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零草》序
【转载】发布时间:2019年9月22日
来源:《古文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清】姜宸英
予得此于定海[1],命谢子大周钞别本以归。凡五、七言近体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忆其大概,为之序以藏之。
呜呼!天地晦冥,风霾昼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殒气于穷荒绝岛之间,犹能时出其光焰,以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虽其揜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虽欲使之终晦焉,不可得也。
客为予言:公在行间,无日不读书,所遗集近十余种,为逻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间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后,将解散部伍,归隐于落迦山[2]所作也。公自督师,未尝受强藩[3]节制,及九江遁还[4],渐有掣肘[5],始邑邑不乐。而其归隐于海南[6]也,自制一椑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门有两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踯哀鸣。而间之至也,从后门入。既被羁会城[7],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无不持纸素至羁所争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钱,喜为请乞。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读之鲜不泣下者。独士大夫家或颇畏藏其书,以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人心而征于事业、发于文章,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
历观前代,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8],齐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为不可?”欧阳修不为周韩通[9]立传,君子讥之。元听湖南为宋忠臣李芾[10]建祠,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11],此帝王盛德事。为人臣子处无讳之朝,宜思引君当道[12]。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13]语言,不足避忌。予欲稍掇拾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14]之求,犹惧蒐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悲夫!
注释:
[1]定海:浙江舟山岛上定海县。 [2]落迦山:即普陀山。此段“客”语中“甲辰”(康熙三年,1664)系前二年壬寅之误。张煌言《奇零草序》末称:“是帙零落凋亡,已非全豹,譬犹兵家握奇之馀,亦云余行间之作也。时在永历十六年,岁在壬寅端阳后五日,张煌言自识。”永历十六年为清康熙元年。甲辰是张煌言就义之年。 [3]强藩:指郑成功。南明永历帝曾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 [4]九江遁还: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自金门率兵北伐,张煌言为前锋,从长江口溯江而上,围攻南京。张别率一军至芜湖,乘胜攻下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但因郑成功在南京战败,撤军入海,张煌言后路被截断,部队溃散,经化装潜行始抵舟山。 [5]渐有掣肘:指张煌言曾劝郑成功暂缓收复台湾,先行恢复中原的意见未被采纳。 [6]归隐于海南:康熙三年,张煌言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浙江象山县南的南田悬岙岛。 [7]会城:省会。此指杭州。 [8]疑立《袁粲传》:《南齐书·王智深传》:“世祖(齐武帝萧赜)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按《宋书·袁粲传》谓“粲谋克日矫太后令,使(刘)韫、(卜)伯兴率宿卫兵攻齐王(齐高帝萧道成)”,事泄被杀。 [9]韩通:后周恭帝时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太祖赵匡胤代周自立,韩通率军抵抗,被杀。 [10]李芾:南宋知潭州(今湖南长沙)、湖南安抚使。德祐元年(1275)元兵攻破潭州时牺牲。 [11]长陵:明成祖(永乐帝)死后葬长陵。此处即以长陵代称明成祖。方孝孺:明建文帝时侍讲学士,后改文学博士。燕王(即成祖)兵入南京,他不肯为燕王起草登极诏书,慷慨就义,被灭十族。 [12]处无讳之朝:处在不必讲忌讳的朝代。引君当道:引导君主走正道。 [13]胜国:已灭亡的前一朝代。前朝为今朝所胜,故称之为胜国。 [14]惇史:《礼记·内则》:“凡养老……有善则记之为惇史。”孔颖达疏:“言老人有善德行则记录之,使众人法则,为惇厚之史。”惇(dūn敦),敦厚、笃实之义。惇史犹言信史。
赏析:
姜宸英在未入仕途前,与无锡的严绳孙、嘉兴的朱彝尊齐名,称“江南三大名布衣”。这三大布衣中要数姜氏为人最为狷介狂放,所以一生际遇也最蹭蹬可悲。他的耿直不畏权势淫威的性格,从敢于作这篇《〈奇零草〉序》一事上也可以见出。清初顺治年间曾四次率水师入长江,最后一次在顺治十六年(1659)联同郑成功攻下镇江,包围南京,而后直取芜湖的张煌言,是位英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由于郑成功的轻敌骄兵,战事转胜为败,张煌言被截断水上退路,不得已突围从皖东南绕浙西山区逃归海上,潜居悬岙岛上。张煌言是慈溪人,姜宸英是鄞县人,同属宁波府。对这位可敬的最终被害的乡先贤,姜氏极其崇仰,于是,在严禁的情况下毅然为《奇零草》作序,以寄托一己的仰慕敬重之情。尤可注意的是姜氏不仅敢冒大风险,而且采取以攻为守的笔法作序。他援引历史成例作为论据,运用给统治严酷的清王朝戴高帽颂赞的手法,论证“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这实际上是对清廷日益严厉的文字狱作了一次大胆的反拨!人们从“帝王盛德事”云云的侃侃而论之中,与其说看到了姜氏的机智巧妙心思,还不如说是感受着他锋芒四射的棱角。所以,读此序时不应只注重前二节而轻忽最后一段。须知张煌言的功业品性,绝非一篇短序所能容纳,姜宸英本意亦不在以序代传。他的用心恰恰表现在“人心”二字上,即其人得人心,其文字得人心,其著作得人心!得人心之书岂可禁绝,又岂能禁绝?把握住姜氏此序的文心,再重头读来,必能豁然开朗,体味到“人心”之贵贯穿全文。
《奇零草》的“奇(jī机)零”,通“畸零”,意即零星的。张煌言诗集之所以残缺不全,其原因一是战火动乱,未善保存;二是清廷严禁存传抄录,更不用说刊刻了。但是,得人心之人之作,终将能存留传播的,第二段的警策之句正在“虽其揜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这十四字。这就是“人心”的不可欺。人心何以向归?缘其人其作照耀天地的“光焰”。由此而言,姜宸英的“天地晦冥”云云数句,既是赞颂张氏,更是抉示人心,他是以人心难晦来反衬卓立于山河失序,天地昏沉,风尘掩却日光之际的张煌言的为人和精神(光焰)的。
第三段先写张煌言著作大部分“为逻卒取去”,此即“揜抑”事实,然而“或有流落人间者”一句则又回应上文“俟之百世”。接着择取两个细节作描述:一是备制“一椑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椑(bì必)即棺,以示不屈而死之志,决不降;二是被系杭州时应各界人士之请,所留翰墨皆为《正气歌》,同样是表示将效法文天祥而尽忠完节。这就是张氏其人之精神所在,也即其诗文之“光焰”所由来。然而姜氏借此一节意在揭出一个反差现象:“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纷纷求墨宝以收藏,可是“独士大夫家或颇畏藏其书”,以为藏之会遭祸。前者求藏正是“人心”之表现,后者远祸实即统治势力淫威之折射!于是姜宸英笔锋一转,揭出“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人心”,“性”似是说的天性,实即讲的忠与孝的操守。初一看,这“性”是抽象泛论,细一想,落实到张煌言具体人身上,这忠之“性”实在就是忠于明朝的君臣之“性”。而后将这“性”发而为文章,落实到“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毫无问题,这不可磨灭的正是“人心”,也是“君臣父子之性”!
这是相当大胆的言论。但是,大胆并非鲁莽。作传也好,作序也好,意原为存传于世,广为流播,所以必须加以特定的保护色,而且要言之成理,依之有据。这就是第四段文字所以有必要而且见匠心,极耐寻味处。所举四例均系后一个统治者并不计较忠于前朝或敌对政权的人,最妙的是截铁斩钉般地论定为“此帝王盛德事”,特别是四例中有一例是欧阳修不敢为后周的韩通立传,“君子讥之”云云,为引出“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作为佐证,真正恰到好处。序文至此,姜宸英堂皇声言:我还要收集史料遗事,为张公作“传略”呢!文人而具备这一气概,确值得起敬。
姜宸英散文以峭拔挺劲著称,此序风骨傲然,足为一例证。即使行文出于策略,稍见迂回,但绵里仍然藏针,益见其笔力遒劲。全文回环相应,紧裹文心,抽理其思又极明晰。
(严迪昌)
责任编辑: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