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革新 二祖之制
二祖之制（一）
明朝君王往往短寿，而嘉靖却罕见的活到了六十岁，成为明朝自二祖以来第三位高寿的皇帝。这绝非其修道炼丹之功效，反而食用汞丹只会损害其身体。我的思想立场，更不信那些皇运之类的玄说。我所讲的也只是从我个人立场出发，而至于我个人知识并不渊博，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只是恰好阅读几本相关书籍，与他人交流学习而已。以下正文：
嘉靖往往除了寿命被人津津乐道以外，便是其政治之昏庸，为人驭臣之阴险聪敏。但大多对于明朝的革新，人们往往第一个想起的是张居正。对于革新和嘉靖这二者难以联系到一起。但这位相较于万历，手上掌权的老妖道皇帝，是第一个在位期间对“二祖之制”发起改革的皇帝。甚至后来的张居正改革，也只是仿照嘉靖革新之制施行。其效果，力度都不如嘉靖的革新运动。
正德十六年，因武宗无嗣，首辅杨延和援引《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以司礼监请太后懿旨，宣朱厚熜继位。而当时武宗死因至今说法不一，流传最广是因落水死亡。但史料有证朱厚照好武，身体健硕，若因落水而亡不足以说服后世。个人猜测（只是猜测毫无史料可以参照，仅为个人观点）武宗是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身边的刘瑾江彬所代表的宦官集团与武官集团在皇权与相权的争斗中被文官集团干掉之后，孤身一人却依旧不肯服从文官，于是被害死。既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杨延和为首的文官集团权势滔天，之所以立朱厚熜只不过是找到一个年幼的傀儡皇帝以供其士大夫阶级好控制。但是杨延和未曾想到，朱厚熜竟然通过政治斗争，将杨延和为首的腐朽的文官集团排挤出大明朝的政治中心。
而在正德年间，为何文官集团的权力发展如此之大？这就是此篇所讲的二祖之制的弊端。
二祖之制是明太祖、明成祖所建立的一种政治平衡的制度。自朱元璋建立明朝到朱厚熜登基过去了150余年。任何一种制度存在过久，就需要革新除旧。世宗即位初期，不仅仅要考虑文官集团在中央集权力量之大，还有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腐朽的官员风气，废弛的法律，科举制度的荒废腐败，外戚宗室对于国库的蛀食，以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正德年间，明朝已有濒临灭亡的迹象。
而二祖之制对于中央文官的掌控，自从景泰帝登基之后，就已经完全失控了。尽管英宗与宪宗父子有过对文官出手的行动，但都无疑以失败告终。而在仁宣二帝时期，皇帝还是可以对国家的弊政有一定的调控能力。可自从成祖驾崩，三杨集团的权力渐渐不受控制。后来到英宗巡边以培养武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意图以武官集团和宦官集团压制文官集团的意图被内阁察觉到之后，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这一内部文官勾结外族陷害皇帝的可耻历史。
明代二祖的不足之处根本在于其太祖成祖二人作为明朝的奠基人，而且太祖作为农民起义，定都南京，将中央政权建立在了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经济繁华的区域。太祖的政客与军队都靠东南地区的粮食来养活。而过去封建王朝的古都，例如洛阳，开封，西安诸地，则因交通不便，粮食也并不充足被太祖放弃在诸地立都的想法。其次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淮西，淮东党派，包括后来壮大的浙党，这些人是太祖起义夺取天下的功臣，而这个起义集团最大的一个特点（包括太祖）都大多是农民起义。而太祖为了分封功臣，以及自身的农民思想影响（夺取天下依旧念想家乡周边）就立都南京。而这一决定使得淮西淮东党派如同绿藻肆意生长。不得以太祖后来策划了刘伯温的死亡，以及胡惟庸案诛杀李善长。
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太祖却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废除了丞相位，可是最后其孙惠帝朱允炆却是一个被文官控制的君主。太祖清淮西淮东两党之后，但文官集团早就埋下一手。洪武十年，太子朱标次子朱允炆出生，而此时距离太祖清理淮西淮东两党还有三年时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而在洪武十五年，太子朱标嫡长子朱雄英离奇死亡，这样一来朱允炆的皇位就确定好了。需要细说的一点，朱雄英的生母是常遇春之女，而他的舅祖父正是当时代表武官集团的蓝玉。所以皇长子朱雄英是代表武官集团的，太祖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为了压制文官集团。可是朱允炆的生母吕氏其父吕本是个地地道道的世代文官世家代表，绝不会背叛文官集团（感兴趣可以自行翻找材料）。在这个环境下，十年后，洪武二十四年，嗅到危机的朱元璋下令让太子前往关中洛阳等地去视察迁都。这一决定动摇了文官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当年太子朱标重病，并于次年洪武二十五年死亡。
明仿宋制，所以相同于宋朝，国家的经济法律发展迅速，国力上升。但皇帝的权力很容易被文官集团架空。但明朝的前几位皇帝，除了明仁宗，景泰帝与明孝宗以外，皆是手段硬气，对于文官集团都起到了压制的作用。可是太祖之制根基就在于士大夫治国，太祖以后的皇帝也没有一位能像他一样能将文官集团的事务全揽到自己身上的。所以这个根基不变，就永远都会出现文官集团不断的集权，内斗施压于国家其他机构。太祖与成祖（尤其是太祖）一生从称帝就一直像这个历史制度发起挑战，但其二人也都终于失败。
在这个条件下，朱元璋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一直在杀人。这一点与明末崇祯屠杀内阁大臣有相同之处。但无论怎么去杀中央集团与地方权力大的官员，都是于事无补的。我个人并不赞同现在社会上所提出的历史周期律，但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确确实实存在一种客观的社会规律，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以在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传位于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南明追封庙号惠宗。
二祖之制（二）
而在太祖驾崩后，建文帝登基，就被黄子澄，齐泰架空皇权。于是明朝中央被文官集团控制，开始对朝野一切异己者斗争。当时的建文帝时期，后史称建文新政。其新政很多内容都是优容文士，宽刑省狱，减轻赋税，裁减冗官冗员（其只是文官内斗换层而已）。但这一切政策都是向着新上台的文官地主阶级的。也包括古代士大夫治国，登上统治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更改种种旧制的名称。例如宫殿名称，官职名称等等。并且整个国家向导礼制社会，立孔庙与朱子像，盛行形式主义。
有一点值得说的是，文官集团在朱标死后拉拢蓝玉武官集团。太祖担心蓝玉投机文官集团导致朱明王朝名存实亡。于是太祖策划蓝玉案，意图借机连根拔除建国时期的武官集团新地主阶级。在蓝玉死后，武官集团的空位需要有人顶替，但又要保证武官集团永远不会背叛皇权，避免在朝野与文官集团位置上相近。于是便分发诸王兵权，这早在多年太祖便开始策划。早在多年，太祖再给诸王包办婚姻之时，就想到这一地步。比如秦王正妃是元朝河南王王保保之妹观音奴。晋王王妃为朱元璋麾下的大将永平侯谢成的女儿。燕王王妃也是徐达长女。基本上藩王的发妻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是新旧地主阶级，都是武官集团的人。包括后来，太祖也在磨练藩王的军事能力。例如洪武三十年，太祖就曾命湘王朱柏与楚王朱桢共同讨伐古州蛮人。于是明初洪武建文时期新兴的武官集团出现了。
这一由藩王领导的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在朝野上永远不可交集，并且对于皇权宗室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因为藩王的俸禄权力都来源于皇权）。可是早在洪武年间，文官集团便迅速出手。
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秦王朱樉为人下毒而死。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晋王朱棡亦暴死，年41岁。史料记载明太祖震悼，哀恸不已，上谥“恭”，是为晋恭王。而在建文登基之后，削藩之名为虚，实为削武官权力。于是以罪相继废黜周王、代王、齐王、岷王，湘王自焚而死。
而燕王朱棣，作为这个新兴武官集团的最大代表。兵权也最重，地缘也直接面对元大都，十分重要。文官集团更要对其下手。具体削藩内容暂不赘述，而最后奉天靖难，燕王篡位就是明朝历史上对于文官集团最大的一次打击。
而在朱棣登基之后，改年号为永乐。有一段野史也被人津津乐道，那就是诛方孝孺十族。然而具体并非诛其十族，实际历史只诛其三族。而方孝孺曾在进南京城之前与朱棣说过，不要杀姚广孝，杀了姚广孝会折损科举的发展。这里有朱棣地主集团两大特点，一点是革命集团的主力是武官集团，另一点是此时建文朝廷就已经有文官重翰林的风尚。此处先说文官中重翰林学士之风。此事追溯可到洪武年间大学士宋濂。通过辩证法，这也是科举制度发展的一大弊端。而方孝孺渐渐在后期上升到朝廷的文治团队。这也是嘉靖帝后来革新科举制度的具体原因。
而姚广孝，众所周知其人从不以文人标榜自己，示人以高僧形象。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朱棣革命团队的特殊性， 朱棣造反不同于朱元璋农民造反。朱棣奉天靖难实际上就是朝廷上的一种争斗演变为了武力冲突，而朱元璋是彻彻底底的农民起义，需要奠定自己的造反团队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无论文武人品如何，广纳人才是重中之重。所以，成祖之制是对太祖之制的一种完善和改善，目的都是为了集权来上升皇权。而姚广孝之所以不以文臣标榜自己，原因在于朱棣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压洪武年间遗留下来的文官问题。自然朱棣不希望自己的革命会带动一批新兴的文官集团登上中央。这也是永乐年间早期清明，皇权所受的阻力十分小，于是永乐年间的政治活动规划十分庞大。例如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机构，设置内阁和东厂；为加强对北方的控制，迁都北京。军事上，五次亲征蒙古 ，占领安南。积极经营边疆， 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西北设置哈密卫，西南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对南海地区积极经营，对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外交上，还委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中外友好往来。文化上，修《永乐大典》 。又疏浚大运河，营建北京紫禁城等。这些都是在没有文官阻力下的封建帝国发展之盛。
永乐皇帝即位后，继承了其兄父的遗志。迁都北京紫禁城。这是对于旧文官地主阶级十分有力的打击。并且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勤奋性格，将文官的权务能减则减。大多都垄断到皇帝自己身上，到后来也都甩给了太子。不过正是甩给太子如此之多富有利润的文官权务，导致永乐年间中后期，太子成了文官集团的最大代表，与其父的皇权垄断集权相冲突。这一事留给下文论述。此篇以上皆是简要分析成祖的革命造反集团利益性质。
(三)
朱棣在起义途中，先后遇到的武官将领有耿炳文，李景隆等等征战十分顺利。反而遇到文官守城的铁铉却战斗十分艰辛。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关于文官渐渐蚕食武官的指挥权力。这一问题导致明末崇祯年间的将领都是文官集团的人，导致对外对内战争都受朝廷文官集团利益冲突牵制。此问题后面会讲。
此篇幅主要讲永乐年间以后的政治环境变化。朱棣登基之后，清算旧文官集团，所杀二十名中央重要文官。中央完全换层，于是永乐初年为了培养一批新的中央文官，也为了登基之后的各地方政治安稳。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维持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行为，直接获得了南方各地主士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归顺。但与此同时又将眼光放在了北方，永乐初即改北平为北京，设行在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永乐七年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以及赫赫有名的五次永乐北伐(实为巡边，是一种皇权对于相权发展的抑制活动)，同时设立哈密卫，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斯藏地区的控制扩大北方地缘。地缘扩展之后，便可以施行迁都计划。洪武年间朱元璋与朱标的计划终于在朱棣这里落实。
通过一系列南北方地缘分割，南京与北京的政党渐渐在成祖年间以后分割开来。这也导致宣宗时期放弃了南方的交趾。导致南方的地缘瘫痪，下西洋的政策被文官彻底拖垮。而仁宗朱高炽就是北方文官集团发展的开端。朱棣对于这一情况，不得不暗中扶持其为武官集团的二子朱高煦。其实朱高煦在夺嫡之争中是不可能胜利的，因为藩王掌兵权来保护皇权是朱元璋的政策，在朱棣之时因其怕自己身为藩王起义，影响后世儿孙效仿，便废除了。所以朱高煦的背后实际上也是另一批文官集团，朱高煦也不得不寻求这一批旧文官集团南方士族的庇护支持。
朱高煦的就蕃地点是云南，但却一直在南京不肯就蕃。朱棣嗅到其意图勾结南方士族旧文官集团夺嫡，于是采取措施。永乐十三年，汉王封地改封青州（山东省）。永乐十五年，被强令就藩乐安州。乐安州今山东省惠民县，汉王发配山东，但依旧与南方旧士族保持联系。同时，朱棣在御驾亲征之时，国内监国都是太子。于是朱高炽大力发展自身周围的新文官集团，弘扬科举制。三杨内阁就是在朱高炽时期发扬壮大，导致后来三杨内阁的权力不受约束的。三杨在永乐年间之时，其作用在于皇帝或太子与百官之间平衡的一个组织。内阁设立之处，也在于平衡洪武年间废丞相制度之后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政治分割，其重点在于平衡，不在于事务。不过在朱棣死后，其权力渐渐壮大，不受控制，也导致仁宗与宣宗在与相权之间的斗争中暴死。以及导致英宗的土木堡巡边事件成为了文官清洗武官集团以及扶持另一位傀儡皇帝景泰帝。内阁的权力最终在杨延和内阁与武宗的斗争中达到顶峰。但在嘉靖革新之后的张璁内阁以及后来的夏言内阁、严嵩内阁、徐阶内阁这些都恢复了过去成祖时期的皇权与百官之间的平衡作用。
此外，成祖施政相较太祖有一点重要特点就是除了用武官集团牵制文官集团以外，还大力发展了宦官集团，甚至达到今人所说的三权分立的雏形。这样一来，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对象从皇帝转为了宦官。而后世宣宗，英宗，宪宗，武宗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也都大力发展宦官集团的权力。宦官集团的特殊性质导致其被皇权牵制十分之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崇祯上任初期就轻松除掉了魏忠贤以及其背后的宦官集团，而对于文官却杀了又杀却总也无法解决文官集团的问题。这亦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命题，本篇只在于简单介绍。
成祖驾崩以后，仁宗在新文官集团的一系列操作之下顺利登基。而汉王朱高煦与其背后的旧文官集团在目睹仁宗登基之后便错失这一次的造反机会，只好等待仁宗驾崩，宣宗即位的时机再来造反。所以历史上仁宗暴死的背后凶手除了新文官集团以外，还有可能是旧文官集团的手笔。新文官集团的动手原因与洪武年间文官害死太祖的原因相同，就是先帝长时间任用的大臣与新皇的身份有着儒家伦理的差序，尤其是经历永乐年间儒家封建皇权发展到极致之后。而旧文官集团的动手理由在于仁宗死后，汉王可以借机谋反上位。总而言之，仁宗死后，汉王与其背后的旧文官集团向新文官集团的宣宗朝廷发起挑战。汉王谋反的实质，就是朱棣遗留下来的新旧文官集团的冲突演化成为武装冲突。在这次冲突之后，也确立了明朝以后北方大于南方的政治格局。这对于嘉靖革新的很多措施以及中后叶的政治活动有重大解释意义。而朱瞻基以后的争斗冲突，是完全仿照二祖之制守成的结果。以上皆是永乐年间以后的政治环境变化，也就是二祖之制政治斗争的一个简单介绍。
（四）
自从成祖崩，二祖之制就成为了后续之君的守成之法。而在明宣宗时期，虽然对二祖之制有相关的调整，但未动其根本，反而促长了文官集团与皇权的矛盾加重。而在所谓的“仁宣之治”之后，史料记载民不聊生。这一原因在于宣宗以及后来的英宗，宪宗等改革之君都未能进行思想运动方面的革新除旧，所以后来之君若依照太祖之时的思想主张，地位上就处于低于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儒家思想。下文就介绍太祖建立新朝之时的思想运动以及其产物《大明律》。
而实际上在明初太祖年代，明朝刚刚建立，百姓处于休养生息的状态之下，存在很多民族争斗，由盐商团体发起的作乱，以及还有因建立新朝触犯了旧地主利益导致的旧地主阶级领导的流民反乱事件。以上都不能算作无产阶级造反，所以说洪武年间没有大型贫农造反是正确的。而成祖年间最有名的唐赛儿邪教起义，一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一部分是社会封建性与乡土社会地域信息差巨大所导致，亦不能算作贫农起义。认可这一点之后，就要知道为何太祖成祖年间为何贫农起义的次数最少。这一部分的功劳在于太祖修法《大明律》，其维护了新朝建立的时期的贫农与小型个体商贩以及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团体的利益。而这一法律侵犯了很多中上层阶级的利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体系体现出法律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需要阐明的一点是只有在工业化完成转向完全建成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才能套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体系。但其中有一点却很正确，那就是法律是一定为着某一阶级服务的。过去的中国乡土社会，伦理道德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一样，是统治阶级（指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统治奴役无产阶级所设立的武器。而太祖所提出的太祖律，让文官集团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丧失了有利的地位。过去老百姓会被所谓的仁义道德所定罪至死，而太祖律发布之后，尤其是在朱元璋为贫农普及法律之后（太祖时期文盲率明朝最低，大部分家庭都有太祖律文本），贫农阶级在阶级斗争就可以用法律来对抗士大夫阶级的仁义礼信，贫农阶级就再也不存在阶级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而大明律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一部分在于其内容很大一部分依旧是选自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儒家道德思想。而直到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革命胜利之后，其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也依旧存在很大的封建性思想根据的。可以说，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之前，中国人的一切思想革新运动都存在浓厚的儒家封建性。所以大明律的出现就已经是历史的进步，而其封建性也是其无法脱离其历史性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封建性导致士大夫阶级在二祖死后拥有了对于大明律的解释权。所以后世文官在重修大明律上十分费力，有兴趣可以去查看相关资料。
大 明律此外还有一大弊端就是不对藩室有效，所以藩王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只受士大夫所倡导的儒家道德的影响。而藩王与地方官员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明律的出现让明藩王彻底与地方的士大夫文官集团的权力相冲突，形成了一种地方政治上的平衡。而大明律很大一部分的内容都在限制地主土豪的土地兼并行为。那么文官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被大明律所限制，而藩王的土地兼并问题却不会有任何条文的约束。这就导致时间一长，贫农的土地大多都被藩王占去，而文官地主的土地兼并问题就在文官的舆论引导之下在民众间淡化。所以一方面产生到了嘉靖时期的贫农对于皇室宗室十分不信任的问题，反而文官集团在民生问题上占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发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之时，皇帝只能派遣地方官员就单独问题解决）。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土地兼并问题导致了正德年间的地方财政屡屡出现赤字问题。土地兼并问题只是其中大明律无法跳脱出等级制度的一大方面。可以说，大明律的等级制度是对于二祖之制守成之中的一巨大弊端。
但在正德年间，由于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之中，大明律早已经被改成了对于文官集团相当有益的一个工具。所以武宗时期的大明律早就已经基本荒废，贫农的利益既不得保护，大明律已经彻底成为了服务权贵集团的法律。所以正德年间爆发了大量的贫农起义事件，例如江西暴乱，刘六刘七起义这样的大型贫农起义。所以，临嘉靖登基所接受的明帝国，早已是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即将面临朝代更迭的帝国。这是面临贫农起义的危险。此外，正德年间还有人人耳熟能详的宁王造反事件，史称宸濠之乱。对于这件事情，在嘉靖朝的影响也是很大，于是多赘述几句。宁王之乱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疑案，我私自以为宁王因祖上功德所以大肆敛财，侵害了其封地地方官员的利益，所以遭受文官陷害被逼造反。宁王封地南昌，此地与江西北部及南直隶西南一带相邻，是中央文官集团滋生党派中最为中坚的一批。所以，宁王与当地官员的藩王与文官利益冲突爆发（即上段所讲之理）。而文官集团派出了王守仁来镇压宁王。王守仁明朝历史上十分有名，但其实他的出身是一名十分标准的文官集团之人。其父王华为成化年间状元，而历任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右春坊右谕德、詹事府少詹事、礼部右侍郎，正德初年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其中这些官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翰林院学士（前文讲过士林重翰林这一情况），以及南京吏部尚书，南京作为旧都，自然仍有旧党盘旋，而吏部尚书更是党派之中相当有分量的一份官职。此外王守仁祖籍浙江余姚，自然做官以后与浙党分不开关系。所以，王守仁才会被派遣受擒宁王之功。而他日后的所谓心学，以后篇幅还会细说，此处先不赘述。而武宗自然看出了文官集团的目的，于是亲自出北京城，又自导自演了一番武宗亲擒反贼的大戏。皇帝亲自上阵与大臣争功，可以证明此事务之重。此事本是对皇帝对地方财政以及文官集团都有益的好事情。但文官集团早早下手，把功劳掌握在文官集团自己手里，意图恢复文官章兵的权力来压制武官。这一事动摇了重用当时武官压制文官的武宗皇帝的地位。此事眉目大概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