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杨伟被父亲激动地喊出教室，上高中一个月的他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同学们告别：“拜拜啦，我要去上大学了”，那一年他15岁，没想到是正是一分之差，让杨伟与清华失之交臂，却与西工大结下不解之缘，也让他以后成为歼-10、枭龙、歼-20总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岁参加高考，差一分没上成中国科大少年班

1978年，高考恢复第二年，得益于“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的指示，刚结束初中学业的杨伟，因为6门课程差1门满分的成绩获得了直接参加高考的机会。

杨伟参加过飞行员招募选拔工作，各项指标都很优异，但是由于色弱没能被录取。获得高考的机会之后，他十分珍惜，认真准备。

没想到成绩出来还不错，于是他自信满满地将清华、北大都一填，第七个志愿凑数填了自己并不知道干什么的西北工业大学。

凑巧的是，这次杨伟差一分没能被中国科大少年班录取，清华等其他学校因为他色弱的问题也不能录取他。

杨伟落榜了，只能去高中上学，没想到上了一个月高中却迎来了转机。

西工大招生办的老师觉得很惋惜，就将杨伟的情况汇报给学校，说有这样一位好苗子，成绩不错，各项指标也很好，但就是有色弱的毛病。

听到汇报的空气动力学专家罗时钧教授当即拍板：录取他，我也色弱呢，让他来学我的专业！

杨伟的父亲十分激动地拿到西工大的通知书，就急忙赶到高中学校喊出杨伟。当时，杨伟并不知道空气动力学是干什么的。

母亲的一席话让杨伟提起了兴趣：“这可是钱学森、周培源的专业，你去学这个专业不得了呀！”在那个年代，这个专业基本都是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就是钱学森的第一个博士生学生。这让杨伟一开局就成了钱学森的“徒孙”，师从名师。

于是，杨伟收拾行囊，和高中同学告别：“拜拜啦，我要去上大学了”。

西工大慧眼，杨伟成为5381班最小的学生

杨伟进入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学习，班级编号5381班，以后从这里走出2位总师：杨伟和唐长红，1位副总师：孙聪。

在同宿舍的七个男生里，至少出了三位著名的飞机总设计师，其中杨伟和唐长红是上下铺。

在西工大“公诚勇毅”的校训和“三实一新”(基础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开拓创新)”校风熏陶下，杨伟不断地吸收知识，感悟做人、做学问的道理。

5381班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最大的32岁，最小的杨伟15岁，生活习惯和文化基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热爱学习。

每一个人都废寝忘食地学习，为了抓紧时间，有的同学买上小灯泡配上干电池，在熄灯后自制手电筒继续学习。

有的同学凌晨就从宿舍区翻墙进入教室看书，老师们也同样言传身教，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刻印，甚至直接拿英文原版来教学。

同学之间比的是谁的理论玩得深，凭借数学方面的天赋，杨伟的能力脱颖而出，将力学的复杂数学表达公式玩的最明白。每天凌晨5点，杨伟带着玉米饼就着开水，就啃起了外文数学书籍……

1982年，即将本科毕业的杨伟面临抉择：考公派留学资格还是考本校研究生。当时国家刚刚开始了公派留学计划，系里有一个名额，所以大家都在争取。

结果杨伟考了个第二，与第一差了一分，这一分让他没走成。多年以后杨伟接受采访时回忆：“我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一分也帮了我的忙，你真正是在国外学习也不会回过头来，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子，能够从事现在的事业和一直做到现在这个事情。”

挫折、逆转、机遇、巧合，如果人生没有这些，或许杨伟不会和枭龙、歼-10相遇，更不会成为歼-20的总师，所以朋友们，当你遇到困难时，不妨多看看榜样的故事，总会让你有所收获。

最终，杨伟没考上公派留学资格，却以优秀的成绩被保研，这阶段他的追求也发生了变化，选择了偏向于工程的飞机系飞行力学专业，这一决定也影响了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工程比理论更具挑战性。

在后来的演讲中杨伟说道：“正是在西北大的学习期间，让我收获了宝贵的知识以及真挚的友情，为我后来的成绩奠定了基础。”

毕业前，杨伟有机会到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实习，那是他首次感受到中国飞机设计的现状，旧旧的木楼里一张张大桌子铺满了图纸，当时国产第三代歼-10正在概念研究阶段，所里称为：“新歼”。

艰巨环境没有打消杨伟从事飞机研制的决心，相反毕业时他对导师说：“我以后要成为一名飞机总设计师！”

611所：开创数传电控系统，成为最年轻总师

1985年，22岁的杨伟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而是坚持要去成都的飞机研究所工作，其实当时军工行业并不景气，一些国家第三代战斗机已经在服役，我国主力机型还是第二代，差距很大。

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前提下，以及“韬光养晦”的思想下，很多装备都被暂时放置，也就是绰号“猛龙”的“歼-10”是难得的重点型号，在杨伟的一再坚持下，杨伟终于进入了成都飞机研究所，也就是非常有名的611所。

一进所里，杨伟就闯进了总设计师宋文骢的办公室，当时宋总和几个副总师在一个办公室，杨伟就问：谁是宋文骢总师？

得到指引的杨伟找到宋总，开口第一句就说我是从哪里毕业，我想给你当助手。宋总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具体工作由人事部门安排。

作为紧缺的研究生，杨伟一到人事处报到，领导就问：“你是想把这里当跳板，还是要干一辈子？”杨伟说：“我是千方百计争取后才被重新分配到这里，怎么可能把这里当跳板？！”

杨伟虽然没有成为宋总的助手，但是却被分配到一个全新的课题组，主要就是研究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数字式飞行控制系统。

该系统是第三代歼击机的典型标志，是歼-10飞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之一，难度大风险高。但是由于杨伟的扎实基础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半年时间里就成就斐然，也为他迎来了好机会。

这天，研究室谢主任找到杨伟：“小伙子素质不错，我们打算再新成立一个专业组，这个你愿不愿意去？”

杨伟说：“可以啊，我觉得挺有挑战，而且也是个新专业。”

谢主任接着说你去担任副组长，主要带领大家往前冲，再给你安排个老同志当组长。杨伟一听感觉不对：让我往前冲，还安排一个老同志当组长？加上其他朋友和他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句话，杨伟决定再找谢主任聊聊。

见了面，杨伟就把大家和他说的事情说了出来，谢主任感觉他说的有道理，当即决定让杨伟出任组长，给他四个人把新专业给搞出来。

于是，杨伟成了“余度管理与可靠性”专业的组长，这个专业就是为研制“猛龙”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而专门成立的全新专业。

“我们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突破第三代战斗机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杨伟解释说，“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猛龙’总体设计方案的成败。”

所谓“电传飞控”，最早是为了辅助驾驶而开发出来的增稳器、阻尼器，随着70年代末期电子技术的兴起，西方最早将飞行员的操纵信号接入计算机，从而取消了全部机械操纵系统，构成了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电传操纵系统，灵活性大大提高。

但是装上这套系统，飞行员和飞机的命运也就完全寄托在计算机设计的程序上，一旦出现任何问题，飞行员也就无力回天，稳定性就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所以，这对于当时的西方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而对于我们来说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外国人直言不讳地评价：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不如小学生水平。

倒不是别人轻视我们，作为全新的系统，就连鼎鼎大名的F-16研制和试飞时，也栽了很多次跟头。杨伟说：“它不仅在中国是空白，也是世界的前沿技术。”

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另一个重要性还在于打破了飞机设计中需要保持静稳定性的气动布局。

众所周知，要想充分发挥战斗机灵活的机动性能，最好摒弃传统的飞机设计法则，通过使用静不稳定的设计获得性能的空前提高。“猛龙”就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放宽静稳定性的鸭式气动布局，从而保证它具有良好的机动性。

杨伟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只能靠自己摸索。在充分查阅基础理论资料和分析之后，杨伟设计出了十几个不同的方案，以全新的思路对系统的可靠性进行对比和分析。

最终采取的方案也很“简单”：不是计算机容易坏么，多搞几台，让他们自己知道谁好谁坏，坏的不干活，好的继续干活……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的逻辑和算法很具挑战性。经过杨伟刻苦攻坚，年轻的团队凭借探索的激情一次次走出深渊。

攻克了以余度配置、故障检测隔离重构、同步算法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施了全系统数字仿真和半物理综合试验。

1996年，10年磨一剑，杨伟主持研制的飞控系统地面综合试验设施，俗称“铁鸟”，第一次实现了闭环飞行。这是他人生中难忘的一幕：“当我坐在座舱里，能够把‘铁鸟’像真飞机一样飞起来，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纵的时候，确实感觉到了一种成就和一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进行系统综合，还是在系统综合中解决相应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实现的。”

最终，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成功研制，装配到“猛龙”系列飞机上，这项技术让我国有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

两手抓：一手攻克核心技术，一手赚钱保生存。

虽然杨伟的小团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但是令杨伟在单位最出名的还不是这套系统。90年代军工企业面临着生存问题，很多研究所为了生存甚至生产了筷子和包装纸，挣钱搞科研成为常态。

就在各个研究所在制造日用品，赚取微不足道的利润时。1996年，杨伟带领研究室，通过技术合作的方式赚了几百万，这让杨伟一下子出了名，因为这笔钱够发全所好几年的奖金。

取得了核心技术突破，带领大家搞到了经费，但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却悄然降临。那时候杨伟的小团队因为很多成员被分配到其他组担任当带头人，这让他有一点沮丧，萌生了去日本进修的想法，而这一想法却因为跟宋文骢总师汇报时产生了改变。

这次，汇报技术进展后，主任和宋总说这个小伙子很不错，可惜要走了，我也同意了。宋总听到后，只说了三个字：“别走了”。

然后宋总就说，我派你作为我的代表在外面执行任务。这下杨伟除了要负责原来的专业，还要作为总师代表，算是干了全飞机的事情，出去进修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停止了。

不光如此，杨伟多年的好朋友，首席试飞员雷强也找到他，明确告诉杨伟：“我希望在试验现场更多地见到你。”这让一直在带着大家热火朝天搞民品的杨伟心头一怔：我们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飞机还是效益？随后，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研发上。

面对杨伟的提拔，所里意见不一致，有人建议还是让杨伟继续搞民品，为所里创造效益，宋文骢力排众议，对所里领导直言：杨伟就是我的接班人。

于是，杨伟同时兼任着猛龙和枭龙飞机的双重设计重任，一个是急需装配部队的重点型号，军令如山；一个是国际合作项目，信誉至上。两个机型研制节点几乎同步，都必须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首飞。

如果不能交付，不但让前面的努力前功尽弃，也会让国防安全和国际信誉蒙受损失。为了抓紧时间，杨伟当机立断：让飞机先飞起来。一来冻结冻结型号，建立信心；二来留出时间，建立能力。实际上这个边做边改的决定，让两款飞机的成功交付成为了可能。

真正的考验：“猛龙”首飞，“枭龙”交付，“威龙”预研

飞机的首飞是对设计和制造团队最大的考验，也是试飞员最危险的时刻。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试飞中，尤其在数字式飞控系统机型试飞过程中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美国的F-16、F-22，瑞典的JAS-39都在研制过程中发生过因为该系统的坠机事件。首飞前，雷强对宋文骢说：“就是我断胳膊断腿，都会把飞机飞回来！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我要让您知道，我们这十几年的心血努力，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因为时间比较紧急，猛龙试飞没有等到飞机“静稳定状态”才开始试飞，而是“不稳定状态”就开始试飞，这对于试飞员是极大的挑战，一旦控制系统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之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一款飞机的研发和制造，是一群人的力量，总师是他们的代表。而试飞员在整个研制过程中是用生命在参与研制飞机，让我们铭记在心他们也是中坚力量。

1998年3月22日，“猛龙”首飞。杨伟在确认地面检测无误时，向远处的雷强举起了双手，向上竖起了两个大拇指。这个手势是信心的传达：绝对没问题，可以安心试飞。

杨伟没等到“猛龙”搏击长空的瞬间，就前往地面控制中心去了，一眼不眨地盯着屏幕上回传的各项数据。以后，他每次发言，眼睛都很少眨一下，估计就是盯数据锻炼出来的。

经过17分钟动魄惊心的试飞，雷强不负众望地将“猛龙”安全地飞了回来，蔚蓝长空，且听龙吟！自此我国也拥有了先进三代机——歼-10战斗机。

雷强从战机中走出时，这位从未怕过死的飞行英雄泪流满面，哭得稀里哗啦。68岁的宋文骢第一个冲上去紧紧地抱着雷强，眼里都是泪水。雷强说：“宋总，这才是真正的战斗机啊！”

那一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哭着笑着，笑着哭着，整个温江机场沉浸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气氛中。多少人从青丝熬成了白发没有等到这一天，多少人因为保密需要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默默地为了“猛龙”出生奋斗一生，这一刻就是新生。于是宋总当天就决定将自己的生日改到这一天：3月22日。

“猛龙”的成功，预示着我国航空技术进入了新的阶段，证明我们完美地掌握了电传飞控系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而杨伟用自己的努力和钻研向世界展示：没有什么难题能困住我们。作为飞控系统总设计师，我国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的组织者与开拓者，杨伟说，“唯有中国的‘猛龙’，至今从未发生过任何一起由电传操纵系统故障导致的重大事故。”

1998年，35岁的杨伟受宋文骢的委托，开始全面主持“猛龙”的设计优化、排故攻关和设计定型等一线研制工作。

2001年，杨伟被任命为“枭龙”总设计师，2002年被任命为“猛龙”双座型总设计师，成就了他大学时立下的志向：“我以后就是要当一名总设计师！”与此同时“威龙”设计也开始预研，三个机型任务同时加在了杨伟身上。

经过杨伟对未来作战模式的理解，赋予了“猛龙”更多的新功能和新品质，最终解决了作战和训练需求矛盾，提高了其综合作战能力，这也是杨伟从飞机设计的“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开始。

接受任务九个月，“猛龙”双座设计定型，2003年首飞成功；

接受任务1年多，  “超七”原型机下线 被命名为 “枭龙”，2003年首飞成功；

同一年两款机型首飞，这在世界航空工业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而“枭龙”从冻结技术状态到实现首飞仅用了23个月的时间，创造了当时我国飞机研制的新纪录。

2006年4月，装配了国内最先进的完整航电系统的“枭龙”04架又成功实现了首飞，实现了我国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研发的崭新跨越。

在研制出四代战机之后，杨伟没有丝毫松懈，因为当时他知道不少国家已经掌握了第五代隐形战机的核心技术，我们依旧处于落后的境界。尤其美国还放话：“中国在2020年之前，都不可能掌握第五代战斗机研发技术”。

其实，早在四代机试飞后，就有人问杨伟：世界战斗机研制将走向何方，第五代、六代机到底有哪些典型标志？

这个问题让杨伟思考了很多年，如果说“猛龙”和“枭龙”是“必然王国”里的产物，我们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只需要坚韧不拔地快速奔跑就可以了，那么研发第五代、六代战机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想要领先就必须要自己选择正确的技术和方向。

梦想未来战机由中国来制定标准

在杨伟的带领下，“威龙”终于10年铸成，作为第五代战机，融合全球优秀设计与一体，以后再详细解读，我们只需要记得：“威龙”（J-20）的研制让我们在“自由王国”里处于先进地位。

“从之前别人做什么，我们跟着做，到今天国家战略需要什么，我们就能干什么。”杨伟说，我们已经从“必然王国”迈向了“自由王国”。

从“猛龙”开始，三大目标：研制新机、创新研发体系、锻炼创新队伍已经为下一代战机打下了坚实基础，经过近20年的发展，随着歼20系列飞机的发展壮大，我们也会再开辟新的领域。

对于“下一代新机将会是什么样”？杨伟这样回答：“作为下一代战机，一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集合体。”

对于美国以前提及的“4S”（即“隐身、超声速巡航、过失速机动、综合化信息系统”）特性，杨伟表示并不确切，他说：“我想下一代战斗机应该是在更高的机械化平台上，更加追求信息化，特别是智能化。”

杨伟说：“我的一个梦想，未来战机由中国来制定标准！”

回顾杨总从辛勤求学到驭龙腾飞的经历，我们看到了执着，看到了勤劳，更看到了创新的力量，面对每一次抉择，他没有丝毫犹豫，最终都是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航空事业。

杨总自己总结：“我觉得我是个幸运儿，这个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没有踏上点儿，而且跑得还快。我自己有的时候把自己形容成叫惯性比较大，也就说穿了爱到这一行了，干到这一行了，那这一辈子也打算就交代在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