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中庸》的解读与诠释心得
圣贤用手指出明月之所在，但明月不是手指，发光的是明月而不是圣贤。经典里也没有明月，明月就在你的窗户边。“推开窗户就可捧起明月，又何必翻阅经典，劳烦圣贤”。这句话不是名言，但却比名言真实。世间的一切经典如渡河之筏，只是给哪些迷人方便所设。执着经典如同迷恋渡筏而不能到达彼岸，反而让人迷上加迷，堕入无明地狱。佛道经典如此，儒学经典也不例外。对经典的诠释有的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有的却适得其反，画蛇添足。
在对儒学经典的解读和诠释中，汉朝如董仲舒得其规模，彰显出儒学的功用；唐朝如慧能得其精髓，彰显出儒学的精妙；宋朝如程朱仅得其辞藻，彰显出儒学的文采；明朝如阳明得其血肉，彰显出儒学的气象；清朝如曾国藩得其法脉，彰显出儒学的道统；今人如毛泽东得其智慧，彰显出儒学的力量。
在儒学经典中，《大学》是孔颜儒学中解门的传承，《中庸》是孔颜儒学中行门的机要。从古至今，对其解读的大家数不胜数，对其诠释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是在春秋时代，孔子亲自言传身教的七十二贤人其中也不乏跟从孔子周游列国的弟子，真正得儒学心法的人，除了颜回和曾子之外，再无第三人；甚至孔子的儿子孔鲤都不得其门。若言语就能让人开悟，天下还有秦人指鹿为马之荒谬吗？所以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自己也感慨：“不亦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今天，离圣人的时代已有两千多年，就是离唐朝的六祖慧能大师也有一千三百多年，我们要想准确理解和诠释经典的本义，需要下一番脱胎换骨的修行功夫才能做到。这个真实的功夫至少要有四个次第，就是“信解行证”。
我们先说“信”。信是解开一切经典大义的第一步，也是入门的基本要件。经是大圣大贤述道的典籍，所谓道就是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常理，只是圣贤观察的比我们细致，思考的比我们精微；比如天覆地载，四季更替，一阴一阳，循环往复，天道好还等等。我们常说的“叶落归根”就体现出叶生于大地最后又复归大地这个天道好还的道理。四季更替，我们要体会到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死亡不是什么可怕的坏事，死得其所，才能生的伟大。这个道是不变的，不随常人贫穷变，不随圣贤富贵变，也不随鬼神妖魔变。比如勾股定理，最早记述的是我国西周的数学家商高，这个定理在商高之前难道不存在吗；500年后，西方人毕达哥拉斯也发现了这个定理；说明了经典中记述的大道不是圣贤杜撰独有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不是大道的载现，是信亦有，不信亦有。我们为何要不信呢？！
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真信？！嘴上说不是真信，就是皓首穷经学富五车著作等屋也不见得是真信！要真信先要做到对圣贤和经典存敬畏之心。《曲礼》曰，毋不敬。近代大德印光大师曾开示说：一分诚敬得一分收获，十分诚敬得十分收获。一个班级几十位学生，一个老师教，读的是同一本书，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成绩，好的上了清华北大，差的就成了混混？！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混混不敬畏老师，不敬畏经典；考上清华北大的一定是用十分心听老师讲课，用十分心读书的学生。
“信”是入门开悟的第一步，那么就“解”是登堂开窍的第一步。不识儒学真面目，只缘身在儒典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把儒学经典放在儒释道和合而成的国学框架中去观摩对照。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在国学的大方广阔之域，就会发现某些儒者大家远远不如释道两家的圣贤对儒典的精义诠释的更透彻。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有朋自远方来，唯圣贤方能究竟圣贤之义！比如佛教《金刚经》就是地地道道的《大学》，《坛经》就是明明白白的《中庸》，《地藏经》就是完完全全的《孝经》。经典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再者，经典是没有个人私意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可以解读诠释出不同的意思，就像镜子每个人都可以照出自己的面目一样；如果镜子里有某个面目，还能照出其他人的面目吗？！但仁智意都不是经典的本义。经典的本义却是让人放下一切个人意念，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明德。如果从经典中还能读出这个意思那个意思，这些都是你个人的私念，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诽谤圣贤，障蔽我们的本性明德。对经典过度的诠释可能是兔子头上安角，在乌龟壳上长毛一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更甚者可能南辕北辙，离经叛道。
义理是形而上的心传妙悟，而文辞有时却是障缘。尊圣贤之大德，但不能死在经书典籍里。画饼是不能充饥的，不进德修业无以得经典之妙用。不必刻意求佳境，自有其逢迎早春。纸上得来终觉浅，踏破铁鞋无处觅；春兰秋菊全不是，东篱悠然见南山。好境在眼外，大道却在不可思议处。
非贤人君子不能理解和讲述经典。人心不谷不古只能亵渎圣贤。大道至简而精诚，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达其境，才可明其义。孔子师襄子学琴和韦编三绝的典故就是我们诠释经典的榜样。
诠释经典易犯买椟还珠舍月近指的错误。经书典籍是圣贤所传承下来的文字，是全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关于天地人如何和谐共处的大智慧的沉淀和总结，不是某某一个人的发明杜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子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俾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们从儒学经典中可以看出，孔子只是记述古圣先贤对天道的体悟，孔子本人和古圣贤都没有加入个人的丝毫观点。《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但并不是说司马迁创造了那段历史。象勾股定理，既不是西周数学家商高的个人裁定，也不是毕达哥拉斯的发明创造。所以我们在诠释《大学》和《中庸》的时候，不要企图从文章中解读出孔子曾子和子思的思想来。我们只是借助经典方便找出我们自身本有的性德，借助圣贤手指的接引，看到天空的本有明月。
要想看到手指，就得舍弃经典；要想看到明月，就得舍弃手指。放下我法二执，才可证菩提。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和诠释《大学》和《中庸》这两部儒学的核心经典呢？！如果我们把《论语》《大学》《中庸》连起来读，就会发现，《大学》是诠释如何“学而”才能破迷开悟，《中庸》是“时习”之木铎，圆满行孝。
下面，我们就对《大学》部分字句进行解读和诠释。
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章，有窄门之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大学》章里的“大学之道”与此处的“窄门”有相同之处；“至善”与“永生”有相同之处。但在中国的国学理论里，不是所有要止于至善的人都要通过这个所谓的“窄门”，哪些上上根性的人，比如复圣颜回。《论语》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回听到孔子的这句“为仁由己”的话，当下就破除了“窄门”，进入了至善之境。唐朝五祖忍和尚为六祖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大师言下大悟“一切法不离自性”。六祖也是当下就格除了“窄门”。
同理，《论语·里仁》中子曰：“参乎！悟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便破了“窄门”。曾子也是上上根性之人。曾子作《大学》是为了中下根性的人“明明德止于至善”所开的方便之门，如到达彼岸的渡河之筏。河中本无筏，曾子方便造。当下住善处，无水何需舟。这里所说的“大学之道”，本就是虚构的。曾子所开方便之道，就是要让哪些活在罟擭陷阱之中的人进入到明德至善中去。这里的罟擭就是我们的身心意念，这里的陷阱就是家国天下。曾子所说的“格物”就是要格除“罟擭陷阱”。
那么这个“罟擭陷阱”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只要找到了它的根源所在，从源头上彻底毁灭它，明德才能显现。天下本是太平，又何需人治而平之。“罟擭陷阱”实为霸劣贪婪强能之人造而设之。有被驱而纳之，有不知避而陷之，有被美味美色引诱而入之，陷害杀戮此起彼伏，天下何能安。假如人没有贪念，“罟擭陷阱”又有何用，人又何必设之。人为何又有贪念呢？因为没有明德。人有了明德，便知天命，一眼便看破吉凶祸福的因缘由来，贪念全无，何必妄起机心。
我们的心是何物？明德又在哪里？找到这两个根本点，一切便迎刃而解。毛泽东在年轻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心之力》，开头便写到“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我们的真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们的真心。如果把宇宙比喻成幻灯片的投影墙，那么本性明德便是光源，那么念头便是幻灯片。我们的念头被光源透照出影子来投射到宇宙也就是真心这个投影墙上，真心便变现出那个被透照的念头所对应的世界影像。我们身有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对应外面所映射的景象，会产生相应的六识心，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识心便是我们的妄心，即假心。假心是随时生灭转化，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如果我们的血肉之身被这个假心所操控，便说他是小人，宇宙所对应的真心那个人就是大人，也就是圣人，佛，真人。
六祖慧能明心之后，是这样对明德本性作了一番描述：“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便是“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明的是心，发光的是本性；比如月球被太阳光一照，我们称之为明月，就是此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包括这个身体都是唯识所变，唯心所现，都是轮回的假相。孔子也曾经感慨。《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孔子所指的逝者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孔子用隐微含蓄的“川上”表示自己已经进入了脱离六道轮回的不亦说乎的寂乐境界。当然曾子也同样在川上，他看到我们这些逝者，对孔子的谆谆教诲，不能悟道明德，生出了无限的悲悯之心，便为我们抛出了《大学》这个方便之门，以便脱离罟擭陷阱。
曾子在《大学》中为我们层层剖析，次第剥离哪些禁锢明德的枷锁。其中关键就是搞明白“物”指的是什么，要“知”的又是什么。
“知”是我们自身本性明德本有的功能，因无明妄念障碍蒙蔽。茫茫苦海，岸在回头处，首先要知的就是这个回头。回头就是改过，改过就是回头。孔子韦编三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无过也是圣人的孜孜追求。曾庙门前左右有两座牌坊，左边立的是“一贯心传”，右边立的是“三省自治”，八字便道破孔门心法。大道至简至精至诚。要知“大学”中的“大”指的是无“我”，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有我念便是过；“学”是“觉”的意思，无我便是“大觉”，便是本性明德显现，就会无所不知。
“身”包括身心识是物之本，物之末指的是“家国天下”。这些物都是遮蔽明德的浮障，都是那个小我妄识所变现的假相。格物就是身心识家国天下统统放下，直到分毫不存；此时明德自然清清楚楚，真心猝然明明朗朗，真我廓然自自在在。此便是“格物致知”。
现在知道了，凡夫逝者生活在小我的苦海之中，要想出离，必须要有资粮。军事行动中，有句名言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乘车要有油料，骑马要有马料。那么我们的资粮要到哪里去寻找呢？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雨而”行施于天，归藏于地，孝养万物生命之所需。上天好生之德，至善莫如此，至大莫如此。华夏先祖感而化之，标而榜之，学而习之，需而作之，论而述之，推而广之，便形成了儒学。应天下之所需的人便成了儒者。雨而予也，圣人著其德性，论之予人，论语便是论雨，论雨也是论予，论予便是论“孝”。孝即效法雨儿生于天，归于土，做天下万物之子。孝之性德与日同光，与月齐明，与大地共存。孝行圆满之人，如尧舜文王周公老子孔子慧能，便是至善之人，便是圣人。天道好还；中国文化便源生于此，就是效法上天好生之至德，光大人间好善之至孝。
我们的身命受之于父母，父母的身命受之于先祖，先祖的身命受之于天地。有所受，必有所还；曾子所谓“所厚者薄，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个受的是入，这个还的是出，出入相等就是平，出入平才可安。天下无任何一物是只所受，而没有所还。一片小小的树叶也是每时每刻在为大地上的万物制造生存的氧气。佛家有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孔子也对大同社会作了以下描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里就是曾子《大学》中所讲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就是“亲民”，就是以民为亲而孝养之。佛家讲的“普度众生”，现代人讲的“为人民服务”都有亲民的意义。
施舍的多于收受的而不欲人知，这多付出的部分我们便叫作“阴德”，阴德就是向上的引力，是出离苦海的资粮。人人知道广行孝道，天下太平又何需求之。
《大学》行文中所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天下本无我，庸人自作之；自作自受岂不是“自欺” 。有我念便是小人，天下有个小人便是“我”；一心念善而无它念便是慎独。“正其心”就是民忧忧之，民乐乐之，一无己念。真正的“修身”是脱胎换骨。明白了“格物致知”的本义，《大学》中的其余部分也便了了分明。
《中庸》要告诉我们的是如何做才是止于至善，是孔门心法对行门大义的开解。 我们把“天命”“率性”解读明白了，自然的也就把“中庸”掌握了。
上天好生，大地好养，“天命”率性的讲就是“生养”，就是行孝。分开说就是做人要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持守中道行天命。中道就是孝道，孝道就是中道。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因孝成族，本着以“孝”治国，就是以“中道”立国，就是中国。太平天下如此而已。
《大学》难于理解的是“格物致知”，《中庸》难于理解的是“率性”。“率性”即无我念的境界，以本性之光，照真心之境；以真心之境，明本性之德；阴承顺于阳，阳光明于阴；这便是“率性”， 阴阳各有所入所出，亦是孝道。六祖慧能对“率性”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念头就是尘埃，一念不生，当下做去，便是“率性”； 孔子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率性，佛家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也是率性。 不是脱胎换骨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在中国古代，伏羲尧舜是率性时代；到了文王周公时期，推行礼化乐教，率性弱曲直过剩；到了春秋之时，礼崩乐坏，率性薄是非过剩。人心不古，圣贤可忘，经典可毁，而天道永在。子思述先圣之所启，继《中庸》为道轨，续炎黄之慧命，固万代之德基，开华夏之灵窍，传空谷之妙音，教民以孝，正心于中。
“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佛家的中庸；内与神气相守为中，外与天地相合为庸，这是道家的中庸；生心之初为中为阴，动念之处为庸为阳；天地不感，此心不生，这便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儒学中庸。
一心一意行善事去彰显孝道，做到心无杂念，不自欺，不欺人，这便是常人的中庸之道。
单从文字的诠释，圣境无处显，圣义无从起，圣心不能彰，圣道不能开，把生动活泼的经典文章，搞成兔子长角如牛鬼，乌龟长毛似蛇神，反而是障碍了大道，让古人招诟，让经典蒙尘，让学者颠倒错乱，让后人无所适从。
“学而时习之”，身体力行，知其法味的妙用，言传身带，以实际行动去彰显儒学的功德。孔子周游列国，孟子开坛讲学，大畏民志，正四海之心，聚天下之邦，成汉唐华夏；便是对儒学之证，也是对经典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