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王安石——王安石晚年绝句一瞥

只有真正经历了世事翻覆，人情炎凉的人，才能在自然中找到回归般的恬静安适的感觉。退居江宁后的王安石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过去的生活中，社会政治问题是他的核心，而现在，王安石回归到了自然当中，如何排遣痛苦，宁息灵魂，成了晚年的王安石首要的问题。徐树仪说王安石“在历经了仕途上的险恶风波之后，他作为一个锐意革新的政治家的坚定信心和慷慨意气已经消逝。他成了一个纯然全力探求美的意境的诗人。” [1]“一个纯然全力探求美的意境的诗人”，这的确是对晚年的王安石的准确定位。可以说，安放在晚年王安石的心灵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诗。王安石晚年整日寄情山水，以一颗沉静的心携取自然风物中的诗意，形诸吟咏。他的参禅论道，其实也是寻求诗意，因为佛道中的精义和诗是相通的。海德格尔说：“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2]晚年的王安石正是在诗中寻求安居的。

不管是南浦、南荡，东皋、东冈，还是北陂、北山，王安石随其兴之所至，随时随地都能领略自然中的美。王安石晚年的写景绝句有很多都是即景成诗的，有许多诗的诗题就是诗的前两个字，如《聊行》、《染云》、《沟巷》、《南浦》、《南荡》、《沟西》、《东皋》等，他直是将其所见摄取、描绘出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诗。“一抹明霞黯淡红，瓦沟已见雪花容。前山未放晓寒散，犹锁白云两三峰。”（《初晴》）“沟西直下看芙蕖，叶底三三两两鱼。若比濠梁应更乐，近人浑不畏舂锄。”（《沟西》）这两首诗都作于王安石临去世的前一年（1085年）。完全是很随意地写，诗中已没有他所好用的对句，其句法完全顺其自然，结构上也丝毫不着机心，只是写其眼中之所见而已，所写景物皆为平常之景。令人感佩的是，王安石虽饱经忧患，却始终能保持一份欣赏天地之大美的诗心。万物的生机莫不给他以欣然可喜的感觉。“雪干云净见遥岑，南陌芳菲复可寻。换得千颦为一笑，春风吹柳万黄金”（《雪干》，1085年），在春风的吹拂下，柳条变得像黄金一样明丽夺目。这首诗有一种昂健的风骨，这种风骨并不来自字句，而是来自其内在的对生生不已的生命流行的欣然的接纳与赞美。南宋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张栻的“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立春日禊亭偶成》），也都是此种生命感悟的写照。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他的诗中经常写到春。“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晚年的王安石尤其对春天有一种特殊的会心与爱恋。他晚年的绝句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春天的景象。题目中有春的就有《春风》、《暮春》、《晚春》、《春日》、《春日即事》等，其它像《南浦》、《柘冈》、《清明》、《东皋》、《雪干》、《染云》，还有写梅、芳草、杏花的诗等等，都是诗人在春天里有所感发，诗情洋溢的产物。王安石很少有伤春之作，春天在王安石的笔下似乎总是像初开的花朵一般明丽、清新、怡人，召唤着人的美好之感。春天之于王安石，是别具一种滋味和意义的。王安石对春天的深情的礼赞，所透露的是对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的热爱，是对生活的肯定、对大生命的肯定。“绿垂静路要深驻，红写细波得细看”（《杨柳》），老年的王安石竟像儿童一样对花红柳绿充满新鲜的兴趣。“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金陵即事三首》）、“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题齐安壁》），这是何等明净的图画！“无限残红着地飞，溪头烟树翠相围。杨花独得东风意，相逐晴空去不归”（《暮春》），这是何等温婉、空灵的意境！春天给予王安石的更多的是优美、安闲、生机流荡的感觉。[1]

五柳柴桑宅，三杨白下亭。往来无一事，长得见青青。（《五柳》）

这首诗随意写来，似平淡无奇，但正是这种平淡，透露出诗人平展如湖水、温煦如微风一样的心境，真可谓除净火气之作。非汩没利害，看穿是非者不能造。在这首诗中，王安石自以其宅比陶庐，可见他对陶渊明的喜爱。值得一题的是，王安石的诗中，对陶渊明并不是偶一及之，而是经常涉及。或者是提到陶渊明，用有关陶渊明的典故，或者是袭用陶渊明的诗句。绝句中提到陶渊明的有“云与渊明出，风随御寇还”（《题定林壁怀李叔时》）；“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代陈景处书于太一道院壁》）；“未怕元刘防独步，每思陶谢与同游”（《示俞秀老》）；“苦劝道人沽美酒，不应无意引陶潜”（《定林院昭文宅》）；“遗柳当门何啻五，穿径作松适成三。临流遇兴还能赋，自比渊明或未惭”（《遗柳》）。袭用陶渊明诗句的有“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赠外孙》。渊明《责子》诗：“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我如逆旅当还客，后会有无那得知”（《送黄吉父三首》。渊明诗“家如逆旅舍，我如当去客。”）。王安石的律诗中涉及陶渊明的也很多，[1]可见王安石对陶渊明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晚年的王安石，在他的心目中最念念不已的恐怕不是杜甫，而是陶渊明。虽然，可以说王安石最倾慕的两个古代诗人就是陶渊明和杜甫，如他在七律《和晚菊》中所说“渊明酩酊知何处？子美萧条向此时。”但晚年的王安石济世热情大为减退，一心向往着在隐逸避世的生活中求得心灵的宁静，所以，从精神上说，晚年的王安石应当更亲近陶渊明。这很像苏轼晚年对陶渊明的态度。苏轼曾自称晚年“独好渊明之诗”，在儋州的时候，他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可见他对陶渊明的赏爱之深。总体而言，宋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比唐人更甚。[2]就宋代而言，一般认为，对陶渊明的格外重视是从苏轼开始的，其实，像王安石这样重视陶渊明，而且在其诗歌中大量提及陶渊明的在诗史上也颇值得注意。他虽然没有像苏轼那样的规模庞大的“和陶诗”，也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的“效陶潜体”，但他诗中所表露出的对陶渊明的赏爱之笃，及其诗歌中那种类似于陶渊明的淡雅高远的气息，也丝毫不让苏轼。中国的大文学家多喜欢陶渊明者，尤其是在他们不得意的时候，其原因，归根结底，是陶渊明那种乐道自足、任真固穷的人格精神能够为他们提供支撑灵魂痛苦的力量。从艺术上说，陶诗有一种豪华落尽的淳朴之美，这种美往往只有到了精神达到返朴归真的晚年时，才能真正达成审美旨趣的契合，这就是许多诗人在其晚年特别喜爱陶渊明的原因。王安石晚年对陶渊明的特殊喜爱，也正是基于他和陶渊明在精神旨趣上的契合。不过，王安石和陶渊明的性格、经历毕竟不同。陶渊明“并非浑身全是静穆”（鲁迅语），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他的金刚怒目是一种欲济世而又不愿入世的矛盾和无奈，而王安石的金刚怒目则是在强大的反对浪潮下坚行变法并且最终遭受了失败的悲愤和悲凉。陶渊明是素志不泯的隐者，而王安石则是在田园里疗伤的战士。

陶渊明之所以高，关键在于他能肯定自己的生活。一般多称陶渊明热爱生活，我觉得似乎不如说肯定生活好。青年人也热爱生活，但未必能肯定生活。人真要能肯定自己当下的生活，其实是需要很高的境界的。许多人一生都做不到，但相对做到总是晚年的事。热爱生活基于情绪，而肯定生活则基于哲理境界。陶渊明之高出一般诗人者，正在其肯定生活的哲理境界，堪称“诗哲”。就修养而言，王安石就有类似于陶渊明的境界，亦堪称“诗哲”。唐代诗人则总体上不如宋代诗人修养深厚。如朱熹就曾言：“退之晚年觉没顿身处”，“乐天暮年，卖马谴妾，后亦落寞，其事可见” [1]即指出韩愈、白居易所标举之“道”，“不曾向里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细密做功夫”（《朱子语类》）。韩愈、白居易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听歌看舞，烧丹念佛，气格减低。王安石遭受的打击远非退之、乐天可比，他闲居金陵十年，虽不无悲愤、伤感，但却绝无潦倒颓唐之相，真可谓精神不倒。许顗《彦周诗话》云：“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2]荆公晚年隐居江宁，对人生的领悟更加深沉、透彻，其人格气象旷达劲健，这种修养与东坡居海南时相似，《彦周诗话》所称道者正在于此。

真能肯定生活了，则所见之景多为明丽、清新、欣欣然有生意的。“春风过柳绿如缲，晴日蒸红出小桃。池暖水香鱼出处，一环清浪涌亭皋”（《春风》），应该说，这样的景物是绮丽的，“池暖水香鱼出处”，甚至是艳的，但整首诗却是清而淡的。可见，绮丽的的风花之物，六朝人、唐人能欣赏，富有理趣的宋人也能欣赏。“有了人生经验的了悟，于是宋人的风花之物，多半具有一种‘绮丽’之后的‘华滋’，有一份沉淀下来的似淡实腴之美。”[3]如“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两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花草胜幽时。”（《初夏即事》）刘辰翁评曰：“别是幽胜，令人识宰物气象。”作者显然是沉浸在这种毫无雕饰的自然美当中的。再如《乌石》“乌石冈边缭绕山，紫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拈花嚼蕊”，这是何等精细的情致和动作！这一动作典型地体现了宋人内敛精细、品味一切的情态。荆公的“细数落花”、“缓寻芳草”也都是类似于此的富有精神意味的动作。《初夏即事》和《乌石》这两首诗都是看似闲淡的，但正是在这种闲淡中敛藏着丰厚的精神气韵，其所谓似淡实腴之美正是一种有根柢的精神之美。

王安石晚年之所以能抱道而居，精神不倒，来自其长期的修养功夫。王安石在《答曾子固书》中曾说他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他跟苏轼一样，都是出入于儒、释、道，兼该百家的。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禅宗，都教人旷达、自得、以大自然为精神家园，以“体道”为存在之提升，以“天人合一”为精神的最高境界。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逍遥游”、禅宗的“平常心是道”都是构成王安石的精神根柢的质素。一般多称王安石晚年耽于佛禅，而对其道家思想重视不够。安石晚年的确有不少发挥佛禅思想的诗，但大多数都是古体诗如《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其绝句中直接表现佛禅思想的并不多，而其庄子思想却随处可见，如“随顺世缘聊戏剧，莫言合渚是吾家”（《次韵叶致远置州田以诗言志四首》）、“江湖相望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寄吴氏女子》），都是庄子旷达忘忧之意。《和叔招不致》有句曰：“只欲往来相邂逅，却嫌召唤苦丁咛”，李壁注曰：“公意欲省烦而，足见其简旷。”尚简旷而恶繁缛，此即老庄之旨。可见，王安石沾溉于庄子者不少。[1]他晚年的绝句中有一个经常用的词“翛然”就来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翛然而往，翛然而来”，形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之貌。王安石在用“翛然”一词时，多与“禅”联系在一起，如“翛然迥出山林外，别有禅天好净居”（《示宝觉二首》之一）；“禅房借枕得重欹，陈迹翛然尚有诗”（《示永庆院秀老》）；“禅客翛然感此辰”（《和净因有作》）等，可见庄与禅之相通。“千蹊百隧散林丘，图画风烟一色秋。但有兴来随处好，杨朱何苦涕横流？”（《千蹊》）这种随缘自适的态度，正是庄禅胜义。追求不受任何束缚的无所住心，明心见性的状态，本就是庄子与禅宗一个很大的相通之处。不过，我总觉中国士人中所谓深受禅宗影响者的的精神源头终归还是在庄子那里。朱光潜先生《诗论》说：“佛教只扩大了中国诗的情趣的根底，并没有扩大它的哲理的根底。中国诗的哲理的根底始终不外儒道两家。佛学外来哲学，所以能合中国人口胃正因其与道家言在表面上有若干类似。”[2]所以，论王安石晚年之思想，不能一味地把他看成一个佛教徒，其与道家尤其是与庄子之关系，亦不可忽视。

“万事黄粱欲熟时，世间谈笑漫追随。鸡虫得失何须算，鹏鷃逍遥各自知。”（《万事》）将去之年，万事看透，得失成败，大可了了。如果说，青年的王安石接近于孟子之英锐，晚年的王安石则更接近孔子之温润与庄子之旷达（其实，庄子在旷达中又何尝没有凄凉与苍茫呢？）。安石晚年绝句虽有一种洞达一切的透明度，但人于一切都看透了，神秘感和生活毅力就会减退。王安石晚年的心灵世界并不是一片光风霁月。红尘虽已勘破，但他却并没有得大自在。虽然能肯定生活，能自我排遣，但他也有疑惑，“大惑者终生不解”。他时常回忆起过去，并且充满了世事不堪追寻的苍茫感。有时，他会很伤感，有时仍难掩悲愤之情。所以，王安石晚年的心情是复杂、多面的，故而，其晚年绝句色调清新、温润而兼有黯淡与苍茫。

让我们再从春天说起。王安石晚年的绝句中的春天并不是单纯的一片轻明，他笔下的春天在明丽的氛围中往往隐藏着一种苍茫的意味，给人以一种深沉复杂的感觉。

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无。

这是作于元丰七年（1085）的《悟真院》。又是一个春天，王安石来到蒋山附近的悟真院。站在屋前的台阶上，周围野水交流，将台阶冲涤得一尘不染。一场午觉醒后，鸟儿在窗外啼呼不已。在悟真院的外面，春风日复一日地吹拂着芳香的春草，那长满春草的山南山北的路都快看不见了。在我看来，这首《悟真院》是王安石写得最好的绝句之一。“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诗人先营造出一种野逸、萧散、清远的氛围，似看不出什么情感的波澜。。“春风日日吹香草”，春风，这是造化生命的风，它永不停息地吹拂着一切，“日日”，这重复的语词似让春风带着一种情意而来。漫山遍野的芳草在春风的吹拂下，静静地生长，等待下一个季节的来临。由此，我们可以见出宇宙生命之大化不息，“大地健行而不待，自然而不刻意，健行而不知疲惫”，[2]一切都永恒如斯。这是一种对宇宙生命之道的恒久性、平常性的领悟与接纳。“山南山北路欲无”，则在上句的领悟与接纳中生出了转折。也许是茫茫的春草遮蔽了道路，诗人无法用肉眼分清南北山路的去向了，于是，视觉上的迷茫感立即逗引出了心灵上的苍茫感，这感觉留在心上久久不去。

《悟真院》真可谓铅华尽去，精神独存之作。整首诗都在写景，但却将人的心灵感受传达得异常深刻，其形而上的意味非常隐秘。尤其是“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无”两句，真是达到了极高境界的诗句。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以为王安石晚年绝句“闲澹”。我认为，安石晚年绝句的确颇有闲澹之致，但“闲澹”二字是不足以概括安石晚年绝句的。编选《宋诗钞》的清人吴之振说：“所得而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谴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1]应该说，这一评语是准确的。身为宰相时的王安石不是像陶宏景那样的“山中宰相”，他是真正在政治权力中心奋力拼搏，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最终壮志未酬不得已而退隐的宰相，故而，晚年的王安石不同于一般的隐士。王安石无论如何在山水中优游自得，也不可能望峰息心，忘怀世事。新法一步一步地被废除着，他亲手缔造的变法事业正在以种种形式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凡此种种，都不可能不牵引着王安石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杖篱》诗云：“杖篱随水转东冈，兴罢还来赴一床。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全忘”，尽管整日里优游山林，但到了梦中却仍然躲不过世事的缠绕，仍然在思考着、论辩着国家兴盛之道。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在写给其弟王安尚的信中说：“为国忧者，新变法尽更矣。然此法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天若祚宋，终不可泯，必有能变之者。”[2]然而，最终，连他认为最不可废的免役法也被废罢了，其忧愤痛苦可想而知。

所以说，王安石晚年的内心其实是深藏着难以言表的忧伤、痛苦的。凄凉中有安慰，安慰中复有凄凉，苍苍茫茫，情味复杂之极。这是一种英雄失志的忧伤和哲人乐天的平和两种心态并存交糅的复杂意绪。王安石晚年的那些看似闲澹清静的诗，总带着某种孤独和惆怅的意味。只不过，他对此不愿作强化的表现，保持着心态的平衡。高步瀛评《半山春晚即事》说：“寓感愤于冲夷之中，令人不觉。”[3]此语移之评荆公晚年绝句的总体情调亦可谓的评。“寓感愤于冲夷之中”，谓其情绪之复杂；“令人不觉”，谓其风格之深婉也。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婉转愁。

这是作于1085年的《午枕》。从一阵繁促的鸟鸣声中醒来，只见簟文莹滑，如水之流。花影在门帘上无声地晃动着。午后的气氛总是这样安静，安静得诱人咀嚼一种空虚。想得到那远处的山水依然那样美丽，同时亦感到心头的隐痛婉转盘郁。生命如此美丽，却又这样令人疲倦。一种温柔的愁绪在心头扩张。这是不可知、不可说的清愁，有着不可知、不可说的清远的美。这首诗语言精工、优美，意韵内敛、深远，真可谓精深华妙之作。比王安石的时代略早的诗人苏舜钦有一首七绝《夏意》，意境与王安石《午枕》类之：“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开遍透簾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同样是夏日午后梦觉的时分，同样写到了清凉的簟席、门帘上晃动的花影、还有梦醒时分那格外清脆的一声声鸟鸣，两首诗都格外的美丽，但我们能感受得到，苏舜钦的《夏意》表现的是一种清畅、惬意的心境，而王安石的《午枕》则是沉痛的，但却以美丽出之，沉痛却还不失赏识美丽的心情，这便是真正的诗心、诗情。

这首《午枕》即可谓“寓感愤于冲夷之中”，虽谈不上“令人不觉”，但其不刻意表现愁绪仍显而易见。同样是作于1085年的《南浦》表现愁绪则更加含蓄。诗曰：“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此诗意境极优美，同时，极富象征意味。诗中的花象征着诗人的理想。整首诗是诗人寻花而不得，独自怅惘而归的过程，似乎也暗示着追求理想而不得，惘然若失的情怀。透过清丽而含蓄的意境，诗人内心的迷茫隐然可感。[1]

“万事纷纷只偶然，老来容易得新年。柘冈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风最可怜。”（《柘冈》）这首诗是王安石老年心境的很好的表露。“万事纷纷只偶然”，表达对“偶然性”的体认。在历经了世事沧桑后的暮年，细思万事，只觉一切都是偶然。不管经历了多少，人在命运面前，永远都只有一种不确定之感。应该说，这是洞见了生活底蕴，富有哲学真实感的见道之言。“老来容易得新年”中的“容易”一词极可玩味。王安石的七律《愁台》中有句曰：“万事因循今白发，一年容易即黄花”，晚唐韩偓七绝《夕阳》中亦有句曰：“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在这些诗句中，“容易”都是写一种时间感。时间流逝的迅速、不知不觉，突然间对时间流逝的高度敏感，人在时间中的被动感都包含其中。人无力抗拒时间的改变，无力抗拒生命的衰老。生命如此轻飘，轻得让人难以承受。“容易”二字，恰恰承载的是一种无奈的沉重。此种表达方式，真可谓曲折深婉矣。后两句，仍把自己的情意寄托在明丽的春景当中，这是一种反抗虚无的态度。黄庭坚说荆公暮年小诗“不可以理待”（《跋荆公禅简》），即是说安石晚年绝句的超俗之处不在事理，而是在于精神境界。

所有的人在命运面前，都是迷途的羔羊。有时，王安石也只写自己的愁思，而不让理性来干扰，不勉强地为自己寻安顿。如：“重将白发傍墙阴，陈迹茫然不可寻。花鸟总知春烂漫，人间独自有伤心。”（《重将》）一个才华卓越、志事消殒的老人，在花鸟烂漫的时分，独自品味人生的空无与孤独，此情何以堪之？“伤心踯躅冈头路，明月春风自往还”（《北山有怀》），情之所至，亦不必讳言自己的伤心。“欲望淮南更白头，仗藜萧飒倚沧州。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北望》）此诗有一种萧飒之气，这是真正的老年心境。王安石晚年虽然颇能自我排遣，散淡自适，但我总觉得他晚年的心态还是黯然忧伤的成分更多一些，只不过隐藏得很深罢了。王安石晚年的一些绝句就典型地体现了宋人的“老年心境”。宋人的老年心境与唐人自中唐始的那种“早衰心境”并不同。早衰是一种老化倾向，是不成熟的年轻人对未来热情的减退，而老年心境则是即将走完人生之路时回首来路的沧桑感、凄凉感。早衰是有希望而看不见希望，而老年则是无多少希望可言了。《重将》、《北山有怀》、《北望》这三首诗都作于王安石去世的前一年1085年，其忧伤与萧飒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

为了更好地理解王安石晚年的心境，我们不妨再看一首他的七律《蓼虫》：

蓼虫事业无余习，刍狗文章不更陈。

隐几自怜居丧我，倨堂谁觉似非人？

难堪藏室称中士，只舍箕山做外臣。 

尚有少缘灰未死，欲持新句恼比邻。

李之亮补笺云：“少缘，些少之尘缘。谓宦情已泯，唯余诗情而已。” 此诗作于1085年，可见诗是存放在王安石灵魂中最重要、最持久的东西。[1]

总之，自然山水诗是王安石晚年绝句的大宗。王安石的隐居是在他看到变法事业已走到了无可挽回的失败境地下的痛苦选择。退居田园的王安石力图战胜这种痛苦，他以忘情山水、沉潜诗书自娱，在诗意的世界里寻求安身立命之道。然而，心灵的创痛一经形成，就永远无法完全愈合。变法失败的痛苦和壮志未酬的憾恨终究令王安石难以释怀。痛苦、惆怅的乌云与逍遥、平和的阳光在王安石内心的天空里来回交战，此起彼伏。这种复杂的精神状态形成了荆公晚年绝句“寓悲愤于闲淡之中”的独特风格。

2003年，写于兰州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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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1克蓝（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82806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