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讲了晚清著名的“刺马案”，这其实是打压湘军的开端

1870年7月的一天，两江总督马新贻忧心忡忡，刚刚结束校场阅兵的他，内心却没有高高在上的自豪，甚至隐约感觉到一丝的危险。两年前从浙江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同僚们都来庆贺，然而马新贻却高兴不起来。尽管朝廷嘉奖了往日的政绩，百姓感念其为官清明，但是拜谒帝国最高统治者后，马新贻突然明白：此去江南，绝非善事。

炙热的太阳烘烤，沉郁的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突然，一道刺眼的亮光闪过，图穷匕首见，总督大人马新贻被刺杀。顿时，人群一阵骚动，刺客却凛然不动，震惊中外的“刺马”案爆发。堂堂两江总督当街被杀，朝廷派专人追查，竟半年多没结果，自此，刺马案与名伶杨月楼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太原奇案齐名，史称“晚清四大奇案”。

两江总督当街被杀，凶手竟然站着不跑，还自报姓名“我乃张汶祥也”。到底是怎样的仇恨，竟要血溅三尺？国家要员被刺杀，到底有怎样的内情。中央政府怒了，急忙派专人调查，这个钦差大臣就是湘军鼻祖，曾经的两江总督，此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临行前，慈禧太后亲自召见曾国藩，一句“马新贻办事很好”，耐人寻味。

然而，案件重大，案情却进展缓慢。拖了半年，也没理出头绪，既没有抓住幕后黑手，也没有给出满意答复，只是拿张汶祥开刀。这个刺客到底是谁？为何能够在众目睽睽下，冲破森严的戒备，刺杀总督大人。他与马新贻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官方的正史中记载，张汶祥是“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漏网发逆”，简单来说就是农民起义军——太平军、捻军的余党。前面我们讲到，马新贻在安徽和江南任上，镇压农民起义，人家这是回来报仇了。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请注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

说是这么说，但是民间可就是众说纷纭了，可以参考《投名状》基本就是这个套路。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简单。这是清朝不能像俄国一样西化的症结所在。因为他的高层与中原王朝并不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姓什么，就已经是答案。

事情的真相更多与湘军有关。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人官僚兴起，同治中兴几乎就是曾国藩的崛起史。与他一起的，还有湘军众多将帅、官员，他们把持重要职位，集钱、权、名于一身，这是中央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让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一职，其真正目的就在——掣肘湘军势力。

接到命令的那天起，马新贻就自知凶多吉少。因为此时的曾国藩与湘军，正是如日中天。从曾国荃到左宗棠，从刘坤一到胡林翼，满朝文武皆股肱。然而，马新贻依然不忘朝廷教诲，尽心竭力地搜索着湘军的“罪证”。终于，1864年太平军的天京陷落时，曾国荃纵兵劫掠，私藏钱财。真相令人侧目，然而还没等到细查，马新贻就死于非命。

这不仅是湘军与朝廷的矛盾，更是整个清朝从建国起就存在的矛盾。相比于其他王朝，清朝的利益群体太过狭小。从此以后，湘军（淮军是湘军分支）更加削弱，而依赖湘军的海防更是松弛。直接导致1874年的日本侵占琉球、1881年中法战争，清政府不利的局面。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屈辱求和。难怪李鸿章说道，“若非马案，则裁（湘）兵日紧，终致海防日废，列强日盛，战祸不断，则国运日衰也”。一个刺马案，成为煽动晚清没落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