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力耕
本篇讨论农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大夫强调“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国家经营盐铁、酒类以及实施均输、平准，都是出于富国足民的目的。这些经济政策对内可以加强中央对诸侯的控制，对外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外国的资财，削弱敌国的经济实力。文学认为农业生产是立国之本，那些从国外换来的珍奇异物既不实用，又价格昂贵，实在是得不偿失。文学的结论是：“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双方对农业地位的认识可谓泾渭分明。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大夫说：“君王掌控自然资源，严格管理关卡市场，掌握物价标准，把握贸易时机，调控物资的供求和价格水平来管理民众。在丰收的年岁，朝廷储备积聚物资来防备饥荒；在灾荒的年岁，就发行货币和财物；这样做是为了调配有余、补给不足。从前夏禹遭受水灾，商汤遭受旱灾，老百姓陷入贫困，有的人依靠借贷来接济衣食。于是夏禹用历山的金，商汤用庄山的铜，铸成钱币来赎回民众因饥荒而卖掉的儿女，天下称颂夏禹、商汤为仁君。早先国家财用不足，有些战士得不到粮饷，崤山以东又遭受水灾，齐、赵一带发生大饥荒，朝廷就是依赖均输收集的物资，仓库的蓄积，才使战士得到给养，饥民得到赈济。因此均输的物资，官府仓库中的钱财，并不只是单纯与老百姓做交易赚钱来提供军队的费用，也是用来赈济贫困、防备水旱灾害的手段。”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文学说：“古时候，国家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民众可以按照季节进入湖泊水坝捕捞而官府不会禁止，老百姓都到田地劳动而不误农时。因此民众三年耕作可以积余一年的粮食，九年耕作可以有三年的积蓄。这就是夏禹、商汤用来防备水旱而安定老百姓的方法。如果荒地得不到开垦，田地得不到整治，即使垄断了山林河海的资财，交流各种工商利益，民众仍然不能富足。所以古代鼓励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繁多，亲身耕作，抓紧农时，丰衣足食，即使遇上连年灾荒，民众也不至于陷入贫困。因此衣食是民众生存根本，种植和收割是民众的主要事务。这两方面做好了，就会国富民安。《诗经·周颂·良耜》说：‘家家粮食满仓，妻子儿女安宁。’”
大夫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野马赤马，尽为我畜， 黄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大夫说：“贤君圣主治理国家并非只有一种法宝，使国家富裕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从前管仲以权术欺诈辅佐齐桓公称霸，而纪国因为加强农业而导致亡国。假使治理国家养活民众一定要务农才行，那么舜就不会从事制陶，伊尹也不会去做厨师。因此，善于治国的人，天下人视之为下，我却视之为高；天下视之为轻，我却视之为重。以工商业替代农业，用虚来代替实。如今山林河泽的资财，均输所储存的货物，都是通过调控物资供求和价格来役使诸侯的。汝水和汉水的黄金，精细的丝织贡品，是用来赚取外国和匈奴、西羌钱财的宝物。中国一段没有花纹的丝织品，可以换取匈奴价值很多黄金的物资，且能够损耗敌国的财用。所以外国的骡、驴、骆驼，一头接着一头进入中国边塞，野马和赤毛白腹的马，都成为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毛毯充满皇宫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都成为我国的宝物。这样，外国货物不断内流进入中国，而中国财利不会向国外流泄。外国异物内流就会使国家财用丰饶，财利不外泄就会使民用充足。《诗经·周颂·良耜》说：‘家家粮食满仓，妻子儿女安宁。’”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 鼦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文学说：“古时候，商人流通货物而不欺诈，工匠致力于器物结实而不造假。因此君子无论是耕稼还是打猎捕鱼，都是一样诚实。商人长于欺诈，工匠弄虚作假，内心窥伺时机牟利而不惭愧，所以刻薄的人更为欺诈，而敦厚的人变为刻薄。从前夏桀宫室中充满歌女，她们穿着绣花衣裙，因此伊尹远走高飞，投奔亳地的商汤，夏朝终于断送在歌女手中。如今骡驴的用处，比不上牛马的功效，鼠皮、貂皮、毡子、毛毯，比不上华丽丝绸实用。美玉、珊瑚出于昆仑山，珠玑、犀牛角、象牙出于桂林郡，从桂林到长安有一万多里。计算耕种采桑的功效，再算一下采集远方珍奇异物的费用，就可以知道一件珍奇异物的价格高出原来的百倍，一捧珍奇之物相当于万钟粮食。在上位的人喜好珍奇怪物，下层社会就会追求奇装异服，重视远方珍奇之物，就会使国家钱财充实外国的国库。所以君王不应该珍视无用之物，以此引导民众节俭；不应该喜爱珍奇货物，以此使国家富裕。因此统治民众的方法，在于节约财用，重视农业根本，分封土地，实施古代的井田制而已。”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 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大夫说：“从首都长安到东西南北，经过高山大川，通过各个郡和诸侯国，各个殷实富裕的大都市，没有不是街道四通八达，商贾云集，万物增殖的地方。因此圣人顺应天时变化，智者善于利用当地特产，聪明人依靠别人劳动发财致富，中等智力的人依靠自己劳动取得财富。长沮、桀溺当隐士，没有百金积蓄；盗跖庄 之徒，也不像猗顿那样富有；宛、周、齐、鲁，四大商都的商人遍布天下。因此商贾如此富有，有的人甚至积累万金，这是追求利润、积累盈余所带来的。使国家富有，何必一定要用农业？使民众丰衣足食，何必一定要实施井田制？”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羡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文学说：“洪水滔天，才有大禹治水的功绩；黄河水泛滥，才有武帝宣房的功勋。商纣王残暴酷虐，才有周武王与诸侯誓师孟津的谋略；天下烦混扰乱，才有积累盈余的富裕。上古时期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民风淳朴，重视农业根本，民众安乐愉快，寡欲少求。那个时候，道路上少有行人，市朝生出杂草。因此耕种不努力的人吃不饱肚子，纺织不努力的人没有办法遮蔽形体。即使有人群聚集的商业要地，有陶朱公、宛孔氏的经营策略，也没有地方施展技巧。从古到今，不施恩而得到报答，不劳动而有功劳，不曾有过。”
文章来自陈桐生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