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源头：浑厚辉煌的先秦文学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传承千年文化的文学大国。从《诗经》到《楚辞》，从《尚书》到《左传》，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学的朦胧时期便大放异彩，大大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演化，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与民族性格。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就绕不开也不可能绕开先秦文学。先秦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

先秦文学形式多样，差异较大，这主要源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历时性因素上讲，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历经时间最长的阶段，这个时段跨越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诸多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中的能动反应。因此，客观社会环境巨大而漫长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先秦文学的历时性的差异；从共时性因素上讲，先秦文学时段开展了多个文化领域上的起承转合，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学争相涌现，并且呈现出从神到人与人神交织的发展轨迹与态势。

接下来，我将从先秦文学的各个阶段逐一论述其发展情况与特征。

（一）史前时代的上古神话

上古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产生的早期文学作品。尽管它有着相当程度的不成熟性，但它对后世文学的深刻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神话，本质上讲，就是原始人类在生存压力下，用简单幼稚的思维去认识现实世界的主观反应和描述。这个时期的文明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与十分底下，加之认知水平的限制，人处于自然的支配之下，因而表现出人顺从自然，畏惧自然的社会心理，呈现出“万物有灵”的世界观。

先民们尚不能理解诸如做梦、出神、幻想、疾病和死亡等自然现象。在群体意识的作用下，先民们产生了诸如“灵魂”“幽灵”“阴魂”等概念，进而发展出有浓厚唯心主义色彩地身二元论观念。先民们也没有将自身与自然完全分离开，朴素地把人自身作为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认为自然与人一样拥有“灵魂”——这就是诸如山神、河神、雨神、雷神等“自然神”产生的原因。

上古神话产生于文字尚未出现的史前时期，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后世，至商周时期才得以记载于书面。同时因为遭受到“神话历史化”和化用改动等等不利影响，上古神话趋于零散化、多元化，未能形成如希腊神话般完整清晰的神话体系，实属遗憾。现今保存上古神话较为丰富的著作有《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等，在《诗经》《左传》《吕氏春秋》等著作中也有零星的上古神话记录。其中《山海经》是今见唯一一部较多涉及上古神话的著作。

虽然上古神话零散而未成体系，且分散记录于后世的著作中，但它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故事性与连贯性，可以一窥当时的时代特色。较为著名的神话故事包括：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女娲造人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故事。这些故事中，有的属于“自然力的人格化”的神话类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这类故事蕴含着一定的自然原理与人力抗天的因素；有的属于“英雄神格化”的神话类型，如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类故事则体现着强烈的人类与自然抗争的主题，也蕴含着早期阶级社会等级观、天下观等一些社会观念。

从文学形式上讲，上古神话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在超现实的故事与情节、离奇的描写与境界、大胆的夸张与想象，这与原始社会的社会存在、社会观念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那个时期，先民们用淳朴的语言，如实的讲述他们所想象并相信的故事，无意间为后世留下了如此令人震撼的神话艺术——确实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了。

（二）夏商时期的巫祝文学

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王权统治实行的早期阶段。这个阶段带有明显的从原始部落社会向集权社会转变的痕迹。社会的变革，文明的成长同样体现在文化上，其中较为重要的两个表现，便是巫风的盛行与文字的产生。夏商时期巫风盛行可以得到诸多文献的证明：如“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如“尔卜尔筮，体无咎言”（《氓》）——上至国家制度，下至民间习俗，巫风占卜都是相当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仪式。商代文字的产生及运用则更是文明发展的重大表现：殷商甲骨系统文字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有文可考的信史阶段，也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正式诞生。

殷商时期的文学与祭歌巫舞和卜筮占断呈现出共生的状态，这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在那个时代尚未诞生。遗憾的是殷商巫歌未能流传后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诸如《九歌》《商颂》等后世作品中推测出这个时期巫祝文学的样式与特征：祖先崇拜、卜筮占断、歌舞相伴、尚武尚威......这种文学形式天然具有其独特性和功用性。

商周交替之际产生的卦爻则是巫祝文学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易经》中的卦爻辞创制并使用于周初，但其中大部分却产生与先周时期与殷商之交。巫祝文学留下的主要书面作品便是这种卦爻辞，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

（三）西周时代的各类文学

周人代商入主中原，开启了中华历史的新篇章。“小邦周”征服“大邦殷”的历史变故给予周人深刻的启发，现实统治的政治需求也在促使周人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进行改革。于是，在周初变革的历史背景之下，传统而悠久的原始信仰及关于人神关系的认知在悄然间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改变，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着西周文学的内容，当然也会反过来在文学中体现——如周人用“天命观”改造“祖帝崇拜”，相应的在《尚书》中便有周统治者与商统治者的对比；再如商人看重虔诚祭祀而周人难得诚心祭祀，《尚书》和《礼记》中便有如实的记载。

文字发明之后，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终于能依赖文字记录而流传久远。西周书面文学主要包括《周易》中的“卦爻辞”和《尚书》中的殷周之文。他们都以散文文字为主，拥有一定的文学性，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面文学。

①．《周易》

《周易》成书于商末周初，是一部由古老筮书、六十四卦符号及富有描述性文字的卦辞爻辞组成的特殊的文学作品。这种卦辞爻辞除了包含有对应卦象爻位之外的语句，还援引了当时的歌谣、谚语、传说和故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印证历史事件、获悉社会生活情况、探知民风民俗等等作用。

②．《尚书》

如果说《周易》之散文性乃至文学性尚且不足，那么《尚书》则是商周时期真正形成文章体制的文学著作。《尚书》的文章多为史官所记，具有十分重要的认知价值——不仅可以从中或直接或间接了解上古时期的重大事件，还能了解到殷周之际尤其是西周时期的政治理念与社会观念。并且，《尚书》中的文字着重于记叙，且多为记言。这样的文字不仅使文章所记人物言辞逼真、复有画面感和场景感，还富有感情和理趣，有时还注重讲理与议论，体现了相当程度的说理艺术与文学艺术。

③．其它著作

此外，西周文学深受周代礼乐的影响，也对礼乐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周灭商，促使周人以殷亡为戒，并且揭示出维系天下四方、稳定政治秩序的统治的需求。周人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秩序，推行大规模的分封制，用宗法制度加以规范和维持，而这种血缘等级秩序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礼仪中的表现便是礼乐制度，《清庙》《象》《礼》等都是直接反应礼乐制度的作品。

（四）春秋战国的各类文学

诞生于西周初期的改革的宗法政治和礼乐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奇迹，但这种基于奴隶制经济的上层建筑终究经不住生产力发展的冲击。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推广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与推广也使得井田制度日趋瓦解——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动自然会引发上层建筑的剧烈震动，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宗法血缘政治与礼乐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如约而至。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亦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诗经》
  原有社会风俗的破坏、道德水平的下滑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表现之一，这能在记录各国风气、反馈各地教化的诗歌文学中体现。《诗经》便是这类文学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
   《诗经》是在周代礼乐文化影响中产生的中国古代第一首诗歌总集。它既集结了周代礼乐文化与其影响，又对后世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诗经》可以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即歌调乐调，特指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曲调，包含“十五国风”，也是具有反映天下各邦的社会风气性质的一类诗歌；“雅”包括“大雅”“小雅”，是王畿地区的官方音乐，被视为“正音”，也是代表着王宫乐曲的一类诗歌；“颂”乃“三颂”，借作“容”，本有舞容之意，这里特指配舞乐曲，也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一类诗歌。
   《诗经》内容丰富，诗歌主题丰富多样，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诗经》诸篇，大致可以归类为以下七种类型：《周颂》中的祭祖诗、《大雅》中的周族“史诗”、农事牧狩诗、典礼宴饮诗、怨刺诗与讽刺诗、战争徭役诗和思妇诗、《国风》中的婚恋诗。《诗经》诸篇类型、主题丰富多样，差异显著，即使是同一种类型下的诗歌，彼此间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诗歌风格、感情色彩、人物形象、叙事情节、文章结构、艺术手法等等方面——这说明《诗经》诸篇已具有后世成熟诗歌的轮廓与雏形。
   《诗经》中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也趋向稳定成熟，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包括“赋”“比”“兴”三种。简而言之：赋，即记叙，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即譬喻。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即引发，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三种手法以“赋”为基础，相互结合，与“丛喻”“通感”等技巧相联系，共同呈现出《诗经》中纷杂多样的诗歌艺术，深刻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

2.《左传》《春秋》及历史散文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长篇记叙性质的散文著作。《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相传是由左丘所著，是为孔子所著《春秋》的释本。《左丘》以及《春秋》，是以鲁国十二位国君在位年次为线索的，逐年介绍周王朝、鲁国以及其他诸侯国之事的编年体史书。孔子著《春秋》讲究所谓的“春秋笔法”，用字精简且考究，只具有史纲史目的性质。《左传》则为《春秋》的解经之作，记述相对完整。

《左传》及《春秋》皆为编年体史书，从文体上讲基本符合史书的书写格式。同时，《左传》及《春秋》还具有相当的散文性，注重人物语言和行为动作的记述，相比先秦的诸多文学作品而言，《左传》及《春秋》具有更强的文学性。

《左传》的文字使用相当讲究。从记叙语言和人物语言两方面讲：《左传》在前一个方面注重文字的精简，注重事情的记叙和人物的描写；《左传》在后一个方面注重人物语言对人物性格的反映，这使得《左传》中人物形象的特征并非恒定，符合实际，生动真实。

从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讲，《左传》的文学性更为显著。以《左传》中《晋楚城濮之战》一文为例，全篇结构完整曲折，明线暗线相互交织，剪裁详略得当，这使得晋楚相争的大国博弈精彩万分。同时，作者还使用了追叙的记叙手法；借人物之口分析战争局势，褒贬各个人物；穿插细节与预言等等，从文字内容和文章结构等各个方面增强了其可读性和启示性，不仅完成了其叙史育人的功用，还获得了很强的文学性，是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其它春秋时期的历史散文作品，诸如《国语》及《琐语》《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著作，也因行文采用描写之笔，单独成篇，形成一些独立的历史故事，因而富有文学色彩。在这些历史散文中，《国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史著作，且列国诸事的记载在叙述水平上参差不齐且未有润色之迹，因而可以推测《国语》应属于汇集之作。在叙事上，《国语》的记言繁冗，又以印证人物言语为重心，故而整体上不如《左传》生动，但有些文章仍然相当精彩。

3.《楚辞》以及宋玉辞赋

如果说《诗经》及《左传》等著作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北方）地区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楚辞》及《离骚》等著作则是当时南方地区的代表性著作。

《楚辞》定义仍存争议，但大体而言，它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地区，具有浓烈的南方区域文化特色，浪漫性强，且与屈原的创作密切相关。《楚辞》的诞生离不开屈原的伟大创作。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人才。他的命运极为坎坷，受小人污蔑挑拨，曾两次流放，扬名后世的《离骚》《天问》《招魂》等诗歌都是在这个时期为屈原所创作。

就具体作品而言，屈原诸作各有其特点。如《九歌》，保留有巫风祭神情节的同时，还融合进自身的经历与感情，想象丰富又多有抒情；又如《九章》，多纪实而少想象，反复吟咏，由此达到情感宣泄的目的；再如《离骚》，象征丰富，想象奇异，借用香草美人以抒其志......因此，屈原之作相较于先秦其它著作，更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与意义，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与作用。

在屈原创作与《楚辞》文学开创发展的背景下，楚地其他文人才士也争相在文学领域耕耘不辍，代表人物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宋玉之作则相对较为出名。宋玉之辞只有《九辩》流传至今，其多为设问格式，散韵结合，注重描写和铺叙，亦为后世尤其是汉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先秦文学的发展时间长、范围广、变化大，其格式与样式也从早期的相对单一发展为后来的多元丰富。先秦时代既是中国古代文学诞生继而发展的最初阶段，同时也是古代文化发展昌盛的繁荣时段。无论是从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角度来说，还是从先秦历史的考证而言，先秦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值得后人长期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