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唐圣教序》和它产出的那些文物们
最近做东京国立博物馆《王羲之和兰亭序》的展览解析，其中有一期视频就只讲了一件文物，那就是本次展览展出的宋拓本《集王圣教序》。它是高岛菊次郎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属于“槐安居”旧藏。因为唐太宗的《大唐圣教序》太过精彩，所以历朝历代衍生出的文物也十分复杂，经常会让人晕头转向。
UP小学上“写字”课第一次接触到《圣教序》是描红本上褚遂良书写的《雁塔圣教序》；后来去西安碑林博物馆参观，又看到了《同州圣教序》和《集王圣教序》的原碑。作为一个写字巨丑的书法门外汉，我还是对这些名字近似，形式有些微差别，字体又不同的碑、拓们产生了兴趣。这次借展览解析的机会进行了整理，也希望和我有同样疑问的小伙伴们能够找到答案。以下文字基于我的视频文稿整理而成。
问题一，什么是《圣教序》？
圣教序的产生背景同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壮举密切相关。玄奘法师于贞观初年从唐长安城出发，西行天竺取经求法，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唐太宗于次年在洛阳召见玄奘法师，下诏，命其于长安弘福寺等地翻译求回的六百五十七部佛经。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玄奘法师请求皇帝为新翻译的经文作序。太宗皇帝御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简称《圣教序》）。文中对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翻译佛经、普及奥义的壮举进行了颂扬。与此同时，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就此次太宗作序之事，又作了一篇《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简称《圣教记》）。以上的两篇文字是以“圣教序”结尾的各类碑拓的基础文本来源。
问题二，什么是《圣教序》碑刻？
以上两篇文本为内容的碑刻统称为“圣教序碑刻”，现存的重要圣教序碑刻均为唐代高宗李治时期所刻，按照时间早晚共有四块：
第一块被称为“雁塔圣教序碑”，653年完成，由褚遂良所书，太宗的《圣教序》和高宗的《圣教记》各刻一碑，置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门的东西两侧，至今仍在大雁塔之下留存。
第二块为“王行满书圣教序碑”，也被称为《大唐二帝圣教序》，657年完成，由王行满所书，原立于缑氏县招提寺，缑氏县今天属于河南偃师县，就是玄奘法师的家乡，所以在此立碑，目前仅残存碑额，保留在河南偃师商城博物馆。
第三块为“同州圣教序碑”，663年完成，也是褚遂良所书，属于《雁塔圣教序》的复刻本，原立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龙兴寺，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第四块为“集王圣教序碑”，672年完成，它是由僧人怀仁集当时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而完成的，原立于长安弘福寺，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问题三，什么是《集王圣教序》？
《集王圣教序》的产生充分展示了当时的“黑科技”，让王羲之能够在“唐代”复活。所以它从众多的《圣教序》中脱颖而出。《集王圣教序》全称是《怀仁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附心经）》，和其他的几块圣教序碑刻不同，《集王圣教序》的字体为行书，是僧人怀仁根据《圣教序》的文本内容，从皇宫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中集成出来的。
其中王羲之写过的字，怀仁就摘字摹写；遇到文本里王羲之没有写过的字，他就借用已有字的偏旁部首，进行拼接组合，最终完成通篇，这一集成的工作持续了二十五年才结束，参与立碑工程的还有文林郎诸葛力神和武骑尉朱静藏，他们分别负责勒石与镌字。这块碑开启了集字碑刻的先河，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
《集王圣教序》碑高约350厘米、宽约108厘米、厚约28厘米。螭首方座，共计碑文1903字。碑文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分别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圣教序》、唐高宗李治的《圣教记》、玄奘翻译的《心经》。还有唐太宗的敕答和太子李治的笺答，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
问题四，什么是《集王圣教序》拓本？
作为传世名碑，《集王圣教序》在历代留下的碑文拓片可谓层出不穷，至清代为止数量成百上千，其中翻刻的版本也是不计其数。虽然“集王圣教序碑”立于高宗年间，但是目前现存的拓本中并没有唐拓本传世，加上碑石于宋元时期从中部裂成两截，数十余字损毁，自明清以来，鉴藏家就开始以宋拓为贵，延续至今。
这次东京国立博物馆《王羲之和兰亭序》展览中展出的就是宋拓本，拓片上没有碑的裂痕。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碑林博物馆、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等都有珍贵宋拓本的收藏。其中，国博收藏的拓本为明人张应召旧藏的北宋早期拓本，也被称为“最佳本”，是1958年王壮弘先生任职于上海古籍书店，他在上海张家花园发现的。
而西安碑林发现的南宋版本则最有历史价值，它是1973年西安碑林整理倾斜的《石台孝经》时，于夹缝中发现了整张未断的《集王圣教序》，同出的该有正隆元宝等，推测出此为南宋拓本，可帮助学者研究碑身断裂的时间问题。
这篇专栏偷懒，很多图没有配上，想要看图的小伙伴，可以到我主页上看这一期的相关视频，里面图片都有展示和说明哦！东京国立博物馆《王羲之和兰亭序》特展解析：第二集（大唐圣教序、集王圣教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