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擒天皇表亲赤本大佐”一事考

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未经授权，禁止二传，违者必究。

本文作者：浩瀚星之海

包森智擒赤本大佐，是指1939年4月15日，冀东八路军包森支队在冀东遵化县活捉日本宪兵“司令”、天皇“表亲（表弟）”“赤本大佐”。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人，特别是唐山人都听说过。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遵化县委党史研究室、冀东烈士陵园、盘山烈士陵园等部门已研究过这件事，对“赤本”的身份、职位、军衔、事件情节等亦做了正确、严谨的考证与科普，到今天成果丰硕。然而仍有一部分人没能看到有关部门的著作，没有到冀东烈士陵园纪念馆、盘山烈士陵园纪念馆参观学习，仍然被某些“营销号”误导。破除错误观点，宣传抗日战争史，依然任重道远。在多位冀东党史研究者、爱好者的帮助下，笔者对“赤本”被俘一事做一个简单的考证与梳理。

【一】 传统观点

（1） 背景：

1938年7月6日，经历了长时间的周密策划下，滦县高培之、李润民、张鹤鸣、张振宇等同志在滦县港北村举行起义，标志着冀东抗日武装大起义的正式开始。至此，10万余人组成抗日武装。在这当中，由我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的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冀东抗日联军）共三路军队七万余人，抗日烽火席卷冀东二十余县。同时，八路军第四纵队五千余人在宋时轮、邓华的率领下挺进冀东，与冀东抗日武装一起，连续作战，各武装攻克了昌平（平北，挺进途中攻克）、宁河、宝坻、蓟县、玉田、乐亭、迁安、平谷，兴隆、卢龙县城，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

然而在秋、冬季，日伪军将要发起大规模扫荡，1938年10月上旬，四纵、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抗联主要领导人在丰润九间房召开会议，许多领导人对敌军实力过于高估，没有坚持在冀东进行游击战的信心，下达了率领大部抗日联军西撤的错误决定。在这之后，各路抗联及四纵，共数万人的部队开始西撤，途中遭到了日伪军的层层堵截，加上天气寒冷，战斗减员、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尤其是冀东抗联大部分士兵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对革命思想还没有深刻的认识，纪律欠佳，撤退过程中溃散的情况很多，最终导致冀东抗联减员90%多，冀东抗日武装遭到极大的损失。

不过在西撤之前，第四纵队在冀东地区留下三个支队，一共不足五百人，这三个支队中，第二支队（包森支队）号称200余人，实际在一开始，除去伤病员，可参加战斗，包括马夫在内的仅44人，后来收编了许多武装，包括孙永勤旧部及各个起义队伍，部队有所扩大。李运昌率领的二路军在西撤过程中遭到日伪军阻击，队伍损失严重，不得不东返。最终在日伪军的堵截、围剿下，李运昌二路军，29个纵队，12个独立大队，从一开始的5.5万多人，到最后直属部队一度只剩下130余人。

在李运昌正为冀东之后的抗战发愁的时候……

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个叫梁天柱的战士，正雄赳赳地在那里站岗，我问他：“你怎么没走呀？”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句普通的话，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是啊，我是党员！党员就要坚持革命，而且要坚持到底！我召开了军人大会，号召大家坚定信心，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把抗战进行到底。会后，我们重新布置了工作。

在这危急关头，在日军都宣称“抗联战士在长城上哭着呢”的时候，留守在冀东地区的八路军三个支队及抗联余部，从38年11月到39年6月，与敌交战233次，其中主动进攻105次，在反扫荡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三个支队和冀东抗联人数规模都有所扩大，武备逐渐增强。

（2） 前奏：

包森支队在冀东地区的活动与作战，让冀东地区的抗日星火重新燃烧，给日伪军造成了很大麻烦。赤本尼三是日本天皇的表亲，大佐军衔，在冀东担任宪兵司令，坐镇遵化。1939年3月2日，包森支队的王振锡（注：一说叫王振西）因病在家休养，第二天因他人告密，被日伪军抓去。赤本这个人十分自大，认为这是个消灭包森支队的好机会…....

（3） 经过：

1938年4月25日晚上，第二支队的支队部成员马兰田、贾振远、五中队副队长年焕兴及三四名战士组成游击小组，在遵化东北张家坟执行侦查任务。当晚在该村留宿。

26日，一行人化装成老百姓，在村南路边的坝坎上帮老乡脱坯，快到中午的时候，从村南边来了三个人，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穿粗布便衣，走在后边的两个人都穿大褂，像是做买卖的。

等走近一看，前边那个人是手枪班的王振西，这时贾振远小声说：“注意听我命令！”那三人越走越近，当王振西走到跟前时，他暗示要做好准备，并低声说：“后边是敌人。”贾振远、年焕兴和马兰田同时拔出手枪，大吼一声：“不许动！”从坝台上跳了下去，

用枪顶住了敌人的腰眼。敌人要伸手掏枪，未等掏出来，一个战士上去一把拽住他的手，撕开他们的大褂，缴了他们的手枪。这时王振西说：“捉住的这两个，一个是日本宪兵队长、一个是翻译。”并催快走，说：“日军大队就在大刘庄。”大刘庄离张家坟村不过四五华里，于是一行人赶紧押着日军和翻译往北走。那个日军“叽哩哇啦”地嚷，就是不肯走。年焕兴找来一根猪毛绳，捆住鬼子的双手，连拉带拽地往候家寨撤。

一路上，贾振远边走边盘问那个翻译。这家伙姓孙，遵化平安城人，是在“家礼”（冀东的一种青红帮）的。正巧贾振远也入过“家礼”。二支队分散隐蔽后，包森同志曾几次让他们摆香堂为掩护做群众工作。贾振远便和那翻译说起了行话，了解到这个日本人是宪兵队长，叫赤本。翻译表示，以后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他还挑着大拇指说：“王振西眞行，足智多谋。”走出了十几里，快到候家寨了，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日伪军大队人马追了上来。赤本听见枪声可来了劲，像条死狗一样，说什么也不走了。几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拖到了侯家寨北边的边关楼子里，实在拖不动了，便开始审问他，他还是“叽哩哇啦”地叫着。翻译说他要找包森，要和包森见面。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一行人商量，得赶紧北撤，不然很有可能被包围。贾振远指着翻译说：“把他放了吧！”大家谁也没说话。贾振远便对翻译说：“你走吧！”那翻译赶忙作了个揖，说声：“谢谢三老四少。”转身就跑了。之后又拖着赤本往北撤，出了边关墙，后面的枪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幸好山上有民兵阻击日军先头部队，敌人才没很快追上来。

天擦黑时，到了马蹄峪北边的柳树沟子。这里只有几户人家，一行人又渴又饿，就到一个老乡家里找了点饭吃，也给赤本盛上一碗，这家伙怎么也不肯吃。吃完了饭叫赤本走，只见他跪在地上，撕开大襟，胸前露出一个系在脖子上的小铜佛，嘴里不停地叨叨咕咕，像是在祷告。一个小个子战士从身后往起拽他，不料赤本腾地站起来，侧身一踹，把那个战士踹出去老远。这可真把马兰田等人气坏了，上前按住他，他嚷着又跪在地上。贾振远和年焕兴商量几句，对大家说：“日军肯定会紧追不放，干脆把赤本就地处决。”王振西跑到老乡屋里拿来一把旧斧子，处决了赤本。大家七手八脚刨了个坑，把他埋了，还在上面插了个柳树枝子作记号。埋完赤本后，经过商量，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决定分头转移。于是，贾振远、王振西和马兰田往东，年焕兴他们往北，分别活动了。

（4） 前因：

赤本认为经过扫荡，冀东八路军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包森一个人东躲西藏，找着他是手到擒来的事！得知王振西是包森警卫班的，就把王振西从狱里提出来审讯。

赤本问：“你是包森的警卫员，你能领我们去找包森吗？”王振西心里捉摸：“他们要找包支队长，何不借此机会到监狱外边转转，万一碰到我们游击队，自己兴许就能逃出大狱！”于是恭顺地说：“我是他的警卫兵，还不知道经常住在哪儿！”赤本便说：“你带我去找他，我要和他面谈。”王振西满口答应。

第二天赤本带着60多名警备队，乘汽车跟着王振锡，王振锡看到赤本带领这么多人，三三两两活动的游击小队肯定干不过，于是对赤本说：“你带这么多的队伍，还有你这身军装，包森的侦察员看见，还不转移？”赤本点头，叫人找来两套中式衣帽，和翻译换上便装，叫带来的60多名警备队在后尾随，跟着王振锡到了张家坟。结果最后不但没捉住包支队长，赤本反倒被侦察分队活捉；押着俘虏抓包森，自己反而成了俘虏。

（5） 后续：

四天后，马兰田等人在禅林寺见到了包森支队长，一见面，他握住王振西的手说：“你们活捉赤本干得好，很出色，为抗战立了一大功！”贾振远汇报了经过，检讨说：“可惜赤本叫我们处死了，没有能把活的带来。”包森说：“你们给人民除了一大害，处死也有功嘛！”这时炊事员叫我吃饭，包森风趣地说：“你们立了功应该吃肉，可这是和尚庙，只能吃素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赤本失踪后，日本国内与华北日军非常震撼，为了找到赤本，他们软硬兼施。一方面，敌方集结了一万多日伪军连续讨伐围剿了一个多月，派飞机对遵化、兴隆、丰润等地低空侦察，散发传单，威胁交出赤本；同时加强了情报搜集工作，有十五个村子，当中十六个送情报的村干部被扣押到县城，要求每天都要送关于赤本的情报，没有情报保长就得签字画押，打证取保，一直折腾了六个月。除此之外，相传日本还派了著名特务川岛芳子前来搭救。另一方面，日军想方设法企图跟包森沟通，他们组织商务会中有名的人到各村挨个游说，让村民带着信件往山里送了数十封信“面呈包司令长官”，信中提及愿以五十挺机枪和数十箱弹药换回赤本或赤本的尸体；赤本的老婆也来到遵化，到处演讲，说：“谁都有妻儿老小，讲点人道主义。”

包森最后的确收到送来的信件，他看完后笑着说：“侵略者还给我封官了，告诉他们，讲条件嘛，两条：一是让他们滚出中国去，二是让他们投降。”

最终日军寻找赤本的事情不了了之，包森率领部队在这之后攻克东新庄、开辟盘山根据地、全歼武岛骑兵队、开拓冀东西部地区、强袭东双城、果河沿全歼伪四团，为抗日战争和冀东根据地的建设立下不朽功勋。1942年2月17日，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兼十三团团长包森，在野瓠山同伪满军作战时，亲临前线指挥，在观察敌情时被敌军子弹击中，英勇牺牲，年仅31岁。

包森牺牲后，冀热辽军民无不悲痛，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心与复仇的决心，不断地打击日伪军。45年夏秋两季，冀热辽军区发起攻势作战，攻克、接收了蓟县、宝坻、宁河、三河、香河、兴隆、顺义、平谷、玉田、遵化、丰润、迁安、卢龙、乐亭、临榆、抚宁、青龙、绥中、兴城、围场、宁城、凌源、承德、锦州等几十座各类城市，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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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中方史料

关于赤本大佐的中方资料有不少，当中内容大体上一致，在娄平所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军事工作资料（上）》当中就有赤本大佐的记载，另外新华日报根据这一事情写的《日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被俘记》，描述相对细致，但和真实情况有偏差。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叶剑英在延安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1939年4月26日我冀东游击队（包森支队）在遵化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从六人。”

抗战之后，又有不少参与俘虏赤本的八路军提供了回忆录，例如本文前述的“经过”一节，就是改编自马兰田的《生擒日本宪兵队长赤本》，其它也有来自战后的实地考察、访谈等，笔者是学生，没有能力查到访谈原件，只能从前辈们写的论文中找到引用的一部分。由于本次行动规模不大，故无如战斗详报这样专门的档案。

【二】 相关日方史料

由于笔者没钱，能搜集到的日方史料有限，档案方面，直接有关的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上找到了B02032001500，另外《日本宪兵正史》当中也有记载。

【三】 研究综述

（1）战争年代，环境艰苦，人力物力都用在军事和经济上，没有对历史做过多的投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在建设国家的同时，也在抗战史上做了不少努力，然而可惜的是，由于经济发展尚有较大提升空间等条件的限制，对赤本大佐被俘一事的研究仍不充分。八十、九十年代，国家支持地方研究与编纂革命史、地方史等，我国抗战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各地政府及民间积极参加抗战史研究，完成了各县革命史的编写工作，抗战史研究进展迅速，成果辉煌，现在看来，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相对真实可靠、内容非常丰富，“含金量”是很高的，对现如今来说依然有很大用处。

许多学者及抗战史爱好者对赤本大佐被俘一事有很多疑议，对此，河北省委下达《活捉赤本大佐的考证》这一专题，唐山市委党史办将此专题交给遵化，于1985年左右开始进行核实与考证，采访了大量群众，查阅了许多文献，当中李永春、马秀山、邓荣显等人明确对赤本大佐的军衔、身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赤本根本不是天皇表亲、表弟，只是个遵化县的宪兵队长，是个上士或者中士的小官。另外也有像马熙群等，对赤本身份、军衔没有疑议，但对是谁俘虏赤本与俘虏时间问题有不同看法。这些学者在赤本大佐的问题研究当中，起到了先锋军与开拓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以上前辈们的工作对抗战史研究的贡献很大，不过由于当时网络尚不发达，国内外交通不便等原因，对日方资料不够重视，能引用的也寥寥无几。实地采访所获得的信息，因没有原始资料支持而显得可靠性不足，研究依然存在了许多疑问。

步入二十一世纪，网络迅速发展，一篇对冀东抗战史研究学者程水星等人的采访当中，提到了赤本大佐的问题，通过考证和调阅日方档案，认为赤本大佐真名池本信次郎，是遵化县的军曹队长，被八路军鲍森支队的年汗卿俘虏（日方人名记载有误，鲍森应为包森，年汗卿应为年焕兴）。

（2）冀东地区的抗战史研究学者及爱好者，以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学术作风，对“赤本”被俘一事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纪念馆对“赤本”的“大佐”、“天皇表弟”等未经证实的说法不采纳，对于“赤本”的相关事情不断进行考证，有错必纠。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遵化县委党史研究室、冀东烈士陵园、盘山烈士陵园等部门深入研究并“挖掘”出有关“赤本”的日方档案，及时收入书中、在纪念馆展览，立下了正确的结论，公之于众，为抗战史研究做出很大贡献。

不过由于“赤本”的名称、职位、军衔等错误地被网络营销号大范围传播，误导了许多人，给抗战史的深入研究、科普造成了极大阻碍。冀东地区党史研究者、爱好者仍然存在着人数不足的问题，“新鲜血液”注入不够。许多人没能及时了解到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遵化县委党史研究室、冀东烈士陵园、盘山烈士陵园等部门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我等青年人应勇担重任，扛起大旗，积极投身于冀东等地区的抗战史学习、科普与研究。为此，笔者需要为“赤本大佐”被俘一事做一个简单的考证与梳理。

【四】 笔者研究

（1） “赤本”真名

“赤本大佐”在八九十年代以前，各类文献史料及研究成果都称之为“赤本”或“赤本尼三”。在那篇采访文章中，声称赤本大佐原名为池本信次郎，笔者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上找到了这一说法的原件，编号B02032001500的档案，对“赤本大佐”被俘一事给出了简略的叙述，明确记载了其真名应为“池本信次郎”。

不过笔者又获取了日本方面“全国宪友会”所著的《日本宪兵正史》有关“赤本大佐”的相关部分，该书称之为“池上”。这样一来，就有三种说法：赤本（尼三）、池本信次郎和池上。那么，究竟哪种靠谱呢？

笔者认为“池本信次郎”是符合事实的，原因如下：

1. 日本确实有池本这个姓，B02032001500作为原始档案，与“赤本”被俘距离的时间最短，不可能出现回忆出错的情况，且作为军队相关档案，编写较严（至少是己方人名上），写错自己部队军官的人名可能性很低。

2. 池与赤发音相似，中方起初记载就是赤本，但该人名是 “赤本”的翻译口述的，估计是由于口音问题导致的“同音不同字”，赤本作为姓氏，在日本很鲜见，我目前还没有见过姓赤本的日本人，可见赤本应为“池本之误。

3. 《日本宪兵正史》内容应为战后日军侵华老兵及相关人员所述，理应有一定的可靠性，然而日本所写的部队史出现小错误是有先例的，如《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史》当中，就写错了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的军衔，少将写成了少尉，仅仅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相当于本应当率领几千人的联队长的人，却给安排当了一个管理三五十人的小队长，这岂不可笑？我在写《沙河驿战斗与被八路军击毙的高羽麻二少将》一文中没有考虑到日本部队志会犯这个错误，原封不动地就把原文所写编制照搬了，给我及读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里要给各位道个歉。

话扯远了，除了有先例外，《日本宪兵正史》对池本的记述还出现了其它的低级失误，即使是所写内容，与现实出入的也有不少，需要去伪存真。由此看来，“池上”应为“池本”之误。

（2） “赤本”军衔

八十年代以前，由于水平与条件限制，人们对日本编制、军衔制度尚未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在池本被俘后，无论是根据地资料还是民间传说，很多都称“赤本”为大佐。1944年叶剑英所说“赤本”为大佐，甚至是天皇表弟，各界，包括日军也无质疑，这就更“证实”“赤本”是大佐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赤本是大佐”这个观点抗战史就有。八十年代后，许多学者力图摆脱“文献资料与口述资料有出入时，坚持以文献资料为准”的束缚，通过对相关人士，包括原伪职人员、伪军人员、我方情报人员等的采访，得知“赤本”并非大佐，而是中士或者上士，是个班、排级的小官。这里笔者引用李永春、马秀山两位前辈的《关于当年驻遵化日军宪兵队长赤本军衔的考证》一文对相关人员的采访内容：

（1） 齐焕文：男，69岁（指1985年9月29日访问时），他于1939年3月到遵化警察队，于数日后调到日军宪兵队当夫役（即差役）专门伺候赤本，他对赤本的身材、长相、穿着、习惯、居住房间、生活待遇情况无所不知，且记得当时与赤本同时被捉的那个当翻译的人的姓名及赤本被杀之后的继任者，他证明赤本的军衔不是大佐，是个中士级宪兵队长。
阎福全：男，78岁（指1988年访问时），他于1935年春开始，在遵化城内当伪警备队战士，后提升为班长、小队长，后任中队长，一直干到日本投降后回家，一直在家参加劳动，记忆尚好。他当时认识赤本，他证明赤本的军衔不是大佐。
王树德：男，现已故（84年曾访问过），生前住遵化县孔庄子村，1939年曾于遵化伪警察所任文秘，住在赤本办公室的前院。他认识赤本，证明赤本不是大佐，是个中士阶级。

（2） 考查赤本当时所配的肩章标志表明他的军衔不是大佐，日军大佐阶级的肩章式样，外有花边，内有两杠，中间三个花。赤本的肩章是一杠两花，外无花边。前面提到的齐焕文、阎福全、王树德在分别接受访问的情况下不谋而合地说，赤本的肩章上不带花边，中间是一道杠，特别是齐焕文在1988年3月11日我们再度访问时，十分肯定地说：“赤本的军衔是个中士阶级，肩章上无花边，中间只有一道杠。后来接替他的是个少尉阶级，肩章上有花边，中间一道杠一个花，他叫婴井原吾。”他还说：“那时我年轻好奇，注意过这些。”此外，一位在1939年在遵化伪警备队当过上士文书的人，名叫辉文汉。还有一位当时在遵化城内做裁缝，与我方地下人员有情报关系的人，他叫王子顺，现住遵化镇北街，这两个人也都说明他的肩章是一杠两花。

既然当时伪军、伪职人员都说赤本是中士，那么为何民间，甚至是许多资料上都说池本是大佐呢？在那篇采访报道中，程水星认为是“汉奸翻译乱说的”。然而，上世纪有人访问过包森支队的侦察员、活捉池本的当事人和在场人，都说当时不知道赤本的军衔，曾访问过当事人马兰田，他说当时只知赤本是个宪兵队长，只是后来听说是个大佐，但不知道此说的起源和根据，也曾访问过一位名叫张士海的老同志，捉池本的那天他和另一位参加捉池本的人年焕兴配合活动，也还记得经过情形，但并不知道赤本的军衔。由此可见，那篇报道观点有误。

当时被抓去的村干部钟桂金曾说：“那时候就知道赤本是司令，不知是大佐。”可见当时已经有“司令”的说法了，因为“赤本”虽然是中士，但作为宪兵队长，是有一定的权利的，对遵化县的日伪警备队，他有能力调动指挥，甚至说县政务活动，也可能有所影响，当时老百姓对池本了解不多，故称这种权利比较大的人为“司令”，甚至之后传成了“赤本大佐，是日军‘（北）平东宪兵司令’”。从中可见，“赤本”的“大佐”一说应该是伪军职人员、民间老百姓以及八路军之间的以讹传讹，最后造成了错误。

抗战时期，八路军情报工作，尤其是地方情报工作，着重于日伪军兵力调动、作战范围与时间，对于日伪军编制、人员官职并没有过多了解，导致出现了很多错误，例如《遵化文史资料大全》当中记述了1942年5月的蓟县西岱庄战斗，说“打死几名日本军官，其中有一四四联队长田浦少将”。首先日军在冀东地区确实有叫田浦的联队长，但任职于第一联队，此人并没有在冀东战死。另外《浙东抗日根据地》收录的《抗战胜利，积极准备收缴三北一带敌伪武装》的电报中，提到了“据说听到日（本天）皇已自/杀”的不知从哪里听说的小道消息，从这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许多中方资料提到的“击毙日军XX大佐”，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手段、民间的以讹传讹，可靠性极低。

目前，池本是中士一说已被党史学者广泛接受，但日方资料记载如何？我们先来看B02032001500这篇日方档案，已经被盘山革命纪念馆收录展出，非常明确地记载了“遵化县城内驻屯宪兵队宪兵曹长”，而《日本宪兵正史》记载略有差别，说池上（本）是军曹。这里出现个问题：中国的中士对应的是军曹，而上士对应的才是曹长，为何许多伪军职人员都说是中士，这证明了日方档案记载错误了吗？

并不是如此。首先笔者要提到日军一个奇特的军衔制度：如果一个日军挂着一个军衔服役了一段时间，但在服役过程中战死了，那么这个日军的军衔就会在死后晋升一级。比如高羽麻二，他本来是大佐，但在沙河驿战斗中被八路军打死，死后就被追晋为少将。又比如楠木铁夫，是27师团第12中队队长，大尉军衔，在渠梁河战斗中被八路军击毙，就在死后追晋为少佐。但黄土岭战斗中被打死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就没有追晋为大将，这是因为他刚当上中将不久就给打死了，所以没有追晋。

池本也是如此，他本来是军曹，被俘后不听话被八路军处决了，日军就追晋他为曹长，也就是晋升一级。虽然日军对于被俘人员是很歧视的，如果被俘，那么按道理说就无法追晋。但为了士气和面子，特别是被俘后死了，日军有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这个事的要求没有那么严苛。

除了这些方面外，池本死后，接替他的是位叫婴井原吾（可靠性待查）的少尉，而遵化宪兵队的上级唐山宪兵队加藤清一也只过是个大尉，难道大尉还会给大佐下达命令？这不下克上嘛！再上级就是天津宪兵队了，当时的天津宪兵队长村野直弘也就个中佐，下级军衔不可能比上级还高。

综上所述，池本信次郎应为军曹，死后追晋曹长。

（3） “赤本”身份

在捉赤本之前，并没有天皇表弟、天皇表亲、天皇驸马等说法，就是个普通的宪兵队长。在他死后，各种“八卦”就起来了，据刊登过活捉赤本消息的《老百姓》（抗战时地下刊物）云光所说，他在一家饭馆吃饭时，从日伪军人彼此交流中亲自听到赤本是裕仁天皇表弟。可见不仅是根据地老百姓，连伪军也传起来了。可见这件事影响力之大。八十年代虽然很多人对赤本军衔有疑问，但很少有怀疑过赤本是不是天皇表弟、天皇驸马。到了二十一世纪，网络发达，交通更加便利。2010年，一位叫“瀚海存真”的网友首先提出质疑，他在查阅天皇家族图谱并没有发现叫赤本的人，阎瑞赓也认为赤本并不是皇族。在侧面上，如果池本是天皇表弟，加上他在到任后并没有干出什么特别突出的事，甚至有些幼稚的作为可以看出，他肯定是在日本国内，或者在一些安全的地方当个闲职，怎么可能会把他送到敌后前线呢？

可见池本为天皇表亲或天皇驸马一说不可信。

由（2）、（3）点笔者大致认为：池本的“军衔”、“身份”问题，可能是以讹传讹或情报失误造成的。

（4） 被俘问题

池本被俘一事充满了巧合，首先池本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在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到，被俘时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处境，反而还想着找包森；八路军给他白米饭也不吃，甚至踹翻了一位战士，可见此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同时，这个行动不是池本一人策划，还受到了唐山宪兵分队长加藤清一大尉的指使，命令池本前去调查，“一旦发现游击队头目即行逮捕。”

其次是王振锡的事情，他离包森很近，知道得多。当时抗日队伍刚拉起来，又经历了挫折，许多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鱼龙混杂，有些人经不起考验，成了可耻的叛徒。

日军招安地方武装是有先例的。静海的张宝正曾拉起来一支部队，后来被日军招安，当了伪军。津南李景文部是土匪，也接受了日军的招安。西撤失利后，冀东地区涌现出许多不受各方领导的地方武装，他们打着抗日旗号，但不真抗日，只想着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旦日军来招安，很多都会投敌。也正是有先例，让池本放松了警惕。

池本认为王振锡可以信任，甚至敢抛下部队带三个人就去劝降包森，也是由于这些原因。

（5） 被俘时间

《生擒日本宪兵大佐赤本》、《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等资料都认定为1939年4月26日，《日本宪兵正史》中记载的是1938年8月，而B02032001500所记载的则是1939年4月15日，李梅溪所写《活捉宪兵司令赤本》更为离谱，为1941年。1939年4月15日、1939年4月26日、1938年8月、1941年这几种说法中，究竟哪一个是准确的呢？

笔者认为1939年4月15日是准确无误的。首先，4月15日是日军档案所载，虽然日军档案也不是百分百靠谱，但写错日子这种事还是很少的。战地记者韦冈曾写过赤本大佐的事，写道：“二十八年四月中旬……”可见应为4月15日。那么为何会出现4月26日这一记载呢？亲历者袁汉文等多人回忆“1939年农历2月25日9点多……第二天年等化装成老百姓，发现从杜英文家北面山丘上向崔子西家过来三个人……”笔者查了下日历，发现1939年农历2月26日就是4月15日。马兰田也回忆道：“是在1939年清明节之后”。1939年清明节是4月6日，那时候很多人还会用二十四节气，如果是26号，马兰田应该会说4月21号的谷雨的5天后。可见4月26日之误应该是当时人员素质还不够，把农历改成公历时只改了月份，但没改日子，造成了错误。

至于1938年8月、1941年两种说法就更不可能了。1938年8月正是冀东抗日武装大起义轰轰烈烈之时，暴动队伍早就占领了广大乡村，《日本宪兵正史》原文中记述：“河北遵化，收到有强力的游击队头目潜伏的报告。”38年8月，冀东各地的抗日队伍正在扩大战果，有的和日伪军对峙，有的甚至是追着日伪军打，根本没有潜伏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日伪军很少说敢带领小股部队出城，当时各个起义队伍，多的有数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几十人，池本再蠢，他也只敢在39年西撤失利、抗日队伍损失严重的时候带两个人去找包森，像38年那种起义队伍风生水起的时候，池本是不敢这么干的。更何况，38年8月包森带队正在兴隆一带活动，怎么可能突然到遵化呢？

至于1941年之说，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据《冀热辽子弟兵》所载，1940年7月包森支队就已经编为十三团了，早就没有“第二支队”这个番号了，再者说，这时候13团早就成了冀东的主力团，兵强马壮，没有丝毫投降的可能。

综上所述，池本被俘时间应为193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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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人物

王振锡（西）：1902年生于遵化苏家洼镇罗秀庄，家庭贫困，经历13次搬家，仍然穷困潦倒，加上其虽然有一腔热血，但时代造成了他的一些坏毛病、坏习惯，对生活造成了影响。他因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的欺压，三次入狱。在苦难的生活中，他养成了灵活的性格，对穷人同情。1938年冀东抗日武装大起义爆发，王振锡任特务一总队二中队长。西撤失利后队伍溃散，他集合起几十人开始抗日斗争，然而由于环境艰苦，加上没有正确的领导，队伍不久后再次溃散。他的意志没有消沉，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并加入了活跃在兴隆、遵化一带的八路军包森支队。

他办事利落，受包森的器重，作为侦察员，做了许多工作。1939年3月2日，王振锡因病回家休养，第二天被人告密被捕。他在入狱时一度以为要献身革命了，让二伯母抱着女儿见“最后一面”。之后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唱革命歌曲，痛骂日本侵略者。狱卒很受感动，给他指点。王深受启发，此时池本也急于立功，审讯他企图劝降包森。王振锡巧妙地与之周旋，引诱池本一步步放松警惕，又装作腐化堕落的样子，让池本最终信任了他，并在之后配合活捉池本。

王老太太一共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振锡，二儿子已被困难生活夺去了生命。接替香火只有王振锡，他3次入狱，已把她心肝撕碎了。当得知他活捉池本后在口外养伤，不顾路途崎岖，走50里山路前去看望。巧与包森相遇，她死活不让振锡再去革命，宁可在家吃糠咽菜相依为命。

包森语重心长地与其谈心，开导老太太：“振锡同志穷、坐牢，不是他命苦，而是中国弱，才受欺负。不去斗争，世世代代还得受压迫。你想想没有国哪有家，如同河套一样，大河没水小河早干啦！”王振锡也劝慰母亲：“妈！司令员的话在理，我大半辈子黑里来夜里去，蜷着身子过日子，只有当了八路军，我才直腰做人，要让全中国人都挺起腰板，妈你还是让我走吧！”妈妈同意了，打那以后，王老人也用老包和儿子的言语教育后代，成为后代的终生座右铭，鞭策他们前进。

（注：以上情节需更细致的考证）

之后，王振锡更加刻苦地学习，懂得了更多的道理。他跟随包森南征北战，于洪家屯南山炮楼战斗中，以三寸不烂之舌，加上跟随包森所学知识，说的伪军一个个俯首帖耳、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全体伪军同意帮助八路军。

1941年12月26日，八路军第13团在包森团长的率领下，以攻坚战、阵地战的方法，强攻由伪军严密防守、工事完备的东双城。在战斗之前，王振锡是通讯排长，本不是这次战斗的直接参与者，但他主动请缨，担任起潜入据点，夺下炮楼的重任。

何海、何亮两位同志男扮女装，打扮俊秀，成功吸引了岗哨的目光，在二人的配合下，他顺利潜入，第一个闯入禁区，占据有利地形，和战友们一起夺下炮楼。战斗中他勇往直前，不幸被手榴弹炸伤右后脚跟。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一天，到晚上才下火线，转移到长城下的南城子村。由于缺乏药物，只能用盐水冲、毛巾敷。这些土方法没有缓解，王感染了破伤风，于八天后的1941年1月2日病重牺牲，享年39岁。

包森：

原名赵宝森、赵寒，1911年7月21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三合镇义龙赵家村，家境贫困。父母辛勤干活，供他读书，他对兵法、历史也非常爱好。在进步教师和共产党员的启发下，他走上了抗日道路，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其他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活动。1932年2月包森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他加入八路军，之后又随四纵挺进平西，在邓华支队33大队任总支部书记。38年六月，他随军挺进冀东地区，带领四十多人转战兴隆县，打了不少漂亮仗，攻克了佛爷来伪警察局，于药王庙附近伏击伪军，俘70余人。之后又袭击了尤山口金矿，缴了伪警察的械。但是为了群众的生计，依旧保护金矿照常开采，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张贴布告，鼓励群众参加抗日。

仅仅两个月，包森部就扩大到200多人，开辟了兴隆东南、遵化东北的游击区。西撤时，包森支队被改编为二支队，坚守冀东，在友军队伍严重损失情况下，他们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九路军二旅一部、张连富部、赖邦部等都加入了包森支队，又有姜林调来担任政治主任，队伍扩大到近千人。

在1939年，包森支队面临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顽强作战数十次，攻克潵河桥、三屯营、平安城等据点，最著名的三打东新庄，其战绩当属39年冀东之冠。1939年秋，冀东部队统编为13支队，包森因作战英勇，战绩突出，指挥有方，根据地建设良好，任副司令员。40年冀东区决定由包主持冀东西部的军事工作，开辟了盘山抗日根据地，

他整顿军队，消灭土匪，争取了许多伪军，并成立盘山地区八路军政治处，创办随营学校。七月中旬，包森在盘山白草洼全歼日军骑兵武岛中队70余人（细节待查）。

百团大战中，包森率领13团大规模出击，袭击了蓟县城关，之后向西北进击，在平谷东水峪击溃日伪军200余人，追击15公里直到平谷近郊，十三团的攻势作战大大地开辟了冀东根据地。1941年6月，冀东区部队在反扫荡作战中失利，13团减员严重，包森率领部队重回盘山，收集枪支，再次开展战斗，接连攻克了蓟县、三河等地几十个据点、驻所，打击小股日伪军，兵力很快恢复。1941年9月21日，13团歼灭伪满军1个连，击毙作恶多端的日本连长山口正雄，鼓舞了抗日军民。

1941年，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推行“以华制华”战略，调集伪华北治安军来冀东地区，接替日军27师团的防务。八路军在伪治安军立足未稳之时发起反伪治安军战役，予以痛击，1941年11月15日，12团，13团一部在遵化四十里铺歼灭伪治安军第六团大部，11月26日攻坚东双城子，歼灭伪军1个营。1942年1月歼灭伪7团2个营。

1942年1月12日，包森率领七个连开展运动战，于果河沿以少胜多，全歼伪4团、击溃3团及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歼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2月5日，13团2营伏击日军27师团第2联队田口大队，击毙大队长田口休助中佐以下12人。

至2月5日，我军几乎连战连捷，反伪治安军战役结束，共歼伪治安军5000余人，瓦解2000余人，让伪治安军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同时打死打伤日军教官及回援部队共526人（中方资料），攻克、逼退据点20多个，迫使27师团回到冀东。13团也因此“暴富”，兵力、武器装备得到非常大的改善。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一营及特务连与遵化县野瓠山同伪满军交战，包森林前线观察，突然被日伪军狙击，英勇牺牲，年仅31岁。

包森同志为抗日斗争及根据地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开辟与巩固了冀东西部地区，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带出了13团这个很有战斗力的冀东主力团。包森同志为国捐躯，永垂不朽。

年焕兴：1912年1月19日生于兴隆县兰旗营子村，家庭贫困。1934年3月，年焕兴率领20多名贫苦农民起义，并于1934年3月与孙永勤民众军在五凤楼会师，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继任军长，下设4个总队，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队长。在日伪军的扫荡下，抗日救国军连续作战，英勇地打击了敌人。

不过由于敌众我寡，最终失利。年焕兴带领余部在兴隆坚持斗争。1938年6月17日，八路军第四纵队攻击兴隆县城，年焕兴率队加入，之后编入包森支队，在洪山口、毛峪等地打击敌人。1939年，年焕兴率领小部队，白天帮老百姓干农活，

晚上进行侦查与袭击。4月，年焕兴参与活捉了“赤本大佐”。之后带队参加了杨店子等战斗。1945年7月，年焕兴由于思想麻痹，加上叛徒出卖，被五十多名伪警察抓去。年焕兴在狱中坚持斗争，组织越狱，未成。年被判处死刑，但因各种原因，两次执行都失败了，未等第三次，日本已宣布投降，年焕兴得救。之后于58年重新入党，在兰旗营任治保委员。

（7） 后续问题

中方资料认为，日军在池本被俘后发起了大规模扫荡，还想方设法地搜集情报，甚至派来了川岛芳子。这里面搜集情报和大扫荡的说法，《日本宪兵正史》也有提及：

分队长加藤大尉立刻向上级天津宪兵队长村野直弘中佐报告，同时向华北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报告。司令官佐佐木到一中将对此事很重视，严令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池上。宪兵绑架事件引起了何等的事态，为掩人耳目，作出彻底弹压的架势的同时进行交涉的努力。各村临时检查，山中巡捕，搜查游击队的踪迹，最后依赖步兵部队进行搜索，怎奈何根本没发现游击队的蛛丝马迹，同时也通过村民来试图联系对方。

这里记述的相对比较简单，除了“川岛芳子”这一点不太靠谱外，其它和中方资料大致都对上了，不过在“五十挺机枪”这点上有很大出入：

过了十几天，游击队派来村民作为来使转达了池上军曹的交换条件。此条件为火炮10门，以及数量庞大的机枪步枪，厚颜无耻完全无法满足。司令部因是第一次接收此类要求，并没有接受其的意愿，即使缩小这个要求，也没有先例，而后必然导致宪兵成为此类绑架的特殊目标，那就不好办了。

其实从两方面来讲，无论是“日军以机关枪换池本”还是“包森狮子大开口恶心日军”，都是说的通的，也都有漏洞。无论如何，这两个不同的记述都值得思考，笔者由于没有更多的资料佐证，所以没法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森支队在日伪军的打压下并没有屈服，而是英勇抵抗，坚持武装斗争，这一点是不变的。

池本被俘，虽然不能说震惊了日本全国，但对于华北派遣军来说是件大事。池本作为宪兵队长，虽然不是大官，但宪兵在日军中权力比较大，而且很重要。池本是遵化宪兵队长，他被俘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当时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很少，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俘虏的相对多一些，但俘虏军官，而且是宪兵，还是非常少的。

池本被俘后，日军扫荡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大功夫，但包森支队等大部分冀东八路军灵活作战，日军始终无法捕捉，最后佐佐木中将含泪决定终止“营救”。

【五】 总结

1939年，正是冀东地区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候。这一年，第四纵队西撤，抗联损失严重，抗日武装不足，武器装备低劣，日伪军在作战中占据了上风，但是以包森支队为代表的，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始终坚持斗争，坚持抗日活动。池本是遵化县的宪兵队长，在艰苦的1939年中，头一次生俘日军军官，无疑鼓舞人心。而日伪军在之后又想方设法，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但没有夺回池本，反而在与冀东八路军的交涉、“营救行动”中处于劣势，加上“池本是天皇表弟、宪兵司令大佐”等流言的传播、包森的巧妙应对，也一度打击了日伪军的士气，壮大了我军声威。在这之后，冀东八路军逐渐恢复，冀东地区的抗日活动，又像熊熊烈火般燃烧了起来。

【六】 后记

感谢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遵化县委党史研究室、冀东烈士陵园、盘山烈士陵园等部门及热衷于抗战史科普研究的爱好者们的努力，他们为抗战史研究做出极大贡献。感谢唐山等地抗战史学者、爱好者对笔者的支持与帮助，他们为本文的编写给出了很多建议与观点。

最后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去红色景点旅游，花时间在阅读党史著作上，深入了解、学习、研究冀东等地的抗战史，为抗日战争史研究贡献力量。

【七】 参考资料

[1] 马兰田 《生擒日本宪兵大佐赤本》

[2] 李永春、马秀山 《关于当年驻遵化日军宪兵队长赤本军衔的考证》

[3] 娄平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军事工作资料（上）》

[4] 马熙群 《活捉赤本真象之我见》

[5] 全国宪友会联合会 《日本宪兵正史》

[6]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档案号B02032001500

[7] 中共蓟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盘山风云（第一辑）》

[8] 佚名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天皇的表弟真的被中国游击队活捉了？》

[9] 遵化县志编纂委员会 《遵化县志》

[10] 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万壑星火——兴隆县人民抗日斗争回忆录及文献选编》

[11]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冀东革命史》

[12] 《冀热辽子弟兵》编审委员会 《冀热辽子弟兵》

[13] 《冀东革命史》编写组 《冀东革命史大事记》

[14] 《冀热辽烽火》编辑委员会 《冀热辽烽火》

[15]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浙东抗日根据地》

[16] 浩瀚星之海 《沙河驿战斗与被八路军击毙的高羽麻二少将》

注：本文部分参考资料由其他抗战史学者及爱好者提供，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

图片来源：冀东烈士陵园、盘山烈士陵园、《冀热辽烽火》、《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图片》、《搜索隊のあゆみ》、《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史》、《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志》、《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战志》、《冀东革命史》、《惊涛——冀东抗联一路军部分人物传略》、《慷慨悲歌冀东魂》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蓟县田家峪白草洼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