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历程手札（概述）

       从今天开始尝试写一个系列吧，把每次看完温铁军教授讲述的《八次危机》的想法和知识写到这里。

       温铁军教授的讲座让我第一印象就是：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是一个十足的实证性研究，很少甚至不触及价值判断。这因此让我们得以客观的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是如何起步的，发展的，以及中间遇到的各种问题，理解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尽管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承认，愿意粉饰某种曾经的社会现象的发生，不愿意接受他背后产生的逻辑。在比较清晰的了解中国曾经在现代化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之后，更有利于思考当下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如何转型，持久发展。下面进入主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危机与化解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新中国这个开场设定是，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倒了三座大山。这与像印度这样，通过非暴力的谈判所取得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国家不同：由于直接没收了国民党统治的财产和国家资本，以及直接没收西方各国在我国的投资建厂，新中国政权的建立有正外部性，是自带一定量的"启动资金"的。但是，也继承了国民党政权留下了的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

        共产党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遇到的巨大困难是如何快速建立国家财政制度，因为当时的农村中，是没有系统的经济体系，整体上还停留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水平，几乎没有生产剩余来进行财富积累。而在城市中，高度的专业化，维护城市运行的部门必须要通过政府来维持基本的运行，也就是需要政府建立财政制度来维持这些部门的运行。按照当年苏联对于中国经济的考察来说，毫无国家财政经验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因为，一无经验，二是中国仍旧是一个农业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线性规律来说，应当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在这时，也正是中国庞大的，已经被组织起来的农民承接起了消化巨额通胀的重任。

       在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后，首先应建立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而后进行社会主义生产，而治理通胀就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通货膨胀盛行，价格水平的普遍上升最不利于实体经济，而金融市场以及产品市场中的投机炒作，肆意囤货，则极为猖獗。共产党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对市场投机行为进行打击，这就发生了我们所熟知的金元大战，米面之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投机势力发起的一场商战。原理如下：中国农民素来有极强的储蓄倾向，通过将巨量的农产品买进到城市中，打击过高价格，同时不少的货币也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不进入流通领域。

        中国的广大的农民阶层再一次拯救了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危机与化解

       朝鲜战争打响，中国获得了价值50亿美元当量的苏联援助，这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重工业在这片世代耕农的土地上开始发展。而农业市场如何统筹起来，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成了一个难题，和中国4亿农民散户做农业生意确实成本极高。因此，中国的农业合作社运动踏上了路途。农业的合作社极大降低了国家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速度，从而用以偿还外债，再投资。农业经济成本降低，反过来为国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可是，苏联的援助却成了苏联试图影响中国内政的把柄，也正因为与独立自主国策的冲突，造成了最后和苏联的决裂，撤走了对于工业的投资。每一个投入必定要寻求产出，不然投入就会变成沉没成本，也就是说供给必须要寻找到它合适的需求。基于抵御外敌的三线建设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得财政赤字进一步拉大。投资端的迅速下跌造成了要素市场劳动力需求的陡然下降，城市之中待业青年的数量将会迅速扩大，正因如此，依靠着伟人的号召力，产生了六十年代的青年下乡运动。

        同时，国家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许多当今的大型水库便是那个时代建造的。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拉动了本来疲软的重工业体系，大量的钢材，水泥，拖拉机有了相适应的需求，大量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同时，知青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耕地使用率翻番，农业产值增加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基建劳动力收入。温铁军教授曾这么描述的：他在下乡的时候，生产队里给他的粮食常常不够他吃，因此往往还需要他自己到中农，富农，以及人口较多的家庭打短工，以获得更多的粮食。而为什么在他们的手中常常拥有余粮呢？当时国家在抽取公粮之后，将剩余的70%按照人口分配粮食，剩下的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中农富农土地面积较大，且边际报酬仍处在递增阶段，自然生产效率高。综上所述，农业，基建，重工业的良性闭环使得中国能够走出此时的财政赤字。

改革开放后的危机及化解

        到了七十年代，此时中国为了改善偏工偏重的产业结构，重新制定了引进外资的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倾向于引进国外的一般商品制造业。而我们也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滞涨阶段，产品供给过剩，尤其需要向国外输出产品，也正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迫切需求，导致原本计划十年引资的计划两年就完成了。在当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引进投资属于负债，因此造成了财政赤字。改革开放的阵痛在社会上弥漫开来。

        文革的结束，使得大量的知青回城，国营企业开始大量吸纳就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加剧了财政赤字，这也是如今我们所诟病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肇始。同时，为了推进市场化改革，首先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度：国家计划产量内统一定价，企业剩余产品依靠市场机制形成均衡价格。这一项制度固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产品定价的差异导致了寻租行为猖狂，许多政府人员掌握内部消息，进行投机倒卖产品，"倒爷"，"二道贩子"随处可见，正如当年的流行语："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也正因为如此，腐败现象开始蔓延开来，同时，随着加工贸易的兴起，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向加工产业聚集，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也让许多传统重工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以及需求端结构的改变（九十年代的大裁军，军工产业的需求下降，以及居民消费结构改变）下遭受重创，种种诸如此类的经济以及社会问题使得人民群众的愤怒感加深。这就是1989年的反腐败运动，并且随西方资本进来的各种思想泥沙俱下，社会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后社会的动荡不安显现出来，经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货币化改革开始进行。

感悟与总结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由无数次的面对危机和解决危机中度过的，这让我认识到，危机常常是时代的主题，旧的危机结束，新的危机接踵而至。或许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同时，在看完温铁军教授八次危机的概述之后，也对曾经的历史事件有了更多的感悟：文革期间的青年下乡背后原因的经济解释，从前只是认为知青下乡只是那段特殊的历史的精神产物；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下岗潮，是改变偏重偏工工业格局而引进外资无奈的阵痛，产业的转型并不适合每一个城市，正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描绘的一样。

       面对当下，同样也处于新的危机之中。历史总是有惯性，使得人们会做出同样愚蠢的决定，但同时，历史也给予了我们走出危机的成功经验的思维惯性，在冥冥之中指引我们走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