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加强的逻辑，与清

中国古代史一直是君主集权不停加强。 它是具备内生动力的。尤其是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出台，意味着世家贵族走向完全瓦解。但同时也意味着地主阶级相互连接，它的阶级本能会完全控制地主阶级。 很简单的道理，世家们认为天下也是它们的天下，朝代变而它们不变。但地主们的政治地位需要依靠科举，这是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中小地主们都要联合起来。不然，你中举发达一世，但你子孙后代可不能保证，甚至当今的荣华富贵，将来转头成了烫手山芋。所以它们要扩大联合范围，确保在不中举无朝官的年份里也能维持在耕读水平以上，以待后人。所以这些学子，这些地方实力派甚至用各种十分牵强的理由发展关系。比如语文书里的那篇范进中举，实际上稍微考究点的古代剧都会体现出来，比如早的大明王朝，近的丝绢案。而人一旦结合为群体，为群体利益代言，那么个人因素就开始相互抵消，而阶级本能开始控制了人。 作为个人而言，当不认为天下是它们天下的时候，自己的权势因为科举的关系而不能被继承时，它自然会相方设法用尽权利来为自己和家族牟利。同时，它作为某个乡绅势力的代表，也要为它们牟利，因为今日可能是你得势，将来可能是另一家得势，必须要相互都联合起来，这样世世代代有人，世世代代富贵。而如果得势了，翻脸不认人，要当清官了，大义灭亲了，那么你如何保证你的下一代也能得势，一代不得势，排挤出圈子里，你们家就完了。 同样，因为在地方上形成了这样的势力，且这样的势力又与朝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们，我衙门朝堂要运作，也得跟它们合作。​ 这种情况下，全天下只有皇帝把全天下视为自己的家产，只有皇帝想去调和矛盾。而那些士大夫就算明白总有一天，矛盾不解总有一天是要反弹的，但地组阶级已经完全异化，阶级意识已经已经反过来控制人，它也“身不由己”阿(同样的现象在资本主义里也是常见的，比如现代股份制，每个股份后面的个人思维可能不同，但组合为一个现代公司的时候，独属于个人的部分相互抵消，而每个人的增殖要求作为合力被强化，而经理人就完全作为资本增殖本能的打理者，资本的增殖本能控制了人)。 而皇帝为此就需要集权，但越是集权，则地主阶级的本能就发展的更厉害，就越不能放权，就越是要集权。 皇帝自己就越来越不能放心，就越是忙碌。唐玄宗可以说是第一个后世的典型皇帝，唐高宗和武则天对世家大族清理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它至少在执政初期中期是非常辛苦合忙碌的，它自己说每天都是四更天起床，凌晨三四点，维持了二十几年。普天之下，无一不敢不管，有所松怠就很快走向恶化，向全天下遍布眼线。所以它后来死活不肯再干了，要好好享受享受。 不过唐朝安史之乱后，唐朝廷本身就开始退化回了藩镇。 宋，尝试过与士大夫共天下，且似乎商品经济的发展缓解了传统的地主农民间的阶级斗争发展，或说，发展方向发生偏移，而不是转变为完全的对抗，但最终无疾而终。 元一开始对治理没什么兴趣，最后一位试图励精图治，反而完了。​ 明朝，朱元璋彻底把皇权发展到巅峰。宰相被彻底废除，从此之后不再有任何能威胁到皇位的权臣。如警衣卫，东厂之类的特务机关的出现，皇权对任何人的生杀大权不再被约束。卫所制的出现，暴力机关与地方利益划清了关系，它们的荣辱与皇帝，朝廷完全绑定。皇帝拥有了完全的暴力机关。真正做到了家天下。 但同时，皇权发展到巅峰，也就意味着发展到了最脆弱的阶段。朱元璋也是个必须天亮前起床的苦命皇帝。 明建国50年，土木堡之变，卫所制被破坏。从此之后，明朝大约维持着朝廷在地方上与豪强们共治，而豪强需要进入朝廷维持自己的地方利益，皇帝在朝廷里又被富裕了无边的权力，由此形成了平衡。(比如，明朝皇帝真要对付某位朝臣，哪怕是内阁首辅，实际上都是难以失败的事情。比如嘉靖到万历的一系列斗争，比如崇祯这个末代皇帝，这个对地方完全失控的皇帝，更换18位首辅，其中杀了两个、50位内阁大学士，杀了18位总督巡抚)。 明朝有太多的皇帝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皇权已经是个什么境地。最终逐渐在地方失控，财政崩坏(顺便一提，当开始崩坏，或者皇帝本身没有这个精力了，它们会干一件事情，就出现了所谓的奸臣，因为这时要开始动用非常规手段，而奸臣可以使用这样的权力，并且一定是奸臣，一定要人人喊打，要处于随时可能被反扑的境地，这样它们只能与皇帝一条心)​ 清朝重建了或说发展了朱元璋的制度，朱元璋是明清制度的发明者。比如，八旗重新把暴力机关与皇帝朝廷绑定，地方利益无法渗入其中，这样才有君主集权的基础。同时，清朝还可以为其套上一层民族的壳，完完全全被绑定，不可能在被脱离。同时，它们甚至文臣也有自己的班底，并不完全需要依靠地方势力。 皇帝的意志被完全贯彻，封建皇权彻底达到了巅峰状态。 皇帝压制住了地方豪强士大夫的势力，税又能收上来了，阶级矛盾有了缓和。但是，这时的皇帝这个职位，已经不是什么正常人可以担任的了。皇帝这个职位，工作强度已经是在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了。同时，地方治理，也已经到了人治的极限(只要稍加松懈到哪怕十几年，都能崩坏的触目惊心)。康熙的前40年，雍正13年，和乾隆的前40年，工作强度之大，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实际上，到此时，封建地主制最后一点余力全部用完。就算没有后来的外敌，也不太可能再出现一个所谓的盛世。因为，就仅仅十几年松懈就开始全面崩坏，严重的甚至将来都无法被补救。皇帝能保证自己永远拥有有这样的精力和热情？能保证代代如此？就算能保证，且干的好，反而人口增加事务增多乃至领土扩张，总有一天治理难度会超过人的生理极限，不可能再管的过来。 所以，从矛盾发展来讲，清朝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它延续的中国历史矛盾的发展脉络，代表的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发展可能。而近代外敌都不是如此，一旦​失败，则中国自身的矛盾，自身的历史逻辑都将居于次位。就像，印度的历史与作为殖民地被英国殖民时期真有什么逻辑关系吗？ 而如果连生理差异都没有，合适的民族政策能在几十年内就融合一个民族。清的满汉之别的真正根源是什么？ 阶级矛盾。发展到明清时，朝廷需要一个与其完全绑定的一个群体，朱元璋没有都要人造一个出来，还复辟种姓进行分化。清庭有现实可以利用的部分，它当然会直接利用。这才是清代即强调满汉之别，又强调中国正统的真正根源--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