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两次离队，却都保留职务，左权陈光先后代理，均未转正

四野战将系列2：林彪与陈光

作者：桅杆

陈光长期是林彪手下的一员虎将，也是林彪非常信任的部属之一。在战争年代，陈光战功显赫，但却1954年6月自尽身亡，是建国以后第一个蒙冤的高级将领。关于陈光蒙冤一事，在某个时点以后，坊间有种种传说，说是陈光是因为得罪了林彪而被整。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就说说林彪与陈光的渊源与过节。

红军时期的林彪

红军时期的陈光

先说说两人的渊源。

陈光与林彪与的渊源极深。湘南暴动后，两人在朱德的率领下一同上了井冈山。在红军时期，大概从1928年开始，陈光就成为林彪的部下。两人基本上是共同进步：林彪任红4军第一纵队长时，陈光是下属的第一支队副支队长；林彪任红4军军长时，陈光是红12师师长；林彪任红红一军团军团长时，陈光是红2师师长。当年在苏区曾流传“林彪手下三杆枪”一说，指的就是红4军下属3个师的师长，个个是猛将，其中的“一杆枪”就是陈光（另2位是王良和周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林彪任115师师长，陈光是343旅旅长。进军东北以后，陈光也一直林彪麾下。四野南下后，先后任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在战争年代，陈光曾2次代理林彪在军中的职务：一次是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林彪任红大校长期间，陈光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一次是1938年3月至1943年3月，林彪负伤离开前线期间，陈光代理115师师长。这也是陈光军事生涯的巅峰时期。顺便说一句：林彪两次离开所统领的部队，职务都保留，只是由别人代理，可见其在军中的地位。

陈光在林彪的指挥下，在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抗战早期、在东北战场，打了很多恶仗和胜仗，如龙冈伏击战、黄陂草台岗伏击战、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平型关大战、广阳伏击战、拉法新站之战等。

在战争年代，林彪对陈光应该是非常信任的。这一点，可以从其职务安排上得到印证：343旅是由红一军团改编而成，是我军主力中的主力。陈光能够出任343旅旅长，除了军事才能出众外，林彪的信任和认可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代理过林彪职务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左权，在1936年5-11月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就是陈光，并且两次代理林彪的职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林彪对陈光的信任。

延安整风期间，有说法认为陈光与林彪闹过矛盾、吵过架。此事是否属实，已难以考证。即使有，也很正常。因为在延安整风时期，相互之间的批评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干部之间都吵得很激烈。无论两人在整风期间是否闹过矛盾，并没有影响林彪对陈光的信任。比如，日本投降后，林彪被任职山东军区司令员，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奔赴山东前线，其中就有陈光。林彪在濮阳接到“万万火急”电报，要其立即改道去东北，另派一同到达濮阳的陈毅去山东军区。当时，陈光可以随林彪去东北，也可以随陈毅去山东。但陈光随林彪去了东北。这说明林彪与陈光当时是相互信任的，至少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到了东北，从职务安排上看，东北局和林彪对陈光也是重用的：先是担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而东满军区司令员是随苏军回到东北、由东北抗联退到苏联境内整编而成的苏军第88独立步兵旅旅长周保中挂名，实际工作是由陈光负责的。1946年下半年，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整编，将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5个主力纵队又10个独立师，陈光任6纵司令员。6纵是红一军团、八路军343旅发展而来的，是主力中的主力。将这支部队交给陈光指挥，实际上是一种信任。1947年5月，陈光改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任哈尔滨卫戍司令，虽是从野战部队调整到后方，但兼任东北局总部所在地的卫戍司令，肯定是绝对信任之人。

当然，陈光曾经代理115师师长，进军东北的部队大多是他抗战期间一手发展和带出来的。以陈光的军事才能和资历，进军东北后没有进入东联总部领导层，可能被认为是没有得到重用。

抗战时期的林彪

抗战时期的陈光

再说说两人的“过节”。

坊间流传，林彪与陈光的过节或矛盾只有2件事：一是“扣押电台”事件，二是林彪批评陈光“居功自傲”。

对于“扣押电台”事件，大意是说：1945年11月，林彪带东总指挥机构到锦州一带考察战场。由于电台联络不畅，当林彪得知陈光处有部大功率电台时，便致电陈光，要求调电台和机要人员。陈光考虑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和指挥，况且林彪处已有2台大功率电台，当即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林彪两度去电继续催调，并严辞责问陈光扣押电台，妨碍其指挥作战。见此，陈光忙抽调出电台及机要人员，准备送往林彪处。不料，锦州之敌大举进犯，陈光只得带走电台及机要人员后撤。事后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

对此，笔者遍查到原始资料，并结合相关人员回忆，认为此事并无依据。理由如下：

首先，当时关内部队进入东北不久，很多部队与东总之间由于没有密码本，都没有建立电台联系，陈光当时率领山东2师活动，也没有与东总建立电报联络。因此，“林彪两度去电继续催调”根本不成立。可以佐证的是，根据《第四野战军大事记》记载，12月4日，彭真等致电林彪并告陈光：“你们电台忙不过来，可以将陈光电台调你处工作。陈光可用二师电台。如何，请你决定。”即彭真等考虑林彪处电台繁忙，询问是否需要调陈光电台，不存在林彪“致电陈光，要求调电台和机要人员”。

其次，《李作鹏回忆录》中并无此事记载。李作鹏与陈光私交甚好，1950年7月软禁陈光之前，就是安排李把陈光从家中引出，再对住所进行搜查。有人说，软禁陈光是林彪所指使，李作鹏不信，认为“林陈之间有误解、有成见是可能的”，但对两人之间有什么矛盾，也不清楚，也是“据说在延安整风时他同林彪吵过架”。

进军东北后，李作鹏是东总参谋处长，当时就跟随林彪在锦州一带。如果真有“扣押电台”事件，以及“事后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李作鹏不可能不知道。况且，如果真有调电台一事，也应由参谋处负责协调。而李的回忆录无论对这段战事过程、还是对陈光问题的回忆，都没有提到“扣押电台”事件。

对于林彪批评陈光“居功自傲”，说的是1949年3月27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传达上级决议和四野南下作战的指示。林彪在会上作了《论报告》，强调“坚决反对骄傲自满，切实加强集体领导”。

建国后的林彪

建国后的陈光

据说，林彪在做报告时点名批评了陈光，原因是不久前陈光带警卫员去戏院看戏不买票，造成不良影响。这件事笔者也没有查到原始资料。批评之事即使属实，林彪也没有错，是与上级精神相符的，谈不上刻意打压陈光。况且，那个时代严肃批评是一种常态。主席在1948年10月3日电报中对林罗刘的批评、1948年12月7日电报中对杨成武和杨得志等人的批评，都是极其严厉的。纵观战争年代，林彪与人交往，几乎都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恩怨，朋友不多，也没有很过不去的人。四平撤退后的“舒兰喝酒”事件，林彪对李作鹏并没有记仇，没有影响李的军事生涯，更何况对待没有历史恩怨的陈光了。

所以，坊间流传的林彪与陈光之间的过节或矛盾，也是很难成立的。战争年代，从没听说过林彪整过谁。况且就这点工作上的小事，林彪就要置陈光于死地？由此说“林彪整陈光”，也太经不起推敲了。

因此，陈光蒙冤与林彪毫无关系，而是另有原因（可以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