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为政举措

（一）1917年11月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起草《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十月武装起义获得胜利。翌日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大会宣布组成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后在革命之中失败的俄国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就此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逃到俄国北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克伦斯基等人纠集哥萨克部队，在克拉斯诺夫的率领下向首都彼得格勒进攻，妄图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以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救国革命委员会”因不满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些举措，在彼得格勒发动士官叛乱。此外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仇视，加上帝国主义本身贪得无厌的掠夺野心，对新生的俄国政权虎视眈眈，妄图一举吞噬社会主义俄国。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处于非常不稳固且极其危急的形势之下，迫切需要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坚定不移地推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苏维埃政权最根本的举措。”列宁十分重视执政党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他强调：党必须适应自己地位的变化，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党要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党要执行严格的纪律，保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党要妥善处理党内矛盾，维护党的团结；党要严格执行入党条件，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保证党的先进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党要不断推进党和国家机关的改革，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监督，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营私舞弊行为。

（二）思想建党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略，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俄国原有的旧制度，但旧思想并非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自然消亡，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和行为习惯仍在各个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列宁认为部分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表现出来的思想混乱和蜕化变质的问题，根源就在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因此为了使俄共真正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领导俄共在全党范围内广泛而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素养，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列宁认为：“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用先进理论武装全党是抵制各种落后思想侵蚀的治本之策。”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党校的创办都给予高度的重视。早在1918年列宁就向俄共（布）中央提出大规模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共产党宣言》在短时间内再版58次，《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者手册》、《共产主义之路》以及《红色文库》等党的读物纷纷印发出版，取得极大的反响，这些著作和刊物的出版为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奠定重要的基石。此外1919年召开的俄共（布）八大将党校的创办提上议程，提出要创办一所俄共（布）中央直辖的高级党校，并要求统筹设计地方各级党校的办学规划和教学大纲，这为后来建立和办好地方各级党校提供基本的遵循。

（三）1921年召开的俄共（布）十大明确作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级地方党校的决定，大会决议明确提出：“要使每个省城有一个办得很好的、每年有2—3班学员毕业的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并且在共和国的至少半数县内根据编制的计划建立县级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由于俄共（布）中央的高度重视，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各级组织都将党校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到1922年俄国境内共建成各级各类党校242所，在校学员多达2.2万人。列宁领导俄共（布）以大规模出版经典著作和创办地方各级党校为支撑，为党员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条件，从而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党内政治生态也得到明显的优化。为了不断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清除官僚主义垃圾，列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历史经验表明人民的民主权利越完善，官僚主义就越没有容身之地；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破坏，官僚主义就会蔓延滋长、横行无阻。就是说发扬民主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政治措施，要有效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就必须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即通过不断扩大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方法，以人民的力量制约权力。因此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材料》中列宁把反对官僚主义和争取人民民主并列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两件大事，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内部任务，也是建设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就要实行选举制，监督和罢免苏维埃国家官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阐述新型国家政权性质时强调人民群众的自由选举权和罢免权，他认为：“人民群众可以像巴黎公社通过的原则那样有权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随时撤换或罢免不称职的国家公务人员，苏维埃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

（四）这里实际说明苏维埃国家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政府权力机关，苏维埃国家颁布列宁起草的《罢免权法令草案》，该法令规定：“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就是说人民掌握罢免权比起掌握选举权更能反映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改选问题，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列宁认为这样做能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的脓包。人民群众的监督罢免权最能反映人民民主的实质，它是苏维埃政权的真正人民性所在。列宁十分重视广大群众对党政机关的监督，他认为：“监督活动的主体不是司法机关、监察机关，而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种监督制度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决定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他说：“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为了便于广大工农群众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列宁要求所有负责的公职人员一律定期向工农群众作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以便使非党工农群众有机会对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进行批评，这是保证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五）列宁在1918年就有制定国家电气化计划的打算，1920年他提出著名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同年苏俄成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吸收2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用了10个月的时间拟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简称全俄电气化计划。预计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新建发电站30座（20座火力发电站和10座水力发电站）。该计划于同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列宁十分重视这个计划，把它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在1918年至1921年的俄国内战时期列宁为最大限度的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同时也尝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于是在1918年6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企业，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并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采用严格的管理制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经济崩溃，到1921年俄国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的75%的人口，而莫斯科的人口也减少50%。而余粮收集制也严重打击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成为日后饥荒的主要原因。由于长期的内战和余粮收集制的实施，粮食供给明显下降，而在内战基本结束之后苏俄当局却没有终止及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1921年春季出现波及30多个省的严重饥荒，据估计期间全俄约有500多万人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象。

（六）同期的农民也对苏俄政权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发生反抗征粮的坦波夫叛乱。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发生喀琅施塔得事件，曾经在十月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生暴动。他们要求实现言论自由，解除贸易限制，重新选举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列宁派加里宁前往劝说无效后决定使用武力，令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攻陷喀琅施塔得、平息水兵暴动。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后苏维埃政权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快演化为政治危机。列宁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考虑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根据列宁的指示时《真理报》于1921年2月发起公开讨论，探讨改行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承认：“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于是自1921年3月21日开始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允许商品买卖；放松外贸管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企经济等。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逐渐走向恢复，至1928年俄国的工农业产品产量成功地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该政策于1928年被斯大林废除。自俄共（布）“十大”确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维埃国家以改革“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为突破口，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同时通过允许贸易自由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手段引领国家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

（七）在土地问题上列宁和他的领导班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来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和国家的土地安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土地政策更加注重农民对土地的选择权和使用权的保障，大大拓展农民支配土地和劳动力的自由，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不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为了利用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恢复和发展大工业生产，加快经济建设，列宁提出实行租让政策并草拟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等文件。1921年3月17日列宁就苏俄同美国的贸易问题致信美国实业家华·万德利普，同年10月22日他专门就租让谈判事宜接见美国实业家阿曼德·哈默。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就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集体讨论和研究决定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党的中央委员会经常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并通过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贯彻军事决议。1918年12月俄共（布）党中央通过《关于军事部门的政策》的决议，确定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的任务和性质。决议提出：“军事部门与所有其他部门和机关一样，它的政策完全是以党通过中央并在中央的直接监督下所发出的一般指示为基础的。”这就是说在苏维埃国家一切机关包括军事机关在内都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领导。1920年4—5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党通过召开会议来讨论决定健全军队组织机构、发展军事技术装备、调配党员领导干部、提高部队战斗力、协调党政军部门工等各项重大事宜。

（八）在十月革命中为夺取政权而发挥重要作用的工农赤卫军和起义的旧军队组织不健全、装备比较差、战斗力很弱，根本无法承担起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重任，面对这一情况时列宁认为必须立即着手组建一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能够保卫十月革命伟大胜利成果的军队。1918年1月16日列宁在《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指出：“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1月2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组织工农红军》的法令，法令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军队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要求工农红军要由劳动群众中最有觉悟、组织性最强的分子组成，每一个参加红军的人都要准备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和生命，列宁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自愿加入红军才能忠实地履行革命的武装保卫者的职责。1918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普遍动员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法令，6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布《告工农书》，号召广大劳动群众给俄国武装力量以足够的补充。《告工农书》说：“只有由志愿兵组成的一些团是不够的，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工人和农民们，为了面包，为了土地，为了自由和社会主义，去服兵役吧！”党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建设人数众多的正规军的方针，在７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获得赞同，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9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军的军事建设和战斗行动。

（九）10月列宁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的信中提出建立一支300万人红军的任务，他指出：“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我们要百倍努力做好组建军队的工作。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起一支100万人的军队，现在我们需要一支300万人的军队。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支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支军队”。1919年春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已大为巩固，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以及大会通过的党纲和决议中都对军事问题作了系统详细的阐述，其中决议指出：“军队的革命性首先是由建立这支军队的苏维埃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后者确定军队的宗旨，并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而要使这一工具适应苏维埃制度。只有规定大多数士兵群众的阶级成分，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党支部以及由党和苏维埃对军队的生活和活动实施全面的领导才能达到。”在党中央和列宁的正确领导下部队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并积极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一系列确保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1918年春美、英、法、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俄国，妄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也乘机发动叛乱。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奋起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粉碎反革命叛乱。8月30日列宁在参加莫斯科河南岸区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时遭到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范·耶·卡普兰枪击而受重伤。列宁伤未痊愈即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繁重工作。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任命列宁为主席。

（十）列宁为组建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倾注大量心血。他组织动员红军战士奔赴前线抗击敌人，亲自视察军事院校指导工作，组织普遍军训培养后备部队。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他从工农中选拔优秀干部担任红军指挥人员，选派大批优秀党员担任红军政治委员。为了保证前线的胜利，列宁领导苏维埃政府把一切工作转入战时轨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下俄国人民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后粉碎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乱，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24年列宁逝世为止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俄国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把“维护民族平等和独立自主，争取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奉为自己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不断取得外交斗争的胜利。这不仅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上开辟一个全新的时代。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妥协，主张以“和平共处”的方针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上俄共内部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在此过程中列宁认为：“为了实现‘和平共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这种‘妥协’是暂时的让步和妥协，是为了最终消灭敌人所实行的妥协。”1918年2月德国军队向俄国大举进攻，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威胁。为了赢得暂时的和平时机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同德国签订和约。

（十一）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召开的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马克思曾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为新社会所代替，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的，随着剥削的消灭，各民族之间的仇视也会消灭，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这些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苏俄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尽快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外贸关系，列宁花费极大的心血，作出艰辛努力，不放弃每一个能够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社会主义的机会。1921年3月苏俄首先与英国开始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谈判，列宁对此高度重视，经过苏俄政府的外交努力后俄英通商条约终于在1921年3月16日正式签订，打开与英国进行正常外交贸易往来的大门，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和基础。与英国签订通商条约之后列宁又把注意力转向美国，他始终把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外贸关系，放在其对外开放的头等重要地位来加以考虑，作了不遗余力的艰苦努力。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对外政策的改变，列宁又提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设想，列宁在1922年2月24日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中提出：“要想尽一切办法加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翼，哪怕能给这一翼在竞选中增添一线胜利的希望也好。分化在热那亚会议上彼此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我国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双重政治任务，绝对不是充分阐述共产主义的观点。”

（十二）他还说：“努力迎合这一翼，并且公开宣布在我们看来可以而且欢迎同他们签订贸易协定，甚至签定政治协定。”1919年7月25日列宁指示苏俄政府表示要归还中国被占领土，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1920年再次声明类似主张。虽然北洋政府当局多次派员与苏俄磋商，但苏俄拒不从喀尔喀蒙古退兵，亦拒不放弃中东铁路。1920年6月北京政府督办边防处派遣张斯麟中将出访远东共和国和苏俄，列宁和苏俄政府高度重视北京政府这一外交使团对于改善俄中关系的作用，列宁不仅直接安排苏俄和远东共和国政府接待张斯麟使团，还亲自接见使团成员。在此期间列宁和苏俄抓住中国北京政府对俄政策的积极变化，致力于争取俄中直接外交谈判，并为此开展大量的外交工作。列宁和苏俄政府对于远东共和国的对华外交是十分重视的，远东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立即着手组织以优林为团长的使华代表团。列宁对于远东共和国的对华外交是有明确指示的，1921年列宁就赴中国的外交人员的任务明确指示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期内同中国北方政府缔结条约，开放远东共和国与中国的边境，建立赤塔到中东铁路的交通”。列宁的指示成为远东共和国对华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

（十三）列宁认为“文化革命”应包括以下内容：诸如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改造整个科学构架，建立浸染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有与之对应形式的新艺术，全面推动国民教育的发展，一直到超过欧洲国家的水平；改革生活方式，改善居住条件、营养、休闲方式等，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改变家庭关系方式；改革所有的卫生和体育体系等等。这个多方面、多层次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长期的系统的努力。列宁在1921—1923年间的著作（特别是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中还提到关于克服伟大社会主义任务与劳动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不识字、没文化之间存在的矛盾问题，阐明对苏维埃文化建设经验的研究是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之间相互作用规律的基础。革命时期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列宁围绕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这两个方面进行文化安全的思考，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成功，革命队伍也不够强大，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个阶段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科学理论灌输给广大无产阶级。同时防止各种不良思想从中作梗，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在思想上的团结。在学术文化方面列宁揭示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冲突，因此学术研究应该坚持正确的思想方向，科学家、学者应当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文化继承和传播方面列宁开始有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初步关注和构想，初步关注文化教育公平、新闻出版和文化创作自由，提出党的出版物原则，提倡教育公平和创作自由。

（十四）在巩固政权时期列宁重视意识形态安全，从各个方面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完善和发挥党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阶级基础。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灌输，削弱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无神论宣传的同时注意保护宗教信仰者的情绪和自由。在学术文化安全方面列宁提倡继承旧有阶级的科学文化遗产，在文化继承和传播方面开始从制度层面维护民族语言文化安全，保障民族语言的平等，保护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并且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保障国民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要求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理论灌输，重点偏向新经济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防止宽松环境下思想松动，危害意识形态安全。同时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扩大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在学术文化安全方面不断培养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壮大理论人才队伍。关注资本主义学术研究的成果，努力摆脱俄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在文化继承和传播方面抵制大俄罗斯主义，保障民族语言文化平等，重视民族感情的处理。列宁文化安全观从革命到建设时期一直在探索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和方法，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都牢牢守住意识形态的阵地，保证意识形态的安全稳定。

（十五）开辟和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保证学术研究坚持唯物主义指导思想。继承科学文化遗产，推动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保证学术文化的安全。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安全问题，促进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维护新闻出版的安全，重视国民教育，维护文化继承和传播的安全。列宁通过对本民族哲学传统的继承，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各个时期错误理论的针对性批判，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以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为导向开展理论研究，赋予其哲学浓厚的实践特性。这是列宁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三个基本路径，也是列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基本路径。批判性和实践性是列宁哲学思想的两个主要特色，列宁在深入研究古希腊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以及内在体认和领悟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基础上在被称作是“思想实验室”的《哲学笔记》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重大命题，并从“为什么”这一命题的内在理由与根据和“是什么”这一学说的具体内容两个维度作出系统“发挥”，从而历史性地实现唯物辩证法史上的重大突破。提出“唯物辩证法是革命代数学”的列宁对唯物辩证法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捍卫，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探索和推进，对辩证法具体观点的系统界说与阐明等，但其中最具决定性和本质重要的贡献无疑是第一次将对立统一规律把握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十六）面对所处时代现实问题时列宁在汲取古希腊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有益营养并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内在精髓基础上史无前例地拓展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重大命题，这一学说的积极开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有力回击当时各种曲解唯物辩证法的错误思潮，为中国共产党人矛盾观的形成提供思想资源。一是为正确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的转化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二是为正确分析处理其他国家社会矛盾提供方法论指导。列宁主义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它最早是由斯大林命名的，是列宁在20世纪初形成的思想体系。列宁主义是在俄国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修订与补充，列宁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等其它流派相比时最大的特征就是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如何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治理国家”两个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于合法斗争（即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进行议会斗争），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保留所谓的民主制度；而列宁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寻求所谓的合法斗争的努力必然有使其修正主义化的可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帝国主义阶段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在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即使一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仍然有必要采取专政的方式保卫无产阶级政权。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一）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是苏联最早的五名元帅之一，军事战略学家，有“红色拿破仑”之称号。1893年2月6日出生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县的一个衰败的贵族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尤爱军事。由于家道中落，1904年其父带全家搬至奔萨省乌拉日村，后又于1909年迁居莫斯科。1911年进入莫斯科叶卡捷琳娜第一武备学校学习，次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入亚历山大军事学院继续深造。1914年7月毕业并获少尉衔，到谢苗诺夫禁卫团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图哈切夫斯基随部队开赴前线，因作战勇敢而6次受奖。1915年2月19日在战场上被德军俘虏，送至德国的军官战俘营囚禁。翌年他多次试图逃跑，均未成功，反被转移至专门关押“逃犯”的因戈尔施塔特第九号堡垒继续监禁，后来他在又一次逃跑被抓回时机智地混入士兵战俘集中营。1917年秋在该营被俘士兵的帮助下逃回俄国，并在其原来的部队充任连长。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斯科遇到自己的老同学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其影响下图哈切夫斯基选择新的生活道路，加入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成为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原沙俄军官。1918年春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工作，并于同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6月他奉命去东部战线负责整顿零散部队，筹建红军第一集团军。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亲率部队多次战胜白卫军。1919年3月图哈切夫斯基曾一度指挥南部战线第八集团军作战，但为时不长即被调回东部战线接受第五集团军司令的任命（第五集团军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帮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图哈切夫斯基由于领导和指挥部队作战有方被授予红旗勋章。

（二）1918年5月外国干涉军策动苏俄国内的原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叛乱，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往东线协助东线总司令穆拉维约夫组建红军高级兵团，并担任第1集团军司令。后因穆拉维约夫叛变被处决，图哈切夫斯基接任东线临时总指挥，他亲率部队多次战胜白卫军和外国干涉军。1919年3月原沙皇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组建起一支15万人的军队，向莫斯科发起进攻。图哈切夫斯基奉命指挥第5集团军出击，在别拉亚河上图哈切夫斯基率军歼灭高尔察克白卫军主力，被授予红旗勋章和荣誉宝剑。1920年1月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往南方，指挥高加索方面军对阵邓尼金白卫军，在他的得力指挥下仅用3个月便消灭邓尼金白卫军主力。1920年4月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前往白俄罗斯反击波兰干涉军，他到任后认真分析波军实力和两军态势。他认为波军由于战线拉长、后勤补给困难，攻势已成强弩之末，于是他突然发动反攻。波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华沙城下。1920年初图哈切夫斯基升任高加索战线司令，这一战线的各部队在他的领导下成功地实施叶戈尔雷克战役和北高加索战役，歼灭败退到北高加索的邓尼金主力部队。后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代表，后任莫斯科防区的军事委员。191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发生叛乱，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往东部前线协助东部前线总司令穆拉维约夫组建红军高级兵团，并担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后因穆拉维约夫叛变被处决，图哈切夫斯基担任东线的临时总指挥，为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开始受到列宁等领导人的重视。1918年秋在平定原沙皇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将军的武装叛乱中图哈切夫斯基深谋远虑、勇毅果敢，彻底消灭叛军主力，解放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被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授予红旗勋章和荣誉宝剑。

（三）尔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先后被派往南方对付邓尼金白匪军和反击波兰干涉军，消灭邓尼金的主力部队，将波兰军队一直赶到华沙城下，接着他又奉命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图哈切夫斯基就像“万金油”一样为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红色苏维埃政权驰骋疆场，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内战争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历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西部军区司令、工农红军参谋长、苏联革命军事委员副主席兼工农红军装备部长、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要职，为红军建设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他还非常注重对未来战争的研究，创立大规模使用坦克、机械化步兵和航空兵实施大纵深战役的理论，被誉为“红色拿破仑”。1920年4月他被任命为西部战线司令，率所部偕同西南战线的部队对波兰干涉军作战，通过七月攻势后红军强渡维斯瓦河、直逼华沙。但由于他的轻敌在华沙战役被劣势的波兰军队打得惨败，损失4个集团军（15万人）。他指责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的西南方面军支援不力，这激起曾长期在这个方面军工作的斯大林的极端不满。图哈切夫斯基虽然骁勇善战，但连续的胜仗也让这位年轻将领滋生出轻敌思想：兵临华沙城下后图哈切夫斯基既未考虑红军因连续作战而实力大减，也没有理会波军增援部队抵达华沙的情报，于1920年8月13日向华沙发起全面攻击，终因兵力分散未获进展。而波军发现红军兵疲力散的弱点后以2个集团军于8月16日突击红军侧后，使红军陷入混乱。远在明斯克方面军司令部内的图哈切夫斯基直到8月18日才得知波军发动侧翼攻击的消息，他虽然立刻发出撤退命令，但部队已无法执行其命令，正在实施迂回的红军两个师无力向东突围，只好撤入德国境内并被解除武装。

（四）波兰干涉军的反攻使红军西方面军被迫全线溃退，直到8月25日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才在后方预备队支援下阻止波军前进。1921年2月下旬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发生后列宁建议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平定叛乱的第7集团军司令员，4—5月他又被派往唐波夫省平定安东诺夫匪帮的叛乱，图哈切夫斯基迅速地平息这两起叛乱，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出重要的贡献。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过苏军一系列高级职务：工农军事学院院长（1921年）、西部军区司令、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1924年—1928年5月）、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28年5月—1931年6月）、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工农红军装备部长、国防副人民委员（1934年）、国防第一副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部长（1936年）。并于1935年同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等4名高级将领一起首批接受苏联元帅的头衔。1936年苏联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举行一次大型战略军事演习，旨在制定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积极反击的方法和手段。不久图哈切夫斯基又写了《目前德国的军事计划》来阐述德国武装的总规模、进行现代战争的观点、希特勒的反苏计划和复仇主义计划，他指出：“德帝国主义对地面、空中、海上全面战争的大规模准备不得不迫使我们严肃地展望我国西部边界的防卫，建立必要的防御配系。”1937年5月1日苏联举行传统的“五一节”游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斯大林一起站在列宁墓前检阅游行队伍，随后他将代表苏联政府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然而就在图哈切夫斯基与斯大林一起接受苏联人民最崇高的敬意和爱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于苏联的历史舞台上。

（五）1937年5月已经在1935年11月被授予前苏联元帅最高军衔的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将作为前苏联代表到伦敦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正当他那精通法语的妻子尼娜·图哈切夫斯卡娅加紧突击英语并准备陪同元帅丈夫去参加加冕典礼仪式时前苏联驻伦敦使馆5月4日接到通知：图哈切夫斯基因“健康原因”不能成行。怎么会呢？“五一”那天元帅不是神采奕奕地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上，紧靠在斯大林旁边检阅游行队伍吗？然而一个星期过后（5月11日）元帅被解除副国防人民委员职务，贬谪到伏尔加军区。一个月后（6月11日）苏联《真理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一篇《社论》：“今天我们发布苏联检察机关关于将当场捕获的8名间谍交给法院判决的通知，他们这些外国的走狗、卑鄙无耻的叛徒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普特纳，这就是目前破获的法西斯间谍核心成员的极其可恶而又可恨的名字。”社论发表的当天苏维埃法庭判处这些恶棍、间谍、资产阶级豢养的小丑和苏联人民的敌人以枪决，内务人民委员部已执行判决。半个世纪过后的1988年3月27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苏联总检察长1957年1月31日作出的结论，撤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于1937年6月11日对因‘反苏联托洛茨基军事组织’而受审的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亚基尔、乌博列维奇、普特纳、埃德曼、普里马科夫和费尔德曼的判决，并在1957年2月恢复他们的党籍，为上述人员完全恢复名誉。”那么当年断送元帅性命的那个“罪行”是怎样构成的呢？事情还要从德国保安处长海德里希说起，自1935年开始海德里希就建立反苏秘密组织，并通过特工人员与流亡巴黎的沙皇旧官员保持着联系。

（六）1936年12月中旬一个叫斯科布林的前沙皇将军在巴黎把两份报告交给德国谍报机关，第一份报告说：“红军的统帅部正在策划一起反斯大林的阴谋，这起阴谋的头目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第二份报告说：“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密战友正在同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德国谍报机关的将军们保持着接触。”海德里希仔细看了看这两份报告的内容，认真掂了掂这两份报告的份量，约略估了估这两份报告的价值，终于想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要是能把这个消息抛给斯大林，再伪造几份文件来增添其严重性，那么也许可以一举摧毁俄国的全军指挥部门，即借斯大林和苏联国家警察之手加以摧毁。想是这样想的，但假若在付诸行动时露了馅、上了当、咬住了手怎么办？海德里希不愧是国家保安处处长，工于心计，冷酷无情，具有策划阴谋的特殊才干，是搞政治阴谋的老手。在动员贝伦茨协助他时他说：“如果斯大林真的想用斯科布林的这份情报让我们受骗上当，那我也要给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爷爷送去足够的证明，我要证明他的那一套假材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要想如何能够借刀杀人，又要考虑借刀不成后如何把不借刀者置于死地，这种心计不谓不周全，手段不谓不毒辣。于是海德里希开始“借刀”了，他命令自己手下的贝伦茨秘密潜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秘密档案室里窃取图哈切夫斯基的档案案卷，随从贝伦茨行动的当然少不了若干盗窃专家。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得到所需要的案卷，那当中就有德国军官和前苏联统帅部代表之间的谈话记录，其中也有图哈切夫斯基在1925—1928年间任工农红军参谋长时跟德国参谋总部、跟他们的驻苏武官处的代表的会见、谈话，可这些会见、谈话都是官方性质的，而且都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事，怎么办？

（七）海德里希是不乏伪造文件的特殊才干的，1934年4月他开始在盖世太保柏林总部的一个孤立的地窖中准备起必要的“文件”来。他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一个技术用具一应俱全的实验室，并由他个人亲自负责保密措施。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下令把弄到手的案卷进行“加工”，在谈话纪录和来往通信中增添词句，补充新的信函，更改日期，最后使这个案卷显得很充实。在任何国家中把任何一个具有如此齐备罪证的将军送交军事法庭，判其犯有叛国罪，那是完全能够令人信服的。海德里希认真检查他的专家们伪造文件的全部技术工作，结果他非常满意。但这仅仅是“借刀”的准备工作，关键在下一步，也就是“借刀”，“借”斯大林这把“刀”。就是说要把这“逼真的”文件送到斯大林手里，还要不致引起斯大林的丝毫怀疑，才能达到“杀人”的目的。海德里希终于抓住一个机会，1937年1月底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大使马斯特内给他的总统贝奈斯拍去一份密码电报，说自己过去认识的一名德国外交官在和他言谈中流露这样的“机密”：德国人正在跟红军的某一个反斯大林的集团保持相互接触。贝奈斯得知这一情报后深感不安，因为捷苏关系是相互信任的，友谊是牢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问题，苏联也是倾向捷克斯洛伐克一边的，一旦苏联站到希特勒一边，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妨碍希特勒去割占苏台德区了。有鉴于此的贝奈斯立即召见前苏联驻布拉格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把马斯特内的这个情报转告给苏联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从贝奈斯口里得知这一情报后急匆匆飞往莫斯科。海德里希就这样绕了个弯，情报到了斯大林手里。为了增强“布拉格效应”，过了两三天同样的情报内容也传到前苏联驻巴黎使馆的大使波将金那里，波将金随即给莫斯科电告这份情报。

（八）当同样的情报从捷克斯洛伐克、从法国飞到莫斯科后海德里希便要“借刀”了，还是那个海德里希的亲信、党卫军旗队长贝伦茨又被派到布拉格，与贝奈斯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出示一些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罪证的“文件”。贝奈斯岂能怠慢，立即向斯大林作了通报。没过多久在贝奈斯的斡旋下海德里希的代表和前苏联驻柏林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接触，海德里希的人亮出他的“杰作”——两封逼真的信件。前苏联驻柏林使馆的这位工作人员提出要价，并告诉对方称一星期后他们的全权代表会来“拍板”。果然在另一次会见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部叶若夫的“全权代表”如期而至，提出要价。为使莫斯科不致产生怀疑，海德里希下令开了一个300万卢布的漫天价。“全权代表”匆匆浏览一下“逼真的”信件，点了点头，爽快付给对方300万卢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300万卢布同对方那“逼真的”信件一样也是精心特制的。尽管如此，但海德里希总算把“刀”借到手，这“刀”也确实要“杀人”了。当然杀一个普通的人也许简单些，而要杀掉一个元帅、一个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战功赫赫、所向披靡、荣获列宁勋章的、最富天才的元帅，一个在军事理论研究中多有建树，对未来战争高瞻远瞩、满腹韬略的大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图哈切夫斯基，可就不那么好对付了。5月11日当元帅被免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并任命他担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的决定下达后不仅使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人员，而且使全军感到震惊。他把这个决定看作是对他的侮辱，因为受到如此打击，他消瘦下来，心里感到憋气，经常不断地用手去扯他的衣服。终于他坐下来写信，给伏罗希洛夫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写信，要求彻底退役，要求复员……

（九）—元帅总算在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的劝慰下平静一些，愿去伏尔加军区司令部赴任。赴任前他去看望伏罗希洛夫，但伏氏没有单独接见他，莫斯科军区特工处处长“偶然地”也在人民委员办公室里。元帅要去赴任了，伏罗希洛夫专门来元帅家，元帅不在。伏氏告诉元帅的妻子，建议她夜里把手枪和猎枪藏起来。临行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也表现出同样的“关切”，并把元帅的手枪里的子弹退了出来。5月28日元帅要去车站，他穿好衣服，扎上皮带，带上那只退了子弹的手枪，离开莫斯科，离开了家，抵达住所。两天后元帅坐上一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司机开的车去托茨兵营视察，行至途中军区特工处处长开车赶来，通知元帅说国防人民委员部有令，急召元帅去莫斯科。并建议元帅改坐特工处的车，以便让司令部的车开到托茨兵营打个招呼，说元帅有事去莫斯科，改期视察。但是当司令部的车绕过特工处的车继续前行时司令部的车上司机和炮兵主任看到特工处这辆车子里，肃反人员把元帅的那只退了子弹的手枪卸掉了，就这样元帅被捕了。—审讯就要结束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亚基尔、普里马科夫和科尔克都“认输”了，因为任何努力均属枉然，他们只想把这场“喜剧”尽快收场，当然对于强加的种种罪行时他们统统断然否认。元帅被处决了，此后不久斯大林在1937年8月召开的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敌人”，随之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武装力量发布命令。命令中说红军中存在着一个分支密布的间谍网，因此要求部队凡与间谍多少有联系的人都要作出交代，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都要汇报。

（十）刹时间黑云压城、阴风骤起，从1937年到1938年间镇压机关对红军的基本领导骨干给予一个接一个的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以及大部分军、师、团到的大多数主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了，据估计共有3.5万人成了牺牲品，他们差不多占全军军官的半数。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级干部中的13名、85名军长级干部中的57名、196名师长级干部中的110名、406名旅长级干部中的220名、所有11名国防副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委员的75名都被清洗了，上校以下的军官有3万名被清洗。元帅是在44岁时是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无辜被害的，从而使他未能在后来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再展英姿、再建勋功。图哈切夫斯基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获得平反，此后苏联官方和舆论界公开为其恢复名誉，认为他是在红军中成长起来的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他的名字将永垂国内战争史和苏军建军史。在其诞生九十周年（1983年）之际苏联党、国家、人民和军队隆重纪念他，并再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24年苏联根据国内战争的经验和工农红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担负的任务进行重要的军事改革，图哈切夫斯基积极参加这一工作，他亲自领导军师两级新编制的制定和部队的整编改装工作，并参与各种新条令和新教范的制定。新编制的贯彻执行使军队师一级单位提高战场通行能力和机动性，变得更易于调动和指挥。

（十一）设法使用威力强大的武器装备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图哈切夫斯基指导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在1925年出版的《工农红军野战条令》的前言中指出：“由于俄国的经济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遭到破坏，因而红军中流行着一种看法，似乎我们在未来的战争中用以同敌人拼杀的主要不是技术兵器，而是革命积极性和阶级觉悟之类的优势。这样一种意见如果说在经济遭到破坏的时期还多少有其存在的理由，那在我国工业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平的今天就变得十分危险和有害了。”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国防副人民委员和工农红军装备部长期间积极参与建立和发展国家军事工业的巨大工作，考虑到未来战争的种种特点（如动员期较短、参战人数众多、战斗空前激烈、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很大等）并鉴于当时苏联工业生产落后，他决定集中力量解决两大关键问题，即设法提高军工产品的质量和尽一切努力为战时迅速扩大军工生产创造必要条件，为此他专门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领导人写了信。在他们的支持下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整顿与军工生产有关的各专业部门和企业，为三十年代苏联军队的技术改装和卫国战争时期武器弹药的大批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彻底改变红军的军兵种构成有了可能。由于他的积极倡导，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空军、摩托机械化部队（即后来的装甲兵）、空降兵、海军等新军种和兵种相继建立，原有的步兵、炮兵也得到迅速发展。他指导军兵种的建设一向十分具体，从各自规模的大小到需要装备哪种武器都要过问。早在1931年他就极力主张大批生产配有76.2毫米口径火炮的优质坦克来装备装甲兵部队，根据他上述建议时苏联研制成T-34型坦克，此外苏联军用喷气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也是由图哈切夫斯基首先于1932年11月提出来的，他的这一建议对苏联空军的发展（特别是技术装备上的改进）起了推动作用。

（十二）为进行指挥干部和军事专业干部的训练和培养，积极倡导创办各种军事专门学校，主张军事干部接受正规教育。他在主持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前身）工作期间制定军事院校应遵循的一系列原则，注意教学与科研结合、教学与军队实际相结合等。对于这些时他本人都身体力行。他自己讲课时语言形象生动，说理深入浅出，理论性既强，又能紧密结合部队实际问题，深受听课者欢迎。图哈切夫斯基还规定各教研室编写的教材都要拿到部队的演习和示范作业中接受检验，图哈切夫斯基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图哈切夫斯基的这部分理论遗产共120多篇（部），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其中的一部分已陆续公开发表，受到苏联军事学术界的重视。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学术理论方面的另一重要成就是较早地提出关于实施大纵深作战的重要战略战役思想，图哈切夫斯基关于进行大纵深作战的思想反映在他的《战争的一些新问题》等重要学术著作中。图哈切夫斯基着重从理论上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问题，他作为苏联军队方面的高级领导人，对法西斯德国疯狂备战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1935年他在题为《当前德国的军事计划》的文章中指出：“早在法西斯党上台的第二年凡尔赛和约给德国规定的师的数量就已被突破，达到21个，即超过两倍。德国的军事工业实际上已走上进行侵略战争动员的道路，德国正在组建庞大的武装力量，而且首先是在准备组成一支可能成为侵略军的武装力量。”1936年他在苏联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再次强调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侵略危险，他说：“德国正在建立强大的坦克部队，加紧发展强大的航空兵。他们组建12个军、36个师的计划正以比人们想象要快得多的疯狂速度在实现，特别是这支武装力量拥有数量庞大的干部队伍。德国军队随时都在准备发动突然的进攻，它的动员程度是极高的。”

喀琅施塔得事件

（一）喀琅施塔得事件是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水兵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武装暴动，苏俄政府长期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激起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并最终酿成政治危机。1917年新生苏维埃政权诞生仅半年多时间就遭到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与此同时国内战争爆发。为了打赢战争并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新社会，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工业国有化，剥夺剥夺者，加强劳动对资本的进攻，由没收大企业到没收中小企业；从粮食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到余粮征集制，以保证城市居民和红军有饭吃；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商业国有化；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额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这项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一支支携带着武器的征粮队。征粮队常常无视农民的恳求，强行将农民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上来，特别是将为数不少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给镇压或惩处了，这自然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发暴动。内战结束后苏俄迫切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苏维埃中央却采取空想的态度，将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战时共产主义作为发展战略。由于不顾条件，强令大中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致使不少企业减产或倒闭。

（二）1920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贸易后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没有相应发展，影响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正常供应。工业生产的总管理局体制造成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出现官僚主义滋长、经济效益低下现象。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严重偏差，征收的不仅仅是余粮，必需的口粮和饲料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收，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战时共产主义无视俄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采取纯粹军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反映俄共（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急于超阶段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到1920年底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没有因非常时期结束而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如余粮收集制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国有化有大中企业推广到广大小企业，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等，这些措施远远超出当时俄国社会能够容纳的水平，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的下降。1920年托洛茨基从乌拉尔地区考查，得出结果战时共产主义必须终止，必须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必须恢复市场。考查归来后托洛茨基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新经济政策的雏形，然而这一思想被否定。接下来苏维埃开始掀起长时间的工会问题论战，无视俄国社会的形势发展。而此时即1920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工人罢工，动乱再也无法制止。

（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大多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他们或通过休假的方式，或通过书信的方式，始终跟故乡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农村、农民以及农业的状况一清二楚。农民们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广大农村地区日益加剧的冲突、仇视和反抗，农业的凋敝败落无不深刻地刺激并影响着这些水兵们。在关于暴动的调查报告中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就写道：“对一些暴动参加者的审讯表明：海军和红军中的不满情绪几乎同农民一样激烈，难以控制的不满情绪主要由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而郁积起来的。这些人一直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乡常常给他们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余粮征集的不堪重负等等的坏消息。”喀琅施塔得海军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扮演先锋的角色，喀琅施塔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的出海口，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1917年2月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水兵爆发起义，3月分布在其他基地的整个波罗的海舰队水兵起义。11月7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发出十月革命开始的信号，而这发出十月革命第一炮的战舰正是从喀琅施塔得基地开出的，事实上早在1905年俄国黑海舰队战列舰波特马金号的水手就发生过起义。驻在彼得格勒海域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受彼得格勒骚动的影响于1921年2月28日发动“叛乱”，3月1日喀琅施塔得暴动水兵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一个决议，主要提出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要求。

（四）经济方面的要求主要有：对全体劳动者均等供应口粮；实行工会和农民联盟集会自由；应给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全权，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并希望有以自身的力量而不是雇用劳力喂养和使用的牲畜；允许以自身的力量进行自由手工业生产。政治方面的要求主要有：鉴于现苏维埃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刻通过无记名投票重新选举苏维埃，在选举前应对全体工人和农民进行公开的事先宣传；对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党派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立刻撤除所有阻击队，撤销各类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享有宣传自己思想的特权，代之应建立由当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由国家拨给其资金；所有决议广泛地在报刊上公布。3月3日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呈交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密电中全文抄录这份决议，喀琅施塔得水兵在3月2日的集会上谴责布尔什维克血腥毁灭的三年，要求举行新的完全自由的秘密选举；要求言论自由，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平等分配食物，取消贸易限制；手工业和小工业自由发展，不得限制农民蓄养牲畜等等。他们在呼吁书上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党的特权地位，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

（五）一共2.6万名水兵，其中有2600名党员，那种情况下有九百人退党，就等着俄共（布）十大召开，等着列宁表态。水兵的要求首先表达对苏维埃的严重不满，其次宣布对恢复农村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要求，包含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表明这是一次农民性质的起义。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内幕使人可作这样的推测：水兵们闹事是受人挑拨的，引起的粮食上的困难是人为地制造的。在暴乱前几天水兵开始提出完全正当的要求，而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真理报》上发表《胡搞》一文来指责喀琅施塔得驻防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起暴动的起爆器的作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动开始前的两个星期巴黎的三家报纸就作了预告，与此同时以危言耸听出名的季诺维也夫在这一次却没有敲警钟，看来有人竭力想事先告诉全世界关于暴动的事，甚至赶在它的主要参加者下决心之前这样做。喀琅施塔得叛乱是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挑动的，目的是为了把代表大会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尖锐问题上，迫使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前去解决。应该说从1917年10月列宁谴责他的“工贼行为”后季诺维也夫已不被列为有影响的国务活动家，从1919年3月到1921年3月他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工会问题争论”的过程中他起劲地捍卫列宁的纲领。他的努力得到酬报：十大后季诺维也夫进入政治局。到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复革命前他们在党的领导集团中的地位。

（六）列宁患病期间季诺维也夫曾代替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而加米涅夫则接替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不排除季诺维也夫在挑起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上所起的作用的同时不能只以此来解释发生的事件，那个给伊里亚·布里坦写信的人肯定地说：“托洛茨基本人也害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的搏斗。”意识到将会有很多代表跟着列宁走，也可能托洛茨基还没有为依靠党内会跟他走的那部分人夺取国家政权做好准备。由于这些原因，托洛茨基可能乐意进行幕后交易。在叛乱前托洛茨基在美国认识的一些美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现在喀琅施塔得，这会使人觉得托洛茨基可能插手了挑起叛乱的事，目的是为了以镇压“反革命叛乱”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离开代表大会并扔下自己的支持者，而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和镇压他们的叛乱的红军战士当中一些人却为这些政治投机牺牲生命。面对这种形势时列宁在派加里宁作为政府特使前往劝说水兵停止叛乱无效后决定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他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1921年3月2日列宁、托洛茨基联合署名的《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号召书》称：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同一天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宣布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对于不执行上述命令的犯罪分子应按戒严法予以查办，如若在街上有人群聚集时部队可动用武器，如有抵抗者一律就地枪决！”

（七）3月8日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镇压行动全面展开，3月14日北方军队集群司令下达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命令：“在夺取要塞时应严厉镇压兵变者，处决那里的士兵不要有丝毫的怜悯。在要塞不要让士兵耽误一分钟，应让他们尽快去达到战斗任务的最终目的。”3月17日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再次下达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南方军队集群司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在协同下充分利用炮兵部队进行城市中的巷战。”也正是在这份命令中图哈切夫斯基命令：“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图哈切夫斯基率领8万红军前往镇压，随后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也前往督战，托洛茨基很不情愿地带领大批军队开赴喀琅施塔得。其间因冰河开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战斗便溺水身亡。托洛茨基命令：“水兵若不投降，就像打靶一样一个一个地击毙。”果然水兵没有一个愿意放下武器。图哈切夫斯基就用大炮重重轰击喀琅施塔得，最后在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赶赴现场后水兵“叛乱”终于被彻底压下去。经过激烈战斗后红军于3月18日晨占领要塞，平定叛乱。当日南方军队集群参谋部发来密电报告：“整个喀琅施塔得被英勇的红军占领了，兵变者革命委员会已逃亡芬兰。”水兵反抗之激烈和坚决使一万红军被打死、致残或失踪，连托落茨基也惊呼从未见过如此以死抵抗的叛乱者。

（八）喀琅施塔水兵队伍有2.6万人，没有一个人投降，其中八千人跑到芬兰，有一千多人内控。二战以后斯大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捕捉回来，关到集中营里去。成千上万具尸体被留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随着冰的融化后产生污染芬兰湾水区的问题，直到3个月后才得以解决。根据解密档案文件称：从3月20日到4月15日共计3000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处以极刑。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共和国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代表团、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专门处特别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共计对2103人判处枪决，对6459人判处刑期不等的监禁。事后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材料称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起义，40%的党员宣布中立。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这次事件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疑是一场悲剧，而在其反对势力看来则象征着布尔什维克的失败，这在于喀琅施塔得水兵在十月革命中极为特殊的地位。1917年俄国革命普遍得到俄国水兵的大力支持，1906年的维亚普里革命中起义水兵控制赫尔辛基附近的许多岸防工事和要塞，但是在仍然对沙皇政府效忠的波罗的海舰队猛烈轰炸下起义被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十月革命最重要支柱之一，其中1/10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曾被苏共领导人称为十月革命的“荣光和骄傲”。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激烈反抗行为也深深震撼列宁，3月15日他立即召开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

（九）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抚慰人民不满，保住苏维埃政权。同时派出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久拖不决的新经济政策终于得到实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交换的法令，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国家通过合作社组织工业品同农民手中余粮直接交换，同时允许私人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商业往来。在工业方面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而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则允许私人经营。1920年11月人民委员会发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重新建立工业与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使1921年的危机迅速得到克服 。暴动一发生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领导人就给暴动定性为“受外国势力支持的白卫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反革命叛乱”，1921年3月2日由苏俄政府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联合署名的《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号召书》则更明确地将这起军人暴动定性为“白卫军的新的阴谋”或“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的叛乱”。

（十）上述定性成为后来苏联政府一直延续下来的官方说法，如1980年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首次出版、1983年再版的《苏联百科辞典》就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称作“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2月28日至3月18日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对苏维埃的叛乱，由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分子勾结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策划，红军部队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参与下平息叛乱。”一直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种定性不曾有过改变。从解密档案文件中找不出可以支撑苏联官方界说成立的文献根据，相反的是这些文件表明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并不是由什么政治组织事先预谋策划的，而是自发的。比如在暴动被苏俄政府镇压后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于1921年4月5日呈交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暴动调查结果的报告就指出：“侦查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之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兵变是由某个在它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秘密组织发起的，那么这个组织无论如何不会把它安排在那个时候，因为剩下的燃料、粮食储备仅够两周用，而且在冰面解冻之前也有太长的时间可以安排。”这份报告还揭示喀琅施塔得军民对于苏俄政府所声称的兵变的发动者是协约国间谍和沙俄将军等说辞的强烈反应。

（十一）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劳动防卫会议对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的号召激怒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号召说协约国间谍和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是兵变的发动者。而当时广大的群众几乎不知道谁是科兹洛夫斯基。另一方面群众自己觉悟到这一运动的自发性而更加相信群众自身的力量，他们充满好战的热情，认为白卫军间谍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工作。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不经删减地就刊登在喀琅施塔得报刊上，这份报告还明确指出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与苏俄境内外的反革命政党或组织没有联系：“这样的联系并未建立，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兵变是自发产生的，要塞的几乎所有居民和驻防军都卷入这一漩涡。这一运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映，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不满，是他们对政权加于小私有者自由周转上的桎梏的公开反抗。原料危机，随后发生的缩减运输工具和部分工业企业停产，饥饿加剧，所有这些都加速不满的爆发。”1921年4月18日军人暴动被彻底平定后全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萨姆索诺夫给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发了一份密电：“有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起了领导作用，公告需要你们所拥有的确切资料才能确定。”这份密电表明即便在暴动被彻底平定后苏俄政府仍没有掌握暴动是社会革命党人策划的阴谋的证据。苏联解体后的1994年1月1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者无罪。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上篇）

（一）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1日）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1879年11月7日托洛茨基生于乌克兰赫尔松县扬努夫卡村的一个拥有三百俄亩土地的犹太富农家庭，1888年来到敖德萨，考入一所德国人办的圣保罗教会学校，在敖德萨的八年学校生活中使之大开眼界。1896年转到工业城市尼古拉耶夫城上学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并在工人中间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宣传工作。189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遭破获，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共200多人被捕入狱。在狱中读了列宁刚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这是他首次阅读列宁的著作。1898年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在流放地中用“安蒂德·奥托”的笔名经常给老民粹派分子在伊尔库茨克创办的合法的地方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他写过评论尼采、左拉、易卜生、邓南遮、莫泊桑、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文章，显示出色的文艺批评才华。流放期间认识捷尔任斯基，1902年春在流放地阅读一份用复写纸印的《火星报》和列宁的《怎么办》并深受启发，决定逃出流放地去参加《火星报》派的革命活动。同年秋的一个晚上托洛茨基逃出西伯利亚，来到萨马拉，当时护照署名是“托洛茨基”，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托洛茨基敏捷的思维、过人的精力和优美的文笔很快得到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工党革命同仁的尊敬和欣赏，列宁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建议让托洛茨基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担任第七名编委。

（二）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同是《火星报》的创办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没有好感，他对列宁器重托洛茨基不以为然，认为托洛茨基在《火星报》上发表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绣腿、华而不实。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报》编委会一事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加深，列宁这一提议因普列汉诺夫的激烈反对而没有实现，决定只让他参加编辑部的会议，无表决权。1902年年底托洛茨基按照《火星报》编辑部讨论的意见到巴黎去从事争取俄国侨民团体的工作，托洛茨基热烈拥护列宁的主张，曾被人安上绰号“列宁的棍子”。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大会结束之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建立。在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暂时与列宁站在一起，而在其他方面两人始终难以融洽。更多时候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让步，批评列宁也相当尖锐，如说列宁搞“波拿巴主义”，“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1903年夏他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秋天时他左右摇摆，到年底他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分子。”后来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和理论家，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未来的敌人”。大会闭幕后不久的9月17名孟什维克分子立即在日内瓦召开3天派别会议，会上通过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三）由于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为《火星报》撰稿，列宁被迫辞去《火星报》的职务。普列汉诺夫出来收拾乱局，但普列汉诺夫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报》，下驱逐令并以辞职相要挟。1904年4月他申明脱离新《火星报》编辑部，此后托洛茨基逐渐疏远孟什维克。1904年9月托洛茨基在德国慕尼黑发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与孟什维克绝交。托洛茨基1904年9月脱离孟什维克后长期游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从芬兰回国，12月被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经历短促却异常激烈的革命高潮后不久被捕。1906年在彼得堡狱中写了《总结与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动的理论基础——不断革命论，即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通过建立起自己的阶级专政来领导、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率先预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将从俄国革命开始。1906年12月被判处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脱，流亡国外。1912年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内部出现的错误倾向。1912年—1913年曾作为一家自由派报纸《基辅思想报》的记者奔赴巴尔干半岛采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先在欧洲后赴美国，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1905年1月9日周日（俄历二月）彼得格勒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平请愿，遭到沙俄政府开枪镇压，由此引发连绵不断的革命浪潮。

（四）此时托洛茨基刚从慕尼黑到日内瓦后立即撰写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义之后》为题发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赞扬英勇的俄罗斯人民反抗沙皇的极权统治，认为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幻想，他号召人民推翻沙皇统治。1905年12月3日托洛茨基在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其他委员在开会时被逮捕，从此开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在狱中他研究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开始酝酿他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早期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理论学说的“托洛茨基主义”。1906年写成了题为《总结与展望》的长文，以“总结”1905年革命为名，第一次论述“不断革命”论。他在《自传》中认为这本书是当时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在1906年11月被判终身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借口坐骨神经痛要求住院治疗，乘人不备便设法从西伯利亚别烈左沃逃脱。经彼得堡到芬兰，不久又搭乘一艘开往瑞典的轮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开始长达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此后穿梭于伦敦、柏林、维也纳、苏黎世、巴黎等欧洲各个城市，成为流浪的革命家，后来认识弗兰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著名的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观点，但又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希望看到俄国革命运动“欧洲化”。

（五）1907年4月下旬以梯弗里斯代表身份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尽量弥合布孟两派的分歧，维持党的统一。8月参加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2年1月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此时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头似乎无所适从。一战爆发后反对列宁提出的“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1915年9月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他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1914—1916年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两年，1916年9月托洛茨基的《我们的言论报》被法国当局查封，托洛茨基本人被驱逐出法国，赴西班牙。接着又被西班牙当局押送上船赴美国，1917年1月到纽约，在那里遇到布哈林，他马上加入布哈林等人在美国主编的《新世界报》编辑部。他还活跃在纽约和费城一带，到处演讲，做革命鼓动工作。2月底俄国国内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纽约，托洛茨基更是活跃，急忙办理回国手续。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还在进行时托洛茨基就采取最激进的不断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革命推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匆忙启程由美国辗转回国以参与革命。3月27日途中遭英国政府非法逮捕于加拿大某集中营里（英国政府视托洛茨基等俄国流亡者为极端危险的人物），后遭到（在苏维埃的巨大压力下）俄国临时政府的强烈抗议而获释放。

（六）托洛茨基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此前一个月列宁已回到俄国），当即发表演说鼓吹将革命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当即被推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之一。至此托洛茨基充分发挥出其政治潜能，在革命运动中叱咤风云，个人品格大放异彩。他已经可以不把普列汉诺夫之流看在眼内，其在革命群众中的威望连列宁也稍逊一筹。卢那察尔斯基说：“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1917年7月托洛茨基因其不断革命的主张与鼓动被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回到俄国后参加“区联派”的国际主义小组。“区联派”原是1913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中派组织（主要阶级成分是彼得堡工业区的四千多产业工人），1917年5月鉴于区联派基本上采取同护国派断绝关系的立场，列宁主张同他们联合。6月资产阶级政府以“德国间谍”罪名将托洛茨基逮捕入狱，在同年7月布尔什维克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托洛茨基和整个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统一合并，在狱中被选为中央委员。1917年9月初获释出狱，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时彼得格勒已转向布尔什维克。10月10日在列宁主持下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会议，当时托洛茨基是很少数支持发动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虽投票赞同起义，却主张要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

（七）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对工人代表议会中的质询做了巧妙答复，托洛茨基说他“代表苏维埃”宣布没有任何武装行动的决定，但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当然没有义务承认党中央的机密决定。苏维埃作为工人民主政治机关的决议是公开的，而党中央有权保留机密决定。但托洛茨基不止于此，他补充说道：“如果事变的进程迫使苏维埃决定武装行动，那时工人和士兵一定会像一个人似的站出来响应苏维埃的号召。”这样的答复既保守即将起义的军事秘密，又鼓舞革命者的战斗意志，同时严格遵循现代民主与公开原则，这些政治答复被波兰人多伊彻誉为“外交辞令的杰作”。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时托洛茨基赢得不朽的历史地位，后来成了托洛茨基死敌的斯大林在当时作为革命组织领导者之一却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文章中删掉了）甚至连后来斯大林派的雅克·沙杜尔在当时却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不仅在起义中，而且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捍卫、巩固方面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极其卓越的贡献（外交官、苏联国际革命政策负责人、苏联工农红军以及共产国际的缔造者）。”在欧美共运中托洛茨基的威望极高。

（八）1917年12月3日谈判开始，德国提出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的苛刻条件，这引起布尔什维克党内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为新生政权争得喘息机会，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阿尔乔姆、斯塔索娃、斯维尔德洛夫等六名中央委员支持列宁。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帝国主义继续世界大战，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乌里茨基、洛莫夫支持布哈林。托洛茨基则主张停战，复员军队，但不与德国签约（即不战不和），中央委员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支持托洛茨基。1918年1月2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和地方负责人会议，60人出席的会议上赞成布哈林主张的32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的16人，赞成列宁主张的仅15人，列宁的主张终因处于少数未能被通过。1918年1月24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会议，重新表决签约的问题，托洛茨基的主张以9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列宁的主张仍然没有被多数所接受。1月30日布列斯特谈判恢复，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临行前与列宁约定：如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就让步签约。结果德国果然向苏俄下了最后通牒，托洛茨基向列宁电报询问对策，列宁立即复电坚持：接受德国条件，立即签约。但是托洛茨基没有接受列宁的建议，而是发表拒绝签约的声明，率团离开布列斯特，结果德国开始对苏俄大举进攻。

（九）2月18日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苏俄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列宁的主张又被以6比7的票数否决。随后中央又连夜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托洛茨基转而支持列宁，会议结果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列宁的提案。苏俄政府连夜通知德国方面同意签约，但是德国在得到通知后任没有停止进攻，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苏俄党中央又召开有15名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中大多数委员表示不赞成列宁的主张。列宁只得提出如果这种空谈继续下去时他就要辞职，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布哈林对此毫不在乎，斯大林也未发生动摇。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他的态度发生变化。在他的影响下出现4票弃权，结果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4票弃权、4票反对获得通过。2月24日苏俄政府重新派出谈判代表团与德国进行谈判，3月3日《布列斯特条约》正式签订。按照和约时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地区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德军占领，俄军应完全复员，苏俄要向德国支付赔款60亿马克等。但苏俄成功地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喘息的时间。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利用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又宣告废除此条约。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1918年3月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主持建军工作，指挥红军与协约国入侵军队与白党军队作战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人民委员，具体负责组建红军和指挥军事作战。

（十）国内战争期间一直乘坐指挥专列巡回于俄国各战区，为红军的组建和壮大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成为国内各条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被外界誉为“红色拿破仑”，当时连斯大林也不得不认同。但因行事严酷也遭到谴责，由于官僚极权对信息的封锁，后人常常根据极端偏颇的材料而认为托洛茨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其实他文武双全，且谙熟军事指挥艺术，还曾亲临战场。正是他作为十月革命的最高军事领袖（十月革命期间他与士兵一起在战壕里作战），并且在1918年缔造并指挥苏联红军，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国内战争期间他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托洛茨基专列），差点被炸死。当反革命军队进攻彼得堡时当时的彼得格勒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吓得半死（这事使他丢脸），托洛茨基却从容不迫指挥作战。同时托洛茨基又是一个高明的外交家，他曾经强硬要求英国政府释放因反战宣传被囚禁在英国的俄国流亡革命者，否则不许英国公民离开俄国，连英国政府方面都觉得此举无懈可击。他还把盛气凌人的法国到访者当场轰出他的办公室（革命前法国一直是俄国的头号债主与政治操纵者），却彬彬有礼地欢迎前来缓和冲突的法国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态显示托洛茨基高超谋略智慧，堪称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典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是1926年联共（布）内出现的“左”翼反对派集团，又称联合反对派。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失败后俄共（布）党内新老（托洛茨基派）两个反对派开始接近，双方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比较一致，同样的失败使他们处于相似的地位，是两个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基础。

（十一）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在讨论李可夫关于经济任务的报告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彼此观点相当接近。在7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反对派提出一份由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克鲁普斯卡娅、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联名签署的一份《十三人声明》，对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份声明的发表是托季联盟正式形成的标志。《十三人声明》是托季联盟的第一份纲领，它指责党的最高领导层开始蜕化，官僚主义骇人听闻地发展起来。认为当时的工资政策、经济政策、税收政策和农村政策都是错误的，要求加快工业化速度，对富农加征税收，对资本主义加紧进攻。要求恢复党内民主，健全集体领导，并指责中央有一个由六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委主席组成的七人宗派集团控制着党，背着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许多重大问题。克鲁普斯卡娅于同年秋天宣布同反对派联盟脱离关系，托季联盟形成后联共（布）中央警告他们不要挑起全国规模的公开争论和制造分裂，反对派成员仍奔走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一些大城市的工厂基层党组织之间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宣传反对派联盟的纲领，联共（布）中央为此再次给予警告。10月16日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等六人签名发表一份声明，承认他们进行的派别活动是错误的，但仍坚持他们原有的政治观点。

（十二）10月23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严厉批评托季联盟的错误言行。斯大林警告反对派不仅要承认组织方面的错误，还要承认政治观点方面的错误，反对派未予理会，联席全会决定免去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11月初联共（布）召开第15次代表会议，反对派继续受到谴责。1927年春国际上出现一股反苏、反共潮流，使一度比较平静的联共（布）党内争论又激烈起来。5月26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83名反对派骨干分子上书联共（布）党中央，史称《八十三人声明》。声明从中国革命受挫和英苏断交事件追究中央多数派在对外政策方面执行右倾错误路线，使苏联再次面临一场新的反苏战争的危险。反对派还列举中央多数派在工业、农业、党内生活方面的错误政策，要求恢复列宁在世时对待党内分歧和党内争论的一贯做法。反对派到处征集签名，以图取得广泛支持，但仅有3000人在声明上签名。6～7月间托洛茨基等人在公开场合多次指责斯大林和中央多数派走上“热月化”（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史称“热月政变”）的道路，声言要实行所谓“克列蒙梭实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攻至巴黎附近时克列蒙梭更换政府，出任法国总理）。反对派联盟已不限于对党的方针政策提出批评，而是直接号召推翻中央多数派的领导。

（十三）8月中央联席全会对反对派联盟的活动进行最严厉的谴责，斯大林向反对派提出必须放弃关于“热月化”的无稽之谈和“克列蒙梭实验”的荒谬口号等3项条件，如果不接受这些条件是就要把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在此情况下托季联盟13名头面人物发表声明，表示接受3项条件。联席全会决定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两人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9月初托季联盟拟定一份详尽的《反对派政纲》，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党的15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央多数派拒绝印发这份提纲。反对派就在自己操纵的一家印刷所印制并散发，国家政治保安局得悉后立即查封这家印刷所。《反对派政纲》表明托季联盟已经形成一整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工农业方针、经济工作、军事建设、外交政策、党的生活等方面的主张，他们还加紧进行有组织的派别活动，使得党内矛盾极度尖锐起来。10月中央联席全会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决定进行全党公开辩论，在《真理报》开辟争论专页，全党大辩论的结果是托季联盟陷于孤立地位。11月7日反对派利用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举行街头示威，使矛盾性质发生变化。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12月2～12日召开的联共（布）15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加米涅夫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