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七里村北魏杨众庆墓砖铭析
大同七里村北魏杨众庆墓砖铭析
《文物》 2006年10期 张志忠（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七里村北魏墓葬是大同南郊地区继电焊器材厂之后发现的又一规模较大的北魏墓群。杨众庆墓位于其南部，出土有4块铭文砖,砖铭文字内容虽然相同，文字也很简短，却弥足珍贵。砖铭准确的纪年为这批北魏墓葬的年代判断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填补了大同南郊地区北魏墓葬从未发现纪年文字的空白，对于了解墓主人种族、身份和墓葬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更为珍贵的是，砖铭中以平城为参照物记载了墓葬的方位和确切距离，为探寻北魏平城的具体位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平城遗址的研究十分重要。
一
杨众庆墓为长斜坡墓道砖构单室墓，墓室为弧边方形，南北长4.28、东西宽4.62米，全部釆用一端模印有忍冬花纹的条砖砌筑。因早年被盗，墓顶已坍塌，墓砖大多被取走,后来由于变电站施工取土，墓道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有无天井、过洞已无法判断。墓中出土4块刻铭砖，均为青灰色，形状与普通墓砖相同，一端模印忍冬花纹，长31-33、宽15、厚5厘米。砖平面上细线阴刻边框,框内釆用竖线界格分行，内刻铭文,书体属隶体略具楷意，风格不尽相同，结体或规整、或放纵开张，书法或娟秀清丽或质朴古拙。保存完好的一块，界格为纵长方形，阴刻铭文4行，行17-18字，共计71字，字径2~2.5厘米。铭文为:“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仇池」投化客杨众庆代建威将军灵开子建兴太守」春秋六十七卒追赠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清」水靖使葬于平城南十里略阳清水杨君之铭”（见简报图五二）。
仔细对照4块墓砖铭，虽然所存文字多寡不一，书体格式、风格也不相同,但其书刻的内容却完全相同。一座墓出土相同或相近内容墓铭的情况，还见于南京象山9号晋墓中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和砖铭12以及大同城东司马金龙墓表、墓志叫杨众庆墓4块墓砖铭中，只有一块文字保存完整,其余均有残损。残损中的一块保存不足八分之一，根据所存铭文的顺序及其在砖面上的位置，可知是采用横长方形式样，竖线界格分行书写。另外一块砖体保存基本完整，只是铭文自右至左由清晰逐渐模糊，至最后一行一字不存，似有意磨去。这些现象表明，多余的墓铭砖是多次书刻仍未得到满意的作品，被人为打碎或磨损，弃之不用，随墓土一同填入墓道。另外，从铭文的书体也可以看出，被弃的三块墓铭砖，有的书体格式不对，如横长方形式。有的虽力求隶体，却摆脱不了楷书的影响，或很难得到上层人士的认同。
关于墓铭的书刻，1986年包头市土右旗萨拉齐镇北曾发现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500年）姚齐姬墓铭砖141995年大同市阳高县东35公里的马家皂乡强家营村曾出土孝文帝延兴六年（476年）的陈永夫妇墓铭砖叫2000年大同雁北师院出土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铭砖叫以上墓铭书写体例均采用纵长方形式样,书体力求隶书,但也或多或少有一些植书意味。反映了北魏平城时期,在立碑刻石等正式场合,书写格式仍要采用纵长方形格式,书体必须以隶书为之，一般文人已习惯使用的流行俗体楷书和行书，尚不被官方重视的实际情况。
二
据铭文，太和八年为北魏孝文帝纪年，当公元484年。墓主人杨众庆，略阳郡清水县人氏，按《魏书•地形志》:“秦州（甘肃天水市），治上封城。领郡三：略阳郡，晋武帝分天水置。清水，前汉属天水，后汉罢,晋复属。”墓主人生前为建威将军，官居建兴太守，爵位灵开子，品秩为第四品中。建兴县属豫州城阳郡，太和三年置，后罢，武定初复。杨众庆死后被追赠为冠军将军、秦州刺史和清水靖使。冠军将军一职，北魏《前职员令》不载，按《后职员令》品秩为从第三品。“靖使”一职，不见典籍，“靖”为平定、安定，奉命出使或为国家外出办事曰使。“靖使”应为临时设置的流外勋品职位，虽没有实际权力，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官制松弛以至混乱的局面。
杨众庆其人，《魏书》、《北史》均不载，铭文中“仇池投化客”冠于墓主人名字前面,直接点明了其身份。关于“投化”一词，《魏书》也曾多次出现，为便于理解，载录于下：
计万户投化，岁食百万，若听其给也，则暮储虚竭。虽得户千万，犹未成一同。且欲隨贫賑恤，卿意何如？（《魏书,穆崇》卷二七）
高祖义引见群臣，议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后再扰朔边，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帅兴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众，追至西漠。今为应乘弊致讨，为应休兵息民？”（《魏书•高闾》卷五四）
若投化之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
（《魏书•王肃》卷六三）
北魏平城时期，大同地区保持了安定昌盛的局面。相对周边地区，因连年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导致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大量的人口流动，投化只是人口流动的一种方式。“投化”为投奔归化的意思，有时由于投化之人以万户计，岁食百万。北魏政府为了妥善安置他们，造成州县粮食储备空虚，以至影响了政府的救灾赈恤。另外，当时还有假投奔归化之名，实则进行卧底、刺探情报，甚至策反等工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间谍。
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匆遍，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賢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尝无尤成。若无种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应是桁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真伪难辨，请下徐扬二州密访，必令获实，不盈数旬，玉石可睹。于是诏推访，周果以罪归阙，假称职位，如子恭所疑。（《魏书•源贺》卷四一）
乐陵与羊兰隔河相对，命琰遣其门生与灵越蟬诈为夫妇投化以招之。（《魏书•傅竖眼》卷七O）
七月，阿那瓊启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浑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云国土大乱，姓姓别住，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鶴望待拯。”（《魏书•蠕蠕》卷一o三）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当时各国均向敌对国派遣投化之人，进行策反、刺探情报等工作，致使投化真伪难别，必须进行翔实的排査和“推访”，以确认投化之人的真实身份。按《魏书•王肃》记载；“若投化之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杨众庆或不满仇池政权的统治或迫于某种压力而投化北魏，可能率领了大批部众，基于此，北魏政府对其授予要职，加以重用。铭文“客”，即客居、寄居之意，即把北魏作为客居之国。墓砖铭将“仇池投化客”置于墓主人名字之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明确了墓主人的身份象征，表明它对墓主人的重要性。可见杨众庆绝非普通的投化之人，应在仇池具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北魏政府对其十分重视，这样才有了生前加官晋爵和死后的追赠。
仇池在今甘肃西和与陕西略阳一带。西晋初年，氐酋杨氏割据仇池一带，建立仇池国。此后,仇池几度兴亡，有所谓的前、后仇池国和武都国等。东晋时杨氏内附置仇池郡，北魏真君七年，置仇池镇，后复为郡，治洛谷城（今甘肃西和南洛谷乡）。仇池作为氐王杨氏的政治中心，统治的民众绝大多数是氐族人，杨姓是氐族中的大姓,杨众庆祖籍为略阳郡清水县，为仇池国所辖，据“仇池投化客”，可以断定杨众庆的族属为氐族。“始光三年（426年）,武都氐王杨玄及沮渠蒙逊等皆遣使内附。”卩北魏太武帝封其南秦王，氐王的杨姓子孙均得到了相应的封赏。后来，发现杨难当私据上封,拟谋反，仍封其子杨保宗为武都王，反映了北魏王朝为了关陇一带的安定，极力笼络氐酋杨氏一族，直到“太平真君三年五月，将军古弼大破诸氐，解仇池围。”可北魏才真正统治了仇池。氐王杨氏虽然归顺，但未带其族人来平城，北魏王朝只是就地安置封赏。文献中记载氐族获赏赐的均为氐王杨姓直系子孙，从一个侧面说明杨众庆仅是其旁系亲属或同姓族人，证明杨众庆率众投化北魏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将军古弼大破诸氐，解仇池围的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五月之前。
三
更为重要的是，墓砖铭文中记载了杨众庆墓“葬于平城南十里”，明确地指出了墓葬相对于北魏平城的具体方位和确切距离，对于探寻平城遗址的具体位置和平城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平城始建于战国，闻名于汉代。北魏在此定都百年，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迹。后来唐、辽、金、明各代，在其基址上屡有建设，遂使北魏平城遗址完全叠压在今天的大同市之下，令城址的调査、探寻和发掘都非常困难。1995年5月，大同市东南2.5公里的柳航里一带,发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叫使平城考古柳暗花明。按《礼记正义•明堂位》:“淳于登曰，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丙巳即东南方向。那么，北魏平城应在明堂遗址西北三里至七里以外的区域，也就是说平城遗址在大同明代府城与操场城及其周围一带。
杨众庆墓铭砖“葬于平城南十里”铭文的发现，更加佐证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杨众庆墓与大同明府城纵向中轴线处在同一方位，即正南北方向。按陈梦家先生考证的与北魏接近的北周1里约合今442.41米计算响，杨众庆墓葬位于平城南十里，即位于平城南8.8里,反之，平城遗址位于杨众庆墓以北8.8里。据此测算，该地点大致在大同明府城南城墙一线。
2000年3月，大同市南关发现一批唐墓岀土的曹氏墓志记载:“永贞元年（805年）一月口迁柑于军□□三里。”根据相关唐代墓志”2朴缺为“城南”，那么“军城”即唐代大同军,按墓志“军城南三里”向北测算,地点恰好也在大同明府城南城墙一线,说明唐代大同军城与北魏平城的这段城垣是相互重合的。按《旧唐书•地理志》载:“隋云内县之恒安镇。武德六年,置北恒州，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于此置，因为定襄县。今治，即后魏所都平城也。永淳元年，为贼所破，因废云州及县。开元二十年，与州复置，仍改定襄为云中县。”说明云中古城是在北魏平城的基础上建造的。
北魏平城的城垣有三道：宫城、京城、郭城。宫城太武帝时圈东、西宫而成;京城是道武帝在天赐三年筑的方圆二十里的城垣;郭城即明元帝所筑的外郭。依照文献及其位置推断，上述的大同明府城南城墙一线应该是北魏平城京城的南城垣。据《辽史•地理志》:“广袤二十里……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西京大同府周二十里，范围不仅包含北魏京城的全部，而且利用了宫城四周的城垣，双阙遗迹只是残存的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平城的宫殿也应包括其中。说明辽金时期继续对北魏平城和唐云中城加以修葺改造使用，而且唐云中城和辽西京城只利用了平城的京城和宫城,未涉及平城外郭,使用时更重视平城京城的功能，对于宫城仅利用了其城垣。基于以上情况，才有了明代《大同府志》谓“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的记录，所谓的增筑便是“南之半”的北魏平城京城旧址，增筑对古城垣加高、加宽，外加了马面，同时放弃了北面的平城宫城。明景泰年间，巡抚都御史年富，利用旧城垣，于城北别筑北小城,又称为操场城。到了清代考述古迹颇有功力的史志，均未言“南之半”的历史情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县条记:“今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增筑”,“在府北门外，后魏故宫也……迁洛以后，日渐颓废,今仅有二土台，东西对峙，盖故阙门也。”以上关于北魏双阙的记载，与《辽史•地理志》虽然记录的对象相同，但由于参照物城址范围的损益，双阙位置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占城之北面”发展为“在府城北门外”。反映了大同城市建设的历史变迁，证明唐云中城及辽西京是利用平城的京城和宫城修建的，同时也说明明代大同府城就是北魏平城的京城，北面的操场城便是北魏平城的宫城所在。
多年的考古发掘结果也支持上述观点，通过对大同市城区地下文化堆积、汉代文化层的堆积和分布,地下原始地貌，附近汉代墓葬分布，地面现存古城墙遗迹等方面田野考古调査,证实汉代平城分布范围集中在大同明府城以北的操场城及其以南的明府城北墙间一带"3lo2003年3月，操场城内四中以北基建施工中，挖出北魏遗物，证实是一处北魏大型建筑遗址，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被命名为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夯土建筑台基为长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44.4、南北宽31.8米。建筑正面的斜坡踏道采用双阶,为先秦高级建筑形式。这些信息无不表明这一建筑具有宫殿建筑的性质。北魏平城的宫城是在汉平城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这里恰位于平城北部，与操场城一号遗址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北魏建都平城，至今一千六百多年，虽经唐云州、辽金西京、明清大同的历史变迁，但城市的中心位置及中轴线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这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是不多见的，要准确了解平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展露其独特的文化风貌，仍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须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