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三武一宗

外来的和尚

       话说唐王从地府还魂之后，便时刻挂念着崔判官的话，这就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兴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之事，于是朝堂上便有了不同的声音。

       西游记这段和历史非常贴切，甚至是直接将唐朝史书中，朝臣对佛教的真实批评言论略微改写了一下，放到了此书中。

       在历史上，首先以夷狄之论攻击佛教的，不是儒家学士，而是道教。儒家加入到这场争斗中，是从南北朝就开始了，断断续续到了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

       最为标志性的事件，便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上书唐宪宗的《谏迎佛骨表》。里面直斥佛法本非中华文化，不遵伦理纲常，破坏儒家传统社会秩序，甚至建议唐宪宗直接烧了佛骨舍利。

       这算的上是儒家文人对佛教最为激烈，也是态度最为鲜明的抨击，而且是发生在佛教最鼎盛的时候。

       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当时主政者太过推崇佛教。首先，这种过于形式化的推崇，与佛家求解脱的本意并不相符；其次，佛教用来调理民间疾苦尚可，用来治国则就不合国情了。

       古往今来，政教合一的政权中，佛教占的比例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可对于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而言，则并不适合。

       南朝梁武帝萧衍就非常崇信佛教，这位皇帝动不动就出家。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面对出家的皇帝，群臣只能拿钱去赎皇帝，几次下来导致国库亏空财政赤字。这种类似闹剧的崇佛，对国家对社会实在是百害而只有一利。

       当然是有利益考量的。佛教从印度诞生，分三路传入中国，一路是经中亚北路；一路是尼泊尔西藏的中路；还有一路是南海的海路。

       西藏路线艰难险阻，经常因为环境以及政治原因出现中断。三国时期，孙权建立第一座南方寺庙，但佛法由南海传入南方的时间却要更早。因南方黄老思想盛行，人口大多是北方躲避战乱等迁徙而来的，倾向于消极避世。这造成了当时南方佛教明显不同于北方的三大特点：避世，多居士，少宗教仪式。

       因此，从中亚传来的大乘佛教，一直在北方，在佛教界非常活跃。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大量少数民族开始融入到华夏的政治社会之中。佛教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大为盛行，当权者不断推崇佛教，就是为了拉拢民心，缓解民族矛盾，争取百姓迁入，以获得人口优势。

       可这一利，真的就这么可图吗？

       问题很复杂，答案很简洁。

三教分次

       在当权者看来，无非是用或灭。

       西游记中群臣争辩中，维护佛教的言论中有这么一句：“周武帝以三教分次”，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武灭佛。

       周武帝宇文邕，虽然是鲜卑族人，但算的上难得一遇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年少登基，先除掉权臣，后整顿吏治推崇汉族文化，为人节俭勤恳，灭北齐，攻突厥，实在是南北朝时期能够有所作为的一代霸主。

       在他除掉朝中权臣，独揽大权之后便开始着手灭佛。虽然各种史料野史不乏对周武帝灭佛的抹黑和攻击，但他这么做的确实现了其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

       当时，在前面几任统治者的推崇下，社会上佛道两家的信徒几乎达到社会总人口的一半。这些信徒广有土地，却不纳税不服役，宛如北周大地上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武帝微微一笑，召集儒家朝臣和道教人士，准备先跟和尚们讲讲道理。名义是要对儒释道进行排位分次，先定的是：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没想到，这些高僧们不但极力抗争，一个个学识渊博，两次辩论下来，不但驳回了道士们的观点，更是用相同的论点对道教进行无情揭露和沉痛批驳。

       周武帝甚至亲自下场参与了辩论，他指出释迦摩尼本尊，曾结婚生子，指责佛教“不净”。而高僧智炫，直接指出道教更为不净，紫微宫中有五百童女。

       结果是武帝也没能在辩论中讨得了好，他只是微微一笑，第二天一道谕旨：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

       好家伙，武帝原意借道压佛，眼看压不住，索性两者都灭。据佛教自己的历史性著作《房录》记载：当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这次灭佛，对佛教的打击是彻底的。

       这样的灭佛运动，历史上一共有四次，分别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合称为“三武一宗之厄”。

       虽然各个时期因为各自的历史背景不同，这四次国家级别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佛教盛行，占据大量社会资源，是最为突出最为典型的一个直接原因。

       佛法传入中国，为此还多出了两个汉字：“佛”和“僧”，一个“不是人”，一个“曾是人”。

        随着佛教发展，僧侣制度慢慢在中华大地形成，甚至于有了僧职，权力很大，“沙门统”，“州统”，“都维那”，“维那”等等，各个不同级别都有。僧侣们还有治外法权，就是只要不是杀人罪不受社会法庭约束。他们不但自己可以不纳税，不服徭役，侵占田产，却可以对租户任意横征暴敛。

       僧团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四次法难的重要内部原因。

       这四次法难的一个重要间接后果是：儒释道，特别是佛道两教的斗争渐渐趋于缓和。

唐朝过后，统治阶层渐渐找到了控制宗教过分发展的一个合理途径，那便是在南北朝便开始出现，到唐朝正式成型的度牒制度。

持证上岗

       要想当和尚，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般，苦大仇深的男主，跪在佛像之前，一片悲情音乐之中，老法师几刀下去，发丝飘零，就算出家了。

       这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非法和尚。

       和尚，需要持证上岗。

       度牒是由国家颁发的僧人身份证，凭借此证可享受免税等各项优惠政策。

       这本是控制僧侣团体的制度，但用不好，也会经常出问题。唐末，藩镇割据，不仅中央甚至地方政权，都靠卖度牒敛财。

       这种合法免税招牌，一旦开始买卖，对政权财政的短期看是利好，长期却是致命打击，几乎等同于卖官鬻爵。

       明朝朱洪武，朱元璋本身就是僧人出身，他太了解这里面的事情了。明朝度牒，三年一颁牒，令僧、道赴京考试颁给，不通经典者黜之。就是说，三年一考核，考试不通过，收回证件。

       佛教在中华大地上之所有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除了其本身以解脱人生诸苦宗旨的原因之外，于无数先辈取经传法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取经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