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 | 也谈“说/讲中文”的规范性

◎傅惠钧

“说/讲中文”一类用法是否规范，学界有不同意见。如汪化云、肖擎柱（《汉字文化》2011年第5期）就持否定态度。但我们觉得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首先，我们不能不正视“说/讲中文”一类用法的普遍性。汪、肖二位十余年前用谷歌搜索的数据便足可证明：“说/讲中文”有11590万条，与“说/讲汉语”之比约为16比1，这充分代表了网民语用选择的倾向性。时过十余载，这种使用状况并无减弱，反而加强。近期搜索，“说/讲中文”绝对数增至汪、肖二位统计数字的15倍强。无论是网络，还是纸媒，此类用法都随处可见，且有扩展新用法的趋势。下面例子见于《人民日报》：

印度是家，中国是根，寻根就必须会说中文。

《光明日报》2020年1月4日刊发著名语言学家李宇明教授的《中文怎样才能成为世界通用第二语言》。李教授笔下“中文”一词的用法，是在上述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衍化。既曰“语言”，当然可“说”可“讲”。正文中还有多处类似用法。“说/讲中文”的用法，就目前态势说，似不是几位语言学者说个“不”便可阻挡的。

根据王希杰的“潜显”理论，一个语言形式既存在着已被使用的显性用法，也可能隐含着未被使用的潜在用法。在语言中，潜义的显性化并经由词汇化之路成为新的义项，这是一种常态。“中文”一词，也是这样。“中文”这个形式，实际上隐含有“中国语文”的可能意义，根据叶圣陶对于语文的解释，“中文”的意思便可释为“中国的语言（口头、书面）”。这个意义，在没被使用之前，是潜在的，但当其在特定语境中使用开来，也便成了显性意义。“说/讲中文”中的“中文”就属于这种用法。

“中文”一词包含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意，在具体语境中因上下文的制约，有可能会偏向一边，当与“说/讲”等组合时，显现的是口头语言之意。而在李文“中文怎样才能成为世界通用第二语言”的表述中，却是既指口头，也指书面。而李文下面的表达则偏向书面：

国际上很多机场、旅游场所和商贸中心的指示牌，都标写有中文，中文一般列在第三行。

可见“中文”一词，从语言内部看，本身潜存着这样使用的理据。

再从语言外部看，推动这一用法的因素主要有二。

其一，是特定表达的需要。

尽管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宪法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但“汉语”一词最直观的意义则是“汉族的语言”。在对外交往中，需要表达“中国的语言”的意思时，用“汉语”有时就不是十分契合，这就特别需要一个具有明显国别语言特征的词来适应，“中文”的新用法便应时而生。如李文是在讨论世界通用语言中我国语言地位的问题，“汉语”所给出的信息，不如“中文”更具有国家意识。

在汉语中，“普通话”“国语”“华语”“中文”这些词语各有其用。“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通用语言，但这个词在词面上未能突显国家内涵，用在涉外场合，其区别特征仍不明显。而“国语”，原本就代表国家通用语言，后为“普通话”所取代。“国语”一词因有“国”这个语素，在代表国家语言的层面上，比“普通话”的区别特征要明显，但是用于涉外，同样不能显示“中国”这一区别特征，因为许多国家都有国语。要说有“中国”特征，“华语”一词应该称得上。这个词在海外华人中用得比较多，在上述涉外语境中也见“说/讲华语”的用例，但正如李文所言“中国国内很少有人自称为‘华人’，而‘华语’一词在国内也缺乏流通的必要基础”，因而较少被国人使用。相比之下，“中文”既带有明显的中国标记，又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流通基础，在这组词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

其二，是同类用法的影响。

在英语中，Chinese、English、Japanese，分别都有中文、汉语，英文、英语，日文、日语的意义。“说/讲中文”显然是受到“说/讲英文”“说/讲日文”等类推的影响。早期多出现在外语水平较高的作者笔下，如林语堂、冰心等，也说明这一点。

“说/讲中文”的用法尽管较早就已见使用，但频率一直不高。真正普遍使用开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跟我国外语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在新时期的语言生活中，“说/讲英文”“说/讲日文”等不断扩大使用人群，增加使用频率，从而形成一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用法。在现实语言中“说英文/日文”比“说英语/日语”的频率高得多。基于语言的类推机制，这种状况对原先并不多用的“说/讲中文”产生了强大的助推作用。就社会文化语境说，这一时期国门的打开，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再加上国家汉语国际推广策略的强有力推行，形成了涉外语用空前繁荣的情景。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促使“说/讲中文”出现广泛、高频、持久使用的状况，使得这一用法日趋稳固。

由以上分析可知，“说/讲中文”一类用法，有其特定的表达功能和不可替代的修辞价值，对于丰富汉语的表达系统富有积极意义，其形成也有理据可循，且已被大众普遍接受，因而，应该充分认可其规范地位。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2年第12期《学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