。郑大同曾经向果素瑛提出，程派演员后继乏人，青年演员一时难以接上，建议在有基础的中年演员中请一些人改唱程派。他推荐李玉茹。总理还特意嘱人送给李玉茹一部程砚秋演出的《荒山泪》拷贝，以示关切之意。
李玉茹返沪后，立即着手挖掘程派戏《梅妃》。这出戏是程先生早期的作品，中后期很少演出，解放后更没有人演过。这出戏的资料已经不全。自然，李玉茹想到了郑大同，即去登门求教。郑大同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李玉茹。一九六一年<梅妃》正式上演，就象一颗明珠重新出土，以她独特的风格，精彩的表演和优美的唱腔风靡上海。中国唱片厂灌制了唱片，一时蜚声全国。
一九六三年，江苏省京剧团的青年演员钟荣来到上海。当时钟荣已被著名程派演员新艳秋领进程门。沪宁两地的几位喜欢程派的老同志便委托郑大同帮助深造。郑大同听了钟荣的演唱，发现果然是块程派的材料，非常喜欢。他象接受一项重大科研任务一样，把教钟荣的任务接受下来。他全部的业余时间都扑上去了，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教会了钟荣二十几出戏。每天说完戏，总是深夜了，郑大同夫妇还要亲自把这位姑娘送回住处。郑大同还请正在上海疗养的程门弟子、著名演员王吟秋为她说身段。经过这段时期的陶治，钟荣在艺术上长足进步，成为露头角的程派演员。
一场运动开始了。钟荣在剧团里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和围攻。这位酷爱艺术的年轻姑娘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打主意改行当工人去。郑大同这时也正在接受“审查”，每天要做“检查”，精神压力很大，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他以科学家的眼力，预见乌云终将吹散、真金不怕火炼，程派是真正的艺术，历史自有公论。他急忙写信给钟荣，语重心长地说：“程派艺术后继乏人，你的本领不是你个人的，而是整个京剧艺术事业的，钟荣啊钟荣，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艺术青春，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在他的再三劝说下，钟荣终于放弃了改行的主意。郑大同这才放了心。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老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不仅被剥夺了艺术研究的权力，还被剥夺了科学研究的权力。但是，谁也不能剥夺他头脑里的思想。他没有颓废、没有沉沦。他关起门来，在自己的书斋里默默地工作着，查阅文件，摘抄资料，十年里，书橱里多了两大叠笔记本，他以科学家的眼光和艺术家的想象力等待着那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郑大同又重新投入到火热的生活激流中。钟荣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她很快恢复了程派戏《英台抗婚》的演出。郑大同听了钟荣的演出录音后，发现有点“走样”。他又写信去，建议她来沪“回炉”。不久，钟荣来了。郑大同正在写一本《地基极限承载力的计算》的专业书，出版社催得很紧，他必须把业余时间也扑上去。于是，他就把钟荣安顿在家里，每天晚上从十点钟开始说戏，直到半夜。经过一段时间的“回炉”，钟荣唱腔上的“帮味”克服了，“程味”增浓了。回到南京后，又恢复了《三击掌》、《玉堂春》《文姬归汉》、《锁麟囊等程派名剧演出，颇受群众欢迎。南京京剧界自豪地说，坤角程派，“北李（世济)南钟（荣）”。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看了她的戏，给予热情鼓励。现在，钟荣正值壮年，已经把程派艺术的“接力棒”拿在手里了。
郑大同负责程（砚秋）派艺术研究小组工作后，更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培养接班人身上。现在，他又收了两名学生。他又象当年培养钟荣一样，利用业余时间，把自己一生对程派唱腔的体会，把自己的爱、智慧和精力都灌注在她们身上。
作为土力学教授，他现在的主要精力在培养研究生；作为程派艺术专家，他现在的主要精力也在培养接班人。在这一点上，作为土力学教授和程派艺术专家的郑大同又是统一的。
【作者：翁思再、肖未 1981.2《上海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