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

旅行的全部途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写笔记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2）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3）

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2.

1）

 

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第二，在苏区的斗争中，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红军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当开始的时候，有决心的革命家手中只握着几十支步枪-一因为它在人民中有坚实的基础，能够从老百姓方面甚至从白军方面吸引许多朋友。敌人在军事上强过我们不知多少倍，但在政治上，它却是无法动弹的。

2）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不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做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一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

3）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一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4）

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时候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

5）

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联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像是一种有力的示威，像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3.

1）

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2）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一一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4）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

 

5）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6）

“一九二O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4.

1）

随着征途的拉长，这些负担大部分都得在中途扔掉，据红军告诉我，成千上万支步枪和机枪，大量机器和弹药，甚至还有大量银洋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上。他们说，现在遭到成千上万警备部队包围的红区农民有朝一日会把它们从地下挖出来，恢复他们的苏区。他们只等着信号——抗日战争也许就是那个信号。

 

2）

共产党人现在正在写-部长征的集体报告,由好几十个参加长征的人执笔，已经有了三十万字，还没有完成。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3）

于是再一次征求志愿人员。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于是在报名的人中最后选了三十个人。他们身上背了毛瑟枪和手榴弹，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抓地前进。红军机枪向敌军碉堡开火，子弹都飞迸在桥头堡上。敌军也以机枪回报，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别的人越来越爬近到桥中央，桥上的木板对这些敢死队起了一点保护作用，敌人的大部分子弹都迸了开去，或者落在对岸的悬崖上。

 

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自己的斗志受到了影响；也许他们故意开乱枪不想打死他们；也许有些人暗中祈祷对方冒险成功!终于有一个红军战士爬上了桥板，拉开一个手榴弹，向敌人碉堡投去，一掷中的。军官这时急忙下令拆毁剩下的桥板，但是已经迟了。又有几个红军爬了过来。敌人把煤油倒在桥板上，开始烧了起来。但是这时已有二十个左右红军匍匐向前爬了过来，把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投到了敌军机枪阵地。

突然，他们在南岸的同志们开始兴高采烈地高呼:“红军万岁!革命万岁!大渡河三十英雄万岁!"原来白军已经仓皇后撤!进攻的红军全速前进，冒着舔人的火焰冲过了余下的桥板。

4）

长征的统计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某个地方，总共有十五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八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上，十八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剩下来的一百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有五十六天在四川西北，因此总长五千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四十四天，平均每走一百一十四英里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即近二十四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以说近乎奇迹。

 

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和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使南京军队从此疲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5.

1）

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遗妻和孩子，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2）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节也不准东驶。

 

3）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得到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4]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政府担任顾问的著名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

 

4）

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两百万人一一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0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生一九三0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一九三O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的数字还高。首先，收税的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份——有时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省约一千多万。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已堕落成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了征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6.

1）

什么人算地主?根据共产党的(大大简化了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根据这个定义，高利贷者和土豪[9]与地主属于同类，因此受到同样对待。据斯坦普尔博士说，高利贷的利率在西北原来高达百分之六十，在困难时期还要高得多。虽然在甘肃、陕西、宁夏的许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个雇工或者佃户，如果没有资金，几乎不可能积钱为自己家庭买足够的田的。我在红区遇到过许多农民，他们以前是从来不可能拥有土地的，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二三元银洋一英亩。

2）

合作化运动在大力推广，其活动已超过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而扩大到像集体使用牲口和农具——特别是耕种公共土地和红军土地——这样新奇(对中国来说)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组织劳动互助组方面的合作。用后一种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共产党做到每个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农忙季节里，采用了“星期六突击队”的办法，不仅所有的儿童组织，而且所有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的会员、驻在附近的红军部队都动员起来,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里劳动。甚至毛泽东也参加了这种劳动。

这里，共产党在播下集体劳动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种子--为将来实现集体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时，一种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观念开始慢慢地渗入到农民意识的深处去。

 

3）

林祖涵开始解释:“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地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 "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什么？”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

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不断地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三十二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来自没收。

 

4）

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至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5）

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一个穷人。”“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得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

6）

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

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他们用二十八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见的汉语词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词汇《红色中华》有-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班学生在进行试验。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吹嘘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绩，他说，“这里的文化水平实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们自然获得了一些成绩。”至于将来，他只需要时间。

 

7）

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我听到她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她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8）

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这次谈话是在傅锦魁面前进行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怕他是个共产党“官员”。他们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确实也是农民的儿子。

 

他走后，傅厌恶地对我说:“你相信吗?那个他妈的老头是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9）

例如，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个小时的活，下了班精疲力尽地就躺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她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一-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我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在. 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两万九千具尸体，这些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

 

10）

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在南京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后清剿”中，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但红军不能经受这样的牺牲，因此后来采取了多少要减少有经验的指挥员的生命危险的战术。虽然这样，但在第五次江西战役中，红军指挥员的伤亡率还是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关于这一点，在红区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证据。通常可以看到，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就丢了一只胳臂或一条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头上或身上留有难看的伤痕——但他们对于革命依然是高高兴兴。

 

7.

1）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像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简介、《新社会》 (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女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一一的生涯。

 

2）

头发长了没法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

“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白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粮食。甚至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在同地主老财做斗争了，因此他们欢迎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他向我转过身来，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8.

1）

“为什么?”他问道，非常激动，声音有点哽咽，“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东北军战士几乎天天要求我们的军官率领我们上前线，打回老家去。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他最后总结了抗日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的发展。

另一个人站了起来，立正地站着，双手贴着身子的两边。刘晓悄悄地告诉我，他是班长——个上士——参加过长征。“不要打日本的只是卖国贼。只是有钱人，军吏，地主，银行家，他们开展与日本合作运动，提出‘联合反共’的口号。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不是中国人。

 

有一个青年谈到去年红军抗日东征山西时人民的反应。他叫道，“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几百几百的来参加我们红军。他们在我们行军的路_上送茶水和饼来。有许多人从田里出来参加我们，向我们欢呼...他们十分清楚地明白，谁是卖国的，谁是爱国的一-谁要抗日，谁要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我们的问题是要唤起全国人民，像我们唤起山西人民一样...

2）

那里的每一个青年似乎都有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出来证明“农民爱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我记下了十七个不同的答复。这样一问-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向他们道歉，准备走时，该连的一个“小鬼”站起来说，“不要客气。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

这话讲得很得体，那个小鬼说的句是实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

 

9.

1）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至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像我——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像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2)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

 

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她们在城市里是当作“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的人家的孤儿”卖掉。我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到了大工业城市，结果生意兴隆，中间商人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收购儿童和妇女。有一个时期，获利很大，几有影响部队军纪之势。外国教士纷纷议论此事，笃信基督教的将军蒋介石不得不严令禁止这样“纳贿”，凡从事这种交易的军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3)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我们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就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了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4)

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省的黄冈县，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从王均将军手中收复:“在句容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十七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在阳光中躺在那里。她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忙，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被杀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

5)

“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有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

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是他们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作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在这最后一次大利下的十二个月当中，二十五军没有一次开过小差。

6)

"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很容易地跟随他们。”

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

10.

1)

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像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

出城没有几里路，突然下达了一个防空演习的命令。一班班的战士离开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丛中去，戴上了他们用草做的伪装帽，草披肩。在大路边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机枪(他们没有高射炮)，准备瞄准低飞的目标。几分钟之内，整条长龙就在草原上销声匿迹了，你分不清究竟是无数的草丛。路上只有骡子、骆驼、马匹仍看得见。

2)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十三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六千英里的。

红军里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少年。少年先锋队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彬说，在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四万名。单单在红军里谅必有好几百名: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有一个少年先锋队“模范连”。他们都是十二岁至十七岁(照外国算法实际是十一岁至十六岁)之间的少年，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有许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间加入红军的。

 

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三次，可是他们总是脏,经常流着鼻涕，他们常常用袖子揩,露着牙齿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他们的来历往往弄不清楚:许多人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谁，许多人是逃出来的学徒，有些曾经做过奴婢，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有时，有成群的少年逃去当红军。

他们的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他们并没有得到或者要求作为小孩照顾，许多人实际参加了作战。据说在江西，红军主力撤离以后，许许多多少年先锋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成年游击队员并肩作战，并且甚至跟敌人拼刺刀——因此白军士兵笑着说，他们能够抓住他们的刺刀，把他们拖下壕沟，他们实在太小太轻了。

3)

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大概是因为在红军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吃住都像人；他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当中有谁挨过打或受欺侮。他们做通讯员和勤务员当然“受到剥削”(许多命令从上而下最后传到一些少先队员，这是使人惊奇的事情)，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自由，有自己的组织保护他们。他们学会了体育运动，他们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了一种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地主和师傅。显然，这比在师傅的工作台旁边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侍候师傅吃饭，倒他“妈的"夜壶要好。

 

我记得在甘肃碰到的这样--个逃跑的学徒，他的绰号叫山西娃娃。他被卖给山西洪洞县附近一个镇上的一家店铺，红军到来时，他同另外三个学徒偷偷地爬过城墙，参加了红军。他是怎样认为自己属于红军一边的，我可不知道，但显而易见，阎锡山的一切反共宣传，他的长辈的一切警告，已产生了同他们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十二岁，但已经很能照顾自己，这在他越过晋陕边境进入甘肃的行军中得到了证明。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

 

4)

“很苦吧，嗯?”我试着问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

“那么你喜欢甘肃吗?它比江西好还是比江西坏?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肃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什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里想，这个年轻人从某个红军宣传员那里把答话学得很好。第二天，在红军士兵的一个大规模集会上，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是主要讲话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个“宣传员”。他们告诉我，他是军队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要停止内战并同一切抗日军队成立“统一战线”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简单而又充分的说明。

6)

总的说来，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像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

7)

“在东征(山西)以后，我们有许多同志到甘肃宁夏这里来，他们感到失望，因为对比之下，我们在那里受到很大欢迎。他们感到灰心，因为这里农村很穷，人民政治热情很低。别灰心丧气!努力工作!这些人民也是兄弟，会像别人一样有反应的。我们一个机会也不能错过，要说服白军和回族农民。我们工作还不够努力。

“至于群众，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带头参加一切革命行动。我们自己不要去碰回民地主，但是要让人民知道，他们有权那样做,我们要保护他们那样做的群众团体，这是他们的革命权利，这是他们的劳动果实，理应归他们所有。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提高群众政治觉悟。要记住，他们至今为止除了民族仇恨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觉悟。我们必须唤起他们的爱国心。我们必须加强在哥老会和其他秘密会社中的工作，使他们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盟友，不只是消极盟友。

 

11.

1)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命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

“-九一三年，我被任命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六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上的叙府、泸州一带。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第十三混成旅(后来改为第七混成旅)，当时稍有声誉。不过我们遭受重大的损失，在战争中半旅以上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地方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

2)

“一九二一年从九月到十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另外一位同志也带领一连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拷打致死。我带领一连难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留一下，然后进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后来又到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年六月同他们一起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四川军阀，红军后来当然打过他们。但在那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取我的首级，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寻找共产党,为自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刘湘所以要我为他效劳，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使人害怕。我用来对付反动派军队颇具成效的战术，是我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得来的机动游击战术。

 

我以为对指战员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有了这种了解，他们才能有坚决地为主义而战的士气。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3)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搭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前途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0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在一九二O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脱出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已经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

“我在一九二二年离开四川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发生关系，只是决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联系。事实上，党刚在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我接着参加组织一九二七年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起红旗,上有锤子、镰刀与红星。在湘南起义中，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旗上用了红星。六个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冈山，队伍增到一万人。我们在井冈山下不久就要建立最初的根据地，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毛泽东。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和愉快的事。

“在湘南起义以前，毛泽东的部队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当我退出广东东江后，他派他的兄弟毛泽覃来和我取得联络，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泽东的仅有的一次联系。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和我把两部军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名字，为的是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我任第四军军长，毛泽东当政治委员。我们在井冈山上待了六个月，击退了三次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率部到了井冈山。一九二九年，我们留他守山，毛泽东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去进行建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去进行建立苏维埃的长期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生平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了。

4)
朱德一生的经历与中国民众的命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红军奋斗的原因。请允许我再引用韦尔斯女士的话:

“红军是一支十分年轻的军队，为旧中国前所未有。对这支军队来说，朱德是稳定的象征，是同传统和过去历史间的联系，因为他在内地亲身经历了清朝以来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最缓慢和最根本的阶段。他曾经生活在中国内地两个最落后的省份--云南和四川。当沿海一带瞬息万变的变化传到这些一潭死水一样的地方的时候，这些变化必须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脚。朱德与中国新军的许多领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国的‘留学生’。他的经历是土生土长，扎根于中国的内地的。

5)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没有发生军政势力之间的斗争。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但是落入红军之手的人无疑把他认为是凶神化身。阶级战争不知慈悲为何物。关于红军暴行的许多传说现在已证明是不确的,但是，如果认为朱德不会由于“革命需要”而下枪决的命令，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务，他必须完全忠于贫苦无依的人，在这个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予权力和服从的群众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认为群众也不能杀人，否则，朱德绝不是一个手上没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这血看作是外科医生的血还是刽子手的血，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观、宗教、成见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

12.

“我要求参军时，他们对我说，‘你年岁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我怎么说?我说，‘不错，我这身子已六十四岁，可是我走路像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你们要的是人，我也能当兵。'因此他们说你就来吧，我同红军一起行军过了山西，同红军一起渡了黄河，现在就到了甘肃。”

我微笑着问他，这比卖肉是不是强一些。他喜欢吗?

“哦!卖肉是龟儿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喜欢。”那老头儿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好像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

13.

1)

我在上文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五六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它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同南京当时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东北军对抗日的红军越来越感到同志般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2)

十一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最后说，“为了要控制我们的军队。”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十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这封信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

少帅并不气馁，他不久之后又坐飞机到洛阳去亲自提出这个要求。同时他也为被捕的救国会领袖说项。

 

但是全会在二月十五日召开时没有正式理会这封匪电。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蒋介石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个过程，(对他来说) 感情激动。他有声有色地叙述他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要求。他也谈到叛军怎么转变过来同意他的观点，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记中爱国感情的流露而感动得下泪。在说了这一切以后，他最后才十分不经意和轻蔑地把叛军的八点要求向全会提出。全会重申对总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绝了他的第三次辞呈，谴责了张学良，也同样不经意和轻蔑地拒绝了这八点荒唐的要求。

但是且慢，好戏还在后头。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有条不紊地根据自己的安排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在领导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工的幕词。自从反共战争以来这位汪同志第一次发言中没有说到“安内”(即剿共)是全国头等大事，没有重复他的名言“抗战必先统一”。

3)

对此，蒋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对西北方面采取任何惩戒行动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民心。

更重要的是，西安事变暴露了他自己权力结构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这种裂痕很容易扩大为致命的破裂，使整个结构四分五裂。他现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可以把这些裂痕——消除殆尽。他没有收回在西安做出的诺言，他没有对扣留他的人马上进行公开的报复，他软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胁，又做了必要的让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这样，他终于分裂了西北集团(这是他第一一个目标)，把东北军安然无事地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整编后划归中央指挥。二月间，南京军队就能够安然无事地未遭任何抵抗占领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开始同共产党谈判。

4)

对于不熟恋马克忠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这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初学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才能达到。

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它主要服务对象外国金融和垄断资本的寄生物。它无力领导革命，只有通过完成反帝运动，消灭外国统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农民能够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一直到最后胜利。共产党要做到使工人和农民不会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他们通过革命而解放出来的新资本家，像法国、德国、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的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恼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
5)

还有一点看来也是肯定的。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利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但是在这里如果有读者认为这个结论太“令人惊惶”，笔者欢迎他不妨重读一下本章开始部分的引语，从中可能找到辩证的安慰一-这是不能拒绝的--因为在预测的领域里，主观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