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湖畔丨雷仕伟：于横流中孑立：感受历史深处的热烈与温情

2023-08-13 22:01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人物简介

雷仕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世界史硕士，香港科技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人类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教学），负责GFH、GEC等课程的教学。

历史，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概念。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历史变革的脚步就从未停下，历经漫长岁月的沉淀和无数人事的更迭，依旧携着厚重与深沉缓缓向前。雷仕伟教授作为历史专业的学者，一直致力于引领同学们感受历史学科的乐趣，体会这份厚重中超越时空的温情。同时，雷仕伟教授在同学们心中一直有着亲和的形象，他的人文历史课堂也收获了同学们的积极反响。让我们跟随雷教授的脚步，感受这份深藏于文明记忆中的传承与热烈。

一、源于热爱与求真的史学道路

雷教授选择历史研究的缘起是对于历史学科的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小时候对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进而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如林汉达的《上下五千年》等，中学阶段则在历史学科的“考试”上发现自己的潜力和优势，报考大学时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历史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雷教授在专业历史研究领域学习了近20年，他表示，自己在大方向上从未动摇过对史学的追求，也一直期待留在学校里不断读书。雷教授也提到，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多少受到传统“科举”的影响，大学之后要读硕士，硕士之后要读博士，好像是一种天然的科举阶梯。不过，在本科毕业选择读研深造的过程中，雷教授也曾遇到不少挑战和困难：漫长的学习时间、并不明确的具体研究方向、一次次的寻找与自我否定，甚至对自己整个学习过程的意义也会重新审视。他回忆起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个研究的方向是古埃及史，通常也被称为埃及学（Egyptology），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这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专业。

当被问及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古埃及史这一研究方向时，雷教授饶有兴趣地谈论起与古埃及史结缘的故事。那是大三寒假时，返回故乡需要乘坐三十余个小时的火车，为了打发这些空闲的时间，雷教授上火车之前在学校书店随手买了两三本书，其中一本书叫《神祇，坟墓和学者》，结果在火车上一口气读完，被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国王陵墓的发掘等故事深深吸引，感受到古代文明研究的浪漫与热烈，由此萌生深入探究之心。机缘巧合，在北京大学正好有一位专业的埃及学者颜海英教授开始招生，最终他被幸运录取，到北大跟着颜老师学习古埃及史。他称自己在十八九岁年纪所做的决定很多都有些“意气用事”，因为简单的热爱，所以大胆去尝试。

不过他也谈到，真正专业学习古埃及史的过程，与自己原初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差别。这门学科的学术基础是古埃及的文字，为此，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学习大量的象形文字和考古材料。这一过程其实是相当枯燥且乏味的。雷教授自嘲自己在语言学习上欠缺天赋，毅力也不够坚定。感叹当初这一学习过程的艰辛，如何在这种单调且略显苍白的历史研究中不失去对于历史最本初的热爱，也是雷教授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当被问及这种落差感出现的原因，雷教授谈到了整个学生生涯学习历史的经历。他表示，自己在中学时代所理解的历史是一种历史知识的积累和记忆，对历史价值判断其实是机械和苍白的；而到了大学阶段，需要阅读大量一手资料，并且多元地去思考和判断，像是一个推倒重建的过程。从本科到研究生皆是如此，这一观念更迭的过程确实比较痛苦和困难。但在回顾漫长历史专业学习生涯时，雷教授也感慨这既是人文学科研究的挑战，也是其魅力所在。

二、沧海横流——新旧传承

从古埃及，我们的话题转移到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别。雷教授开玩笑说，这个话题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钱锺书先生在《围城》写到的方鸿渐关于梅毒与鸦片的演讲。不过，雷教授还是从我们自身的经验谈起，香港中文大学正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汇的典型例子，他特意提到了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创始人钱穆先生。钱穆先生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这里所说的“魂”可以理解为“中国历史精神”。他所编写的《国史大纲》是从历史去寻求中华民族精神，书里特意提醒读者，“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无论是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钱穆先生在极端简陋的物质条件下，为往圣继绝学。香港中文大学也正是在钱穆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坚守下创立和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今的中文大学已经是包括理工商医众多学科在内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但我们不能忘记，中文大学的初衷就是以坚守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

当下很多人对于历史之于人们的意义或多或少都心存疑问，对于这个问题，雷教授首先认为，历史学习的直接目标不是对于抽象意义的追寻，而是去感受具体历史事件的经过，人物的浮沉等，通过阅读中国历史或是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也许会有一种比起读小说更加带有传奇色彩的体验。这也是大部分历史学者“入坑”历史研究的原因。

接着，雷教授谈到关于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历史的思维”，一种参见过去的维度，当我们面临一个人文价值问题时，可以从不同学科，如哲学、文学、社会学等来思考，各有各的特色，而历史的思维恰恰是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参考，通过观察过去人们的所作所为，来反思我们的当下，雷教授强调说，要“通过历史了解当下；通过当下理解历史”。这并不是说，古和今就是线性相连、因果相关，而是说如今我们许多的制度、文化乃至潜意识等并不是当代人所独有的，而是背负着无数过去的记忆与生命体验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有位非常厉害的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能够从寥寥几条史料中重构一个复杂的历史图景，被大家形象地比喻为“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田先生研究的是秦汉、三国的历史，如陈胜张楚政权的渊源，孙吴的建国道路，诸葛亮的用人等，他之所以能对古代历史有精深的探究，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对自己所处的二十世纪有深刻地体会，用当代的经验、感悟、理解来填补史料中的空白。同时，反过来，有了对于过往历史的认知，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真正的历史爱好者，绝不会只是爱好过去，他一定是个时代观察者和参与者。

第三点，也是触及历史学习本质的一点，在于这个学科的关注点是以人为中心的。雷教授强调，通过学习历史，我们能够获得对于人的更加全面且深入的理解，了解历史就是理解人性，在这里，雷教授也提到了作为一所大学其对于学生的意义，一所大学真正应做的是既应当有技能型知识与技术的传授，也理应有着对于学生完整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当一个人从中学进入大学，不仅仅是年纪与学问的增长，还有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基本话题更深入的思考，这是作为青年成长的一种自我觉醒。而大学要做的是不断引导学生去主动思考这些价值，培养起自尊、审美、责任、关怀等。虽然每个学科都有自己优良的传统，但要构建起相对系统且全面的认知，依旧需要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人文学科的熏陶。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以来都有着很好的史学传统，除了之前提到的钱穆先生，雷教授还特别向史学爱好者推荐一本《治史三书》，这至今仍是史学研究入门的最佳论著之一，被誉为“为后学现身说法”的金针度人之作。此书的作者严耕望先生，就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多年。

三、大学生该如何学习历史

目前我校并没有开设历史相关的专业，同时学校里历史交流的氛围也没有那么浓厚，但我们周围依旧有许多的同学对于历史心存执着与热爱。为此，雷教授也给出了自己关于历史学习的想法和观点。

首先雷教授再次强调了中学历史学习与大学历史学习的差异，在中学阶段，因为有标化考试等因素的影响，历史学习往往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且脱离了许多历史的细节，注重传达一种特定的历史价值，即某事件所对应的线性原因，以及相应意义和评价。这种学习某种程度而言，其实并非历史的，而是某种历史哲学。雷教授讲道，历史生命的构建需要具体时间、地点与人物的参与，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中生动地展开和讲述，比方说古希腊所强调的理性精神，所谓智者学派的兴起与整个西方文明的奠定，在这个大的框架中，历史关注的应当是这些哲人如何生活，他们的思想又是通过怎样的场景和故事流传下来并且形成所谓理性精神。他也颇为无奈地提到当下中学阶段历史的学习压缩严重，并且面临升学考试等压力，很多时候只能变成一种抽象概念的灌输和空洞价值的传递。

而到了大学阶段历史的学习，答案与结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理有据地阐述观点，就是通过查阅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一步步完善对于历史的看法。同时，雷教授认为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系专业的学习，要求能从一手材料出发，使用如目录学、官制、地理、年代等“史学钥匙”，打开史学研究大门；另一种则是我校所开展的历史通识教育，核心在于培养同学们的历史思维，鼓励大家阅读历史书籍，主要以学者们的二手研究为主，注重多元观点的碰撞。对此，雷教授举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这门课中，讲述太平天国时，会告诉同学们，主流的观点认为它是传统的农民起义顶峰，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宗教战争，或是反儒家文化与儒家捍卫者之间的斗争等，同学们如果赞同某个观点，就要找到它背后的论证依据是什么，有哪些经典的学术著作和历史材料表述在支撑，或许这些才是对更高阶的历史学习者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对于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并且希望能够系统理解学习相关知识的同学，雷教授给出最直接的建议就是多读书，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阅读不同专业程度的书，并且积极与老师以及有着共同历史爱好的同学交流。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学习，雷教授建议将《史记》与《资治通鉴》作为试金石，如果这两本著作读来并无大障碍并且甚有乐趣，那么可以自信地朝着相对专业化的历史研究方向更进一步；但若是读来吃力或是枯燥，难以把握古文传达的历史叙述和情感流露，则只需将其作为精神食粮和兴趣爱好。这并非挫败同学们学习的热情，而是因为专业的历史学习训练一定是以第一手史料为主，倘若对于古文献欠缺一种基本的把握能力，专业学习的过程会较为痛苦。

四、历史学不应占有历史表述的霸权

雷教授在GEC《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变革》这门课中，期末作业之一是允许同学们写一篇历史虚构小说，他认为作为一种通识教育，开设GEC课程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对同学们进行一种专业的历史训练，而是培养起一种历史的感觉，他以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国故事为例具体解释何谓历史感觉：对比正史的《三国志》，演义小说确实有文学的夸张，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大多数人对三国的了解大概都是基于《三国演义》（还包括衍生的电视剧、游戏等）。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三国演义》，大体都能感受“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皇权衰弱，群雄逐鹿”等历史场面，中国古人的“忠、义、信”等伦理观，乃至一些具体的时空观念，如“官渡”“赤壁”“夷陵”等。这些当然与专业研究的历史论述有差别，但它也构成了一种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这种历史感觉的培养，通过文学性或虚构性写作也能得到很好的展示。当然从课程训练来说，在虚构性写作的过程中，涉及核心的叙述依旧需要一定的史料做依托，它与专业的史学论文区别在于，它给了同学们对于史料更多元化的解读空间。

其实，之所以设置这种作业，也与雷教授的上课经验有关。在开设的历史课上，雷教授通常都会让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家乡的历史。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同学都说自己的家乡没有历史，在他们的眼里，好像只有能上历史教科书的大事件、大人物才能称为“历史”。一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也反思过，传统史学其实是一门很“势利”的学科：例如，古代社会女性地位已经是很低下，但在墓志、简牍等当时让你的记录中还能看到不少女性的材料，而在传统的正史中，这些女性书写就被进一步压缩到列女或是后妃传等角落里。从这个角度来说，史书比社会更不公平，我们也需要拓展历史的视野。

对于当下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历史架空小说题材，雷教授也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他以金庸武侠小说渲染历史传奇性和突出个人英雄色彩的特点和钱锺书“率性而读、三教九流、随缘披览”的阅读个性为例分析说道，“我不认为这些所谓野史与传奇杜撰会混淆历史的视听，我的一个感受是即便作为专业性较强的历史学，也不应该占有历史表述的霸权，历史学的表述就应该是开放多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理解历史”。相反地，对于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经典史书典籍，雷教授认为其无论是整体宏观上的表述还是具体用词，如“征、伐、讨、平”等，背后其实都有传统王朝的观念渗入。纵使当下，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的解读依旧无法独立于时代话语体系和价值观而存在，所以历史的背后，哪怕是最严格的学术性历史研究，依然接受着许多主观性的解读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后现代史学家认为历史学与文学并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这句话当然有更深刻的意指，但简单来说，就是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史学固然有自己无可取代的价值，但它并不是唯一或最高的。

五、史家风骨，士人之魂

在雷教授心目中，从事历史研究至今最为敬仰的人物莫过于史家二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了。在他看来，这两位史学家的价值不仅仅是写出《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史学巨著，更多的则是二司马所展现的超越时代的史家风骨。雷教授认为二司马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属于有机会进入主流的权力核心，但又被边缘化的人物，遭受政治迫害或是排挤，经邦济世的抱负无法实现，然而他们面对挫折并不是退缩或遁世，而是发愤有所为，对于司马迁，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司马光，则是作为宋代知识分子所恪守的独立人格与天下情怀。雷教授深情地说道：“这样一群人也许无法施展拳脚于现实，也许无法在尔虞我诈的政坛崭露头角，但他们拥有纯粹的理想，或追溯历史的脚步，解读天下兴亡的纠葛纷争；或退隐江湖，于边缘处关注时局苍生，但最终他们都回归当下，深沉而高雅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他也补充道，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他们既是史家的代表，也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文人，这也再次道出了“文”与“史”之间的紧密联系。

六、少一些焦虑，换一种方式行走

惯被评为温和亲切的雷教授喜欢与同学们聊天，言及教学相长，他由衷赞赏道，班上有许多史学素养很高的学生，与他们交谈受益良多，常常能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而同学们所展现的人性光辉，更是让他看到人之为人的美好。他特别提到，有一位得了抑郁症的同学，经受了严重的病症折磨，也遭受到诸多的不公乃至背弃，但从不自暴自弃，通过积极地治疗逐渐告别抑郁，面对非议，既不是退缩，也不是随大流，而是理性沉静地向外界表述着自己受到的不公，合理地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激不随，不亢不卑。这件事使他感触颇深，直言这位同学虽然是学生，但在维护个人尊严上，“堪为吾师”。

谈到当下学生抑郁多发的现况，雷教授感慨道：“一所大学不应该像个高等技术学院，仅仅只学习一些技能；一所大学，更不能把目标单一化，大家挤在单一赛道竞争。”积重难返的“内卷”现象本就局限了金字塔尖的承重量，如果大家千军万马只过一座独木桥，绝望似乎成了难以避免的崖底。在雷教授看来，比起通过超负荷的专业课将学生们锻造成“器”，大学教育更重要的使命在于育“人”：不是将学生们的目光困在压力重重的学业内，而是鼓励多读多想多走，更全面地感受这个世界。“我们的学生应该多走出去看看，大家已经过得比中国大部分人更好了，但在一些同学的认知里，往往不是在大学宽松的环境去探索去试错，而是在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去获取更多的资源。”从未停歇地向上攀爬，在励志和个人奋斗的价值包装背后，真相是无休止的焦虑。雷教授建议同学们与其花时间背更多的教材不如去看一部电影，或者沉下心来读一本小说——不是别的形式的人生就是没有活的意义的，尝试走别的道路，也不会是世界末日。

七、业余生活

谈到关于“喜欢踢足球”这件事，雷教授向我们独家揭晓了这个爱好的由来：“因为大学的时候读文科很闲，所以我花在踢足球和看足球上的时间比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还要多。”但后来雷教授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踢球的意义。“但是现在觉得，”雷教授笑道，“你就把它看成一种运动就好。它是一种锻炼，还带点情绪价值。竞争与合作，胜利的喜悦，失败后互相安慰：参与到一项集体活动之中的喜怒哀乐，都能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直接又充分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