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社恐《贫穷的终结》读书笔记
技术性失业
技术变革引发的失业潮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正如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1938年向国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所说：“如果人民容忍私权增长，让它比民主国家本身还要强大，那么民主的自由就陷入了危险。这从本质上看就是法西斯主义。”
但是当所有的工作都转移到了中国时，政府对垄断威胁的看法
开始改变。曾经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在他1978年的著作《反托拉斯悖论》（The AntitrustParadox ）中指出，企业并购对消费者有利，能够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公司效率。他认为政府不应该为了竞争而保障竞争，而应该关注如何才能造福消费者。
需要员工的公司越少，愿意用更高的工资吸引劳动力的雇主就越少，再加上许多行业——甚至包括工资偏低、工作内容枯燥的快餐业——都有竞业限制合同（Noncompetition Agreement），工作机会变得更少。
由于老企业扩张相对缓慢，人员比新企业更加稳定，因此整合之后劳动者的“流动性”会下降。劳动者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提出更高的工资待遇方面的要求，这种“流动性”是工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大企业的发展壮大对这种促进工资增长的来源产生了不利影响。
集中性增强也加剧了“利润不平等”的现象。在过去的40年中，一小部分企业变得非常富裕，它们的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那些收益较低的企业。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企业的员工在挣大钱，而大多数企业的大多数人工资并不高。
员工由“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变成了“为”一家大公司工作。
这一切导致了“应变就业”（contingent work）的崛起，很多劳动者被迫随时待命，以合约方式来工作，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一些经济学家也将兼职工作纳入了这个类别）。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应变就业者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与有传统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相比，应变就业者每个月失业的可能性要高出好几倍，他们每小时的收入少11%，年收入少50%。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更可能要依靠政府援助，导致纳税人承担了企业没有支付的账单。
从很多方面来看，零工经济的突然崛起反映了过去半个世纪中职场的演变趋势。私募股权伙伴和风险资本家向初创企业投资数十亿美元，试图颠覆实体企业，取消工作场所的保护，尽力压低工资，聘用尽可能少的员工，不提供任何福利或工作保障。
这些初创企业的基本商业模式都是一样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基于网页或手机端的移动平台，这个平台很轻便，还可以不断扩展来服务新的消费者。这种平台将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人与寻找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的人连接起来。这些产品和服务也许是顺风车、一个三明治，或者帮忙换个不容易够到的灯泡。公司组织搜索，使产品和服务与需求相匹配，然后进行商品交换或提供服务。平台负责结算费用，并从中提成。
在公共场合，零工经济型的企业宣扬灵活性和独立性，塑造自己支持千禧年企业家、不压迫无产阶级的企业形象。然而私下里，独立性却并未得到鼓励。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劳工专家认为上述两个标签都不合适，政府可能需要创建一个叫作“依赖承包商”（dependent contractor）的新标准，它代表着依赖于某企业，却并非该企业雇员的个人。
另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是政府部门建立一个按比例分配的基本福利系统，不论职工工资高低，一律从中扣除一部分给基本福利系统。基本福利可以包括病假、产假、退休储蓄、失业保险和职工赔偿。
说服地方政府禁止这些新的用工方式。
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企业占据主导，社交媒体无处不在，工作苦不堪言，还充斥着后现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宿命论。这些改变无法解决“铁锈地带”的就业市场问题，不能保障劳动者获得安全的工作和能够消除贫困的工资，无法提供日渐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所需要的体力和情感上可以接受的工作，也帮助不了在紧急情况下拿不出400美元的全美46%的家庭，更无法帮助奥尔蒂斯一家成为中产阶级。
快餐工人和司机感到自己不被尊重，觉得自己被利用、被忽视。
50年前，这些工人可能是工会成员，工会代表他们的集体意愿，努力确保他们获得良好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但大部分优步司机都没有加入工会，奥尔蒂斯一家因为与劳工组织者的关系密切而一直饱受骚扰和威胁。
“争取15美元”的斗争也不能保证汉堡王能尊重店里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都可能会消失，”克莱默对我说，“这些工作一开始就不是好工作，而且企业给员工的待遇低于员工的实际价值。”
低劣的工作
有工作的穷人、不稳定型无产者、掉队了的人，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全球化带走了匹兹堡（Pittsburgh）、底特律、加里（Gary）、托莱多（Toledo）和南本德（South Bend）等
地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是双赢的
“铁锈地带”失业现象非常普遍，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和调整“极度缓慢”。
“铁锈地带”带来的经济、心理和政治影响直到现在才得到充分认识，这场冲击导致了许多现象，包括政治分化和结婚率下降等。越来越多学历较低的老年白人已经提前“绝望而死”。
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促使加入工会的私营部门员工减少，这成了另一个导致工资水平停滞和低劣工作增多的原因。（在底特律和匹兹堡的工厂，很多员工都加入了工会。）
这不仅是因为工会直接影响着工会成员的工资，还因为工会对劳动力整体有着间接的影响。
工会成员减少可能是导致男性中等收入者工资停滞和工资不平等的“最大因素”。
还有一种趋势主要影响着女性，那就是最低工资的价值在下降。
枯燥的经济统计数据无法反映数百万美国人感受到的失业对于个人的毁灭性打击。
她将她长达五年的失业经历描述为一场“穿越地狱的旅途”，是从自我支持、自我实现、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堕落，变得无家可归、陷入极端贫困。
美国人不论贫富，不论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精英还是奴隶都
从事劳动，而且努力地劳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中这样描述美国人的勤劳：
在美国，没有人因为工作而受到贬低，因为他周围每个人都工
作。也没有人因为接受报酬而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美国总统工作也领报酬，总统因负责指挥而获得报酬，其他人因为服从命令而获得报酬。在美国，所有工作或多或少都需要付出艰辛，或多或少都有利可图，但工作永远不会有高低，每一种诚实的工作都是光荣的。
大致在托克维尔的上述论述出现的同一时期，一位生活在新英格兰的维也纳移民也写道：
在把工作当作乐趣，把职业当作娱乐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
人可以比得上美国人。积极的工作不仅是他们幸福的主要根源，也是他们国家伟大的基础，而且如果没有工作，他们会极度痛苦，他们不爱“悠闲”，对懒散充满恐惧。工作是一个美国人的灵魂：他追求工作，不仅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还因为他把工作当作一切人类幸福的源泉……就好像整个美国都只是一个巨大的工厂，工厂入口处刻着闪闪发亮的字“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
鉴于这种对劳动的热爱，从美国成立之时起，通过自身拼搏获得成功的故事就屡见不鲜。
工作这个美德成为“美国梦”的基础要素
美国人对辛勤工作的信念和美国对自力更生的崇拜一直存在并始终延续
我们信奉辛勤工作，相信努力工作会让人出人头地，是取得成功的途径。我们相信，我们都应当为自己的成功负责。
即使是大衰退也无法撼动这种信念
美国人认为贫穷是由于选择不当或努力不够，而欧洲人认为贫困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陷阱
美国人将财富和成功视为个人才能、努力和拼搏的结果，而欧洲人则认为这些更多归功于运气、腐败和关系。
美国人对工作的投入度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都高，远远超过东亚或南亚。
与有工作的人相比，长期失业的人更有可能每天只有两个小时或更少的社交。工作还有情感上的益处。失业者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尴尬，并且更有可能与家人关系紧张或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失业者更容易多病、沮丧，去世得更早。失业的后果还会影响下一代。失业者的孩子成绩更差，完成大学教育的概率比父母有工作的孩子要低。
在适应生活变化方面，大多数人做得出乎意料地好。即
使是家庭成员死亡或患慢性疾病等悲剧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也能恢复以往的健康状况，虽然不能总是完全恢复。然而，在有一件事上，人们的反应并非如此，那就是失业。与其他消极体验相比，失业者的生活满意度并不能自我恢复
工作是与我们的税法和安全网络相互融合、交织的一种美德，深深烙印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工作受到富人和穷人的一致推崇。
沙特王子之所以闻名于世，不是因为他们长时间在小学工作或者实施物理治疗。
如果你的收入有保障，你会做什么？
全民基本收入会不会让人变得懒惰，给他们钱会让他们停止
工作吗？
开始发钱之后，“直接捐助”会通过短信、电话和雇用的当地“帮手”来开展这项慈善活动，并派工作人员亲自到村庄走访，以确保收款人收到了钱，但是“直接捐助”不会规定这些钱的用途。
当然，现金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援助措施
小额储蓄项目的效果
让农民有钱买化肥，帮助他们驱虫，获得能改善饮水卫生的加氯装置，实施补救性教育计划
孟加拉乡村发展委员会（BRAC）找出社区中最贫穷的人，并向他们捐赠牛之类的生产性资产，提供指导、培训和支持，给这些穷人现金，并提供金融产品和卫生服务。该项计划效果显著，改善了消费、储蓄和粮食安全。
大量的汤姆鞋出现以后，扰乱了当地鞋子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业务，就像美国捐赠的服装损害了许多非洲国家的本土零售业一样。许多情况和气候条件下也不适合穿汤姆鞋，但汤姆公司捐赠的只有鞋子。而且就像我在肯尼亚看到的那样，收到捐赠的汤姆鞋的人往往不缺鞋子，缺的是电力或清洁水源。
几乎所有的实物捐赠，包括食品、服装、教科书、水罐和卫生用品等都存在这种问题，即使是那些通常被认为生产性的物品，例如慈善机构捐赠的牛等牲畜，也存在这样的缺陷。还有许多慈善机构修建学校，提供水泵，发放种子等。这些举措的本意都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效果是什么？费伊对我说：“我们始终要问‘如果直接给人们现金是不是会更好？’通常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没有衡量过。例如，汤姆鞋可能有助于防止儿童感染钩虫，但考虑到鞋子的价值和分发鞋子的费用，捐助接种疫苗的费用可能成本效益更高，更能改变生活。
援助专家们认识到了现金捐助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于是努力推动捐助者向援助组织提供现金而不是物品。美国国际开发署（The United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为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想要慷慨解囊的美国人提出了建议：“如何最好地帮助在飓风季节生活受到影响的人们？答案非常简单：向直接帮助受灾人员的救援组织捐赠现
金。”他们还号召援助组织捐助现金，而不是物品。
难民援助团体也开始捐助现金，而不是推测流离失所的难民究竟需要什么。
安全网的漏洞并不是设计原因导致的，而是有意为之。
没有哪个项目关注解决深度贫困的成年人的需求。没有一个方案直接、无条件地应对深度贫困问题。
在现金福利项目的设计当中，美国的种族主义可能最为明显。现金福利项目是针对深度贫困人士的最吝啬、条件最苛刻、最爱评判他人的援助项目。
“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的白人家庭积累了财富，转移给“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出生于“二战”之后1946—1964年）、“失落的一代”（gen Xers，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和“千禧一代”（Millennials，出生于1984—2000年）。他们得到了政府投资的街区，并充分利用了慷慨的税收补贴。
全民基本收入是分享公共财富，而不是简单地征税和重新分配收入，这种说法听起来也许很不可思议或者不可能。
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让创造者和获取者之间、纳税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的劳动者和依靠这项政策的懒惰的人之间的怨恨更严重。但是对创造者和获取者的区别，现在并且将来都会是错误的。
对于失业的人来讲，就业保障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计划如何帮助原本就有工作的美国人也同样值得关注。当工人在工作岗位不足的情况下相互竞争时，他们就失去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