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中原：晋楚争霸

前言

春秋时期，晋楚两个超级大国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背景下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齐桓公去世后，楚国意图进军中原，而流亡归来的公子重耳则成为了中原国家对抗楚国的唯一希望。公元前632年，经过城濮大战的大胜，晋文公正式成为了春秋的霸主。而在晋文公、晋襄公两代后，晋国陷入严重的内斗之中，楚庄王则经过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后在邲之战击败晋军，降服诸侯，成为中原霸主。而在此之后，晋楚两国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不断内耗，双方均对战争感到疲惫。在鄢陵之战中，晋军小胜却无法彻底击败楚国，双方从此趋向于和谈，并在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上实现了暂时的和平。纵观这八十余年的晋楚争霸史，尽管以郑、宋、鲁、齐等国军队为主力的代理人战争不断，但晋楚两个大国的大规模正面交锋仅限于城濮、邲和鄢陵这三场战争。因此，想要对整个春秋时期的战争史有所了解，就必须从这三场战争开始。本文将从晋楚两国的军事制度发展及演变出发，对这三场战争的起因、过程及结果进行阐释。

一、晋国军事制度及其演变

商代部队的最高建制单位为师，到了周代，军队中的建制已经演变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更为具体的建制和人员数量，参照《周礼·夏官》的记载：

“凡制军，万有两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师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有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晋国军队的编制大体沿袭周制，随着晋国国力的增长，晋国军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闵公元年，晋献公作二军。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作上中下三军。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为了对付山中的狄人，在三军的基础上复置三行（即步兵队伍）。此后几经变动，晋国军队的编制上限就此固定为六军，与天子相仿。而在军事长官的编制上，晋国采取军政合一的制度，朝臣的军队官职与其政治地位相符，例如朝堂上的执政官也是军队的“中军”指挥官。 

在兵种方面，晋国与其他春秋诸国类似，拥有步兵和车兵两个兵种。在春秋战场上，车战是最典型的战争方式，军队以战车为中心，车兵在车上作战，步兵则围绕在战车周围。晋国军队的作战方式同样沿袭了西周时期的“三阵”或“五阵”。在车战中，晋国三军分成三个部分与敌人作战，三行的步兵部队则组成五个相互掩护的方阵与敌人作战，史载“昭公元年，（晋魏舒）毁车以为行，（三行）作五阵以相离”。在兵员方面，春秋时期并无常备军，军队还是由临时征来的农民组成。但这些平时务农，战时为兵的普通国民并非对战事一无所知，他们会通过一种名叫“蒐”的田猎活动来进行战法和战阵的演习。对于晋国来说，“蒐”还担负了进行军事讨论和作出决策的作用，例如晋文公作三军就是在被庐地区举行的“蒐”上。

对于晋国扩军和军制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鲁庄公十六年至鲁僖公二十七年，是晋国军队的发展壮大期。在曲沃武公被任命为晋侯时，晋国依旧保持着一军的规模。后晋献公为灭耿国，将军队扩张为上下两军。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晋军的指挥权依然掌握在晋国公室手中，例如献公灭耿、霍、魏三国时，自己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到了晋文公执政时期，军队的指挥权则下移到了卿大夫手中。

晋军发展的第二阶段，则时从鲁僖公二十八年至鲁成公三年，是晋军的鼎盛时期。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建立了左、中、右三行。三年后，晋国将三行重新编制为上、下两军。鲁文公六年，晋国五军正副职位共十位将领死去了八位，为了平衡政局，晋国裁撤了新军两军，恢复了三军之制。鲁成公三年，晋景公再次恢复六军。

在鲁成公十六年后，晋国地位不断受到楚国挑战，军事实力大为削弱。鄢陵之战前，晋厉公重整军队，并新三军为一军。鲁襄公十四年，因新军无帅，晋国再废新军，恢复三军制度。但在军队的数量上，晋国却在不断的扩大，城濮之战中，晋国三军全军出动，兵车共七百乘。而到了鲁昭公时期，晋军已经扩张到了5000乘战车左右。虽然战车数量不一定与军队的整体兵力挂钩，但晋国兵力的持续增长趋势由此可见一斑。以上就是晋国基本军事制度及其演变的基本介绍，至于晋军的实际战斗力和将领情况，还是要在具体的战争中进行阐述。  

二、楚国的兴盛与其军事策略

与晋国不同，楚国的军事策略及其军队战力与其兴衰息息相关，应该说，整个楚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血与火”的战争史。楚国军队的成长，伴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灭亡。因此，想要了解楚国的军队，就要从西周时期楚国的扩张史说起。 

周成王时期，楚国先祖熊绎以“子男之田”被封于楚地。在西周早期，楚国的地位较低，在成王与诸侯国的岐阳之盟中，楚国被视作“荆蛮”，从事“设望表”“守燎”这样的后勤工作，无法与其他中原大国列席。幸而楚地地域辽阔，物资丰富，其国力持续发展。随着楚国的强盛，楚王逐渐产生了不臣的念头，从此不再向周王进贡“苞茅”等物。到了熊绎之后的楚国第六代君主熊渠在位时，楚国趁周夷王统治的混乱时期开始扩张，熊渠兴兵攻打庸国和杨鄂，并一直打到了今天的湖北鄂州地界。随着军事上的胜利，熊渠的野心开始膨胀，随即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豪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他随后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将楚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虽然在周厉王上台后，熊渠由于畏惧其残暴而取消了王号，但楚国独立自主，并不断向周边扩张的态势已经初见雏形。 

公元前741年，楚武王即位，楚国开始进入急速扩张期。从地形上看，熊渠在位时楚国对于庸国的征讨意在打通前往汉江平原的通道，却被层峦叠嶂的大巴山拦住了去路。直到楚武王时期，楚国才在对于申国的征讨中真正实现了了前代君主的梦想——即控制长江中游的广大疆域。楚国的扩张自然引起了中原国家的警惕，楚武王三十一年，蔡、郑两国在邓会盟，商讨抵御楚国扩张的策略，最终在周王室的调度下，吕、许二国的军队前来协助申国进行防守南阳盆地。此时的楚国无法与周王室直接对抗，因此放弃了从南阳盆地向东扩张的计划，转而打算自随枣走廊顺流而下，而在这条走廊沿途的一系列小国之中，一只拦路虎——随国，拦住了楚国的去路。为了探听虚实，楚武王娶邓国国君之女邓氏为妻，成功的借到了南下的道路，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楚国派遣军队驻扎在邓、随两国之间的瑕地，并派遣使臣斗伯比（斗氏，即若敖氏，楚国王族，斗伯比后为楚国令尹）前往随国谈判。在双方会谈后，斗伯比认为随国军力强大，且国内有贤臣季梁，楚军很难取胜。直到两年后，随国君主重用无能的少师，楚国才借口随国不来参加会盟，派遣楚军攻打随国。在交战中，少师果然没有听从季梁攻击楚军薄弱点的建议，而是率领军队直击楚军主力，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归。但此时的楚国并无吞并随国的能力，只是与其盟誓而归。两年后，楚国再次在邓国南部的宜城与诸多小国会盟，随后出兵在速杞之地再败随军。楚武王三十八年，楚国与邓国关系破裂，斗伯比之弟斗廉联合巴国打败邓国军队，从此控制了邓国所在的随枣走廊地界。在邓、随两国接连被楚国击败后，周边小国纷纷感到恐惧，组成了多支联军意图与楚国对抗。但在斗廉的指挥下，楚军先后击败了殒、绞、罗、卢等国，彻底控制了整个宜城通道。楚武王五十一年，周天子召见了随国国君，责备了他投靠楚国的行为，但在楚军的威胁下，随国无力抵御，只能彻底臣服于楚国。自此，到了楚文王即位时，楚国已经彻底摆脱了丹、浙二水流域之间的狭小区域，而是以汉水中游的宜城平原为中心，在荆楚之地实现了称霸。此时，摆在楚文王面前的目标只有一个——中原。 

楚文王二年（公元前688年），楚国为了打开进入中原的道路，再次借道邓国出兵攻打位于南阳盆地的申国，这让与楚国邻近的一众中原国家感受到了楚军的强大实力。但这一次，楚国不再需要借助联姻的办法获得通道了，位于蔡国之南的小国息国上演了一出引狼入室的好戏——息侯之妻曾因为美貌被蔡哀侯侮辱，急于复仇的息侯立刻攀上了楚国的大腿。他献计于楚文王，让楚军假意讨伐自己，骗取蔡国来救，从而里应外合歼灭蔡军。楚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找上门来的良机，楚文王六年（公元前684年），楚息两国里应外合，共同在蔡国境内的莘地打败了蔡军，这也是楚国第一次与中原国家作战。四年后，终于搞清了事情原委的蔡哀侯又羞又恼，他大力向楚王鼓吹息侯之妻的美貌，并承诺与楚国共灭息国。公元前680年，楚蔡两国共同攻息，息国从此灭亡。当然，再度引狼入室的蔡哀侯也没有落得好下场，楚国一转兵锋再度攻蔡，蔡国元气大伤，几乎灭国。通过利用息、蔡两国的矛盾（其实都是找上门的），楚国轻松的将自身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淮、汝两河流域，从此打通了通往中原南部的道路。 

楚文王十年，楚国终于灭亡了自己的附属国邓国，并趁郑国内乱，在两年之后攻入郑国的栎地，占据了关键性的方城隘口，从此历代楚军进入中原皆沿袭此通路。从方城向北，就是郑国，继续向北可至晋国，向西就是周王室所在的洛阳。而从方城向东，则是陈国和宋国。

 

自此之后，楚国对于中原诸国的征讨不断，楚成王六年（公元前666年），令尹子云领军攻入郑国国都，被鲁、齐、宋三国援军逼退。楚成王十三年，楚军伐郑，两年后，楚军再伐郑。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不得不联合起来对抗楚军的入侵，郑、宋、江、黄等国纷纷与齐国结盟，寻求外援来对抗楚军。尽管此时的楚国已经成为南方一霸，但还是无法与中原霸主齐国抗衡，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和管仲率领齐、鲁、宋、卫等八国联军进攻楚国的保护国蔡国，蔡国不敌，中原各国陈兵楚国边境。面对声势浩大的中原军队，楚国自知无法抗衡，只能派遣使臣屈完前来讲和。而深知楚军强悍，己方联军战斗力和凝聚力不足的齐桓公也不愿正式开战，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召陵盟约。召陵之盟后，楚国周边的小国纷纷依附齐国，而齐国尽管兵力强大，但毕竟路途遥远，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楚国则趁机继续吞并周边小国，楚成王十七年，楚灭弦，二十四年，楚灭黄。楚成王二十七年，楚国进攻徐国，齐国军队进攻楚国附属的厉国来逼迫楚国撤兵，两年后，徐国再次联合齐军进攻楚国的附属英国。但就在此时，齐桓公的离世再次给了楚国绝佳的发展机遇，从此郑国彻底倒向楚国，泓之战后，妄图在中原称霸的宋襄公也表示臣服，此时，楚国在中原再也没有了对手，直到晋文公即位前，楚国成为了暂时性的霸主。

纵观楚国的立国和走向强盛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与只求守境自保的大多数中原国家不同，楚国的扩张意识之强，扩地之广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是同样寻求扩张的齐、晋等大国，也未能做到像楚国一样，从受封时的“五十里土地”发展成为横据江淮的春秋霸主。那么，为何楚国能够做到在扩张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呢？我想，尚武精神与有别于中原王朝的军队建设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点原因。

所谓的“尚武精神”，指的是楚国上下，或者说整个楚人群体的一种民族精神面貌。这种精神的起源或许可以归结为楚国受封时的区域特征——与戎狄为伍，不习周礼，仍然保留着周边部落“勇武好斗”的风气。楚辞中“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就是对楚军战事视死如归，勇武刚强精神的最好诠释。另外，中原诸国视楚国为蛮夷的态度也激发了楚人的逆反心理，楚王熊渠的“我蛮夷也，乃封三子为王”就是这种心里的体现。在对待军事的态度上，历任楚王都好征战，春秋时期的十三任楚王仅有两任因为在位时间较短而无所建树，其余君主都以开疆拓土作为第一原则，甚至有两任楚王病死在征途中。 

楚军强大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其独特的军队组织与建设方式。与中原国家严格按照周制建立起的军队不同，楚国军队的兵种和体系都有其创新之处。在兵种上，由于楚国幅员辽阔，疆域内河流纵横，其主战兵种除车兵和步兵外还设置了擅长水上作战的“舟师”和少数民族士兵组建而成的“蛮军”。而楚军的编制则分为隶属于中央正规军的“三军”部队，申、息、陈、蔡、许、叶等从属的“地方军”，楚王与太子下属的“两广”军队和部分贵族的私军（例如战斗力强大的若敖六卒）。这种多编制、多层次的部队使得楚军可以更加灵活的与中原军队在多个战场同时作战。在指挥上，楚国军队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理论上楚王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所有重大战役的指挥官都由楚王直接任命，例如三次晋楚之战的指挥官子玉、沈尹和子反。在具体指挥上，楚国军政官员有莫敖、司马、大司马等等。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普遍不严格的区分将和相，例如楚国最高官令尹（相当于丞相）一般也会担任军队的主将。当然，楚军主帅的确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楚王一般会根据战斗的经验和指挥能力任命主帅，例如鄢陵之战中楚国令尹子重领左军担任副将。另外，楚国军队的出动也并非定额，完整的楚国军队分为左、中、右、前、后五部，中军为主将所在，但在多数战斗（尤其是征讨）中，楚军一般只出动前后、或左右两军。

总体来说，楚军是一支擅长进攻的军队，其编制和兵种较为灵活变通，但短于计谋和防御。楚国精兵大多陈于边境，随时准备出征他国，自己国内的防御却较为空虚，因此会被吴、秦两国连续破城直抵郢都。值得注意的是，楚国的兵力总数也一般是领先于中原诸国的，这得益于楚军在征服地的治理和地方武装的建立。到了春秋晚期，楚国甚至拥有近万乘战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楚军的弱点：这是一支能攻不能守，能胜不能败的军队，一旦边境上的精兵溃败，楚国的军事力量就会完全崩溃。当然，至少在本文讨论的晋楚之战中，楚国仍没有面临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威胁，其弱点也暴露的不多。楚军这样一支灵活而好斗的军队，一直是春秋时期中原诸国最为强大而危险的敌人。 

三、道德与权谋完美结合的霸主之争——城濮之战

一般认为，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第一场波及多国的“世界大战”，此战奠定了晋文公霸业的基础，更是影响了此后数十年中春秋诸国的形势演变。在战争记载最为详细和精确的《左传》中，此战更是被描绘成为了一场道德与权谋完美结合的“理想之战”。那么，在叙述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前，我们需要对晋文公传奇的流亡经历和归国过程有所了解。

周成王时期，周天子封其弟叔虞于唐氏旧地，为了对抗周边的戎狄，叔虞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即采取夏人的制度和历法治国，依照戎狄的习俗与周边交往。此后，晋国历六君而至晋穆侯去世之时，太子仇经过四年准备杀死了自立为王的穆侯之弟，即位为晋文侯，从此开启了晋国王族内战的序幕。尽管晋文侯帮助周平王东迁获得了美名和土地，但在他死后，晋国经历了整整67年的大内乱，位于曲沃的小宗攻灭了大宗，曲沃武公通过向周天子献宝而被封为晋侯，从此完成了王室的大换血。其子晋献公即位后。吸取先祖教训尽灭晋国公族，又作上下两军相继灭掉周边小国，国力日渐强盛。但在继承人问题上，晋国再次发生严重内乱——在献公宠姬骊姬的挑拨下，太子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走他国，骊姬所生的奚齐被立为太子。晋献公死后，晋大臣里克杀死奚齐，派人召回流亡在外的重耳和夷吾，重耳认为自己无法稳定局势而拒绝，夷吾则在获得秦、齐等国的认可后返回晋国，即位成为晋惠公。但这位刚刚即位的晋国君主可谓是一头不折不扣的“白眼狼”，他杀死了位高权重的里克，又拒不履行对秦国的承诺，导致秦晋两国在韩原交战，晋军大败，晋惠公亦被俘虏。晋惠公的战败使得晋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大片土地或被割让，或沦陷于狄人之手。而在此时，公子重耳却在周游列国的同时，通过结交各国君主和执政大臣积攒了极佳的名誉和声望，晋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大臣和百姓期盼着他的归来。晋惠公死后，公元前636年，在秦军的护送下，重耳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祖国，即位成为晋文公。
 

晋文公登基后，重用在流亡过程中辅佐他的一众老臣，也不忘团结国内的旧有政治势力，展开一系列改革。晋文公即位当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晋文侯请求秦穆王将送归周天子的任务交给自己，亲自带兵平定了王室内乱。事后，周天子将八处土地赠予晋国，晋国也因为尊王而获得了极大的名声，从此一跃成为中原强国。公元前635年，晋文公联合秦国攻打楚国的属地鄀，俘获了公子仪、公子边。楚国令尹子玉领兵救援，未果。这一次的交战揭开了晋楚交锋的序幕。

在此背景下，原来依附于楚国的中原诸国纷纷倒向晋国。公元前634年，宋国首先投奔晋国。楚国自然无法容忍此事，楚王立刻命令子玉领兵讨伐宋国，第二年，楚、陈、蔡、郑、许等国的联军再次围困宋国，宋国向晋国紧急求援。此时，晋国君臣立即意识到了此次作战的意义。将领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所谓报施，即回报重耳流亡期间宋国的友好款待；救患，即解救宋国的危难；取威定霸，即通过打退楚军的进攻而建立威名，称霸中原。可以说，此战的成败直接决定了晋国和整个中原的未来，意义极为重大。而对于晋文公来说，他一方面担心晋军无法取胜，另一方面认为自己在楚流亡期间曾受到了“类楚王”的最高规格待遇，不愿与楚军正面交锋。而在此时，晋国大夫狐偃则提出了攻曹、卫逼迫楚军回救的计策，从而避免主动的挑起战争。晋文公依计建立三军，并与齐人结盟攻打曹、卫。在攻下卫国五鹿之地后，卫人为了结好晋国主动赶走了国君，鲁国也见风使舵的杀死了守卫卫国的公子买，以此讨好晋国。但是在攻下曹国首都后，楚军仍然没有回救，晋文公再次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是否要与楚军正面交锋。就在晋文公犹豫之际，因中军主将卻毂去世，而被破格提拔为主将的先轸再次献计：让宋国遣使向齐、秦求救，我们则将曹、卫地分给宋国。这一计策将齐国和秦国绑在了晋国的战车上，使得楚国要同时面临三个大国的夹攻。面对三个大国的威胁，楚成王果然不愿再与晋国交战，他命令子玉撤军回国。但好战的子玉并不愿就此空手而归，他向晋国提出了交易方法：恢复曹、卫两国的统治，自己放弃包围宋国。先轸再次看穿了楚人的陷阱，他谏言道：“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雠已多，将何以战？”显然，此时的晋楚之战已经不可避免，晋军想要实现的，是在不背弃盟友宋国，又不表现出强烈好战倾向，通过计谋诱使楚军主动交战的战场态势。可是，在楚军萌生退意，宋国已经得救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先轸给出了绝佳的解决方案：“不如私许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在晋文公依计而行后，得到了晋国授意的曹卫两国立刻与楚国断交。到此为止，楚军此次联合众国伐宋的战略意图已经完全失败，齐、秦两国与晋为盟，曹、卫等国背楚投晋，楚国再次沦为了中原诸国一致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楚军主将子玉只能选择孤注一掷，调集部队与晋军决战。 

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遭遇。楚军来势汹汹，想要将屡次被耍的怨气发泄在晋军身上。但在此时，晋文公却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决定，他决定遵照当年向楚成王的承诺：在晋楚交战之时，晋军会退避三舍（三十里）以示尊敬。后世史学家们对于晋文公的行为大多予以赞誉，因为这完美符合了残酷战争中往往被忽视的道德与责任——能够在对敌之前的紧张与不安中想起并主动履行先前的承诺，这是一种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圣人之举。也正因为此，城濮之战才往往被后人称作是春秋霸主争夺战中充满仁义与道德色彩的义战。当然也有人认为，退避三舍的行为也同样是晋文公权谋的体现，借由“退避”的行为，晋军麻痹了敌军，更是拥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等待秦齐援军的到来。但从晋文公在战后接受周天子赐地之时的行为来看，拥有天子诏书和绝对军事实力的他仍然愿意在军事行动中放走不愿成为晋民的百姓，足以见得晋文公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和对诚信的坚持。当然，这种退避三舍的行为也有可能是晋文公战前犹豫不决，紧张不安心理的体现——晋文公通过对于诺言的遵守来卸下心中的包袱。但无论如何，经过了战前双方的小动作，此时的晋楚两军终于要展开正面冲突了。

在战争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主要配置：晋楚都是三军编制，晋上军主副将领是狐毛与狐偃这对兄弟，中军元帅先轸，副将卻溱，下军则是由栾枝和胥臣统领。而楚军这边，中军指挥子玉，左军子西，右军子上。不过这些将领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军队的构成。楚军出动的并非全国的兵力，楚成王在被连连戏耍后一直对战争缺乏信心，因此交给子玉的军队只有全国军力的一半，其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是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也就是楚国原本的右军、太子部队和子玉自己的家族武装。其中子玉亲自率领战斗力较高的若敖六卒为中军，子西率领西广部队为左军，子上率领少数的东宫部队和陈、蔡军队为右军，总共约七百乘战车。而晋军这边，也同样是七百乘上下，其中包括了部分齐、秦两国的援军。从双方军队的作战经验和历史战绩来看，楚军明显更强，子玉在战前立下豪言：“今日必无晋矣”。但在具体战场的指挥上，虽然子玉大小征战战无不胜（例如泓水之战断绝了宋襄公的霸主之梦），但晋军中军主帅先轸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军神，之前我们已经领略了他在战场之外的巧妙设计，实际上，他在战场上的指挥更为出色。
 

按照春秋时期的战争惯例，晋楚两军应该是将对将，兵对兵的厮杀，即六只军队两两搏杀，但在先轸的指挥下，晋军的三支部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战争开始，楚国右军面对的是晋国下军佐（副将）胥臣，这位博学多识的大臣用老虎皮蒙在了战马的身上，对面的陈、蔡军队本无战心，立刻四散奔逃，裹挟着楚军全军溃退，主将子上拼死杀出，带领残兵退出战场。而晋国上军的狐氏兄弟则假装溃败，军队全线后撤。楚国左军不知是计，拼命追击。但当楚军追逐了一段路后，迎接他们的是晋国最为精锐的中军部队。卻溱带领的公族部队将楚军拦腰斩断，配合上军，将楚国左军彻底击溃。（一说栾枝假意溃败，与中军共同击溃楚左军）坐镇中军的子玉本来带领军队寻找晋军中军主力，却得到了左右翼全部溃败的消息，只能撤退，其辎重则被晋军全部缴获。自此，城濮之战基本结束，大获全胜的晋军在践土大会诸侯，并向周天子献俘，周天子赐予其“敬服三命，以绥四国”的高规格待遇，晋文公正式成为春秋霸主。而对于楚国来说，这场战争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原本依附于自己的中原诸国却全部倒向了晋国，自己再次失去了称霸中原的机会，声誉上大受打击。几年之后的公元前628年，楚国派出大臣与晋国讲和，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作为败军之将的子玉则在战后自刎身亡，不知道他在临死前，有没有怀念那个讲规矩，不愿半渡而击的宋襄公。

总结而言，城濮之战无疑为一场道德与权谋完美结合的战争。从始至终，战争的走向和态势都在晋国君臣的谋划之中——从攻曹、卫以救宋，到一连串故意激怒楚国，迫使其决战的计谋，再到战场上颇有传奇色彩的退避三舍，最后晋军以颠覆性的战争设计完美取胜。在这期间，先轸无疑是最大的功臣和策划者，他的战争构想无疑是一部成熟的战争教科书，深刻的启发了后世的将领们，甚至于孙子兵法的诞生，也受此战影响颇深。唯一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此战之后，整个春秋时期便再无像这样充满着巧妙设计而又讲究道德与诚信的大战了。

四、楚庄王的指挥艺术——邲之战

一直以来，历代楚国国君都有一个根植于心底的梦想——成为中原霸主。这一雄心壮志可以参考楚武王在伐随时的对话。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然而，以蛮夷身份拼命扩张和征服的历代楚王都离这个目标过于遥远，因为无论他们怎样以武力震慑中原诸国，他们也始终怀着对于楚国的天生恐惧而不愿像尊齐、晋那样尊楚国为霸主。在泓水之战大败宋襄公的楚成王成为了事实上的霸主，但六年后的城濮之战又将其打回原形，楚国再次成为了中原大国称霸的背景板。

晋文公及其子晋襄公去世后，晋国陷入内斗之中，无力对外施加政治影响力。楚穆王趁机再次出兵中原。公元前618年，楚国伐郑，晋国权臣赵盾救援不及，郑国倒向楚国。接下来，楚国利用晋秦冲突的关键时期，接连降服了陈、宋等国。但在公元前615年晋秦河曲之战后，晋国终于抽出手来对付楚国。公元前613年，晋国在新城会盟诸侯，陈、郑、宋皆表示臣服，第二年，晋攻蔡逼迫其签下了盟约，当年冬天，晋国再次威胁齐国加入会盟。至此，楚国想要称霸中原的企图再次破灭，中原诸国尽皆倒向晋国。但就在新城之盟的那一年，楚庄王即位为楚国君主，这位新任楚王将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上的举措真正实现楚武王“观中国之政”的梦想。

 

楚庄王，楚穆王之子，公元前613年即位为楚王。即位之初的楚庄王十分昏庸史载：“不出号令，日夜为乐，有敢谏者死无数”。但他在玩乐三年后突然恢复朝政，“罢淫乐，听政”，将过去三年间贪污枉法的官员们全部铲除，这也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在政治上，楚庄王讨灭了若敖氏，稳定了国内局势，在经济上，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在汉江平原地带兴修水利工程，又进行币制改革，积极引导平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为出兵中原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公元前611年，楚国在灭亡了叛乱的庸国后，便开启了自己争霸中原的旅途。

春秋争霸，并非是单纯的晋楚争霸，尽管在春秋的绝大多数时期，晋、楚两国的实力都足以压倒其他各国的联合，但齐、鲁、宋、卫各国的军事力量也不容忽视。让我们简单对各国在晋楚争霸中的态度做一个总结：齐国，是一个实力犹存，想要恢复霸业，但又在晋楚争霸中屡遭失败的前霸主。鲁国，在三恒执政后一边倒的投靠晋国，尽管频繁遭遇背叛，但其对晋国的忠心几乎未曾改变。卫国，一个春秋版的“加拿大”，地理位置使其只能采取向晋国“一边倒”的战略。宋国，一个继承了宋襄公意志，始终想要追求面子，却谁也打不过的搞笑国家，虽然它促成了弭兵大会，但除了守城之外，骄傲的宋国永远是战争的失败者。陈、蔡等国则都是楚国早就可以吞并，但碍于面子充当小弟的国家。但是有一个国家，我们始终难以将其具体定性，它就是郑国。郑国地处于周王室、晋、楚的中间，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也因此受到了晋楚两个大国的轮流欺负。但这样一个本应随波逐流、朝不保夕的国家却偏偏拥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甚至可以和齐国叫一叫板。种种因素造就了郑国的悲剧命运，每一次的晋楚大战，郑国必是导火索和参战国家之一。从公元前617到598年，楚庄王共伐郑七次，尽管此时郑国在名义上投靠晋国，但暗地里和楚国也达成了协议。公元前608年，郑国参与了楚国攻打陈、宋两国的战争，因此遭遇了晋军的讨伐，楚庄王紧急命令东广部队救援郑国，晋楚两军在北林相遇，晋军主将赵盾根本不想打仗，适逢楚军攻陈部队正赶来增援，陈国之围已解，赵盾顺势撤军。待楚军撤退之后，晋军又联合宋国攻郑，郑军大败宋国军队，晋军无功而返。第二年，晋国再次组织联军攻郑，楚军来救，赵盾再次撤退。为什么赵盾不敢应战屡次撤退？因为此时晋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公元前607年，赵穿弑君，晋成公即位。自此，郑国再次在晋楚两国中间摇摆不定，有人责备郑国不守诚信，屡次投降，其主政大臣子良曰：“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因此每当晋楚来伐，郑国都痛快的投降，幸好晋、楚两国对郑国并无吞并的念头，因此其损失并不严重。

如此反复，到了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决定与晋军一战。他命令楚军全军出动，包围了郑国，郑国紧急向晋国求援，晋国众军主将荀林父也不愿与楚军交战，因此拒不出兵，按照惯例等待郑国投降。但楚国似乎也不打算一举攻下郑国，而是在其外围驻扎，等待晋军救援。三个月后，粮食和饮水遭遇危机的郑国终于投降成功。巧合地是，此时的晋军正好走在救援郑国的半路。晋国中军主将荀林父想要退兵，等待楚军撤退后再次进攻郑国。上军将士会表示赞同。但中军佐士縠却表示：我们晋国就是靠武力称霸的，不让我们与强敌交战，不如去死。软弱的荀林父不知所措，只能暂时散会。谁知士縠居然带领一部分军队擅自渡河，晋军司马韩厥唯恐其有失，建议荀林父率全军渡河。于是，晋军就在内部严重不和的情况下度过了黄河。而在对面的楚军中，以孙叔敖为首的文臣也建议撤退，但楚庄王力排众议，命令部队进驻管地以备晋军。而晋军则在邲地背靠大河扎营。

大战之前，我们还是来看看晋楚之间的兵力和将领配置。晋国以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縠为中军佐。士会、卻克统领上军，赵朔、栾书统下军，韩厥为司马。另外，赵家人赵括、赵婴齐担任中军大父。楚军这边，楚庄王亲自领军，令尹孙叔敖为军事，左军主将子重、右军主将子反。战争前，楚庄王学习晋文公寻求战争名分的原则，派遣使臣前往晋军中求和，士会表示此次前来是为了责备郑国，与楚国无关。这一回答本来十分得体，但先縠认为士会发言太过软弱，他让同样跋扈的赵括向楚国使臣表达了战争的意愿。楚国将领群情激愤，但楚庄王却为了麻痹晋军，再次派遣使臣求和，晋军营内则再次爆发争吵。 但在两军为了战与和争吵不休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楚国这边的勇士许伯等人不甘己方求和，擅自出营向晋军挑衅，被晋军包围，适逢有麋鹿路过，乐伯急中生智，将其射倒献给了晋军。晋军不知其意，便放其归营。而晋军这边的赵旃和魏锜这两个先縠的支持者也向荀林父提出了挑衅楚军的申请，当然遭到了拒绝。两人不服，便改称向楚军求和，实际前往楚营挑战。此时感觉大事不好的上军将士会向荀林父建议全军准备作战，但被先縠以楚军软弱，不需防备的理由拒绝。无法做出决断的荀林父最终派出小股军队接应赵旃和韩锜，却没有下令全军戒备。而士会也无能为力，只能在晋军可能的败退路线上事先设置了伏兵，并命令上军戒备，准备战斗。这边，先行前往楚营挑衅的韩锜也遭到了楚军的追击，韩锜于绝望之中发现了六头麋鹿，他效法楚军将其射倒后献给追兵，楚军乃止。此时追击的楚军望见了接应军队，于是向庄王汇报：晋军已经来犯，于是楚军开始备战，准备主动进攻。

在楚庄王的部署下，楚国左军进攻晋上军，右军进攻晋下军，中军和后军进攻晋中军。那么，面对楚军的全面进攻，晋国众军主将荀林父会如何应对呢？他竟然下令自己的部曲快跑，先渡河者有赏。而同属于中军的先縠则早就没了抵抗楚军的志气，也带领部下开始撤退。此时，在河边准备船只的统领是晋中军大夫赵婴齐，他的第一反应是抢走了最好的船只，统领部下先撤，此后，荀林父、先縠等人来到河边，为争夺渡船展开了内部火并，晋国下军栾书和赵朔也来到此处争夺渡船。此时河边一片混乱，据《左传》：“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船中被砍下的手指头可以捧起来）。在一片混乱中，唯有士会率领的上军因为提前准备而战力保存完好，在伏兵的帮助下给予了楚国左军以沉重打击，但势单力孤的上军也不敢追击，士会和卻克亲自断后来指挥上军从容渡河撤退。而在河边，本已经登上船只的晋下军大夫旬首得知其子被俘，立即带领自己的部曲回头向楚军进攻，在路途上，晋军射死楚军大夫连尹襄老，活捉楚庄王之子公子谷臣，意图战后换俘。自此，邲之战基本结束。大获全胜的楚军同样于晋文公的会盟处——践土祭祀先辈君主，自此奠定了霸业，郑、宋等国也纷纷依附于楚国。 

总结而言，整个邲之战楚军的胜利基本出自于楚庄王的设计：第一步，楚庄王效仿先轸的计策，包围郑国以等待晋军的到来。第二步，楚庄王在战前两次遣使麻痹晋军，并激发楚军的斗志。第三步，楚庄王选择了晋军意想不到的时机发动总攻。但是，此战楚军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也要归功于晋国将帅的配合——软弱无能、无法统筹全局的荀林父；跋扈无知，擅自行动的赵旃、魏锜；以及愚蠢至极，骄傲轻敌的先縠共同为楚军献上了这样一场大胜。真不知道战神先轸在九泉之下知道其子先縠的所作所为是何感想。 

五、权力斗争还是对外战争？——鄢陵之战

晋襄公去世后，晋国的外交与战争就呈现一个特点——蛮横却怯战。从赵盾开始，晋国的中军主将往往在外交上端足架子，在出兵时声势浩大，却在实际面对楚军时尽量拖延甚至直接找理由撤退。原因很简单，对于晋国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晋国六卿来说，内部斗争的优先级远高于外部。外交是脸面，而战争是实打实的生死搏杀，外部战争输了，顶多是道歉反思，但内部战争输了，整个家族就有被驱逐甚至被灭的风险。邲之战中，晋军大败，但作为中军主将的荀林父却奇迹般的免除了罪责，为什么？因为他和他的荀氏（即中行氏）在当时的晋国实力庞大，并且低调内敛并无仇人。邲之战后，被灭掉的晋国卿族反而是根基较浅的先氏和同样跋扈蛮横，又因为赵盾得罪人太多而激起众怒的赵氏。纵观晋楚战争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规律，晋国的六卿（这里泛指担任过军队士佐的卿所在家族，实际为狐氏、先氏、栾氏、赵氏、卻氏、胥氏、中行氏、士氏、范氏、韩氏等），没有一个直接或间接的死在晋楚战争期间，反而是在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一个又一个的诛灭。这也难怪晋国的六卿们怯外战而精于内部斗争了。这一点，在鄢陵之战及其后续的发展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邲之战惨败后，晋国的中军元帅由士会担任。在见证了先氏和赵氏的覆灭后，聪明而谨慎的士会发动了讨伐赤狄的战争，暂时遏制了晋国内部权力斗争扩大化的势头。晋景公八年（前592年），晋国中军佐卻克在齐国受辱，因此极力鼓吹对齐发动战争，士会明哲保身，主动将帅位让给了卻克。公元前589年，晋国在鞌之战中大败齐军，稍微挽回了些脸面。但在公元前588年，晋国率联军伐郑遭遇失败，从此改变策略，释放俘虏与楚国和谈。楚庄王去世后，楚共王即位。此后历经几年围绕郑、陈等国的拉锯式战争（救援）后，晋楚两国终于支撑不住，决定与对方讲和。此时，宋国执政华元利用自己与晋国中军主帅栾书和楚国令尹子重同时保持良好关系的优势，通过奔走达成了晋楚两国的第一次弭兵大会。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宋都结盟，宣布不再发动战争，诸侯们各自奉晋、楚为霸主。

但是此次弭兵只持续了短短三年，楚共王发现双方的和平只会把中原诸国推向晋国一方，自己又成为了被孤立的一方。因此在晋厉公二年（公元前579年），楚国出兵伐郑，但没有取得成果。三年后，楚国用汝阳之地贿赂郑国，使其重新投靠自己。在楚国重新争夺霸权之时，晋国仍然不愿出兵。楚共王认为自己看透了晋国色厉内荏的本质，唆使郑国进攻宋国，郑国果然大败宋军。终于，晋国被激怒了，晋厉公和时任中军主将的栾书都同意出兵。于是，公元前575年四月，晋国全军出动进攻郑国，楚国同样全军出动，五月，双方在郑国的鄢陵相遇。

按照惯例，我们来看看晋楚两国的将领和军队配置。晋国此时分为四军，中军帅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帅卻锜、上军佐荀偃、下军帅韩厥、下军佐荀罂、新军帅卻犨、新军佐卻至。在这八人中，栾书中军帅自不用提，士燮继承了其父士会的明哲保身，荀偃、荀罂等人资历尚浅，韩厥油滑从众，只有卻至、卻锜和卻犨这三位卻氏家族的卿希望在战争中建立功绩，这三人吸取了赵氏灭亡的教训，团结一心共同进退，被晋国人称为三卻。楚国这边，楚共王亲自指挥，中军主将是司马子反，左军主将是令尹子重，右军主将是将军子辛。另外，楚军这边还有一个人需要留意，他就是中国古代第一神射手——养由基。

关于晋楚争霸，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楚材晋用。当然，晋国也同样有部分人才流亡楚国，我们也可以说是晋材楚用。在鄢陵之战中，没有城濮之战中运筹帷幄的先轸，也没有掌控全局的楚庄王，但有两位来自晋楚两国的叛徒，为双方的战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苗贲皇，原名斗贲皇，楚国令尹斗越椒之子，楚庄王诛灭若敖氏后，他便逃到了晋国，被封为大夫。伯州犁，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伯宗是晋国著名的贤臣，以进谏直言而闻名，晋楚交战之前，他多次向国君进言三卻飞扬跋扈，凌驾于晋君之上，应该遏制其势力。三卻得知此事后，将其杀害。其子伯州犁怀着满腔愤恨逃亡楚国，被国君重用。这两个有着杀父灭族之仇，本身又才干出众的复仇者，自然要竭尽全力帮助晋、楚两国。

战前，楚共王询问诸将对于战事的看法，伯州犁谏言道：此时郑军已经到来，而晋国援军未至，应该立刻决战。另外，他又建议楚王逼近晋军大营列阵，让他们缺乏布阵的空间。楚共王依计而行，第二天凌晨，楚军在晋军营前摆好了阵型，伯州犁则随同楚王登上了巢车，向其说明着对方军队的一举一动。

而另一边，晋军也在讨论如何对敌。中军主将栾书认为，只要固守三天等待联军到来，楚军必定撤退，到时候再进攻郑国也不迟。但是卻至却出言反驳，他认为楚军有六大弱点：一，主将子重、子反严重不和；二、楚王亲兵皆为贵族子弟；三、郑军阵型混乱；四、楚军毫无阵型；五、楚军夜晚出动；六、楚军军容不整、各自为战。晋厉公同意卻至的看法，但此时营中地形狭小，晋军无法列阵。士燮也不赞同与楚军交战，他说出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但其子士匄年轻气盛，他向晋厉公出了一个主意：将营内的灶台填平，全军行列放宽，这样晋军就能在营内列阵，与楚军决一死战。这个主意一出，立刻获得了大家的赞赏，只有士燮非常生气，拿起武器将儿子赶出了帐外。而在伯州犁为楚军出谋划策的时候，另一个复仇者苗贲皇也谏言说：楚国的精锐主力全在中军，我们不如集中优势兵力击溃左右两军，再集中兵力夹攻中军。但是卻至再次出言驳斥：他认为晋军应该集中兵力进攻中军，因为子重与子反有仇，哪怕中军的子反被击溃，子重也不会救援。最终，晋厉公听取了卻至的意见，晋军最终的布阵是：上军对抗战力较强的左军，新军派出部分兵力牵制右军，中军、下军和中军的剩余部队共同夹击楚国中军。 

于是，晋军在营垒内布阵，开始向楚军发起冲锋。楚国左右两军压力不大，但中军局势十分危急，楚共王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这才堪堪挡住对方的进攻。就在此时，晋国将领魏锜用弓箭射中了楚王右眼，楚共王急令养由基反击，养由基只用了一箭，就射穿了魏锜的喉咙。楚共王受伤后，楚军开始撤退，但在军阵中，有一个满身甲胄的将军令人瞩目，每当他逼近楚王的车驾，就会跳下车来脱下头盔向楚王鞠躬，楚王将自己的弓献给了这位懂礼节又十分勇猛的将军，他就是卻至。到了天黑，双方收兵回营，经过查点损失，楚军左右两军损失不大，中军伤亡两千余人，楚共王之子被俘，郑军则被完全击溃。遭遇失败的楚王并不甘心，他决定明天继续作战，中军主将子反连夜视察军营，其仆人为劝其休息而为子反倒了几杯酒。另一边获胜的晋国人却有些犹豫，苗贲皇又出了一个主意：他故意在军中大张旗鼓的下令全军整顿，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却在暗中让楚军俘虏逃跑，将消息传递出去。楚共王得知消息后反而失去信心，不知所措下前来找子反商议，却看到了醉酒的子反，顿时感觉心凉：“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楚军自此全面撤退，撤退过程中子反醒来得知了情况，悔而自杀。另一边，得知楚军撤退的晋军大为高兴，自晋厉公以下纷纷庆祝，只有一个人劝谏晋厉公，他就是士燮，他说：“君幼，诸臣不佞，何以至此？君其戒之。”意思就是，晋国众卿们本事不大，您又年轻，获得了胜利要戒骄戒躁。晋厉公丝毫不予理会。士燮也无能为力，他知道：“外宁必有内忧”的景象即将发生在晋国之内。 

纵观整场鄢陵之战，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亮眼之处，与城濮之战和邲之战相比，本次战争中并无统筹全局的将领或国君，晋军获胜靠的是其继承自晋文公时期的战术思想，除此之外也并无新意，唯有两个复仇者的发挥还算亮眼。事实上，楚国的损失也不大，在后续的战争中，晋国伐郑也未能取得大胜，郑国继续投靠楚国，宋、卫、鲁等国也依附晋国，春秋诸国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何况，对于晋国来说，真正的战场不在于此，而是在国内。这场战争的真正胜者恐怕只有卻至，他表现出了才能，也体现了风度，从此三卻在国内的势力更加强大。但是晋国的其他卿会允许卻氏的强大吗？晋厉公能够容忍卻氏的跋扈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就在鄢陵之战获胜后的一年后，卻氏全族被灭。这或许印证了那句古话，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

自鄢陵之战后，晋楚之间就再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交战，楚国受到吴国的骚扰而无心在中原称霸，晋国更是忙于六卿内斗，仅仅是在中原维持着名义上的霸主身份。讽刺的是，最后继承晋国遗产的，并非是实力强大的范氏、中行氏、也不是步步为营的栾氏和士氏，最终的胜者竟归于默默无闻的韩、魏和经过“赵氏孤儿”事件勉强恢复的赵氏。回顾狐氏、先氏、赵氏、卻氏乃至于后世智氏的覆灭史，似乎都印证了那句古话：欲要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猖狂。唯有隐忍与谨慎才能使家族生存到最后。 

余论：晋楚争霸之中的国家生存史

当我们回顾2000多年前的春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春秋时期绝大多数的冲突与战争都围绕着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的争霸而进行，毫不夸张的说，整部春秋史，就是一部晋楚争霸史，而整个春秋战争史，就是晋楚及其代理国的对抗史。而处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其他国家，则被迫要在一遍又一遍的站队中遭遇两个大国的轮流声讨与征伐。这一格局，似乎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形成的两极格局极为相似。春秋时期晋楚两国同样热衷于发展盟友和进行代理人战争，也同样因为自身国力的盛衰而选择了暂时性的和平与弭兵，美国凭借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正如晋国通过战争拖垮了楚国。当然，因为核武器的存在，美苏两国选择了冷战而并非晋楚之间的三次热战。因此，与北约和华约国家之间绝大多数的从一而终相比，晋楚争霸时期的中原诸国选择了非常复杂的结盟战略。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紧靠晋楚的效果，如靠近晋国的鲁、卫、曹和靠近楚国的陈、蔡、许，这些国家虽然因为春秋时期的争霸而并非灭国的战争策略而暂时幸存，但也基本采取了“一边倒”的方式谨慎遵守着晋楚的国家意志。第二个层次，稍有实力却无法与两大国抗衡的国家，如郑、宋、齐这三国。郑国，在短短的86年间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了二十余次，难能可贵的是，郑国在反复投降的过程中保持了对宋、鲁、卫等国家的高胜率，其国家实力和军队战斗力始终不容小视。而宋国则一贯保持着“周国客人”的高贵姿态，不屑与楚国交往或结盟，虽然在战争中被反复蹂躏，但高傲的宋国始终保持着宋襄公时期的心态，在大多数时间坚定的站在晋国的一边。齐国，一个前霸主国，自齐桓公去世后，其子轮流执政，内部的动乱使其失去了与晋楚争霸的基础，但却不愿跟随宋、鲁等国投靠晋、楚。虽然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齐国极少受到晋楚两国的直接威胁或进攻，因此屡次出兵攻打鲁、莒等国，但悲哀的是，齐国的每一次努力都会引来晋国的军队。邲之战晋国大败后，齐国尝试与楚国结盟后进攻莒国，反而给了大败后的晋国恢复声望的机会，鞍之战齐国大败而归，齐顷公几乎被俘。晋悼公去世后，齐国再次找到了机会进攻鲁国，晋国率领联军前来救援，双方爆发了平阴之战，齐国军队全军覆没，要不是晋平公刚刚上位，晋国六卿又忙于权力斗争，齐国差点被彻底灭掉。整个春秋期间，齐国多次因为进攻周边国家而被晋国讨伐，悲哀的是，意图重振霸业的齐国每一次都是失败者。直到田氏代齐，齐国始终未能恢复齐桓公时期的荣光。

最后一个层次的国家，则是我们在前文中未曾提及的秦国和吴国。这并非因为他们不重要，事实上，秦国极大的牵扯了晋国的精力，而吴国则几乎灭掉了楚国，成为楚国无力争霸的根源之一。之所以对这两国提及较少，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参与国际事务，整个晋楚争霸时期，秦国的任务只有一个——打晋国，而吴国也只有骚扰楚国这一个计划。以秦国为例，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秦晋之好”来形容两个国家之间世代友好。但真实中的秦晋关系，可是非同一般的“友好”。公元前656年，晋献公在位时期，秦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为妻，这是秦晋之间的第一次联姻，也是秦国开始向中原王朝靠拢的开始。很快，晋国内乱，太子申生自杀，夷吾重耳逃亡，在晋国国内无君的情况下，夷吾想要借助秦国的势力回国登基，于是许诺将河西之地送予秦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夷吾顺利即位成为晋献公。我们前文也提过，这位晋惠公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他在回国后立刻拒绝履行与秦国的献地承诺。更绝的事发生在后面，公元前647年，晋国爆发自然灾害，向秦国求助，秦穆公发动了“泛舟之役”，将大批粮食运送给晋国百姓，第二年，秦国也爆发灾荒，向晋国求援，晋惠公居然听取大臣的意见，回绝了秦使。大概是他觉得欠了城池，即使还了粮食也不会消除仇恨，不如白眼狼做到底算了。这自然引发了秦国举国上下的愤恨，公元645年，秦国终于忍受不住攻打晋国，在韩原之战大败晋军，俘虏了晋惠公。在其晋国夫人的劝说下，晋惠公最终被放回，秦穆公将女儿怀嬴嫁给晋国太子圉，这就是秦晋间的第二次联姻。但在晋惠公去世后，太子圉不顾怀赢，独自回到晋国继承君位，这再次让秦穆公失望至极，转而支持太子重耳，并将怀赢转嫁给他，这就是秦晋之间的第三次联姻。幸好这次秦穆公没有再看错人，重耳即位成为晋文公后，与秦军联合赢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秦晋两国成为了关系最好的盟友。 

公元前630年，秦晋联军进攻郑国，但在烛之武的劝说下，秦国认识到晋国的强大对自己并非好事，转而留下军队保卫郑国，这使得两国亲睦的关系出现裂痕。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秦国出兵打算与驻守在郑国的军队里应外合，灭亡郑国。但在郑国商人弦高的巧计下，秦军未能得逞，只能在顺手灭掉滑国后回秦复命。面对秦军的千里奔袭，先轸认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他敏锐的意识到，秦晋之间必有一战，因此灭掉秦军可以让子孙避免祸患。于是，先轸率领晋军发动了著名的“殽之战”，秦军全军覆没，但因为怀赢的劝说，晋襄公放过了秦国大将，这给了秦国继续进攻晋国的机会。从此，秦晋两国开始了连续不断的交战。先轸死后，公元前626年，秦国派兵伐晋，但被晋军打败，第二年，秦穆公再伐晋，这次秦国渡河焚船，拿下了晋国的多处城池，秦国获胜而归。从此之后，直到秦穆公去世，双方再无交战。晋襄公死后，权臣赵盾打算拥立其弟公子雍，但适逢秦穆公去世，秦国忙于葬礼迟迟未能送人，直到第二年，才派遣军队送公子雍回晋继承君位，但晋国国内由于政治斗争的缘故，打算改立晋襄公之子为君，面对此时迎送公子雍的秦国人，赵盾有了一个非常无耻的想法：“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于是，晋国大起三军全歼了秦军，杀死了公子雍和秦国大将白乙丙。秦康公悲痛不已，从此屡次带兵进攻晋国，双方互有胜负。而一心想要打败晋国的秦国也与楚国交好，甚至派遣军队帮助楚国征战，在这一时期，秦国牵扯了晋国的大量精力，使其无力与楚国争霸，这也是赵盾当政时期怯战的原因之一。公元前579年，在宋国的协调下，晋楚两国举行了弭兵大会，约定中原诸国各奉晋楚为主。为了做到真正的世界和平，晋厉公决定与秦国和谈，双方约定在令狐签订协议。但秦桓公不愿渡河，仅仅是派遣大夫签订了协议。果然，秦国第二年就主动撕毁协议联合狄人攻打晋国，晋国击败了狄人，决定发动联合国军讨伐秦国。从参与的国家规模来看，这应该是春秋时期参加国家最多的战争，参与弭兵之会的中原诸国应约派兵参加联军，就连楚国也派出了部队，在出兵之前，晋国给秦国送上了一份著名的书信，也就是《绝秦书》。此战又称麻隧之战，秦军大败，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骚扰晋国，只是在公元前564年左右四次派兵进攻晋国，从此直到第二次弭兵大会，秦晋之间再无战事。这就是春秋时期秦晋关系的全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绝秦书》中体会一下什么叫所“秦之好”。或者，什么叫颠倒黑白和强词夺理。

总体来说，秦国对于晋国的影响终究有限，双方之间的作战互有胜负，但总体来说晋国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秦军也未能取得较大的战果。事实上，晋国也将秦国视为蛮夷的一员，深知自己并无可能彻底占领秦国，因此大多采取防守的方式应对秦国的进攻。应该说，如果没有三家分晋，秦国是不可能突破晋国的防线，进而统一中原的。而另一边的吴国呢？他们也向秦国一样对楚国充满怨恨吗？如果是的话，原因又是什么？一心想要讨伐楚国的吴国人，又会像秦国一样无功而返吗？这些问题，似乎只有将目光投向南方的江淮流域，去看看那两个位居东南的蛮夷国家的崛起与灭亡之路，才能得出答案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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