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被迫北迁的南方文士，居然能开创出华夏诗坛的新风尚

➤➤➤ 宇文氏的崛起

自秦汉以来，长安作为帝国的心脏，一直以来都是北中国文化底蕴最为深厚之地。几番人世沧桑，五胡乱华的战火让这个古老的都城遍体凌伤。虽然在前秦和后秦时期，有赖于国君的重视，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国学复兴，无奈这些政权都如昙花一现，北国的文学天空依然是阴霾蔽天。

宇文氏的崛起颇具戏剧性。

宇文泰本来只是尔朱荣部将贺拔岳手下的一个小角色，在镇压关中起义军时立功得以迁升，出任为夏州刺史。后来贺拔岳被人杀害，他出人意料地被中下级军官迎为统帅，而成为关陇地区的实际掌控者，这一年宇文泰年仅二十八岁。

后来北魏孝武帝西奔投靠，野心勃勃的宇文泰容不下刚强的帝王，十二月他杀了元修，第二年正月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并将都城迁至长安，建立西魏。名正言顺的宇文氏从此坐大，走上了携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中国人向来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年轻的宇文泰野心勃勃，他立足于关中这片沃土，敢于和树大根深的六镇军阀高欢一争高下，还利用南方萧粱内乱之时出兵巴蜀、江陵，将势力拓展到了南方。

其实，就军事以及综合国力而言，宇文泰治下的西魏与高氏东魏不可同日而语，但当高氏父子沉迷声色不能自拔之时，宇文泰能够审时度势，及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改革，并重用汉族士大夫苏绰为其谋划。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原本穷居关中一隅的宇文氏得以迅速崛起，在与东魏的争霸中逐渐占据上风，最终于577年由其儿子宇文邕灭掉北齐，彻底KO高氏一统北中国。

➤➤➤ 大诰体的苍白复兴

西魏初年的关中地区，人才凋敝、文势单弱，简直是文化沙漠地带。对于这个一穷二白的王朝，总设计师苏绰选择了正统的汉儒文化，应该说他还是非常了不起的。汉儒文化根植于本土，它既正统又注重实用，极利于政权的建设和争夺天下，同时出身于边镇苦寒之地的宇文泰军阀集团本就崇尚实际，不喜奢华，大道至简的汉儒文化无疑是极其契合他们的价值观的。

苏绰之于宇文泰的地位相当于北魏初年崔浩的角色，他参与中枢，制定国策，军国文翰多出其手。他奉宇文泰之命制定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大诰体，这是完全复古的文体范型。基本特征就是行文用语直白朴素，毫无文采可言，完全就是奔着简单实际的目的去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长安文坛就是这样苍白着脸庞，一本正经地奔走在复兴的道路上，直到庾信、王褒等一批南方文士的到来。

当宇文氏的北周国力日益强盛之时，南方的萧梁却颓势日现。经过侯景之乱，南梁境内一片混乱，萧绎在江陵继位勉强保住国号，只是这艘曾经的巨轮早已千苍百孔。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使臣这个工作他早已干得炉火纯青，却从不曾想到，再回首时他乡却变成了故乡。

他四月出使，十月西魏出兵攻梁，十二月江陵城破，元帝萧绎和诸多大臣被杀。庾信的老母亲和妻子却被“快递”至长安，被迫“搬迁”的庾信从此成为了北漂。与庾信一同羁留北境的南来文士还有王褒、萧伪、宗禀、刘璠等。

文学积养深厚的南方士人对于长安诗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不仅使长期消沉的当地文学骤然勃兴，对整个文坛风气的改观更是意义非凡。

➤➤➤ 南北文风的交融

南来文人虽然都是齐梁文坛的大家，但他们为长安文坛所带来的却并非靡靡的齐梁之风。他们承袭了一贯的诗文技巧和某些既成的风格，但无法割舍的家国之思和“二臣”的独特人生体验，让他们的创作发生了质的变化。

北国的浑朴之气和南方的绮靡之思，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汇通，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并迅速推广开来影响了整个长安文学，甚至融贯了千年以下的华夏诗坛。

当时活跃在长安诗坛的除了南来士人之外，以宇文毓和宇文护为首的当地贵族子弟也雅好诗文，积极参与诗歌创作，他们的部分诗作经过时光的淘洗留了下来。虽然这些作品模仿的痕迹还很明显，但依然具有非常的意义。从他们的作品来看，这些诗人们虽然创作了一些极具齐梁风格的诗作，但北地精英世代累积的修养、与生俱来的气质，却是很难改变的。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依然保持了北国特有的浑朴与厚重。

就以在诗歌史上不具姓名的尹式留下的一首《送晋熙公别》为例：

《送晋熙公别》——尹式

太行君失路，扶摇我退飞。

无复红颜在，空持白首归。

色移三代服，尘化两京衣。

道穷方识命，事去乃知非。

西侯追孙楚，南津送陆机。

云薄鳞逾细，山高翠转微。

气随流水咽，泪逐断弦挥。

但令寸心密，随意尺书稀。

全诗对历仕齐周隋之一生作了深刻的反思，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无以为拒的沧桑和悲凉。“道穷方识名，事去乃知非”，随波逐流的人世非我所愿，也非我所能。一生碌碌，白首而归，所有人均失路于这个时代，遥想孙楚和陆机，几百年的沧桑里唯留血泪斑斑。易代之际，个人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联系最为紧密，尹式在时代的呼吸间，唱响个人的悲音，这样的诗作融入了现实的厚重和个体的悲凉，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 南方“天团”的涅槃

真正为长安诗坛带来峥嵘气象的，是以庾信、王褒为代表的南方诗人“天团”。

对于在这场浩劫中无奈留居北地的庾信们来说，不仅是现实生活的新生，亦是艺术生命的涅槃。

萧粱一朝，庾信与其父亲庾肩吾共仕东宫，荣宠一时，从庾信留存下来的诗作来看，那一时期他的作品显然不脱宫体诗的特征。虽然王朝已经危机四伏，但他们依然沉浸在宝马香车的奢靡生活。因而作品大都立足于日常生活，立意空泛，华美的词藻描写的是苍白的生活面貌，没有沉重，没有悲情，闲适、轻松是诗作的基本格调。

入北之后，这一批人都受到了宇文氏的厚遇，他们不仅在朝中担任高职，即便是宇文皇子们亦对他们礼遇有加。可是职场的荣光始终难抵故国之思，深陷异国的无奈和二臣的屈辱，始终是横亘在他们心间的一根硬刺。于是情绪的翻涌便幻化为情感饱满的文字，人的情感一旦经过生活的磨练，便会呈现别样的质感。那些亡国丧乱之痛，午夜梦回之时的心伤，于无声处的珠泪，曲笔传真情，无一不动人心弦。

《渡河北》——王褒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

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

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

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王褒的一首《渡河北》当是羁臣之思的代表作品，苍茫的北国风光里，萦绕着一种绵密的惆怅况味。全诗音韵和谐，对仗工整，同时又具有苍劲悲凉的格调，不知不觉间，“宫体”的内核已经悄然远离。

苍茫的北国是有魔力的。

黄沙漫天的苍凉时空，似乎比小桥流水更能直达人心。皓月当空，长风万里，在天高地阔的永恒里，更能观照人生的渺小，也更能激荡人的志向。南来的诗人们无奈地融入这片陌生的土地，却迅速地适应了这片“土壤”，并结出了远不同与以往的丰硕成果。他们不仅为沉寂于“大诰体”的长安诗坛注入了活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庾信和王褒为代表的“庾王体”更成为长安诗坛的风标。

➤➤➤长安时代的价值

北朝文人诗最终的成熟来自于南北两种诗风的融汇，但无论是本土诗人还是萧粱遗民，他们融汇的结果依然是以北诗的固有风格为美，以北诗的固有气质取胜。庾信和王褒早期诗风绮丽、典致，一旦入北，诗风变为悲慨、刚健。他们将南诗的绮丽和北国的凄苍融合成为一种新体诗，完成了一个时代诗歌品质和价值体系的建构。

南方诗歌讲究辞彩的精美以及音韵用典的精工，北地诗歌崇尚语言的质朴和情感的刚健，这种刚柔并济、以气质取胜以文饰为美的诗歌格局，是初唐革新派诗人最佳的诗艺选择。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初唐革新派诗人，就从这南北融合的诗歌格局中得到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借鉴并进一步改进这一诗歌范型，进而从形体上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文质并重的诗歌美学，也为唐诗的气象万千奠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

如果说晋阳诗坛贡献给唐诗的是源自汉魏遗风的进取精神，那么，长安诗坛呈现给唐诗的则是一个成熟的诗歌标本，是一种由内到外的艺术布局。

当初宇文泰扣留庾信可能仅仅是出于惜才，上位者的强权思维往往游离于人性以及人权，是非的判断依据只关乎价值的考量。在历史前行的轨道上，南北朝的人才流动事件沉淀着的是一代人的哀伤。但跳开时空的界限，回望这些苍茫而荒凉的岁月，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当时的苦痛与割裂，就不会有那个完美而清新的庾开府，也不会有华夏诗坛的华丽新生。

所以我们要始终相信：人生逆旅，无论好的坏的，都是最美的风景。

关于北朝诗坛的解读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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