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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德川家康由一介地方大名跃升至天下人的决定局，就是关原之战。1600年9月爆发在美浓国的这场战争，家康清算了丰臣政权打着讨逆军名号的内反德川派的有生力量。耶稣会《日本诸国记》称，“通过这场战争，内府家康一扫老国王手下反对他统治的人，成为了全日本独一无二的主宰。” ，明确指出家康在日本确立了霸主地位。

但是，德川政权是否真的自从关原之后，就稳固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呢？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之前的“前幕府时代”，他权力的来源到底如何？结合史料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到，前幕府时代，家康的政权需要面对的是严峻的形势，与困窘的危局。

一、  “前幕府”时代的“再拓荒”

要讨论德川家康如何取得统治天下的威望，自然要从关原之战后，家康对东西军将领的赏罚入手。

德川家康在关原战后的赏罚集中在1600年十月十五日，当天，家康下发《诸方御成败事》，对共计五十六家大名进行了赏罚。绝大多数大名都接受了家康的赏罚，而这正是日本战国时期，表示服从家康权威的最重要表现——即接受“知行宛行”、“安堵”与“成败”。大名对家康命令的服从，大大提高了家康的威望。

但这次论功行赏，缺少了最为重要的证物，也就是名为“领知宛行状”的文书。

领知宛行状，指的是确认大名对某块土地拥有“知行权”的正式文书，自从太阁检地，划分全日本石高以来，领知宛行状就一直作为丰德政权下大名手中类似的“地契”存在。然而，关原战后，虽然德川家康通过夺回大阪城，取消了自己的“反贼”头衔，但是，西军对他执政合法性的创伤，却成为纠缠幕府数百年的隐痛。

《谱牒余录》中一份1601年山内一丰的书信就提到：“我虽拜领土佐一国，但未领受判物（朱印状）。”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熊本藩史料《细川家谱》中，细川忠利向其父细川忠兴询问关原之战后，家康是否下发判物文书时，忠兴坦然答道：“并没有判物之类的东西，不光是我，他人也是一样。”

江户诸藩修家谱，大多对家主往年不体面的行为加以隐瞒，但关原军事新贵缺乏领知宛行状的恶果，依然可以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得。领有土佐藩的山内一丰，对前代藩主长宗我部家遗留的“一领具足”们大开杀戒。川中岛藩主森忠政，因为新封地是被家康强行废除的丰臣藏入地，当地地头拒绝臣服森忠政，森忠政亦大肆镇压，一次就磔刑处死600人。类似的惨案数不胜数。

面对此种压力，新贵大名们也没有能采取什么有效的镇压手法。国替一揆数不胜数，小早川秀秋家臣在被改易后甚至对家康的军士兵刃相向。在关原之战后的三年内，日本仍然是乱局一片，单1601一年总人数超过千人的一揆就有数十次，其中，拒绝没有领知宛行状的入封领主、以及原丰臣藏入地拒绝向新领主降服为两大重要诱因。

而此时的的德川政权也没有采取什么政治方面的措施制止一揆，或是从丰臣家取得正式废除藏入地的文书。各地丰臣藏入地拒绝向新领主纳税的抵抗运动，直到1607年，领知宛行状陆续补发后才渐告终止。

二、  “前幕府”的窘境

家康政权面对的种种危局，表面上是由关原战后，丰臣政权结构突变导致的。

按照秀吉的遗命，他死后丰臣政权应该是保持五大老五奉行共十人联合执政的形态维持下去，直到秀赖成人后亲政。而家康在关原战前，即使是最嚣张跋扈的会津征伐前，也都是尽量靠威逼利诱迫使其他大老与奉行和联署文件，来保持自己的合法性。

而家康在关原战后前几年，却陷入了朝中无人可留，同党无人能用的窘境。

由于五大老五奉行制度彻底解体，家康急需树立新的公仪体制。但由于关原之战烈度过大，丰臣家中枢只剩下淀殿和秀赖两个尚存威望的中心，其余的就只剩下既无威望、又无地位的片桐且元、大野治长之流了，由于秀吉遗命的存在，家康是绝对不敢在四方混乱的情况下，悍然摆出一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样的。

实际上，家康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扶持在关原之战中支持己方的丰臣恩顾大名，让他们构成新的“公仪体制”，而家康自己稳居座首，控制丰臣。但就像之前提到的一样，如今各方大名应对自己领内的内乱还自顾不暇，又有何来余力坐镇中央？

最后，家康不得不选择了另立中枢——即慢慢脱离丰臣政权，自主构建全新的德川政权体系。而这也导致了丰德政权缓慢失去了共存的空间，并注定了德川幕府日后对原丰臣恩顾大名神经过敏一般的清算。

三、 “前幕府”的实质

看到最后，相信大家对前幕府时代的德川政权性质，心中有了大致的了解。实际上关原战后、家康开幕之前的德川政权，是一个极大程度上建立在德川家康个人威望以及丰臣恩顾大名的默许之上的，它是带有分赃与妥协性质的不稳定政权。家康面对的压力，并不曾比关原之战之时小上分毫。

但面对此种压力，德川家康再也没有犯下过关原之战前，匆匆发动会津征伐那样的错误，步入花甲之年的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也不曾忘记吸收往日犯错的教训，终于在古稀之年，为江户幕府的200年盛世打下了最为坚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