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学思想

创办新亚书院

钱穆在给他老师吕思勉的信中称自己南走香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他为新亚书院确立了明确的办学宗旨，那就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

钱穆在亚洲文商夜校的开学典礼上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东西。所以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为主体，吸收西方大学制度的长处，并将二者融通为一。

钱穆认为，西方教育除课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处，采取导师制，是值得借鉴的。采取导师制，使学生各自认定一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合，这种以导师的人格及其生平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而且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当时全港唯一一所大学——香港大学，最初创办目的是为了培养公务员，以及律师和医师等专业人士。港大全部用英文授课。中文大学的创办，正是为了突破这样的限制。

1973年，余英时刚刚从哈佛大学归来，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改制完成后新亚首任院长金耀基在任时，创办了钱宾四历史讲座，邀请世界各地学者定期讲学，成为新亚的永久制度。“新亚”即“新亚洲”。新亚书院讲学的精神，正是一方要照顾中国的国情，一方要照顾世界学术文化的潮流。

新亚不叫学院，不称大学，而选用“书院”二字，是出于钱穆追溯宋明传统的考虑。钱穆认为，近代青年接受西化教育以来，逐渐漠视以致排斥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文化危机”。钱穆认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种种病痛应用传统文化内生之力来医治，坚守一个文明承袭的内在理路。

历史观

1929年4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到苏州讲学，在宴席中认识了钱穆，钱穆将已写好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送予顾颉刚。顾颉刚翻阅几页后，对其中展露的精湛学识大为震撼，旋即认为钱穆“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顾颉刚推荐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副教授。

刚入北大时，代理校长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中国通史课”，但钱穆固执坚持：应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校园北角那块景色秀丽的湖，由钱穆亲自定为“未名湖”，作为北大象征保留至今。

钱穆在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这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的。钱穆曾自言，写国史大纲的目的，是为了保留文化火种，让国人记住自己的历史。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妄自菲薄，要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要保持对自己文化与历史的基本敬意。

儒学传承

钱穆早年撰《论语要略》，序说就专列一小节谈“论语之读法”。他在书中举出读《论语》的四条原则：

其一，当注意于书中之人物、时代、行事，使书本有活气。

其二，当注意于书中之分类、组织、系统，使书本有条理。

其三，当注意于本书与同时及前后各时有关系之书籍，使书本有联络。

其四，当注意于本书与当代切身切世有关系之事项，使书本有应用。

钱穆认为中国儒学经过了六期发展：先秦是创始期。两汉是奠定期，以经学为主，而落实在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魏晋南北朝是扩大期，不但有义疏之学的创立，而且扩大到史学，从此经、史并称。

隋唐是转进期，儒学在经、史之外又向文学转进。宋元明是儒家之综汇期与别出期。所谓综汇，指上承经、史、诗文的传统而加以融汇；所谓别出，则是理学。清代儒学仍沿综汇与别出两路发展，但内容已大不相同，清儒的别出在考据而不在理学。

钱穆认为，儒学的真生命，真精神，是推动我们民族及其历史文化发展壮大，克服黑暗，走上光明的原动力，即“生力”。

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钱穆指出，整个人生社会惟一理想之境界，只是一个“善”字。自尽己性以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最高道德信仰。儒家文化希望由道德精神来创造环境，而不是由环境来排布生命，决定人格。道德是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人格，是真生命、真性情的流露。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是使人人通过修养之道，具备诸德，成就理想人格。

在钱穆看来，科学发展，如无儒家理想引导，必然会走向战争。科学是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极有效的工具，同时，它也是充满危险性的盲目的力量，西方文化能把这种力量从人性中释放出来，却不能合情合理地利用它。

发扬传统文化

钱穆把自古及今整个的中国文化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各有其使命。他说，先秦时期，为宗教与哲学时期，中国人把人生的理想和信念确定下来了，这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针，即中国文化之终极目标所在，此后中国文化便“循此路向前进”；汉唐时期，为政治与经济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又称文学艺术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个性的自由伸展也开始了”。

而“我们此下的时期”，可谓第四个时期，又称为科学与工业时期。他认为，在以往的文化发展中，中国文化在人生理想以及“人事的共通方面与个别方面都已安排照顾到了”，下一步必然要发展到改善与利用“四围的物质环境上来”。中国文化在第四期的发展，便是“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使中国人真正“到达他终极理想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

对于中国文化的前景，钱穆认定，未来的文化必然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怎么个“合”法？钱穆指出，中国文化的人生艺术与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能形成一种美妙的新文化。他从来不把近代化的新文化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异与转换”，而是视为“推广与充实”。

中国人生活上的最长处，在能运用一切艺术到日常生活中来，使“生活艺术化”。纵使吃饭喝茶，最普通最平常的日常人生，中国人也懂讲究。所谓讲究，不是在求吃得好、喝得好，不是在求饭好、菜好、茶好、酒好，而更要是在一饮一食中有一个“礼”。中国古人讲的礼，其中寓有极深的艺术情味。

中国的画境，有自然必有生命，有生命必有自然。如杨柳燕子、如野村渔艇、如芦雁、如塘鸭，要以自然为境，生命为主。此生命则安放在艺术境界中，而自得其乐。这即是中国文化精神与文化理想在艺术中之透露。

中国人的亭园布置，只在家里庭院的一角落，辟出了一个小天地，一花一草，一亭一阁，莫非艺术境界。甚至亭阁中所陈设一桌一椅、一杯一碟、一花瓶、一竹帘，种种皆见艺术心灵。又如造一桥，修一路，皆经艺术设计。画一幅山水花鸟挂在房间，只是一株垂柳、一双飞燕、一个牛亭、一只渔船，也便如这个艺术世界就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