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概述 (二)

发生在经济上层的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在经济上层也很明显，表现在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公司的兴衰上。

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财富》（Fortune）杂志每年公布的对5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的调查。1990年，列入50强名单的是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司，其名称家喻户晓，其中许多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例如：通用汽车公司(GM)、 福特汽车公司(Ford)、 杜邦(DuPont)、柯达(Kodak)和艾克森(Exxon)石油公司的前身。这些公司也反映了美国制造业的鼎盛时期：50强中有31家制造公司、12家能源公司、7家消费品供应商。

2007年的排名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制造业的衰落和服务业的兴起、以满足老龄人口需要为主的医疗保健行业的上升等现象。2007年的名单上，最大的非金融公司是沃尔玛。其351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略高于能源巨擘埃克森石油公司。50强中的制造业公司减少至20家。由于兼并，能源公司的数目减少至8家。

取而代之的是10家零售公司，包括沃尔玛、其劲敌塔吉特(Target)、以及家得宝 (Home Depot)和劳氏(Lowe’s)这两个主要住宅装修和建筑材料零售商。进入50强的还有6家保健公司和3家运送食品、物资和文件的公司——UPS、联邦快递(Fedex)和最大的食品分销商西斯科(Sysco)。柯达、施乐(Xerox)、国际造纸(International Paper)、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Goodyear）和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2007年都跌出了前50名。

全球经济扩张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企业，但国内的变化也发挥了影响。20世纪之初，改革派们致力于改善工作条件和食品卫生，要求美国一些主要的企业承担责任。这个运动在60年代得到复兴，原因是律师兼人权活动家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只身对美国汽车安全问题提出挑战。纳德于1965年撰写了名为《无论何速都不安全》一书， 对通用公司生产的考维尔（Corvair）轿车提出批评。通用公司为了报复，调查了纳德的私生活，显然是要败坏他的名声。通用公司的董事长说纳德属于“一小撮给美国制造麻烦的、心怀不满的异议者”。但纳德对国家头号汽车制造商的宣战牵动了美国人的心。国会通过了《1966年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制定了汽车安全标准。

公司的反击

“野心必以野心抵”，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88年在《联邦党人公告》51号上这样写道。这些公告的目的是捍卫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美国宪法提案。美国的商界和他们的反对者正是发挥了麦迪逊所预期的作用，双方在华盛顿和各州首府向政府领导人阐明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些活动又称为“院外活动”，此一词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在美国内战之后经济急速扩张的镀金时代，铁路建造商们的院外活动采取了赤裸裸的行贿形式，在那些有权决定铁路路线的国会议员身上不吝重金。一位铁路公司的董事大言不惭地说： “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今天，代表客户与国会议员联系的游说者必须登记，公开自己的活动。他们对国会议员的直接捐款不但受到限制，还必须披露。

批评院外活动的人士说，院外活动代表了民主程序的堕落，给了捐款大户最强的话语权。辩护者回敬说，游说者履行宪法保护的向政府请愿的权力，如果立法者不了解争议各方的立场（游说者最乐意提供这些细节），就不能妥善行使他们的职责。

不管怎么说，院外活动有增无减。据报，1975年，游说团体报告说他们在华盛顿的游说支出为一亿美元。2005年，有17000名注册游说者（其中200人为前国会议员）游说美国国会，其总支出达25亿美元。事无巨细，都有游说者涉足。不过，商业团体位居院外活动之首。1998至2006年间，美国有五大行业报告的游说支出总额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

过去25年里，美国企业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不是来自监管官员或“一小撮异议者”，而是投资人。80年代，一个新行业在华尔街兴起，其主要活动是收购那些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1981年，多元化化工产品制造商杜邦公司出价收购石油巨头康菲公司（Conoco）。一场狂热的投标战接踵而来，加拿大的施格兰酒业(Seagram)和康菲的死对头德士古石油(Texaco)与美孚(Mobil)争相报出高于杜邦的价格。康菲最后以78亿美元的价格与杜邦合并，每股康菲股票的购入价高达98美元，是杜邦最初报价前的两倍。这在当时是最大的公司合并，不但为康菲的股东也为购买了康菲股票的投机商、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和为这桩买卖出力的律师们创造了惊人的收益。

康菲的兼并在美国商业史上开辟了狂热的新篇章。为争夺那些因业绩不佳而股价降低的公司，竞价战爆发了。新的战术也层出不穷，如“持股勒索”（Greenmail），即投资人和投机商大量购入一家公司的股票，然后要求公司以更高价格回购这些股票，如公司予以拒绝就以强行兼并胁迫。像 T•布尼•皮肯斯（T. Boone Pickens）、卡尔•依卡恩 (Carl Icahn)和郭兹密爵士（Sir James Goldsmith）这样的“企业猎食者”（Raiders）都成了名人。公司的领导们指责他们是金融界的海盗。这些“猎食者”回敬说，收购“管理不善”的公司的股票是代表所有股东基于真实价值对公司讨还公道。

垃圾债券和企业兼并

杠杆收购（LBO）的爆炸性增长更加重了混乱局面。这种战略的收购目标是那些因公司管理不当或华尔街对公司潜力误读而导致股价低落的公司。外部投资人或一位高管寻求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公众持股人手里收购一家公司。这种收购中的杠杆就是债务。在典型的杠杆收购中，收购资金主要源于贷款。一旦新的所有人成功地接管公司，便由公司发行债务。由于这些债务的利息付款可以抵税，因此降低了杠杆收购的成本和财务风险，鼓励杠杆收购的组织者以较高的利率向投资人兜售债券。

从传统上看来，高收益高风险的债券是由处于困境中的公司发行的，所以又被称为“垃圾债券”（junk bonds）。但杠杆收购的倡导者辩解说，这些债券的风险不像许多投资者想象得那么大。1978年，联邦规则更改，允许受监管的企业养老基金投资于杠杆收购债券，因而为杠杆收购的兴起开辟了一个很重要的资金来源。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储贷银行也是垃圾债券的主要购买者。

80年代的前五年，杠杆收购的交易量增加了五倍。1988年，估计发行了2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ly）说，华尔街成交量如此之大为J.P.摩根时代以来所仅见。股东们因杠杆收购债券的发行溢价而获利甚丰。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则赚取了可观的费用，杠杆收购的老板们只等计划成功便可坐收暴利。金融学教授罗伊•史密斯（Roy C. Smith）说，那是这10年里“伟大的、屡试不爽的造钱机器”。

其负面则是熊彼特破坏性创造模型中具有破坏性的那一半。为了偿债，新雇主常常不得不卖掉公司内业绩不佳的部分或减少工资成本，这就意味着裁员。经营多年的公司被出售或解散，使当地社区的利益遭受损失。一家大型美国汽车轮胎公司的一位高管曾说，杠杆收购交易“是魔鬼在地狱亲手创造的”。

杠杆收购的成功有赖于多项条件，包括：繁荣的经济（此时人们争相购买被收购企业中急于脱手的部分）、投资者对垃圾债券的信心、以及宽松的监管环境。但是，80年代末经济的增速放缓，投资者的信心也因丑闻迭起而受到打击。巨额交易诱惑着华尔街著名的银行家和律师，他们不惜采取欺诈手段，违反联邦证券法，相互私下透露尚未公开的交易信息，操纵股票价格，发布虚假的财务报表。华尔街主要的垃圾债券交易行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1988年对违反证券法的重罪供认不讳，被判罚6.5亿美元（截至当时的最高罚款），最后走向破产。

德崇证券倒闭后，许多垃圾债券投资人遭受重大损失，收购公司的疯狂浪潮在90年代减退。然后科技股风行一时，吸引了投资人越来越多的资金，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炒股热潮急剧降温。但几年之后，新一波公司兼并的巨浪又汹涌而来。这次的领军者是私募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利用客户的资金和借款购买那些利润和股价暴跌的公司，为其 投资者创造了牟利的机会。

和80年代的公司兼并不同的是，像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和卡莱尔集团（Carlyle Group）这样的投资基金，其目标不仅是降低成本，还要改善公司的效益。基金经理们寻求公司上市，在美国的证券市场上卖股票。如果公司重新上市时的业绩优于收购前，股票价格就会相应提高，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就会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些私募基金收购的名单包括赫兹汽车租赁公司（Hertz Corporation）、米高梅电影制作公司（Metro-Goldwyn Mayer）、汉堡王（Burger King）、克莱斯勒（Chrysler）和得克萨斯州最大的电力公司TXU。

1992年，私募基金投资总额只有211亿美元。2006年，私募基金收购了654家美国公司，总额高达3750亿美元，又一次证明了美国金融业无时不在的翻云覆雨。对熊彼特而言，这种现象可能不足为奇。

竞争与美国文化

竞争和破坏性的变化如何被接受为美国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呢？

第一批前来新大陆定居的欧洲移民甘冒横跨大西洋的风险是有多种原因的。有些人是为了建立新家园，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且免遭迫害。其他人是要淘金，寻求青春永驻之泉或借道去印度。许多人的目标很简单¬¬¬，只是寻找新生活的机遇。但大多数人都正视一个现实：建成他们的新世界需要白手起家。

从首批勉强能够借以生存的定居点向西部推进，面对变化无穷的机遇和风险，这些拓荒者也不断改造自己的社会。历史学家沃尔特•A•麦克杜格尔（Walter A. McDougall）把美国称为“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文明”，并补充说，“没有任何地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变化。美国不仅诞生于革命，其存在和延续就是革命的过程。”

许多美国人认为，上帝、造物主、全能的主——不管他们信奉什么——在他们为创建新国家而奋斗的过程中赐福于他们。1630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总督约翰•文斯若普（John Winthrop）曾把他管辖的定居点称为“山顶上的城市。人们都在看着我们。” 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1915年曾告诉一群新入籍的美国公民，“你们已经宣誓效忠于一个伟大的理想、一组伟大的行为准则和人类的一个伟大希望。”后来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文斯若普的比喻成了里根总统最爱引用的话。

这种使命感强化了美国人的志向，他们奋力取得独立，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和强大的经济，同时树立了经久不衰的乐观精神。

历史学家亨利•斯逖尔•康马格（Henry Steele Commager）说：“伴随乐观精神而来的是一种拥有力量和取之不绝的能量的感觉。美国人有巨大的空间感，他们的想象力驰骋于整个大陆，他们不能容忍猥琐小气、迟疑不决和畏首畏尾。对他们来说，建立一个占地一平方英里的农场或100平方英里的牧场，教育百万儿童，用自己收获的小麦和玉米养活整个西方世界，都不是什么卓越非凡的事情。

理想主义和利己主义并辔而行且各得其所。麦克杜格尔说，如果撇开理想大义，美国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躁动的国度。在《自由在即》（Freedom Just Around the Corner）一书中，麦克杜格尔描述了他自己的两难处境：“我该如何描绘美国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还是社区的建设者，是实用主义者还是梦想家，是物质至上者还是理想主义者，是偏狭的小人还是大度的典范，是普世自由和正义的倡导者还是历史上最厚颜无耻的伪君子？”他说，其实，所有这些品质在美国历史上都明晰可见。

麦克杜格尔所看到的共性是一种好斗的躁动，它驱使人们去打拼，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他写道：“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除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有如意算盘’。政客、律师、银行家、商人和推销员在未证明自己清白之前都是有罪的。”他说，美国人是 “躁动者，这是指他们寻求个人利益，蔑视法律，偶有欺诈，在游荡中重塑自我”。但他补充说：“他们也是褒意上的躁动者：建造者、实干家，有决心、有梦想，勤奋工作，善于发明、组织和设计，也是一个极其慷慨的民族。”

最早来到美国的移民带来了英国那种复杂、多样化和投机的市场经济的原则，并把它们应用在新的土地上。但是，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改变了这种英国模式，也创造了机会。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安茉莉•史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所说：“从无到有就是美国梦的意义所在——由穷至富，从小木屋到白宫，从堪萨斯的农场到好莱坞的摄影棚。只要命运许可和努力可及，我们永远在创造和再创造自己。”

崇尚工作

美国经济的雏形源于一种把辛勤劳动升华为国民价值的文化。人类学家兼企业家赫伯特•阿普尔鲍姆（Herbert Applebaum）曾写道：“起初，美国就是土地，土地就是美国。”不像英国那样，新大陆给普通定居者提供了拥有土地的机会，至少在印第安人被赶走之后如此。阿普尔鲍姆补充说，但是没有“辛勤持久的劳作”，土地则一无所用。农民还得掌握十几种工匠的技巧。工匠也要耕种。对生存能力的这种要求在北美各处的集体定居点深深播下了个人主义的种子。

随着美国殖民地的兴旺发达，加上独立战争意想不到的胜利，美国人逐渐不再把劳动看作生存手段，而是看作成功之路。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写道：“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只要有才干，能吃苦，富有创业精神，运气不太坏，就可以在经济的阶梯向上攀升。这种信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政治运动相对薄弱。蔡和其他评论家说，大部分美国人，即使不情愿，也能接受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大的贫富差距。

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百年前写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s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他在书中说，新教的教义崇尚勤奋、诚实和节俭，因而帮助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石。城市研究理论家理查德•弗洛里达（Richard Florida）说，这种精神幸存了下来，但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在2005年出版的《创意阶层大逃亡》(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弗洛里达辩称，60年代和70年代的抗议运动最终引发了对工作的新看法：即勤奋工作是不够的，还要有成就感，另外，工作要有意义，令人愉快。这就是婴儿潮一代人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在20世纪最后30年成为美国经济的栋梁。

但是，甚至这种文化的转折都表现了传统的美国精神。历史学家们说，务实主义、怀疑主义和逆反心理深深嵌入美国人的性格中。康马格(Henry Steele Commager)写到：“美国人对权威、法规和规则的态度让官僚们和墨守成规的人觉得无可救药。”

美国的历史表明，不管将来采取什么形式，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个人主义和逆反心理将会使美国人继续保持这种躁动不安、勇于拼搏的本性。

第五章 地理与基础设施

教育和交通有助于凝聚各具特色的区域

“一个有胆识的州可以作为实验室，进行新的社会和经济实验，而不危及其他州，这是联邦制度的优势之一。”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D. Brandeis） 1932年

美国横跨北美大陆，位于两个大洋之间，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拥有大量的森林、海岸线、可耕地、河流、湖泊和矿藏。教科书中的北美地图曾用简单的图标标明重要经济资源的位置：东海岸大都市的摩天写字楼；五大湖区工业带林立的工厂；大平原的麦堆和牲畜；古老的南方和得克萨斯州东部的棉花；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西部落基山脉东坡的煤矿；明尼苏达州梅萨比岭（Mesabi Range）的铁矿；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和阿拉斯加州的油井；东南部和西北部的木材和水力发电。

事实上，很多地方都有这些资源。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一带之所以成为钢铁生产中心，是因为附近有煤田以及通往全国其他地方的铁路和河道，但印第安那州的盖瑞和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也曾是大钢城。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靠宾夕法尼亚的石油发迹，然而得克萨斯平原、墨西哥湾沿岸各州、南加州和阿拉斯加也有庞大的石油储量。即便如此，这些旧时教科书中的地图还是正确显示了美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各种资源的位置。

在二十一世纪绘制的类似经济地图则会大相径庭。过去二十年中，五大湖区旧有的制造业城市失去了几十万个工作职位。另一些城市则依靠高科技和金融行业发展壮大。即便如此，美国经济仍然保留着鲜明的区域特征。

鲜明的区域特征

在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世纪中，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迁入最适合自身技能和对自己的家庭最友好的地区，随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在明尼苏达落脚，来自欧洲城市的犹太商人在纽约和其他北方大城市定居，墨西哥农业工人则在加利福尼亚的果园和农田附近安家。

由于移民倾向于追随亲戚，他们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习俗。记者丹．摩根（Dan Morgan）指出，新英格兰地区一丝不苟的“北方佬”从美国东北部举家搬迁到俄亥俄，“在第一个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就制定出包括学校和法庭的未来城镇计划。德国移民在宾夕法尼亚建起坚固的奶牛棚，数代人后依然矗立。东部的农民或城市居民冒着生命危险到西部边疆开垦土地或寻求财富。那些如愿以偿者留下了个人主义的深刻烙印，至今仍然影响着西部居民独特的视角。

这种人员、技能和资源的集聚，催生了鲜明的区域属性和特征。记者乔．加罗（Joel Garreau）在他的《北美九国》（The Nine Nations of North America）一书中指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各自包含一组有着明显互异特征的区域。美国的区域有：新英格兰；五大湖区的老工业州；富有历史遗产和新的经济活力的南方；从中西部到大平原的天然粮仓；落基山麓居民稀少的荒野和沙漠；得克萨斯和西南部的拉美人聚居区；太平洋沿岸的环保运动核心地带；以及与加勒比联系密切的佛罗里达南端。

加罗写道：“有些是接近原生态的边疆地区；另一些地方则有四百年的历史。各个区域的经济独具特色，居民对自己所在的区域也都有一种归属感。这些区域的外形、感觉和语言各不相同。有些被山地、沙漠和河流截然分开，其他区域则是以建筑风格、音乐、语言和谋生方式相异。最重要的是，各区域都有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

特性的差异影响了各区域的发展方式，水即是一例。从英国来到美洲的第一批移民带来了英格兰的普通法传统。河湖沿岸的“滨水”（riparian）不动产的业主对经过其土地的“天然水流”享有使用权，但这项原则受到经济竞争的考验。作为北方殖民地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磨坊主们可以竞相对同一条河流主张权利。

为解决这些纠纷，美国法院创立了“合理使用”原则。实际上，它要求使用者公平地分享资源。在这些争议当中，各州之间和各地区之间对何为“合理”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它往往意味着较大的磨坊或工厂对河流可以比较小的磨坊或工厂主张更多的权利。美国东北部沿河兴起的工厂城市离不开共享的水源。

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潮则导致完全不同的原则，它符合矿主的需要，后来改变了整个西部的用水格局。发现金矿的矿主有权对附近土地和溪流主张权利，以淘洗金块上的泥土。矿主的这种主张确立“先占先用”优先权，使他能够根据需要尽量用水。

淘金潮退去后，矿主取得水权的方式成为惯例。这项后来在西部被称作“抢先占有”的原则不同于东部的资源共享原则，它使富于开拓精神的开发者能够在干旱的南加州和其他西南各州取用大量的水，支持城市发展，并允许西部农民不受限制地汲取大量的地下水种植作物。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在今天能够成为大都市，正是因为这种水权制度。

水权的例子反映了多元化的联邦国家中出现的多种区域法律、政策和惯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德斯在该院1932年裁决的一起案件中表达的反对意见被广泛援引，确立了处理各州政策多样性的法律框架。他指出：“如果其公民赞同，一个有胆识的州可以作为实验室，进行新的社会和经济实验，而不危及其他州，这是联邦制度的优势之一。”在教育、能源供应和公共交通领域，各州一直是政策创新的实验室。

凝聚力

美国的历史就像一幅布满了旅行路线的地图。南北战争后，整个南方的经济陷入衰败，迫使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举家西迁，以期在得克萨斯和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找到可以耕作的农田。丹．摩根写道：“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便行使作为美国人的最终权利—— 迁徙。”他们用粉笔在弃置的家门上写下“GTT”，便离开家园。邻居们明白这三个字母表示“已去得克萨斯”。

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尘暴导致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移，30万人从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密苏里和阿肯色迁移至加州肥沃的中央谷地。忧心忡忡的加州当局在俄克拉何马的塔尔萨（Tulsa）立起这样的警告牌：“加州没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请不要前往！”但这些被称为 Okie的俄州农夫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旅程。

人口流动的触发因素既是机会，也是需要。随着农业机械化取代手工劳动，非裔美国人在整个二十世纪持续迁离南方。最大的转折出现在二战期间，当时北方的钢铁厂和汽车厂为填补战时职位空缺而招收非裔美国人。经济上的必要性超越了种族偏见的传统。

过去一个世纪中，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逐渐转移到南方，因为那里地价较低，工会力量也较弱。近几十年，外国汽车公司纷纷在南方各地建厂，受到追求增长的商界和民间领导人的欢迎。今天，一度空荡荡的怀俄明城镇住满了新来的人，他们在该州不断扩大的煤炭行业找到了工作。

关于美国工人的流动性早有详细的记载。过去十年中的一项研究指出，平均而言，美国人从大学毕业到退休将为11个雇主工作。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包括晋升和雇主易人，大学毕业生在38岁之前将会从事13份不同的工作。

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反映了美国人“起身就走”的习惯。1990年的普查发现只有60%的国人住在他们的出生州，但这个平均数字掩盖了各州之间的显著差异。此次普查中，接受调查的宾夕法尼亚人有80%住在他们的出生州，艾奥瓦、路易斯安那、密歇根、明尼苏达和密西西比等州有70%以上的居民住在自己的出生州。但是，只有30%的佛罗里达居民出生在本州。

进入二十一世纪，迁移仍在持续。从2000到2004年，美国东北部平均每年净减少24.6万居民，中西部平均每年减少16.1万人。但是南方平均每年增加35.2万人。在西部，太平洋沿岸各州总共平均每年减少75,500名居民，但是落基山脉各州平均每年增加13万人。

凝聚力与基础设施

如上所述，移民、资源和文化造成了区域差异，但是，其他经济和文化力量却有助 于打破区域壁垒，使美国的区域经济更加一体化。这些因素包括通用货币、承认财产所有 权的法律体系、以及在各州之间制定统一商业政策的联邦法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 是极其重要的联系纽带，为商品在各区域之间流通提供了便利。

从一开始，对交通网络的需要便十分明显。乔治．华盛顿的梦想是打造一条起自华 盛顿特区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通往俄亥俄的运河，把弗吉尼亚及其他东部各州与当时还是 边疆地区的俄亥俄谷地连接起来。但是，由于缺少资金，直到 1828 年才动工。1850 年运 河竣工之前，密西西比河上早已有数百条轮船航行，区域铁路线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各州纵 横交错。铁路和轮船使得运河尚未竣工就已过时。

塞缪尔．F．B．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发明的电报得到至关重要的联邦政 府资助：30,000 美元拨款使他在 1844 年能够运营一条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特区 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使用莫尔斯编写的点划式代码，当它神奇而迅速地把在巴尔的摩举 行的总统提名大会结果传送到华盛顿时，这位有着非凡毅力的发明家喜出望外。

莫尔斯电报的发明是美国政府在促进科学和商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早期例证。此 后，通过太空计划、癌症研究和先进能源系统之类的项目，美国政府至今仍在发挥这种作 用。莫尔斯认为，政府在提供项目资金之后，应当像建立邮政系统那样，建设和运营全国 性的电报网，但是华盛顿的官员对此不感兴趣。于是莫尔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私人公 司，经营华盛顿和纽约间的电报线路。五年后，他们架设了 19,000 公里的电报线。内战 期间，军方把这个数字提高了一倍。莫尔斯在 1872 年去世前，电报线已扩展到 40 万公 里，开启了东西海岸间的电讯时代，成为美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

只有联邦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本启动十九世纪美国最浩大的基础设施工程—— 跨越新大陆的铁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签署法律，授权成立国家特许公司承建这个巨大 的项目。两家公司被委以建设铁路的重任，一家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开始施工，另一家 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动工。这项危险的工程穿越沙漠和西部山脉，雇用了一万多名 工人，其中有欧洲移民、获得自由的奴隶和来自中国的移民。

这条铁路连接东西海岸，使美国成为一个整体。谷物、用于生产钢材和照明煤气的 煤炭，铜、铁矿、石油、木材、供应新建的城市百货商店与面向消费者的邮购企业的服 装、食品——甚至用新造的冷藏车运输的水果——都可以穿越全国寻找市场。以往从纽约 到中国要绕道南美令人生畏的合恩角（Cape Horn），需要 100 天的时间，现在有了穿越 大陆的铁路，30 天即可完成。

1912 年，汽车依然是富人的玩物。但是汽车车灯生产商卡尔．G．费舍尔（Carl G. Fisher）看到了建造跨越大陆公路的可能性，他发起了一场宣传活动，呼吁用公众捐款建 造这条公路。这条长达 5456 公里的公路被命名为“林肯公路”，到 1925 年已从纽约延伸 到旧金山。项目开工时，修缮的公路不到全长的一半。有些路段沿循印第安人、殖民时期 的定居者、南北战争中的军队和快马邮递公司开辟的历史路线。它被称作“美国大道” （America’s Main Street），第一次把商业和汽车联系在一起，也启发了 1950 年代始 建的州际公路系统。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19 年时还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曾经驾驶卡车 做过跨越全国的艰苦旅行，由此萌生了修建封闭式现代公路系统以加强美国境内防务的想 法。在影响力巨大的汽车和石油行业的有力推动下，1956 年开始兴建政府出资的公路网 络。1992 年完成的第一份线路方案造价为 1140 亿美元，是原定预算的 10 倍，几乎完全 是通过汽油销售税和其他使用费支付的。

到 2004 年，公路网达到 75,408 公里，加快了城市居民向郊区的迁移，促使工业从 北方的老商业中心转移到南方和西部，确立了公路货运与铁路比肩的地位。它也促使更多 美国人开车上路，增加原已扩大的汽车燃油需求，成为美国能源政策辩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