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奋斗历程
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理论概括。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革命和批判精神为指导，是研究和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该方法论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认为事物是在不断变化和运动中达到统一的。它要求从整体和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事物。并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它不仅追求认识真理，而且关注真理在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方向。并以批判的态度来认识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曾经提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俄国有可能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性波折，而直接从农村公社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众所周知，这一设想并没有在俄国得到实现。虽然前苏联曾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所想的社会主义道路。而结局大家也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下尽量秉持着客观、主体、整体、具体和发展性的原则对此问题开展讨论。
首先我觉得要确立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只有一个“卡夫丁峡谷”吗？还是几个？还是几个“小峡谷”组成了一个“大峡谷”？我认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已经遇到了四次“卡夫丁峡谷”，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第五次“卡夫丁大峡谷”，当然也会以后不断遇到不同的如“卡夫丁峡谷”般的挑战。
一、理想跨进现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面临着严重的困境。经济文化落后，人民贫困，各种社会矛盾严重，同时还存在着封建文化和旧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着理想主义的革命情怀建立新政权，以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毛泽东等革命家坚信，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大潮中，只要人民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中国。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极其严峻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极度落后，物资短缺严重。工业和农业生产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苦。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由于二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量发行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同时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局势动荡不安。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引发部分地主阶级的强烈不满。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导致中国外交环境困难，尤其是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遭到了美苏双方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把戏。
为解决这些困难，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新中国政权从现实角度出发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国家计划，组织资源，重建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重工业先行”战略，重点发展工业。加快金融改革，控制通货膨胀。1951年发行人民币，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货币发行的控制,稳定物价。积极发展国有经济，逐步实现公私合营。通过征收民营工商业及发展国有工商业，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主导。大力推进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通过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问题。1956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外交，化解国际压力。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苏联结成同盟，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开展政治运动，增强人民士气。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土改运动等，鼓舞人心，提高政治觉悟，巩固政权基础。
这一过程可以视为第一次跨越“卡夫丁峡谷”，即把理论转变为现实的过程。毛泽东等革命家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创建新中国，期望一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然而面临的现实困境远非理论所设想的那样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从现实需要出发，采取务实的措施积极应对，这就需要对理想主义做出一定修正和平衡。新中国初期的政策，体现出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行的艰难选择和取舍。他们在坚持理想的同时，也努力根据当时国情调整政策。这就使新政权得以稳定和发展。
二、从“大跃进”到纠正“左”的错误倾向
1958年初，国家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形势，提出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跨越式发展”，实行“大跃进”。重点在工业领域实行“超领先、超集约、超节约”的政策，大力发展钢铁工业和人工农业。各省市在这种氛围下，争相提高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增长目标。这导致资源浪费和产品质量问题。1959年，虽然国务院对大跃进政策进行部分调整，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生产指标，改善产品质量”的指示。但整体上大跃进氛围依旧存在。1959年底，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年经济形势，但并未对大跃进作出根本性纠正。这导致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工业生产过热，农业严重受挫，粮食产量锐减，全国范围内爆发饥荒，物资极度短缺，社会动荡加剧。1960年7月，中央工作会议作出部署，开始采取措施调整经济，但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大跃进带来的危机全面爆发，产生持续影响。这一阶段大跃进造成严重后果，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大跃进错误的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方法论和具体观点上片面的理解。它忽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阶段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政府推动与社会主体能动性的结合等马克思主义观点
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中国政府在 1961 年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暂停大跃进的政策，在全国推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灾后恢复工作和发展农村经济的活动，调整了国内的经济政策和重心，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积极开展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和技术，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1962年庐山会议进一步对大跃进的错误进行了总结，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秉持真理，修正了原有的错误思想，积极倡导实事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关注人民的生活和福祉，加强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与人民群众相互理解和信任，修正了大跃进时期的错误做法，纠正了历史的错误。
大跃进期间，中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进行了一次痛苦的选择，这也可以视为一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过程。虽然最终选择了现实主义，暂停了大跃进运动，但这一理想主义实验的失败，也使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为清醒和理性的认识。这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三、“十年动乱”到“拨乱反正”
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以视为第三次跨越“卡夫丁峡谷”。
197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和举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通知》，正式宣布决定恢复高考，并要求各地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进行考试工作。这标志着高考制度正式得到中央的批准和确认。1977年10月20日，高考如期举行，有力地消除“文革”对教育和文化的破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社会状况作出批评，提出“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平反“四人帮”迫害的冤案，纠正极“左”的错误。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四人帮”逮捕归案。这标志着理论偏执和政治运动的正式终止，对“文革”的错误进行了政治上的纠正。
1981年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成对“文革”的充分认识,吸取重大经验教训,是对“文革”进一步的理论纠正。
这一系列措施使中国政府和人民最终选择现实主义，抛弃“文革”理论，结束长期的政治运动，重建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标志着新中国发展进程中一次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调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的重新的平衡。这一时期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这有利于纠正“文革”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和绝对化，建立正确的理论指导，纠正理论上之前的失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重新的结合。
三、改革开放
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面临低增长、高通货膨胀的困境，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迫切要求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同时人民群众对政治动荡和低水平生活的不满激增，要求稳定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高涨。这促使中央要采取措施改善民生，满足人民需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放宽政治环境，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标志着改革开放正式开始。
1978-1984年，中央制定和推出第一批改革措施。如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工业技术市场和农产品流通市场；鼓励个体经济；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引进外资等。这标志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果。
1985-1989年，中央深化改革，实行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取消双轨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框架。这标志改革开放进入深入阶段。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国务院发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大规模改组国有企业。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初步确立。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步走”战略。1998年国务院发布《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动国企上市。这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新阶段。
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逐步完善和成熟。
改革开放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运用与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开始。改革开放取消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态性，在生产方式转变中发挥引领作用。改革开放结束了长期的闭关锁国状况，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内部与外部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也显示出中国在长期理想主义过度的情况下，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理念，处理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回归理性与实用。这标志着中国又一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成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得到重新的平衡。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略，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特征和发展战略作了新的科学判断。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不断吸收最新实践经验，发展和丰富理论。
所以，改革开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也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调整，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理论基础。改革开放的成功，使中国实现了第四次跨越“卡夫丁峡谷”，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出生和成长于改革开放同期的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
五、走向“新时代”，道路艰难险阻
当前我们正在跨越第五座“卡夫丁峡谷”的途中。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新时代，我们也遇到了很多新问题。
1.发展不平衡问题。截至2020年，中国各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均GDP水平，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等地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而像西藏、青海、贵州等较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3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16,021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且这种差距近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中国各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样存在。数据显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较中低收入群体高出5倍以上；在农村，地主和富农家庭的人均年收入高出普通农户多倍。
2. 制度机制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官僚作风盛行，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较为突出，这阻碍了政府转变职能和推动工作实效。部分官员工作失职，执行力不强，政策落实不力，这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改革效果，例如最近的“指鼠为鸭”事件。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现象较为严重。部分官员的选择任用方式不规范，贪图利益输送，这损害人才培养机制，阻碍党和政府实现干部队伍专业化。某些利益集团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这破坏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当然还有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需要改革等等。
3. 全面依法治国难度增加。法律体系在某些领域还不够健全，需要加快立法进程，加强法治建设。例如，要加快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立法，提高法治化水平。
法治社会化程度不高。社会各界法治意识和忠诚度不够。法律制定后，执行不力的问题时有发生，例如层出不穷的“老赖”。所以需要完善执行机制，强化执法监督，提高法律的权威。法治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例如南京彭宇案。这制约法治建设和法治水平提高。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法律漏洞谋取私利，这破坏法治建设阻碍社会公平正义。例如，越来越多的“996”。需要依法加大监管，堵塞法律漏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4. 产业升级困难。中国产业多处于中低端，产业结构不够优化，需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型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5.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截至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到0，累计减少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0。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我国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如何保持脱贫，不返贫，仍旧是一道难题。
6.生态环境压力持续。资源环境等约束日益加重,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首先，空气污染是生态环境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尽管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降低空气污染，比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等，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例如，2020年我国133个城市中，PM2.5浓度合格的城市仅为42个，空气质量仍然需要持续改善。此外，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空气质量排名全国49个城市倒数第二，显示出了空气污染问题之严重。其次，水资源问题也是生态环境面临的重要挑战。据水利部门数据，我国水资源短缺严重，可用水资源总量仅为2113.2亿立方米，尽管政府在推进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水环境质量和水资源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土地资源问题也是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之一。尽管政府积极改善土壤质量、推行耕地保护政策等，但土地资源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末，耕地总面积为1.8215亿公顷，相较于上年减少了2848万亩。违法用地和不当开发，加剧了土地资源浪费。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土地资源短缺问题也愈发突出。
7.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同时，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增加。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对我国影响力的扩张，网络舆论乱象嚣张，谣言满天飞。
怎么办？在跨越第五座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中，我们就更需要依靠习近平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这意味着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同时运用系统、历史、辩证、实证、比较等多种方法，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开展研究和分析。
在解决经济困难和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改革开放，不怕进入改革深水区，采取市场化和科技创新等多种手段，推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推动依法治国，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创新和文化多样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展现文化自信。
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借鉴世界各国良好经验和成功实践，扩大开放，加快与世界的交流和融合，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坚持“一带一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跨越第五座“卡夫丁峡谷”，跨越更多的“卡夫丁峡谷”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为武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