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十字军前夕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外交关系（二）
从这些谈判中脱颖而出的丹多洛是一个谨慎的人，但拜占庭历史学家霍尼亚提斯并不是如此介绍他的，他认为总督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的视力可能已经受损，他可能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驼背，但他对拜占庭人充满了怨恨并渴望报复。他对不正当的交易有着敏锐的眼光，声称自己是精明的人中最精明的。他吹嘘说，如果不向拜占庭人报复他们对他的人民的无理对待，就等于对他自己判了死刑。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中回忆起威尼斯人在安格洛斯兄弟统治时期，以及在他们之前在安德洛尼卡手中，甚至在曼努埃尔统治拜占庭人时，所遭受的一切苦难
1198年条约的一个条款表明了拜占庭官员的智慧。威尼斯人不得不发誓，他们不会以曼努埃尔一世的“对他们的愤怒”或任何其他类似事件作为违反条约的借口，很快就流传着丹多洛在曼努埃尔的命令下被致盲的故事。这可能只有在1172年丹多洛担任大使时才有可能。几乎同时代的 Historia Ducum Veneticorum中有一个奇怪的记载，即当时丹多洛和另一位使节都“身体完好”的回来了，这表明有传言说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或其他威尼斯特使在拜占庭手中遭受虐待。维勒哈杜因将丹多洛的失明归因于他头部或面部的伤口，但没有进一步的结论，这似乎表明丹多洛的致盲与拜占庭的任务无关。丹多洛继续在1180年前后能签署文件的事实似乎也能驳斥那些认为他的失明与他1172年出使拜占庭有关的观点。但是，即使不能将丹多洛的致盲归咎于拜占庭人，霍尼亚提斯关于丹多洛是拜占庭死敌的判断是否仍然包含一个基本事实？换句话说，丹多洛过去在拜占庭的经历是否使他倾向于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作为国务卿，霍尼亚提斯不会直接参与外交事务，但他认识德米特里·托尔尼克斯，德米特里·托尔尼克斯，他曾与威尼斯人进行过谈判。更令人惊讶的是，霍尼亚提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社区也有朋友。因此，不能立即否定他对丹多洛的看法。作为总督和外交官，丹多洛一心追求威尼斯人的利益。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恢复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存在，并以法律保证为后盾。他在拜占庭的经历不太可能让他喜欢上这个国家，1171年的驱逐仍然令人愤慨，威尼斯要求履行赔偿说明它仍然是威尼斯人的痛处。然而，为了在1198年与拜占庭人达成协议，此事被搁置了。
丹多洛体现了威尼斯人的经验和智慧，他以他认定的将威尼斯共和国的利益最大化理念为指导。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坚韧有力的外交最有效地实现了这一点。它的标志是一系列拜占庭皇帝授予的金印诏书。丹多罗倒是会知道这些。他不会因为自己在拜占庭的个人经历而产生某种怨恨，而是基于威尼斯凭借这些帝国特权在君士坦丁堡和帝国各省获得的利益而工作。因此，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的行为似乎与他过去的行为不符。这更令人惊讶，因为他似乎已经从1198年与阿莱克修斯三世签订的条约中获得了他想要的一切。难道他不受条约条款的约束，威尼斯人总体上不尊重他们的条约义务吗？除了划清涉及拜占庭人和威尼斯人的法律程序外，1198年的条约是对威尼斯人权利和义务的细致重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被设计成条约最终文本：对困扰威尼斯外交官20多年的赔偿问题只字未提。到1198年11月条约签署和封存时，教皇特使正在试探威尼斯关于在新的十字军东征中的合作问题。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利益问题现在应该变得次要，因为丹多洛试图利用十字军东征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港口建立更稳固的威尼斯利益，这些港口可能比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拜占庭贸易中心更有利可图。丹多洛本希望 1198年的条约能够保护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的利益，并且其条款会得到拜占庭皇帝的尊重。其中有一个条款，后者承诺在他可能与昔日的敌人达成的任何休战或条约中也包括了威尼斯。但阿莱克修斯三世决定开始与热那亚人就延伸他们的社区进行谈判似乎是一个违反此条约的行为。拜占庭皇帝在1201年的条约中对热那亚人做出了宽泛的新的让步条件，但威尼斯人方面没有明显的反应。然而，还有另一个因素会严重影响丹多洛，1196年威尼斯远征军的军官们充分表达了出来：“对于任何离开祖国的人来说，无论是军人还是其他身份，都应该在与祖国荣誉有关的事情上不知疲倦地采取行动。”威尼斯的爱国主义已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丹多洛来说意义重大。当机会出现时，可能有必要与拜占庭人和热那亚人打交道。
众所周知，威尼斯人不愿记录他们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贡献。到马丁·达·卡纳尔 (Martin da Canal) 大约在1267年写作时，他们的故事已经阐述清楚了，他们一直扮演着罗马教会忠实的仆人的角色，这句话一直追溯到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后恩里科·丹多洛 (Enrico Dandolo) 写给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的信：上帝和神圣罗马教会的荣誉，也为了您的荣誉
我们可以认同Queller的观点，认为即使到12世纪末，威尼斯人都对征服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兴趣。总督对阿历克修斯四世的代表提议将目标转移到君士坦丁堡的兴趣不大，而且需要很多十字军领袖说服他。1171年威尼斯人被拜占庭帝国驱逐以及没收威尼斯人财产无疑激怒了他们。这是为数不多的由Altinate Chronicle——一部当时的威尼斯编年史所记录的事件之一。这些编年史中最重要的是Historia Ducum Veneticorum。它以奥尔德拉佛·法利埃罗（Ordelafo Falier，1101-1118年在位）的统治为起点，以1177年的威尼斯和约结束。此后，我们不得不依赖被称为“Giustiniani”的编年史，该编年史一直持续到1229年的皮耶特罗·齐亚尼（Pietro Ziani）的死亡。它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事件进行了简短而并不让人满意的叙述，除了和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宁 (Andronicus Comnenus) 恢复良好关系的简短记述以及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 (Isaac Angelus) 授予新的金印诏书之外，Historia Ducum Veneticorum的对拜占庭的详细记述几乎没有兴趣。决定性的事件是1177年的威尼斯和约，它证实了威尼斯是在西方式的背景下运作的。众所周知这一事件在发展中的“威尼斯神话”中有多重要。威尼斯人的担忧来自于距离威尼斯更近的地方。编年史揭示了威尼斯人对扎拉的痴迷。这背后与其说是来自匈牙利人的竞争，不如说是比萨人在亚得里亚海的行动对威尼斯的威胁越来越大。担心的是他们可能会与扎拉结盟。直到1202年11月征服扎拉之后，编年史家才觉得有必要提供自曼努埃尔一世死后拜占庭政治历史的概况，以解释十字军东征后来如何将目标转移到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编年史揭示了当地人对威尼斯处于众矢之的位置的担忧。它的商人似乎正在输给他们的竞争对手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对威尼斯的航运来说他们的私掠行为已经使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不再安全。在离威尼斯更近的地方，意大利南部城市布林迪西与比萨人互相结为同盟。威尼斯人在1171年之后意识到他们需要实现利益的多元化，并与开罗苏丹、马格里布统治者和亚美尼亚奇里乞亚国王谈判达成了商业条约。但他们是这些市场的后来者，因此处于劣势。毫无疑问，恩里科·丹多洛 (Enrico Dandolo) 和威尼斯领导层明白十字军东征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它开辟了威尼斯在十字军国家统治下的尼罗河三角洲港口贸易的发展前景，这可能比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更有利可图。这是影响所有大国的关键时刻之一。支撑威尼斯的历史神话发生了转变。她从拜占庭皇帝的“忠实的好仆人”变成了为教皇尽职尽责的孝顺女儿。这就是1177年威尼斯和约所传达的信息。这标志着威尼斯在与拜占庭的联系中被解放出来，1171年的事件证明以往和拜占庭的联系已经不那么有价值了。威尼斯人现在寻求的是在拜占庭内部享有独特的法律地位。这是产生1198年谈判的金印诏书的核心。如果在这一点上威尼斯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丹多洛甚至威胁要中断谈判。拜占庭当局勉强同意了。他们承认威尼斯人的特殊法律地位，虽然这损害了帝国的主权
（译自《第四次十字军》，米海尔·安高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