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诗在，书在，长安就在。”
唐诗如流光溢彩的明珠，熠熠生辉地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当《长安三万里》的影像在银幕上绽放时，仿佛一扇通往千年前盛唐时代的时空之门敞开在眼前。
古代中国的瑰宝——唐诗，为何能如此跨越时空，触动现代观众的心灵？是什么使得《长安三万里》成为一部独具匠心的中国电影，而非西方或东亚其他国家所能媲美的作品呢？
我觉得，唐诗的美丽与深情令人陶醉。从“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到“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些诗句穿插在电影中，仿佛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文化宝库。唐代的伟大时代，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写出自己的诗，这种文化繁荣让我为之动容。电影中的描写让我流连忘返，更加渴望重温那些经典诗句，背诵它们，体味它们蕴含的深刻意义。
然而，电影中的剧情和人物命运也引发了我对高适、李白、杜甫三位诗人的思考。电影虚构的情节呈现了高适和李白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追求人间的繁华，一个追寻仙境的自由。这种对比在影片结尾得到了调和，诗人们为黄鹤楼、长安城所写的诗被肯定为高于物质的追求。然而，我不禁怀疑，这种对诗人们命运的判断是否片面。在现实中，高适、李白、杜甫的人生差异并不像电影中那样微小，他们的经历和命运各异，如何将这些故事嵌入电影中，又能够准确地反映他们之间的对立与共通呢？
深入思考之后，我开始理解电影所传达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关于诗歌和文化的表达，更是关于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人格的高贵的阐述。千百年过去，尽管物是人非，但诗仍然流传，书仍然存在。这些古代诗人们的精神将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卓越。
然而，回顾周勋初的《高适年谱》，我们发现高、李、杜三位诗人的人生差异远比电影所展现的要小。电影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形式，因此这里并不涉及评价的好与坏。
高适比李白、王维大一岁，比杜甫大十二岁。在开元、天宝年间，高、李、杜三人的生活相差不远，他们四处游历，争取达官的支持，但都同样不得志，生活常常困顿。不同之处在于，高适亲身经历了东北边陲的生活，亲眼目睹了军中士卒的遭遇，实际经历比李、杜丰富一些。
753年（天宝十二年），高适前往河西，加入哥舒翰的幕府，成为掌书记，以文职在军中找到了一席之地。高适与哥舒翰相得益彰，他写诗赞美哥舒翰，两人还一起接受了密宗的灌顶。直到这个时候，高适、李白、杜甫的人生轨迹尚未分岔。高适已经55岁，虽然仕途有所改善，但并不能称得上得意。
两年后，安史之乱爆发，东北边防军叛乱被西北边防军平定，河西陇右军人的地位显著提升。高适随哥舒翰守潼关时失利，回到长安。此时，唐朝皇室匆匆弃城，玄宗西逃，肃宗继位于灵武。高适曾向玄宗陈述局势，而杜甫投奔了肃宗，成为了清贵的右拾遗。肃宗和玄宗父子的对立埋下了巨大的政治隐患，事后看来，肃宗的灵武朝廷最终获胜，而玄宗自身的自由也将失去。显然，投奔肃宗的杜甫更有希望。
这一切让我再次观看《长安三万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终于有一部如此国产的电影，它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
这部时长168分钟的动画电影，通过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家国巨变，讲述了一群性格各异、才华横溢的文化巨人的故事，让我第一次通过一部电影找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是我在看之前绝对想不到的。
更为重要的是，透过银幕，我看到了曾经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上的高贵。
千百年过去了，物是人非，然而只要诗还在，书还在，中国人的精神将永存。
十年的等待，终于为我们带来了这部《长安三万里》。这十年，或许就是为了这部电影而存在的。之前所经历的一切艰辛和坎坷，此刻都变得值得。
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精心打造的艺术，让我们沉浸在盛唐时代的美丽中。画面中的长安城，仿佛以真实的形态出现在眼前，引发我们对古代都市的遐想。而那些被描绘的诗句更是如泣如诉，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浪漫的境界。
在观影过程中，我不禁思考着几个问题。这些伟大诗人的人生轨迹如此相近，他们共同的创作背景是否影响了他们的诗歌风格？他们是否对于历史转变和个人命运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疑问在心中翻腾，我努力寻找答案。
或许，高适、李白、杜甫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年龄和经历。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各自追求着不同的人生道路，每一个选择都为他们赋予了独特的个性和创作风格。这使得他们的诗篇充满了独特的魅力，传承至今。
《长安三万里》深入探讨了这些伟大诗人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们在动荡年代中的挣扎和追求。电影以生动的画面和动人的音乐为载体，让我们沉浸在诗意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和魅力。
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不仅是一次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灵魂的触动。它唤醒了我内心深处沉睡的诗魂，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根基和身份认同。它告诉我们，无论时间如何变迁，诗歌的力量将永远存在，激励着我们追求卓越和真理。
如果你追寻着心中那份独特的情感和文化记忆，那么《长安三万里》绝对是一部值得观看的佳作。它将唤醒你心中沉睡的古代诗魂，让你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