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丨安欣】遗响（战友向）
安欣仍旧习惯在市局对面的小店解决早餐，一份鸡蛋瘦肉肠粉，少加酱油，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一晃他来市局都二十多年了，京海有过深水无波，也有过滔天巨浪，寒来暑往，沧海桑田，就只有这份味道还没有变。 指导组走了，安欣又回到宣传科，回到以前按部就班的生活。在科员们面前，安科长还是那样一个老好人，有原则但不苛责。 只有安欣自己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他终于找回了坦然赴死的勇气。 这几个月里，他抓了审了不少自己的老熟人，他想若被他们听到这句话，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吧。他们都见过安欣年轻时不要命的模样，“安欣怕死”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但他们不知道，这是安欣除了右臂老伤外的又一桩陈年旧病，始于2006年的冬天。 这些年来，他怕极了，怕等不到真相昭雪，怕辜负忠魂遗志，怕不能亲手将罪恶昭彰。做不到这些，他真的不敢死。 他浑浑噩噩蛰伏了十五年，或许苍天也不忍，终于叫他等来一线曙光。 沉疴遇上猛药，总是很疼，疼的时候他就会去找李响，坐在他身边，听听风声。 但他带着张彪来的那天，墓园没有风。 查到张彪头上的时候，说实话安欣真的很难过，他想师父和李响也一样吧。 他们是一个师父带出来的，年轻的时候张彪嘴欠，老是阴阳怪气，李响没少帮安欣说话，但他们仨搭档出任务的时候总是从不含糊。安欣原以为他们这一伙人能一直吵吵闹闹到老的。 可当他拿到张彪妻子的账户流水，便知道了，人人都有过理想，但不是人人都是李响。不会再有人像那个傻小子一样，心甘情愿陪他傻到底。 当年李响的遗物是他收拾的。那天他拿着郭局不由分说塞进手里的钥匙，在门前徘徊了好久。 李响的宿舍他以前常去，后来两人渐行渐远，他便许久未曾登门。当他终于收拾好情绪打开门，发现里面没什么大变化，还是那样简单。只有单位标配的书桌、床、衣柜，还有一个小茶几被李响用来放杂物，墙上挂着一幅那个年代常见的《迎客松》。房子仍是那样狭小，却又坦荡。 书桌上放着一盏台灯，灯下最显眼的位置是他们俩和师父的合影。椅子是最普通的木头椅子，但很稳，不摇不晃、不偏不倚。椅背上搭着李响最爱重的警服，板正笔挺、徽章闪亮。床上没有柔软的床垫，平整的床单下面就是坚硬的床板。 这一屋子东西能值多少钱？他说不好，但总之不可能值十八万一千。 十八万一千的卡，若折现，足够李响付一个小房子的首付在城里安家，或者买一辆好点的车子彰显他的队长派头，足够让他父亲在莽村扬眉吐气，足够让他换来一个大好前程。 可李响还是选择安坐在那方简单的书桌前给安欣写下一封厚厚的信，好像也为自己写下了结局。 还记得他们刚搭档不久，李响捞完黄翠翠的尸体，安欣送他回去换衣服，李响有些不好意思，怕弄脏了他的车。 那时候就算他满身污垢，安欣也从不嫌弃，他对李响说：“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真论起来他比李响还大两个月呢，可实际上，在后来的六年里，从来都是李响管着他惯着他，陪他闯陪他轴，像那两位叔叔一样，保着他的善良，护着他的执拗，直到生命的尽头。他的遗言里，没有一笔留给旁人，字字句句都是送给安欣的最后忠告。 反倒是安欣，在师父走后的日子里对李响总没几句好话。特别是当他成了队长，每天衣冠齐整气度翩翩时，安欣反而再也不愿让他上自己的车了。 李响最后一次坐安欣的车，是去农机二厂抓皮定国，他说安欣有白头发了，安欣却打掉了他伸出的手。就像那年在西萍县跟踪疯驴子，李响给他递面包，他傲娇地不要。那次李响自己吃掉了面包，这次在他不耐烦地下车后，李响又独自咽下了什么呢？他不知道。 西萍县……安欣在那里找回了枪，还立了功，按理说那是他的福地吧？可后来他却在表彰大会那天失去了师父，再后来他才想明白，其实从那时起他也失去了李响。 当年的奖章他早忘了放到哪儿去了，但李响的警察证他悄悄留下，放在了自己的证件后面。他总想起去西萍县之前，李响扔在砂锅里的警察证。 李响说他欠安欣两条命，说“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也一样跟你去。” 他该知道的，李响从不是一个会食言的人，就算是走不同的路，他仍是带着人和枪义无反顾地跟着安欣撞进了那汪噬人的泥潭，用一条命为他换来了一把钥匙。 飞蛾扑火，舍命燃灯，不外如是。 李响牺牲那天，安欣在太平间外守了一夜。从警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那样疲惫过，好像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坐在那儿半步都挪不动。 安欣很少仔细看李响的样子，印象中他一直都很意气风发。可躺在那儿的李响，与他记忆里大相径庭，眉眼间有一种不知何时染上的苍老，眼角有数不清的细纹，眉间是刀刻斧凿的深壑。 李响长得好是公认的，而且是长辈特别喜欢的那种浓眉大眼，看着就一身正气，尽管家境差了点，本人却是最年轻的刑侦队长。不说别的领导，光郭局给他介绍的姑娘都不知有多少个了，可这人好像一点这方面的心思都没有。久而久之，他便成了女同事口中，市局最难攻略的一朵“高岭之花”。 安欣原也没想过那么多为什么，只当他是没遇上合适的。现在想来，他恐怕早做好打算，赤条条一身来去无牵挂。 争当九二二专案组组长的时候，安欣曾当着全队的面说过，“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 多么英雄意气，孤勇无畏啊，可他不知道李响听着这些话时是什么心情。那时的他忘了，李响向来是把他的命看得顶值钱的，比他自己的命都重要一万倍。 太平间的夜万籁俱寂，最适合深入骨髓的回忆咆哮着奔涌。安欣眼前总是浮现出李响挡在李青面前的背影，他从来没有那么痛恨过自己的迟钝。 当李响对他说“再做几天战友”的时候，他曾天真地以为，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警服换囚服。可那没关系啊，刑期亦会有尽头，他们做不了战友，做朋友也是一样的。他还在天真地等着李响给他一个答案。 但他忽略了，前些天他质问李响每天都在干些什么时，李响敷衍的回答和不由分说关上的窗户，更没有看清楚窗后那双眼睛里的东西。 其实那段时间李响总用那样的眼神看他，里面盛满了他看不懂的情绪。当他终于读懂李响眼底深藏的决绝，才明白一直以来并不是他推开了李响，而是李响早已决意关上他们之间的玻璃窗，隔断彼此的命运。 纵然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他们却再也无法越过那道无形的屏障，像以前一样肩并着肩冲锋，背靠着背迎敌。 他不知道李响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每一次任务中都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也不知道在那张梆硬的木板床上，李响到底经历了多少次的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他知道，李响从没有一刻忘记过他们最初的理想与誓言——让老百姓安心。 那天，当他眼睁睁看着李响的身影从骑楼无望地坠落，脑海里好像也有什么东西应声而碎。李响躺在那儿，太像那晚摔碎的玻璃杯——外层支离破碎，内胆一片冰心。 师父以前就一直用这样的杯子喝水，李响当上代理队长后保留了办公室的格局，也用上了同样的水杯，他知道那是李响对师父的念想。可对于安欣来说，从2006年12月李响牺牲的那日起，他便再也看不得那样的杯子了。 李响被定为烈士，追悼会开得隆重，安欣却如坠冰窟，感到彻骨的寒冷。正如他没能从李响那里得到师父死亡的真相，李响死时，他同样没能坚持还世人一个清楚的答案。 李响牺牲，总要通知家人，可他家里空空荡荡，李山崭新的牌位就冷冷地摆在堂前。他们出门问邻居，每个人都眼神闪躲，直说“不清楚”。曾经跟着李山来过警局的四伯五叔，远远看见他们就闭门锁户，无论如何也敲不开家门。最终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李山究竟是怎么走的。 后来队里有人提起，李响前几天急匆匆回过莽村一趟，次日就回来了，脸色看起来是有些不好，却从没提起过父亲去世的事。 最终李响墓碑上的落款写的是“京海市公安局”。 人们叹着英雄孤苦、命途伶仃，至于李山到底怎么去世的，再无人在意，又或许是被所有人心照不宣地遗忘了。 那是安欣头一次理解了李响在师父走后所做的一切，那些他曾经想破头也没能想明白的桩桩件件。 他终于知道了李响信中所说，“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接到离开刑侦支队调令的那天异常平静，只不过走的时候把李响留下的新杯子又不小心摔碎了。 他愣了半晌，弯下腰把那一地玻璃碎片好好收了起来，把自己的棱角也收了起来，死死掖在怀里，十五年，纵鲜血淋漓也不露分毫。 李响对他说的最后两句话，成为了随风消散的一声叹息，成为他一个人深埋心底的秘密。他烧掉了李响留下的信，但把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心里。 在外人看来安欣终于也变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一个淹没于众生之中，学会了妥协的人。可那一封封石沉大海的举报信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拥有，李响曾说的他需要的那种麻木。 无论是孟叔安叔还是李响，都无数次地对他说过，只有先保全自己，才能有资本与坏人斗争。曾经他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可李响和谭思言用生命的代价告诉了他，他需要这层伪装，他要好好活下去，带着他们共同的理想走下去，直到天亮的时候。 可是时间真漫长啊，漫长到安欣的头发都白了，京海的天却还没有亮。 李响留下的笔记本日渐厚重，写完后安欣开了一个又一个新本子，可他还是常常带着李响留下的那本去烈士陵园，在他墓前打开，这样仿佛就能听见李响跟他分析一条条线索的声音，就像他们曾无数次讨论案情时那样。 这十几年他常来，跟管理员也算是熟人了，管理员告诉过他，他常去看望的那位同志生前也爱来这儿，大叔给他指了个位置——是师父的墓。 李响当时也同他一样，在这一坐就是半晌。只是与他离开时的步履沉重、恋恋不舍不同，李响从来是带着眼底不易察觉的一抹红，大步向前，绝不回头。 安欣笑笑，李响离开的样子他记得。那次他们一起祭拜师父，却当着师父的面大吵一架，李响踏碎了他的录音笔，他打了李响一拳。他气得够呛，李响看起来反倒轻松一些，拍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总算不那么守规矩了”，便转身离开，就像管理员大叔说的那样，大步向前，不回头。 现在他终于也可以学着李响的样子，心无旁骛，抬首阔步，去往风来的方向。 若今夜又有长风入梦，再听见松涛遗响，他会对他说： “响，新年又到了，别回头，向前走，走到新的光明里去吧，天真的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