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刀把子”到“双刃剑”

                ——刑法使命的变化：

要转变“刀把子”刑法观，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国家权力至善的观念。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暴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无论哪种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都有滥用的可能。

如果刑罚权不受法律约束，极度膨胀如利维坦，虽然某些重犯可被处极刑，满足人们刹那的快意，但从此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良善公民也有可能遭受刑罚，无端罹祸。

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刑罚最为可怕，它直接针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甚至生命，如果这种权力腐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要纠正的是工具主义的刑法观。这种观点认为，包括刑罚在内的一切社会目标的工具，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如认为“法律是国家的工具”“法律是发展经济的工具”等，不一而足。

任何事物一旦成为工具，就必须为使用者服务，当工具可以满足使用者的目的时，工具可以获得各种美赞，而当工具妨碍了使用者实现目的，自然也就会弃之如敝履。

法律工具主义是权力至善的必然体现。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刑法要追求公平和正义，而不能唯权力马首是瞻。

刑法不仅要惩罚犯罪，还必须有效地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

在法治社会，刑法不再是“刀把子”，而是“双刃剑”：一刃针对犯罪，一刃针对国家权力。

国家在采取任何行动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被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

1997年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既要惩罚犯罪，又要限制惩罚犯罪的权力。

            ——一个未解之谜：

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把人类带入了人间地狱。

法治的妥协：

勇敢当然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但勇敢并不意味着毫不妥协。

有的时候，妥协往往是一种更为勇敢的举动，只要这种妥协并没有放弃自己内心深处最神圣的原则。

法治的基本要义在于用公开的规则去约束权力，让民众能够有合理的预期，免于惶惶未知的恐惧。

对未来的合理预期是所有生物存活的基本条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是需要合理预期，法律必须保障人们免于恐惧的权利。

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来都应以开放的心态去汲取一切人们的智慧成就。

法治是人类政治智慧的一大标志，也是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法治必须约束权力，保障自由。

当权力有其固定的边界时，民众才能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抑知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泰西（法治）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范围。

法家虽然也强调制定规则，但在规则之外仍有大量不为民众知悉的例外秘术。

如若命运之手将我们推向特殊的时刻，愿我们能有我们期待中那般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