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记录。关于近代史上的儒家（非同人，勿误入）

关于中国社会主流思想与儒家思想在近代中西文化结合过程中之演变的思考

洪澄先生在《何为儒家政治哲学？——一种比较和建构的视角》一文中，通过比较中西的研究脉络，提出了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在于建构普适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观点。对于中西研究脉络的比较与把握本身，对于儒学研究具有巨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从中国思想发展的视角出发、借助西方思想的方法，来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主流思想的演变过程以及其对今天的意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主流思想主要指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不一定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可能只是一种为大多数平民所接受的价值观念。

一、儒学与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过程中的演变

儒学的发展进路至少在明代以前是完全独立且自成生态的，不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明清时代，随着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过程，儒学思想逐渐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对儒学思想的批判继承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初步的民本思想，但是这只能作为儒学思想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个佐证，而不能证明儒学的主流——或者说官方哲学——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变化。至少在同治之前，中国的官方哲学思想始终是宋明理学。因此，儒学的主流思想与西方文化的正式交融，开始于中国近代。

这个主流思想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洋务运动。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对儒家思想本身并不怀疑，他们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为人处世、治国理政，与前代相比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在践行这个价值观的过程中采用的方式与工具。洋务运动本身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主观上并不对中国的主流思想产生改良作用；但是，洋务运动的成果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思想风潮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初步发展应当归功于洋务运动，它客观上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撬动了士农工商的僵化社会阶层观念；但是，这样的改变并未从根本上撬动主流哲学（即宋明理学）：这样的改变并未对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所谓的“天理”——作出任何质疑。因此，洋务运动播下了中国社会思想转型的种子，但是并未使这颗种子发芽生长。这个过程中，西方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初步工业化转型。西方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甚大，中国人主动学习的只是西方的技术。当时的中国，自负地认为“天朝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因此，这个时期，西方思想在中国依旧没有市场，只有一部分“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兴趣。但是 这部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介绍，只停留在西洋的风土人情、制度典籍之上，对于西方文化的根本价值观和理念没有太多了解；而在中国，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也只限于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也属于上流阶层，占比极少），而这部分人恰恰是最坚定、最固执的儒家卫道士。他们对西方思想抱有天然的嗤笑与不信任态度，认为西方思想会毁灭中国的传统、毁灭旧秩序，因此，并没有人想到要将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融合。

第二个阶段，戊戌变法。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从单纯的学习西方技术改变为对制度的改良——君主立宪，这个过程客观上构成了一次对儒家思想的有力质疑。这个过程从根本上撼动了“天地君亲师”的传统观念，同时，通过“立宪”彻底改变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来的运作模式，在形式上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过渡到了君主立宪。这是一次彻底的对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冲击：皇帝至高无上的理念被打破，天子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这代表着儒家传统中处在至高无上位置的“天”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天”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在儒家传统中扮演的位置无与伦比地重要。它的地位受到挑战，代表儒家传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人们从怀疑儒家传统提供的指导过渡到了怀疑儒家传统本身。在戊戌变法时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们所积攒下的、翻译出的西方思想精华，开始真正意义上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京师大学堂、京师同文馆等官办院校的设立，为西方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一系列著作的传播，都可以作为这个时期西方思想在中国社会传扬并且取得了一定拥护者的佐证。同样，正如上文所举的例子，康有为的这两本著作，正是西方思想对儒家思想之渗透的代表之一。

第三个阶段，新文化运动。在这个阶段，中国人终于彻底抛开了儒家思想的枷锁，从根本上击毁了宋明理学对中国人思想的控制。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击毁仅仅是对儒家思想的方法论提出的质疑与抨击，也只是击毁了这种方法论对中国社会的禁锢与阻碍。从根本上讲，传统儒家思想的哲学理论体系是完备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主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击垮了中国社会的枷锁，而不在于对于儒家思想——或者说宋明理学——本身的、在理论层面上的抨击。另外一点需要指明的是，在前两个阶段，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在中国的民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终结了封建制度，共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对儒家价值观的根本否定。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思想的评价偏向极端化，这应当被认为是一种矫枉过正，但同样地，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阶段，西方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反而不如前一个阶段那样深刻，因为在这个阶段，儒家思想已经离开了主流思想的宝座，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下，儒家思想已经失去拥护者，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改良派。

二、浅析儒家思想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的原始内涵

传统的主流思想——宋明理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而在近代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主观唯心主义逐渐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取代。

在中国社会主流思想从原本的主观唯心主义演变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之中，存在着一个思想趋势复杂混乱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被认为是先进知识分子探求救国道路的阶段，它表现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将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自然科学著作译为中文并广泛传播。正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阶段中，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这个阶段大约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在这个阶段中，传统的、本自儒家价值观念的社会观念逐渐解体，取代它位置的则是在历史进程中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价值观念。（当然，此时的社会观念解体，并不意味着它就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它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直至当代依然有这种思想存留的痕迹。）在这里，不妨将这种解体的社会观念解释为崩溃的“礼”，而“礼”又可拆为如下三个部分：尊卑观、等级观、名利观。

⑴尊卑观。此处的“尊卑”内涵极广，从男尊女卑到长尊少卑，从官尊民卑到君尊臣卑。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种尊卑观念为人人平等的观念所击垮。这种观念的倒塌导致了中国社会传统形态的重构：宗法制的残余自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潮流之中。

⑵等级观。“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始终颇具影响力，而这句话，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对于社会等级的看法：士农工商。随着社会潮流的变化，四民之末的商逐渐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从被人鄙视到获得平权，再到后来产生的拜金主义。

⑶名利观。“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式的，追求名利始终无法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即使社会风气追求名利，但是主流思想对于唯利是图这样的思想趋势始终持鄙弃态度。但是在此阶段，这种名利观逐渐瓦解，追求利益变得可以公开提及，乃至于鄙视坚守“不慕名利”的传统观念之人。

三、从哲学角度探讨儒家思想的内核转变

在开始时提及的“建立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观点或可以扩张到整个儒家思想。建构规范性的最终目标在于解释这种道德秩序如何能够对个体产生约束，然而，儒家思想本身只提供了一种道德秩序，对于在儒学本体中是否存在一预设的、先验的规范性事实的讨论，是儒学本身所不涉及的。在此，不妨认为这种规范性事实是存在的（对于这种规范性事实本身是什么不做探讨），但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历程之中，这种规范性事实本身发生了转变。

儒家哲学建立在道德实践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无论是原始的儒家哲学还是演变之后的儒家哲学都没有转变（也因此它不涉及对自身是否存在规范性事实的问题的讨论，它只提供一种道德秩序）。在清末——至少是1840年之前——这种规范性事实本身是基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式，而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这种规范性事实的根基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中国的土地上这种工业文明其实并没有建立起来，但它却已经影响到了儒家思想的内核，这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本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内核的影响并不需要这两种文化具有相似的土壤，甚至可以说，一种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另一种文化最大的冲击。）

这种规范性事实的转变，引起了儒家思想所面对的道德实践的转变，进而引起了它所提供的道德秩序的转变。上文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主流思想的转变的探讨正是集中于这种道德秩序之上。道德实践与道德秩序互相影响，规范性事实的转变引起了道德实践的转变，从而影响到了道德秩序：但同样的，新生的道德秩序对于道德实践本身也具有影响。老一代人所秉持的道德秩序与新一代人所面临的道德实践是不相匹配甚至相悖的，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可以抽象为旧事物与新事物的冲突。

这个冲突的两方所具有的共性是，它们对于人的道德实践起的约束作用，都以人的理性作出的规范性判断为基础。这种规范性判断不止在政治哲学领域有效，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它同样扮演了道德实践的指南针的作用。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是不变的、根本的主体，而道德实践本身发生了转变，那么便可以合理地推知，这种变化的根源是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改变。也即，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儒家思想的内核转变，其根源在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改变了儒家思想所根植的规范性事实与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

四、结语

在当代的儒学思想研究中，西方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利用西方哲学思想解析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其他视角加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了解的可行方式。这样的解析，不仅关乎历史，更关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