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有一百个将军
1913年1月的某一天，维也纳宁静，安详，让我感到由衷的幸福。
我大概变成弗洛伊德了。
并没有某个确实的证据，仿佛是上帝在我的脑海里刻下的设定，我就是弗洛伊德，这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理所当然。
至于我当下的意识源于那个人物，我也不甚清楚，我所拥有的记忆似乎只包括在几分钟前突然变成这位精神分析家。总之，我享受着下午茶，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就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衣冠楚楚，身边是醇香的咖啡，以及最新的报纸。
报纸上的日期是1913年1月某日，很显然，占据弗洛伊德身体的我来自一个更晚的时代，因为我隐隐约约地记起了1913年一整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至于局限到弗洛伊德个人，这个有些神经兮兮的精神病医师在这一年将要出版发行一本叫做《图腾与禁忌》的学术著作，内容充斥着对乱伦恐惧、情感矛盾等许多狗屁不通特征的研究，声称自己发现了三大真理：梦是无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的伪装的满足；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情结；儿童具有性爱意识和动机。
真是见了鬼，来到了20世纪初的维也纳，听上去应当是一件挺浪漫的事，至少我以前对于维也纳的印象仅仅是约翰·施特劳斯与舒伯特。但事实上身体的原主人似乎始终在一本正经地分析龌龊勾当，这足以败坏所有的美好期望，好比17世纪的破落汉费尽心思来到梦寐以求的新大陆，看到的却尽是长着罗圈腿的北美扬基佬在灰扑扑的农场挖土豆。
既然是1913年，世界大战的阴影应当笼罩了欧陆，尽管弗朗茨·费迪南那个倒霉蛋还有一年多才在萨拉热窝丧命，但维也纳的局势也应当有些紧张才对，实际上，我已经清晰地听到邻座的几个年轻人在讨论服从兵役的事情。
在我的角度，我只能看到一个年轻人，根据弗洛伊德留下来的生活经验，这个人显然是克罗地亚人，他看上去二十出头，在前几分钟的闲聊中，他已经几次提到自己将回到他那个名字很拗口的叫做库姆罗维茨的家乡服兵役。单看他的装束，他似乎很难负担在这样的咖啡馆消费，他的德语也相当生疏，不过语气十分自信，至少在我看来，旁听他的谈天并不让人反感，在这样的环境下听年轻人的叙述显然也是一次奇妙的经历。
今天的咖啡馆似乎有些喧闹，这些年轻人充满了活力，谈论的话题——四步舞、华尔兹、德语教学、击剑，在斯柯达军工厂的工作见闻......我也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了这个活跃的克罗地亚小伙子的名字——约瑟普·布罗兹，一名五金工厂的工人，他在几年前就已经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人在感受到危机时，原本孤僻的人也会向集体靠拢，寻求某个特定的集体的帮助，社会民主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哈布斯堡帝国内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政党也好，似乎这些集体对于大众的意义也仅仅是抚平他们的不安——当然，对于真正有本领的人来说，这些集体的意义要大得多。
“你对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这时，斜对面一个男子突然向我搭话。显然，我过于认真的聆听神情暴露了我在旁听他人谈天的事实。
我开始打量这个男人，他的个子不高，相当年轻。看上去不像富贵人家，不过着装打扮很整洁，从他的德语口音判断，他应该是奥地利人，说话的语气相当拘谨，但神情并不畏缩，特别是他的眼神，只需看上一眼就能明白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
“我觉得，如果他们正当的诉求能够得到满足的话，那么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一股力量。”我斟酌了一下措辞。
“嗯，您看上去受过相当好的教育，”这个男子的语气不像是恭维，而是一种认同，“但要我来评价的话，我很难说他们的诉求是正当的。”显然，他虽然有着与他年龄不匹配的涵养，但他在政治问题上的表态却相当不留情面，这大概就是他旺盛精力的来源吧。
接下来，我和他又搭了几句话，他得知我的身份后有些兴奋，不过举止依旧得体，我也知道了他的名字阿道夫，他的工作并不稳定，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这样看来，他那令人舒服的处世态度应该来自他的自学。他自称在维也纳卖画为生，并且对于政治有相当的热情，从不多的几句交谈中，我能感觉到他对耶稣会、赤色分子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厌恶，阿道夫认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欧洲中部地带鼓吹阶级矛盾只会模糊真相，而真相就是民族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麻烦了。
不过他似乎很关照我的感受，意识到我并没有讨论政治的热情后就适时地停止了这个话题。阿道夫又向我分享了他的几幅作品，有铅笔画也有水粉画，就我看来他描绘建筑的手法相当精妙，有些作品的氛围也烘托得很好，但他对人物的描绘就不好让人恭维了，有些谬误甚至是我这个外行也能发现的。
总的来看，他在绘画人物上的失败注定他很难成为一个商业画家，毕竟这个时代的美术界对于描绘人物有着相当的热情，不过阿道夫还是很有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的，尤其是他这样年轻，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如果他能获得一个合格的美术文凭，那他的才能一定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最后，我真挚地鼓励了他几句，他似乎也相当受用，不一会，另一个男人坐到了阿道夫面前，显然阿道夫来咖啡馆的目的就是向经销商脱手他的几幅作品。我也不再打扰他们，但这也意味着我没有了事情可做，我现在是弗洛伊德，而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他应该做什么，在知道他下一步该做什么之前，停留在原地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这时，有两个男子一边聊天一边走进了咖啡馆，虽然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能听出是俄语，走在前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有些犹太人特征的男子，他似乎比较熟悉这一带，而他后面的人则显得有些生疏，看来他是刚来维也纳没多久。
等他们坐下后，百无聊赖的我开始关注他们的行动，很显然，那个犹太男子似乎和同伴不怎么聊得来，而他的那个同伴估计也一样，这个人身材矮小，左手始终藏在口袋里，好像他左手有什么隐疾，脸上还有一些麻子。他们的聊天内容似乎很不着边际，我也无法听懂所有的俄语，有些模糊的词句也只能不去关注，除了那个脸上长着麻子的小个子向犹太男子和特罗亚诺夫斯基夫妇表达了感谢之外，我没有再听懂一句明确的话。更何况我也不知道那对夫妇是谁，甚至转头我都不会拼写他们那个拗口的称呼了。事实上这两个人口中蹦出的俄语人名我只记住了两个，就是他们俩的名字，矮个子叫约瑟夫，犹太男子叫列夫·达维多维奇。
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两个人也许是俄国的地下党人，报纸上就是不久前沙皇政府流放地有相当数量布尔什维克人逃逸的消息......当然，这只是我的胡思乱想，就像21世纪的中小学生常常会幻想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还要编排上在他们看来引人入胜的情节一样，我也只是在做和他们一样的事，目的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来期待那个或许会到来的、让我的意识复归原位的时刻。
显然，这两个人如果真的是地下党人，他们也不会在乎泄露身份的事，俄罗斯的沙皇不可能要求奥地利的皇帝逮捕俄国的政治犯，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迫他们出境，而这些人立刻就会动身前往另一个根据地，或是巴黎，或是伦敦，甚至是布鲁塞尔甚至克拉科夫......
或许是巧合，在他们的谈话中我又听到了社会民主党这个词，那个叫约瑟夫的小个子似乎要写一篇关于这个话题以及民族问题的调查报告，犹太男子达维多维奇则不置可否，他似乎对小个子不太耐烦，从他的一些职业习惯，我大概猜到犹太男子是一个记者，至少他表面上是一个记者。
看来上帝要感召我的意识回归我原来的身体了，我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就像太阳要从东边升起一样理所应当。弗洛伊德将继续他枯燥但宁静的下午茶，少年约瑟普还要继续为他的兵役生活做准备，画家阿道夫仍然在为生活奔波，不管是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逃犯，约瑟夫还要继续他东躲西藏的日子，列夫·达维多维奇依旧做他的记者，作为来自未来的意识，我没有改变这个时空的任何东西，这实在是万幸。
1913年1月的某一天，维也纳宁静，安详，让我感到由衷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