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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洲独特的历史，决定了它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在东欧，民族通过在帝国的控制下尝试保持自主独立性形成；在西欧大陆，民族通过国家机器实行的强有力的文化同化建构；在西欧海洋地区，民族通过各地方对同一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形成。这种民族主义极强的特性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倒退，也导致欧洲的政治版图显得小国林立。

关键词：民族主义 欧洲 想象的共同体

瞥一眼世界地图的欧洲部分，能感受显著的一点特征就是小国林立*。（*注：此处的“小国”仅指国土面积，不考虑国家实力。）尽管亚非拉的一些地带也有类似的特征，但它们背后的历史逻辑是有很大不同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性，可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之间的差异性大多了。欧洲联合的理想由来已久，但却从未能真正实现，而且近一个世纪以来还不断有新的欧洲民族国家诞生。欧洲的民族性*为何如此根深蒂固？（*注：本文中，“民族性”指“民族主义根深蒂固”这一特点，而不指民族的特性。）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试图解答。

欧洲的民族性由来已久。即使是历史上长期被其他帝国占据的国家，在近代复国后也表现出深刻的民族主义。本文将通过考察欧洲不同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的几种方式，其中以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为例考察东欧模式，以法国为例考察西欧大陆模式，以英国为例考察西欧海洋模式，论述为何欧洲的民族性会成为其标志性特征的问题。

一、东欧模式：帝国铁蹄下的挣扎

纵观欧洲东部的一系列民族国家——波罗地海三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其无外乎拥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近代是某一帝国的一部分，到19世纪或20世纪才获得独立。这其中一些民族甚至还处于两个或多个帝国争夺的区域，甚至同族被迫在世界大战中兵戎相见（如波兰）。

19世纪上半叶的双元革命极大推动了东欧帝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性。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些帝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历史上没有或没能对这些“幸存”*的少数民族采取积极的同化政策，使得这些少数民族保留的相当大的精神上的独立性。（*注：有一些民族没能等到19世纪的“民族的春天”，就在历史上被同化了。波美拉尼亚人在中世纪逐渐放弃了斯拉夫文字和文化，被日耳曼人同化；俄国境内的诸多民族也在彼得大帝之后的时期被俄罗斯化，例如科米人和彼尔姆人等。）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工业化的扩张，这些民族的中产阶级有了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当然主导民族的中产阶级也会有类似的要求）。而由于帝国牢牢地维持着旧秩序，他们便会要求获得自治权。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传播、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倾向。

奥地利编剧约翰·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曾写道：“什么是民族特征呢？就是当你说的语言别人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时候。”在东欧，判断所属民族时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语言。诚然，处于帝国夹缝中的少数民族可能使用两种或更多种语言，但其母语总是单一的。例如奥地利帝国（或普奥战争后的奥匈帝国）境内，各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通过修订标准化语言，民族可以创造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环境，从而为族群内的同质化和缔造“想象的共同体”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奥地利帝国境内各民族的语言中，“日耳曼人”一词的拼写相似，且都具有“不是我们”之类的意思，这意味着斯拉夫人在同日耳曼人杂居的一开始就意识到对方是语言不通的不同民族（尽管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这种意识融入了斯拉夫民族的语言，并一直流传到19世纪、流传至今。

因而，东欧的民族由于其受某一帝国压迫的共同历史影响，在保有自身语言和一部分自身文化的前提下，在19世纪产生了民族主义。19世纪，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民族相继获得解放；奥匈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大幅提升；到20世纪，奥匈帝国和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将建成独立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刚刚从某一民族压迫下获得独立的民族转而开始奴役其他民族；对一些民族而言，一个和自己一道获得解放的民族从同盟者立即变为了新的奴役者*，他们需要立即开始摆脱这种奴役，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注：例如塞尔维亚在一战后建立南斯拉夫王国，将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马其顿等多个民族囊括其中；保加利亚构想的“大保加利亚”版图包括了黑海、爱琴海的漫长海岸线、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和整个马其顿。）

二、西欧大陆模式：强力的文化同化

西欧大陆上的国家在近代大多没有遭到其他国家长期奴役的经历，它们自己本身往往就是帝国。（尼德兰地区不在此列。）从人口和面积来看，法国、德国、西班牙或意大利的体量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要大得多，这意味着这些民族所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范围要比东欧民族大得多。这是由于西欧较早开始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工业化，因而国家机器要比东欧强大得多，它们能以国家强力来推行文化同化，这是西欧大陆民族与东欧民族在构建民族时的一点根本不同。

法兰西民族诞生于英法百年战争中，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成为了法兰西人的共同历史记忆。但是到百年战争结束时的1453年，法兰西王国能够完全控制的区域还仅限于今天法国的中部，而边缘地带如布列塔尼（Brittany或Bretagne）、勃艮第（Burgundy）、洛林（Lorraine）-阿尔萨斯（Alsace）、普罗旺斯（Provence）、阿基坦（Aquitaine）等都是在之后数百年才被一个一个整合进法兰西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促进这一共同体最终形成的，有绝对君主制的形成、路易十四时代建立起的强大地方行政体系，以及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中叶，这一共同体的建构已经相当完备。在《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1）中，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用了大段文字来这样描述法兰西的民族特性：

它总是被矛盾对立充满，在情感而非原则的驱使下行于极端。它无法被准确预测，它总是比预测的要更好或更坏，时而在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远远超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固有天性不曾改变，其模样在两三千年之前便可辨识；可它在日常思想和好恶方面又是如此多变，以致于它自己都认不出自己的模样，……它天生桀骜不驯，却能臣服于专横残暴的君主，而无法适应公民组建的自由、合法的政府。今天它拒绝逆来顺受，明天却变得俯首帖耳，其奴性连最受奴役的民族也望尘莫及。只要没有反抗，一根丝线便能将它牵走，可一旦表现出反抗的模样，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将它束缚。……它擅长做任何事情，但做得最好的却是战争。机遇、力量、成功、赞美与热闹，它崇尚这些胜过崇尚真正的荣耀。……在欧洲各民族中，它最为辉煌也最为危险，它的面目变化万千，让人赞美又憎恨、怜悯又恐惧，无人能对它视若无睹。

可以说法国对法兰西民族的构建是相当成功的。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法国人都为自己和其他法国人共享相同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并认可法国的民族建构，甚至那些较晚近才并入法国的地区，如洛林-阿尔萨斯和萨伏伊，也是如此。（注：一个可能的例外是布列塔尼，这一地区存在着规模虽小但从未被消灭的分裂主义势力。）

法兰西民族构建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语言。中古法语在15世纪末逐渐成型，并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17世纪起，随着法国统一进程的推进，法语也被推广到那些法兰西王国曾经不能控制的地域，尤其是在西南和西北部排挤了巴斯克（Basque）语和布列塔尼语，这间接导致了凯尔特（Celtic）语在欧洲大陆近乎消亡。同东欧国家相似，法语为法兰西构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西欧的其他国家，如西葡、意大利、德国等，大多在民族构建的过程中有着与法国相似的历程，区别只在于意大利和德国的语言统一比政治统一要早得多。到大革命时期，各国都受到革命及其思潮的冲击，并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也依然有对革命的要求。在这样的大革命总运动分裂并转入地下的过程中，西欧大陆各国的民族主义不断强化。

三、西欧海洋模式：意识形态的趋同

相比起欧洲大陆国家，海洋国家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更体现为相同的意识形态构成一个民族。尼德兰在16世纪起兵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联邦制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苏格兰人与议会军共同对抗国王军，它们都是较早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秩序（此即世俗界意识形态）的国家，而在它们内部又可以按照信仰天主教或新教（此即宗教界意识形态）来区分具体国家归属。这一范围内的主要民族（或者国家）可划分如下：

其中，比利时于1830年独立，而爱尔兰强烈要求独立也始于19世纪。某种方面而言，英国（不列颠）和荷兰（尼德兰）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尝试有所失败，但就另一方面，也说明爱尔兰和比利时的民族主义之强烈。

    以英格兰为例，其历史和文化的精髓，可见于约克（York）城中。“约克”这一城名来源于维京语，体现出英格兰抵抗维京海盗的历史；约克城的城墙，是为抵御苏格兰人南下所修。城中的标志性建筑——约克大教堂更是英格兰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承载了英格兰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和近代宗教利益博弈的历史。另外，教堂上彩色的“玫瑰窗”为纪念玫瑰战争结束所建。笔者曾在2018年到访当地，深为其文化氛围所折服。

即使一个普遍的共同体没有形成，但英格兰和苏格兰依然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上文提到的维京入侵就是两民族共有的历史。苏格兰民歌如《友谊地久天长》《斯卡布罗集市》《安娜其·戈登》等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唱，而且被视为全英国的象征；温莎城堡的卫兵则身着苏格兰服饰。最令人惊奇的是苏格兰与英格兰交界处的逃婚小镇（原名Gretna Green），这座小镇由于历史上苏格兰的法定结婚年龄低于英格兰，时不时有英格兰人年轻人为尽早结婚，逃来这里举办婚礼而得名。（注：这一小镇的宣传，究竟在历史上确有其事，还是属于“传统的发明”，尚待考证。）此外，英国的王位是最大的全英国共同象征：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在女王的呼吁下，苏格兰才最终留在了英国。这些共同的文化体现，有的是皇室缔造“想象的共同体”的尝试，但更多的则是民间自发的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果。

如果说尼德兰民族未能统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那么英国建立“想象的共同体”失败则另有其他原因：英语的推广已经在某些程度上造成了爱尔兰语和高地苏格兰语的危机。这一失败或许可以归咎为建立在意识形态趋同基础上的共同体太过薄弱（因为资本主义的建立早在双元革命之前，共同体没有因革命而加强）；以及苏格兰等民族自身具有强大的文化抗性。这样来看，苏格兰和爱尔兰或许与“东欧模式”更为相像。

结论

在欧洲的民族性如此之强的情况下，即使欧洲一体化一度有过相当不错进展，欧洲的大联合仍将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想。近20年，各国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右翼势力抬头，分离主义此起彼伏，更显得欧洲前几代领导人们的心血将要毁于一旦。这一特性来源于欧洲的历史，它与美洲（殖民文明）和亚洲（中国、印度之类的大一统文明）是十分不同的。在这一特性的驱使下，欧洲“分久不合”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不实行适当的措施和政策，欧洲在未来就极有可能陷入持续的地区动乱，南斯拉夫解体后的状况已是前车之鉴，除非欧洲的领导人们找到合适的手段去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并使国内各民族的人们都认同这一话语建构。对欧洲来说最好的情况是将整个欧洲都囊括入一个共同体内，这一设想在欧洲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冷战时期看来是可以达成的，只是在右翼势力不断膨胀的今天看来显得过于理想化。但愿欧洲人能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自己谋得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部分参考文献与图书

[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3]高晓川：《奥匈帝国民族治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4][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高牧译，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21年。

[5]姚嘉欣：法语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分析，《速读》（上旬），2015年第2期，第51-52页。

[6][英]莎拉·里斯·琼斯、温灏雷：《英国的公共史学：以约克大教堂为例》，《中国公共史学集刊》，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