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各地民族主义乱象！如何分析民族主义？《（我无法）享乐：拉康理论和

民族主义的仇恨可以被解释为社会或者社会群体尝试去解决失去的享乐之问题的方式，他们将这种匮乏、结构的不可能性归于一种外部的力量的作用，民族的敌人或者被幻想为享乐更多的大他者（窃取了被认为“本质上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也揭示了在大多数民族主义或者种族主义的文学作品中，被妖魔化的大他者通常会因为过度的享乐而受到谴责和仇恨。齐泽克提供了一个晚期南斯拉夫的例子，尤其是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可以见证一个详细的“偷窃”享乐的关系网络：每个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神话，叙述其他民族是如何剥夺自己享乐的重要部分，而拥有了它就能充分的生活。斯洛文尼亚人（把自己说成是）被南方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剥夺了享乐，因为他们众所周知的懒惰、巴尔干式的腐败、肮脏和嘈杂的享受，还因为他们要求无止境的经济支持，从斯洛文尼亚人那里偷走了他们宝贵的财富积累，否则斯洛文尼亚早就赶上西欧的水平了。另一方面，斯洛文尼亚人自己却因为斯洛文尼亚人的不自然的勤奋、僵硬和自私的算计而抢劫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没有屈服于生活的简单快乐，反倒反常地喜欢不断设计各种手段，通过转售他们在塞尔维亚廉价购买的产品，剥夺他们的劳动成果。

类似的关系网络似乎也在加拿大的某些地区运行着。魁北克人经常被指责过度享受与他们“法国”文化有关的东西，他们拒绝和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人分享。另一方面，魁北克人他们自己对于缺乏过度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力感到愤恨，这种权力惠及着（联邦政府统治着的）除它之外的加拿大地区。此外，“魁北克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人都说，如果我们都能与我们所怀疑的土著人所享有的地区建立起特殊的联系，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地方感（sense of place）。如果我们有美国那样的繁荣，即使这种繁荣在偷走我们的工作、掠夺我们的资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享乐在建构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性，这一次是希腊。希腊著名社会学家康斯坦丁.托卡拉斯（Constantine Tsoukalas）这样描述共同的对于“希腊性”（Greekness）的感受：“希腊人认为，当他们唱歌、跳舞、做梦、大笑、感受、做爱或者战斗时，他们是希腊人；当他们精明强干、个人成功时，他们也是希腊人；但是当他们强迫地追求单一的（unidimensional）、集体的、理性的目标时，他们绝不会是希腊人”。换句话说，重要的是“交流、感染力（pathos）、荣誉、快乐，甚至是‘矛盾’是如何被追求、品尝和享受的：这是他们文化的‘独特性’；他们很容易夸耀自己以外的异族（aliens）无法理解的方式享受生活的天职（vocation）”。无需多言，这显然不止在希腊发生；每一个民族的群体都以相似的方式联系起来，又被其“他者”的方式区分开来。正如彼得.布拉奇斯（Peter Bratsis）所言，开雪佛兰（Chevy）、看棒球比赛、以及吃热狗是美国人所体验和享受的独特的美国民族习俗。

在这一节的最后，让我们梳理一下拉康的贡献，因为到目前为止，拉康的贡献在我们所查阅的文献和我们在文本的论证思路中得到了发展，同时还提供了一些经验性的说明。以享乐因素为重点来研究民族主义至少强调了三个方面：（1）使得民族的话语建构具有一致性的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承诺我们在民族历史的根基上与充分的享乐相遇。这种幻想经常会通过以下官方的方式进行被再生产出来：教育、民族神话、阅兵式等仪式化的习俗。希腊的“Megale Idea”正是这种幻想承诺的典范。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希腊民族主义者来说，“解放未获救赎的希腊人”，建立起“两大洲五大海的大希腊”，以及“夺回君士坦丁堡”提供了一个绝对完整的承诺，它将改善新生国家的所有问题。（2）这种想象的承诺通过一些非官方的习俗所带来的部分享乐而获得了实际的掩盖：通过特有的日常仪式、习俗、饮食偏好和传统（特别是其所食用的东西在其他文化中被视为不可食用的甚至是恶心的）得以再生产。继续以希腊为例，如果官方的意识形态侧重于希腊文明（幻想的）连续性，主导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那么闭幕式则揭示了官方话语和实践中极少描绘的（主要是躯体的）享乐类型（唱歌、跳舞之类）的底蕴（underside）正是这种官方认可的理想（想象中的享乐承诺）和很大程度上非官方的实践（与身体享乐的部分接触）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了一种有效的民族认同。（3）然而，这种辩证法，是绝不够的。正是因为第二种享乐的片面性很可能会揭示出我们民族幻想之整全的虚幻性，民族作为认同对象的可信度和显著性就依赖于民族话语为缺乏完全的享乐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能力。正是在这里，偷窃享乐这个概念被引入，这一概念是民族神话的典型特征，并和民族敌人的建构密不可分（希腊之于土耳其，土耳其之于希腊等等）。

审查情感维度

如果，情感和享乐的维度在集体认同中十分重要，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理论家、政治分析家、现代政治家没有提起呢？启蒙哲学（Enlightenment philosophy）和政治理论以及政治自身——很大程度上已经把自己视为将认同的话语/符号维度和情感/淫秽支撑区分开来的角色。在理性和理性管理的时代，这里没有“非理性”力量和爱欲联系的余地；目的要么是控制，要么是更好地消除激情、情感和热诚，为的是清出（drain out）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中的身体享乐。

但是，这种策略存在着严重问题。把理性和情感严格区分开来，把话语组织的象征层面和爱欲投注以及享乐分离开来是十分困难的。让我们回到对于民族认同的分析。正如我们所见，这两个维度都很重要。然而，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献中仍然在尝试将一种良性的、较为冷静的（drier）民族主义（通常称之为“爱国主义”）与仇恨和情感专注（cathexis）的恶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因此，公民与民族、政治与文化、西方与东方、仁慈与邪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二分法十分突出。迄今为止，这种二分法至少有20种不同的提法。所有这些道貌岸然二分都是为了去除民族认同的淫秽维度。许多理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s）认为，民族认同是可憎的事物，是“古板、不自由和庸俗”。对于这些政治家和学者，“民族主义能够在任何地方被看见，但绝不是我这里”；他们的信条是“我们的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这样的观点很明显忽视了“仁慈的民族主义经常会演变为丑陋的超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这一事实。正如詹金斯和索弗斯强调的，“以二分的方式来看待民族主义是错误的——‘好’与‘坏’，‘开放’与‘封闭’，‘左’和‘右’，‘法国’和‘德国’”。现实远比这细致（nuanced）和复杂，并且在实践中这两种“模式”并不是完全冲突。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对立，似乎是基于对法国、英国和美国历史的理想化，这些国家的历史被概念化为启蒙的原则。这种理想化的先决条件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归根到底，“每种民族主义都包含了不同程度的公民（civic）和种族要素”，以至于在实践中，有领土的民族也必须是文化共同体，而且是以其独特的享乐方式构建起来的共同体。

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纯粹公民（非文化）民族主义概念——即民族国家可以建立在一个理念之上，它可以在纯粹政治的意义上繁荣昌盛，它可以通过其宪法文献和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之可能性必须受到质疑，原因很简单，如果不有效处理爱欲投注和享乐，就无法建构具有民族主义持久性的认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跟拉克劳一起写《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那个人）早就说过，“要理解民族主义，必须要理解‘激情’在创造集体认同中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是说，不可能建构出情感含量极低的政治项目；我们是要指出，这种项目将会无法大规模动员民众获得支持，也无法形成普遍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的情况正是如此）。欠发达的强烈欧洲认同的例子便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必须强调，这也并不是说，民族先验地（priori）具有情感投注和管理享乐的特权。事实上，我们的分析并没有杜绝后民族（post-national）发展的可能性；但它指出，这些发展不可能仅仅基于其符号和认知层面而取得成功，它们必须影响能量的转移，使其投注到民族丛（constellation）中才可以成功。

结论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去讨论精神分析对于民族主义研究层面的分析价值，特别是拉康理论。我们主要的论点是拉康理论，特别是其享乐概念，能够实际地改进我们对于民族认同的理解，因为它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解释了民族认同的力量、显著性和长期性。此外，享乐的逻辑，和一些来自话语以及建构论方法的元素，能够构建起我们阐述更为全面的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资源。

精神分析提醒着我们，民族主义不能够化简为理性的利己主义动机、经济条件和制度动力。尽管上述的因素十分重要，但是在研究民族主义运动中群体行动和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时，认同的作用是其核心所在。然而，聚焦于认同过程的话语/符号层面仍然是不够的。民族主义等话语的普世魅力在于它们能够调动人类对于认同的欲望，并且承诺与（民族）享乐相遇。因此，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应当强调认同过程的运作，以及享乐的辩证法在不同民族背景下的演绎方式。简而言之，按照齐泽克的观点，对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以及所有意识形态研究）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话语层面，即通过对于一些意识形态文本的“症候阅读”（symptomal reading）表明特定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些“节点”（nodal points）的干预，将异质性的“浮动能指”拼接（montage）并总体化的结果。其二，则是提炼享乐的内核，阐明意识形态如何——在意义的领域之内同时又在之外——暗示、操纵、产生前意识形态的享乐。

但是这些具体意味着什么？假设上述的理论分析令人信服，那么如何将之用于具体的案例研究呢？虽然提供确切的蓝图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和理念，但是根据本文提出的论点，我们在初步接触一个“个案研究”时，应当首先研究促进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诞生的条件。安东尼.史密斯强调了前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后来形成民族的参照人群中存在的“族群”文化材料，这有助于我们开始理解民族主义何时并且为何在特定的社群采取特定的形式。随后，话语理论可以用于分析和阐明民族主义话语的符号/修辞结构以及维持这些话语的实践。最后，精神分析也许能够利用藏在民族认同背后的爱欲投注来解释特定民族主义的力量和长寿。简而言之，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一个社群何时、如何以及为何生成民族主义并且维持着。利用精神分析——尤其是拉康的享乐的问题意识——来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类似“坏”民族主义和“好”民族主义这样道德上的过度简化。我们的论点是，民族主义必然会以包容和排斥的形式带来一些爱欲投注，或者更为诗意的说法，爱和恨。否认民族认同的暴力只会压抑这一层面的讨论，而不会消除其影响。当然，民族主义不是永恒的，但是如果不适当地重新引导（re-channelling）/重新关注（re-investment）（民族主义）享乐，就不可能发生任何变革——后民族方向或者其他方向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