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1956年苏联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中译本，由苏联著名的革命家、外交家，二战时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所作。

当投向布尔什维克的起义革命军队直接围攻了冬宫，以市议会主席社会革命党人施莱德尔为首的代表团来到斯莫尔尼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代表团请求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允许代表前往冬宫，以便建议留在冬宫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停止抵抗。

这是当十月革命起义正发展到顶点的那个时刻。

当时，斯莫尔尼正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个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合起来只占微小的多数。革命的彼得格勒，各工厂和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兵营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在彼得格勒已经建立起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实际政权，领导着斯莫尔尼的起义。革命工人和士兵在我们的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掌握了政府机关、邮政局、电报局和发电站。只留下冬宫是克伦斯基的唯一基地。

临时政府的残余企图依靠白卫组织、反革命“敢死队”和士官生，在冬宫固守，以便阻止或至少拖延临时政府的投降。现在已经弄清楚了，10月24日晚，克伦斯基便由冬宫逃跑了，想和白匪将军们联合在一起，立刻进攻彼得格勒。冬宫里还有一些部长，这便是克伦斯基政权在彼得格勒所残留的全部东西。

革命队伍的占领冬宫，意味着彻底肃清临时政府，意味着全部消灭临时政府的残余。

这时候，临时政府的朋友们失望之余，紧抓住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市议会不放。市议会里的可敬的议员中，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占优势，他们都是十月革命的最明显的敌人。这时他们都陷入绝境，被革命事件抛出历史大道了。这些人住在涅夫斯基大街的中心——主要军事行动区域，他们不能不看到克伦斯基的末日，同时也不能不感觉到他们和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在群众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们害怕得要死，在事件中张皇失措，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气得要发疯，同时又可怜的一筹莫展。他们能够想到的，只是要从穷途末路中寻找出路，设想一些人的挣扎。谁也不需要这些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却还是不愿意退出政治舞台。他们除了担任斯莫尔尼和冬宫的调解人角色，不会想出自己还有任何其他作用。当时，不仅斯莫尔尼和冬宫之间的桥已经烧毁了，而且连接冬宫和彼得格勒各地区的最后几条电线也被割断了。市议员们仿佛是为了制止“兄弟残杀”的流血斗争，最后企图在挽救冬宫免于可耻的瓦解和直接投降上起一点作用。他们不仅仅想拯救冬宫朋友们的生命，而且要防止临时政府受到彻底解体和交出最后阵地的屈辱。其实，说正确一些，这个临时政府早已成短命政府了。

正是在这个时刻，斯莫尔尼出现了一些可怜的市议员的形象，带着调处斯莫尔尼和冬宫间的争端的建议。

明日黄花的政府代表的无能为力和他们的阴谋企图的不起作用，斯莫尔尼一下子就看清楚了。但是，斯莫尔尼有饱满的战斗情绪，具有有力的精神优势，所以认为没必要阻止实现这种建议的企图。相反地，只有在战斗上和精神上有威力的斯莫尔尼，甚至要在敌人的面前强调实现这一建议的企图。

我党的中央委员会聚在斯莫尔尼一层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里面布置得很简朴。中央委员会很快地就讨论起市议员的建议了。委员会允许施莱德尔和他率领的代表试图前往冬宫，建议冬宫缴械并服从无产阶级政权。关于这个决定，立刻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转告了施莱德尔及其所率领的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我是委员会的委员）让我随着市议员们一齐去冬宫。

我还记得我们在斯莫尔尼的院落里坐上施莱德尔的汽车的情形。一共出发了五、六个人，这已经是深夜11、12点钟了。汽车上的灯照亮了潮湿黑暗的道路，我们穿过苏沃洛夫街向涅夫斯基大街进发。这里或那里能听到射击的声音，有时候还有哒哒的机关枪声。我们急急忙忙往涅夫斯基大街行进。几乎是前进一步，汽车就要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巡逻队阻拦一次。我们交验了自己的证明，继续前进。

到了市议会附近，施莱德尔叫汽车停下来。汽车停住了。他走进市议会，说明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意，他和市议会的其他代表到冬宫去进行谈判。

接着，我们继续前进。趁沿着涅夫斯基大街向前行驶，白头发的施莱德尔和他的三、四位可敬的代表就越发不安。连续不断的步枪声和机枪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厉害了。好像四面八方都射击似的。在大街上，这里或那里，闪过一小群一小群的群众。送来一些呼喊叫嚷的声音。我和同伴的心情越发小心谨慎，而且简直惊慌害怕起来。

接近了莫伊卡河。这时候莫伊卡河有点像国境线一样，把我们和手持武器进行抵抗的敌人隔开来。就在这里，在莫伊卡桥附近，一个大巡逻队把我们挡住了。街角上燃着篝火，士兵们在烤火。巡逻队拦住汽车以后，让我们到人行道上去，继续向前行驶已经不可能了。这里，枪的射击声好像还没有停止。冬宫以及克伦斯基政府的住宅和基地是水兵们憎恨入骨的，现在已临到最后命运的一分钟了。

但是，资产阶级政府余孽的朋友们还是那么热心，竭力想叫这个政府摆脱屈辱的结局。

我们走出汽车，问巡逻队的长官是谁。来了一位熟人，是我在彼得格勒的革命日子里就认识的，这是达什凯维奇同志，他精神饱满，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有信心。他问明代表团的来意后，建议它们继续向前步行。到冬宫前面的广场只有一段街。他提醒代表们，说他们的目的未必能够实现。在冬宫前面的广场上，围绕着高耸的纪念碑聚集一批妇女“敢死队”和一些留守下来的部队——指挥射击出现在广场上的所有人。是不是继续向前走，代表团有些动摇了，但最后还是继续向前走。

当施莱德尔一行人向前行进的时候，达什凯维奇告诉我说，军区指挥部和陆军部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波德沃伊斯基同志现在就在那里；冬宫已经被包围，随时在等待着投降。我们两人紧紧地握了手，嘲笑代表团是大傻瓜。几分钟以后，施莱德尔及其随行代表返回来了，他很难为情，尤其显出一副可怜相，但还是喋喋不休地讲他的调处的善良目的，又说他现在看到自己无能为力了。

他说：“是的，我们承认我们的目的落空了，我们没有走到冬宫。想尽各种办法要到冬宫去，遭到的是由广场的纪念碑那里回答来的射击，虽然我们用白旗子作了各种信号，表示我们为了和平愿意进行谈判和调处。”

施莱德尔伪善的嘟哝他的好心肠：

“代表团作了能够作到的一切事情，现在没有责任了。代表团被迫退回，向市议会报告无力担任调处......”

我们又坐在汽车里，汽车开向市议会。

我这时候有必要去市议会看一看，把此行的结果（更正确的说是徒劳往返）转告革命军事委员会。我和失败了的代表团人员一齐走进市议会，一群特别好奇的议员扑向代表们。这些议员们整整一个晚上在谈论彼得格勒的情况，谈得没有完，但也没有任何好意见。

有的议员以前我见过。现在，在人声嘈杂中，我还能听出我所熟悉的声音，这些声音又像是惊叹，又像是咒骂。我经过他们走向电话机，他们用充满憎恨的眼睛送着我。我需要一、二分钟的时间，以便把我和碰了壁的“调处人”的一趟行程告诉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值日官。接着，我重新回到斯莫尔尼，在那里，我们许多人在十月的日子里白天晚上都忙碌的工作着，热火朝天的战斗工作越发蓬勃展开了。

当我回到斯莫尔尼的时候，十月起义的热潮的顶点已经过去了。冬宫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阿芙乐尔”舰上的大炮有力地轰击起来，冬宫随着就投降了。斯莫尔尼庄严地庆祝所获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