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时代变革中的音乐大师,如何表达心中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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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此起彼伏的各地疫情依然扰乱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规律,或许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焦虑、彷徨,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情绪。唯一可以安慰大家的是,这样的动荡、不安并非偶然,变化是世界的常态,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从这样历史的大潮中走过来的。
那么,身处时代大变革的时期,音乐家们是如何面对的?又是如何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融入到作品中的?最新一期视频中,Yusi带大家聆听了著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G小调前奏曲》。

拉赫创作这首前奏曲时,年仅19岁。1892年,腐朽的沙俄政府岌岌可危,俄国革命全面进入了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时代。除旧迎新,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年轻的拉赫充满了热血,同时也怀抱着对未来的迷茫和不确定性。
作曲家将这两种矛盾的情绪融入在这首前奏曲中,对时代的欢呼与对未来的疑惑共存,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拉赫在大时代变革中的心声。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古典音乐,需要深入了解作曲家身处的年代和时代背景,这样才能进一步细致地体会到音乐中所蕴藏的复杂情绪,深刻感受到作曲家内心的振奋、激昂,或沉重、忧思。
除了拉赫玛尼诺夫,深受时代变革影响的音乐家还有很多。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些典型的代表,也从他们当时所创作的音乐中,了解大师们在动荡年代的所思所想。
贝多芬:将对自由的向往写进音乐中
贝多芬出生在18世纪70年代的德国,那是启蒙运动盛行的年代。除了童年时短暂的安稳,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欧洲的变革与动荡,而接受过启蒙运动思想教育的贝多芬,始终没有掩饰自己对自由国度的向往。
1789年,贝多芬18岁,封建君主制的神圣罗马帝国还在苟延残喘着(当时的德国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宣扬民主共和的法国大革命已然爆发,震动欧洲。

年轻的贝多芬感到非常振奋,认为自由民主的时代要来临了。随着战争的爆发,贝多芬迁往维也纳生活,这座热闹的音乐之城,贝多芬将自己对自由、共和的热情向往融入到了音乐创作中。
这也是为什么,贝多芬的作品听起来往往气势昂扬,有着很强的革命性和战斗力。据说他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原本是要献给拿破仑的,最终拿破仑称帝背叛了民主革命,这令我们的作曲家愤怒不已,改变了主意。

除此之外,崇尚自由、人人平等的贝多芬还打破过去只能为宫廷或贵族之家创作交响乐的习俗,成为了第一个为大众写作交响曲的音乐家。
贝多芬的音乐,与那个动荡的大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自由、平等的向往与追求,为他的音乐增加了一份宏大、深邃、复杂的力量。
德彪西:战争让他改变了风格
法国作曲家德彪西,被后人尊称为“印象主义”的开创者。
德彪西一向以“言语犀利”、“自我”的个性著称,天生叛逆,热衷于讽刺他人。但当他在晚年经历了动荡、战争,且身体罹患疾病后,为人处世和创作风格竟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年,德彪西的癌症也迅速恶化。
作曲家不由得陷入悲观情绪中,常常自我怀疑:他会开始逐个判断作品中和弦、和弦连接、旋律和声音色彩的准确性。除此之外,他的个性也逐渐平和,不再过分自我和讽刺他人。
而在创作风格上,他不再像之前一样追求奇特,自由、随意地写曲,而是采用正式的、端庄的、有控制的风格,表达对遭受苦难人民的同情。
四首联弹的《六首古代墓志铭》、双钢琴作品《白与黑》,还有《十二首钢琴练习曲》和三首室内乐奏鸣曲,都是德彪西在这个阶段的创作。

我们可以从中明显感受到作曲家在创作方向上的改变,这种风格后来被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发扬光大,被称为新古典主义风格。
与此同时,德彪西还将自己的爱国热情融入到音乐中,创作了一系列的奏鸣曲,并称之为法国战士的“秘密家园”。
拉威尔:除了作曲,还要上战场
另一位法国“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同样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一战即将爆发之时,法国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不同于德彪西的忧愁,39岁的拉威尔充满了上战场的热情,然而由于身材矮小、体弱多病,拉威尔被免除了兵役。
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一面观望着战局,一面进行着音乐创作。他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说道:
从前天起,警钟、妇女的哭泣,特别是年轻人那可怕的热情、上前线之后就杳无音信的友人。我再也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非把人逼疯不可。你认为我没作曲吗?恰恰相反,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干劲冲天,既疯狂又充满英雄气概。
为了不耽误自己上战场,拉威尔将自己的《钢琴三重奏》进行了“赶工”,仅用了五周就搞定了作品的全部创作,并在1915年完成了这部作品的首演。
这是拉威尔唯一一部钢琴三重奏,饱含了作曲家对家乡的眷恋与深情。
1916年3月,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拉威尔终于以卡车司机兼修理工的身份开赴前线,实现了自己保家卫国的愿望。

在战场上,他构思了一部音乐作品,并在退伍之后,拖着患病的身躯将这部作品写了出来,这便是他的钢琴组曲《库普兰之墓》。这部作品共有七个乐章,分别悼念自己在战场上痛失的七位战友。

当然,除了拉威尔,还有很多作曲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作了与战争相关的音乐作品。
比如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霍尔斯特的《行星》、古尔尼的《战争挽歌》等等,他们都将人类在动荡时局中的矛盾与恐惧记录在音乐中,警醒着后人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
肖斯塔科维奇:戴着镣铐跳舞
提起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或许很多人都会想起他那部意味深长的《第五交响曲》。
肖斯塔科维奇成名于1925年,随着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的首演,他在当时的国际乐坛崭露头角。

这之后,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事业一帆风顺,创作出一系列风格新颖、语言犀利,甚至有一定实验性质的音乐作品。比如以《鼻子》《黄金时代》为代表的歌剧、舞剧,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包含深刻的讽刺思想。
但好景不长,1936年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进行了全盘否定。
要知道,在那个以歌颂为主旋律的斯大林时代,艺术家只能整齐划一地唱着颂歌,不能有任何音乐家的个人表达。
1937年,肖斯塔科维奇为了“赎罪”,创作了他的《第五交响曲》。
这首作品一反他往常的风格,少了很多激情、浪漫和实验性,而是高唱起了“赞歌”,乍一听强劲、积极,仿佛展现了人在历经磨难后,依旧乐观飞扬的进取姿态;但进一步聆听,似乎又能听出乐曲深处的孤独和悲凉。

而这样隐晦地表达内心的真正情感,成为这一时期肖斯塔科维奇的主要创作风格。他不再直白地呈现伤痕,而是用乐观与赞歌作为伪装,学会了戴着镣铐跳舞。
这不仅需要极高的创作技能,更要求作曲家能够在时代的洪流中,始终保持内心的清醒,保持对艺术的追求。
肖斯塔科维奇曾说:“等待枪决是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他靠着强大的意志力,在一片“欢乐”的歌颂声中,做了那个被时代裹挟的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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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和普通人一样,身处不确定的环境中,也会忧虑、彷徨。不同的是,他们可以用音乐记录下自己当时内心的矛盾和恐惧,而这些音乐,或许恰好可以安慰到一代又一代在不安中感到焦虑的我们。这就是音乐穿越时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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