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时期

十一、尼古拉一世

克里米亚战争

塞瓦斯托波尔陷落

（一）塞瓦斯托波尔自开战以来从未被完全包围过，从北方和东方的俄军可以自由进出，联军还是计划用大规模炮击来削弱要塞防御体系。1855年2月大批法国援军到达战场使法军增加到9万人，而英军只有1.1万人是情况良好的军人，另外的2.3万人不是有伤就是生病。奥斯曼军队则有2万人和30门大炮，此外还有一些雇佣军，包括9000名德意志士兵、3000名瑞士士兵和1500名波兰士兵，这些都是英国花钱雇来的部队。到了3月撒丁王国的1.5万人到达战场，尽管联军兵力很可观但进攻仍然很艰难，俄军的防御体系很完备。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石墙并不连续，马拉科夫要塞是惟一的石构堡垒。俄军的办法是用削尖的树枝做成栅栏，然后是深沟，再后面是由树枝和泥土构成的步枪发射阵地。阵地后面是又一层树干构成的障碍，地上还有陷阱，里面是削尖的树枝，此外还有大量地雷。俄军经常在夜里派出袭击队，杀死战壕里毫无戒备的联军士兵。

（二）马米隆在2月22日夜里被俄军占领，俄军随即构筑了坚固的工事。马米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和法军战线之间，攻占马米隆成为联军的首要任务，因为从马米隆出发英军可以攻击凸角堡，法军可以攻击马拉科夫要塞。1855年3月6日得知尼古拉一世逝世的拉格伦敦促卡洛波特立即对马米隆发起进攻，他认为俄军因为沙皇逝世士气低落。但卡洛波特拒绝了，这可能是因为拿破仑三世的心腹尼尔将军来到克里米亚监战，尼尔来的目的是征求卡洛波特的建议。拿破仑三世打算直接指挥战斗。拿破仑三世认为除非从各个方向同时进攻，否则塞瓦斯托波尔无法拿下，卡洛波特接受了皇帝的看法，他本人也不想冒险仓促进攻。1855年4月9日联军开始大规模炮击，联军参加炮击共计520门大炮，发射了16.5万发炮弹。作为回应俄军的998门大炮发射9万发炮弹，炮击进行了10天，造成俄军6131人、法军1587人、英军263人的伤亡。俄军放弃损坏严重的旗杆阵地，但在夜里修复其他工事。法军仅仅前进100码时进一步行动却被拿破仑三世否决，英法联军的关系受到许多夭折的作战计划的困扰。

（三）1855年5月2日英军策划对亚速海的刻赤进行远征，刻赤是俄军的后勤中心，俄罗斯内陆运来的补给物资都堆放在这里。在舰队出发2小时后拿破仑三世命令舰队返航，任何削弱塞瓦斯波托尔围城部队的做法都不允许。舰队中的法国舰船只好返航，英军失去法国的支援而力量单薄，也只好尾随法舰返航。1855年5月22日贝利西埃在中央堡垒和海湾之间发动一场残酷的夜间攻击，尽管伤亡巨大但法军成功达到目的，同时拿破仑三世准刻赤远征队继续他们的计划。1855年5月25日刻赤被联军占领，第2天联军舰队驶进亚速海缴获100多门大炮，数千吨谷物和面粉被销毁，俄军的运输船、兵工厂、仓库受到巨大的破坏。1855年6月6日第3次炮击开始，联军主要炮击目标是马米隆，到了9日法军占领马米隆，英军推进到凸角堡的面前，俄军组织一次反突击但失败了。1855年6月17日联军第4次炮击开始，英军计划攻占凸角堡，法军的目标是马拉科夫要塞。俄军事先知道这次进攻，法军在进攻开始后伤亡惨重，贝利西埃下令撤退。英军同样糟糕，部队在穿越1/4英里长的开阔地时被葡萄弹和滑膛枪子弹严重杀伤。

（四）1855年6月28日拉格伦勋爵在睡梦中平静的去世，联军军营震动很大。7月1日辛普森爵士继任英军总司令，但他显然经验不足，面对困难束手无策。奥斯曼军队在高加索战场吃紧，奥马尔帕夏的奥斯曼军队准备撤离克里米亚去解救高加索重镇卡尔斯。8月16日哥尔查科夫集中4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旅渡过彻那亚河向联军发动进攻，英军只有一部分骑兵和炮兵参战，但俄军伤亡了8000人，最后一次解围行动失败。1855年9月8日11点30分联军开始第4次猛烈的炮击，40分钟后联军发动总攻，法军麦克马洪师进攻马拉科夫要塞仅仅10分钟要塞落入法国人的手中，随后法军又打退俄军的反击。英军对凸角堡的攻击再次失利，被俄军火力压制在凸角堡脚下的胸墙后面而不能前进，不久就转身撤退了。马拉科夫要塞的失守对俄军来说是致命的，联军炮火可以从这里覆盖整个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当天夜里俄军破坏全部工事，携带炮兵和后勤设施有计划的撤出塞瓦斯托波尔，联军在围攻11个月后终于进入已经成为废墟的塞瓦斯托波尔。

（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俄军进入塞瓦斯托波尔北面的高地，贝利西没有反击，巴赞将军率领一部分法军攻占金本，切断奥德萨的对外运输线。到了11月拿破仑三世准备见好就收实现和平，而英国却宁愿继续打下去。1856年1月考灵顿爵士接替辛普森成为新的英军总司令，并准备发动春季攻势，这时法军却为疾病所困扰，英军后勤充足、兵强马壮。1856年的主旋律是期待和平，外交行动代替了军事计划，2月克里米亚战场达成停火协议。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上总体是成功的，尽管在军队、火炮数量上及武器质量上处于劣势，俄军但夜间不断出击及大量运用地雷和纵深梯次配置防御体系给联军很大杀伤。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在武器、弹药和粮食方面极端困难，他们为俄罗斯军事、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付出血的代价。

高加索战场

（一）除了克里米亚战场外最重要的战场是亚洲西部地区的高加索战场，从黑海到波斯边境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拥有150英里的边境线，在这条国境线的中央是古亚美尼亚王国留下的重要堡垒卡尔斯。1854年夏天俄军进入土属亚美尼亚，7月29日俄军攻击驻守在卡尔斯北方的一个奥斯曼师，土军战败撤退。8月驻卡尔斯的土军集中3.3万步兵、8500骑兵和52门大炮向俄军进攻，俄军的实力是2万步兵、5000哥萨克骑兵、60门大炮和1.8万部族非正规军，土军战败退回到卡尔斯。然而俄军在随后的战斗失利，未能扩大战果。855年6月到11月俄军围攻卡尔斯，11月25日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卡尔斯被俄军攻占。1855年9月6日土军指挥官奥斯曼帕夏克里米亚前往高加索，9月29日他的部队登船从克里米亚出发，另一只土军在特拉布松登陆后也在赶往卡尔斯，12月8日刚刚到达战场的奥斯曼帕夏的部队得知卡尔斯陷落后向高加索山脉的南方撤退，俄军取得高加索战场的胜利。

波罗的海战场

（一）在波罗的海俄军有一支27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联军决定阻止这支可能北海的舰队进入。英国海军部派那皮尔爵士指挥一个由不熟练水手操纵的舰队执行这个任务，这只舰队人员不足、缺乏弹药，为鼓舞士气多利亚女王亲自到朴次茅斯检阅舰队。1854年3月10日那皮尔的舰队出发，任务是消灭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英国舰队首先到达基尔，然后进入丹麦海峡到达哥本哈根的南面，那皮尔认为这里是控制北海出入口的最佳地点。俄罗斯舰队驻扎在200英里外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建有坚固的要塞，拱卫圣彼得堡海上的出入口。那皮尔在哥本哈根呆了3星期，训练船员航海和炮击。战争爆发后那皮尔的任务是封锁芬兰湾和临近俄国港口，拦截俄罗斯运输船和评估占领博马松、莱沃克和其他要塞的可能性。

（二）4月17日那皮尔舰队到达芬兰湾，。随后的暴风雨和领航员的缺乏使得舰队退回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那皮尔劝说瑞典国王加入战争，但是徒劳无功。5月天气转好，那皮尔舰队再次出动并炮击翰戈要塞。6月舰队勘察斯维堡，发现那里的要塞十分强大，8000俄军固守在花岗岩要塞里。6月21日三艘英国军舰在领航员的带领下炮击博马松要塞，除了浪费弹药外一无所获。22日联军的18艘风帆战列舰和9艘蒸汽船向喀琅施塔得进发，其中英国战列舰12艘、法国6艘，9艘战列舰和6艘护卫舰被留下监视斯维堡。6月26日联军舰队到达喀琅施塔得外海，发现港内俄罗斯30艘军舰分为三个纵队驻泊。联军仔细侦察3天，认为己方18艘战列舰无法对付港口要塞和22艘俄罗斯战列舰，因此放弃了攻击。后来霍乱在军舰上发生，联军舰队只得返回斯维堡。7月2日英国海军部通知联军舰队说6000名法国失败携带10门大炮已经出发并参加登陆作战，目标是博马松或是斯维堡。鉴于斯维堡的强大要塞博马松被列为攻击目标，博马松有三个炮台，深入大海的主炮台三面环水，拥有120门炮。另两个炮台在内陆的两座山上，分别拥有24门炮，炮台顶部有铁制屋顶，可以抵御炮弹打击。

（三）联军1.1万人（法军1万人、英军1000人）在博马松的南北两面登陆包围了博马松，8月13日联军炮兵就位后开始炮击，俄军炮台没有回击导致山上两炮台在2天内被联军占领。联军舰队炮击主炮台，俄军在炮台被摧毁后投降，博马松落入联军之手。随后联军舰队转向芬兰的阿博，那里有17艘俄罗斯炮艇，通向港口的峡湾两边树林里隐藏有大量俄军步兵。法军拒绝参战，因为法军士兵大量感染霍乱。9月4日法军舰队撤退过冬，到了10月英国舰队也分批撤出波罗的海。1855年春天邓达斯从黑海赶来接替那皮尔，此时他拥有19艘螺旋桨推进战列舰和1艘风帆战列舰以及14艘护卫舰、12艘蒸汽船、21艘武装蒸汽舰和15艘炮艇，法军有3艘战列舰、3艘护卫舰和10艘炮艇。3月联军舰队再次进入波罗的海执行封锁任务，他们因侦察发现俄军要塞的防御都大大加强而认为登陆作战变的极为不可能，联军只能从海上炮击，尽管破坏巨大但没有采取任何登陆行动。11月联军舰队再次撤退过冬，波罗的海的战斗结束了。

北太平洋战场

（一）在北太平洋英法舰队也参加战争，联军舰队攻击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但登陆的陆战队和海员遭受重大的伤亡。1855年两个英军编队到达北太平洋战区，这时俄军防御强大，更主要的是这里远离主战场而对战争影响很小，因此英国舰队没有采取大行动。1854年8月在遥远的白海3艘英国军舰执行封锁任务，他们一共检查300艘商船并炮击科拉半岛。因为此次战争俄罗斯担心在北美的阿拉斯加属地可能会遭到英国的报复而被抢走，因此迫切希望刚立国不久的美国能出价接手，一来免遭白白损失，二来可让美国牵制英国在北美的势力，最终美国最终以720万美元的微薄代价获得阿拉斯加。

俄罗斯失败

（一）1854年交战双方在奥地利的调停下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俄罗斯认为同盟国所提条件无法接受，和谈于1855年4月中断。1855年12月16日埃斯特哈兹伯爵带着奥地利帝国的最后通牒到达圣彼得堡要求俄罗斯接受停战，俄罗斯已经无力拒绝奥地利的最后通牒，1856年1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受奥地利的要求。2月25日巴黎和会召开，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撒丁王国和俄罗斯帝国参加，奥地利因为提出“维也纳四点”方案也参加了和会。俄罗斯希望普鲁士出席以得到它的支持，但英国反对，理由是普鲁士没有参战。3月16日讨论黑海问题时普鲁士才以1841年《海峡公约》签字国的身份参加，和会上俄罗斯全赖拿破仑三世的支持，后者也不希望俄罗斯遭到过分削弱而让英国在近东一家独大，拿破仑三世另一个用心是让俄罗斯更加记恨奥地利而在将来亲近法国。奥地利企图霸占已经占领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但遭到法俄的强烈反对。

（二）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于3月30日《巴黎和约》签字，列强共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奥斯曼帝国保证不分种族与信仰改善境内人民的状况，俄罗斯帝国斯收复克里米亚半岛被占领土，把多瑙河口和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高加索的卡尔斯归还给奥斯曼帝国，并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的保护权，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仍归奥斯曼帝国。由列强共同保证黑海中立化，禁止各国军舰通过两海峡，禁止俄罗斯在黑海沿岸建立或保有兵工厂，多瑙河航行自由。俄罗斯被迫接受了苛刻的条件，和约禁止俄罗斯在黑海拥有舰队和海军基地，不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阿兰群岛上设防。俄罗斯将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并归还卡尔斯，承认由各强国对处在苏丹宗主权之下的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三公国实行集体保护。俄军损失52.2万余人，土军损失9.6万人，法军损失9.5万人、英军损失10.2万人。俄罗斯帝国为这场战争大约耗资8亿卢布，同盟国耗资6亿卢布。

（三）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史中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是近代科技战争的开端，它对火炮枪械和水雷武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技术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新式线膛步枪、蒸汽动力战舰、铁路、有线电报等科技发明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法首脑和军事部门利用有线电报从千里之外指挥战争，有线电报也使得大众传媒可以实时传递战况，战争距离大众不再遥远，民意对战争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军事后勤体系发展为一个独立部门，工程保障、战地医疗、后勤运输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法军统一对表校正时间进攻马拉科夫要塞是指挥艺术的重大发明，各军事强国在这次战争后都加速淘汰旧装备，摒弃滑膛式武器及木制帆力战舰，进行新技术军备竞赛，企图以不对称的技术优势击败对手。英国认为蒸汽动力战舰具有巨大优势，为捍卫海上霸权英国一直走在海军军备革新的前沿。法国认为新式步枪最具战斗效能，因此大力研究新式步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没有军事家能够适应这种技术进步，有些人甚至表现拙劣，这也是军事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如战术总是落后于技术。

十二、亚历山大二世

早年时期

（一）亚历山大二世是尼古拉一世的长子，尼古拉一世认为俄罗斯的皇帝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否则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亚历山大一世的老师茹科夫斯基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不会将亚历山大二世培养成为军队的指挥官，而是一位文明的君主，君主在俄罗斯所瞩目的不应是练兵场和军营，而是整个国家。就在尼古拉一世和茹可夫斯基针对亚历山大二世展开的"思想教育争夺战"中亚历山大二世既受到良好的文化思想教育，又受到良好的军事教育。

亚历山大二世在19岁时就掌握四门外语（英语、德语、法语、波兰语）以及诸多科目（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东正教神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1837年亚历山大二世完成学业后在茹科夫斯基的陪同下以皇储的身份开始在俄罗斯各地旅行，他不但走过俄罗斯在欧洲部分的大多数省份，还到过偏远的北部高寒地区。每到一地当地的军政官员都予以高规格的周到接待，也尽力向亚历山大展示社会发展良好的一面，尽管地方官员们极力掩饰但亚历山大二世还是接触到社会底层的一些真实情况。

1838年亚历山大二世去欧洲旅行，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到瑞典、丹麦、德意志、瑞士、意大利、英国和奥地利等国及地区，受到了这些国家君主和元首的接待。亚历山大二世参观这些国家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议会和重大战役的发生地点，他唯一没去的欧洲国家就是法国，当时尼古拉一世为了显示对法国国王菲利普一世的不满特意不让亚历山大二世出访法国。出访德意志期间亚历山大二世选中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的幼女玛丽亚作为自己未来的妻子，1840年玛丽亚应邀来到俄罗斯，1841年4月16日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成婚。

（二）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尼古拉一世开始逐渐地扶植亚历山大二世参加国务活动，1842年在尼古拉一世休假期间亚历山大二世代替父亲主持一个月的军国大政。1845年尼古拉一世出国访问期间亚历山大二世再次临时主持政务，数年后亚历山大二世已经获得任命个别部长的权利，也开始逐渐地处理一些日常政务。起初尼古拉一世委托亚历山大二世负责俄罗斯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持有保守的立场。1849年尼古拉一世又逐渐任命亚历山大二世担任军队职务（如指挥近卫军和掷弹兵军团），负责军事教育机构。在这一期间亚历山大二世受到许多将军的影响对俄罗斯农奴制的看法发生了转变，逐渐放弃原来的保守思想，决定要逐步废除落后的农奴制。

（三）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遭到惨败，半个世纪前称霸欧洲的俄罗斯帝国之所以遭此惨败暴露出装备落后，后勤运输和供应能力低下，军事思想陈旧，指挥无方等严重问题。1855年3月2日尼古拉一世病逝，亚历山大二世接手的是一个国力衰落、危机四伏的俄罗斯帝国，9月7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瓦西里升天教堂加冕。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克里米亚问题，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已经进入尾声，亚历山大二世召回克里米亚驻军总司令缅希科夫亲王，取而代之的是戈尔恰科夫亲王。同时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授权在维也纳的大使戈尔恰科夫考虑和平的可能性，3月15日谈判在维也纳开始，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于3月30日各国签订《巴黎和约》，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

农奴制改革

（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迅速增加。19世纪四、五十年代俄罗斯粮食的平均产量为2亿5千万俄担，其中在国外销售的商品粮食为5千万俄担，这就有力地刺激商品粮的生产。但是俄罗斯粮食的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越来越多的地主开始采用机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雇佣劳动，不过绝大部分地主是采用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办法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在土壤肥沃、工业不甚发达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罗斯地主主要是靠缩减农民份地、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经济收入，在这里19世纪上半叶地主的土地扩大了2至3倍，而农民的份地平均缩减了1/3至2/3，随着地主耕地面积的扩大劳役租加强了，劳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5天甚至6天。在俄罗斯工业较发达的非黑土地带省份地主主要是把农民的劳役租转变为代役租，并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数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业区每人一年所缴纳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着如此重压的农民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城市或遥远的地区受雇于手工工场或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这些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这就有力地破坏了自然经济。在农民阶级中除了大批日益贫困和破产的贫农以外还分化出富裕的农民阶层，他们有的租种地主和国有土地为土地经营者，有的开办企业和酒店和旅馆成为企业主，有的收购和转卖农产品和放高利贷成为商人或高利贷者。更富裕者成了拥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卢布的大工厂主，他们构成了为农奴关系所掩盖的农村资产阶级，奠定了农村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二）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罗斯内外交困、民怨沸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进一步加深封建农奴制的危机。俄罗斯长期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农民长期受着农奴制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缚，尽管他们经常掀起反抗贵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斗争，但是他们不反对沙皇，因此他们的斗争始终未能发展到自觉斗争阶段。农民运动带有明显的自发性与分散性，各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且对沙皇政府具有强大威胁的力量，结果农民运动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是在专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沙皇政府不仅给予他们种种特权，而且以高额关税保护他们同外国商人的竞争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证他们的国外市场，以大量的政府定货为其广开财源。俄罗斯的工业资产阶级大多出身于商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剩余产品，所以俄罗斯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农奴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需要这个农奴制国家。

（三）1858至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总计290次，在农民反抗运动的推动下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展开论争，自由主义者卡韦林等人提出在保存沙皇政权和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废除农奴制度，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彻底废除农奴制度并推翻沙皇统治。由于当时俄罗斯国没有形成足以推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

1860年10月亚历山大二世拟出解放农奴法令草案，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一般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和一般公民权，地主不能买卖和交换农民，农民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进行诉讼和从事工商业。在全部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向地主缴纳赎金（这种赎金大大超过土地的实际价格）。农民在签订赎买契约之前还要为地主服劳役或缴纳代役租。《地方法令》规定农民使用的份地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时或者分给农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时地主有权向农民割地，即剥夺农民原种地的1/5～2/5。为管理改革后的农民亚历山大二世设置地方贵族控制的村社和乡组织，并建立监督农民的连环保制度。

（四）农民要求的是无偿获得全部土地，并从地主的权力下完全解放出来。1861年改革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宣言”和“法令”公布后农民暴动和起义仅在1861年至1863年间就发生2000次。改革后俄罗斯仍保存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作为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被消灭，少数地主贵族仍然霸占着大量土地，而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却只占有很少土地。1861年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由于农民摆脱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大批自由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地主的徭役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继农奴制改革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还先后进行方机构、市政、司法、军事等一系列欧美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1861年以后俄罗斯从农奴制社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逐步形成，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五）18世纪末俄罗斯的封建农奴制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衰落，到了19世纪初叶和中叶更是日益走向瓦解。俄罗斯于19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厂逐渐代替手工工场，机器生产开始代替手工劳动。1840年俄罗斯从国外输入的机器，在采用外国机器的同时俄罗斯也开始制造和采用本国的纺织机、织布机和缫丝机。19世纪中叶俄罗斯纺织品的产量居世界第5位，他工业部门如冶金、采矿和造船业也开始使用机器，三十年代以后蒸汽动力的使用较为普遍。1815年俄罗斯工厂为4189个，到1858年增至12256个，工人人数由1804年的224882人增至1860年的859950人，其中雇佣工人占61.4%。在纺织工业和丝织工业中农奴劳动已完全被雇佣劳动所代替，尽管这些雇佣工人主要是向地主和国家缴纳代役租的农民，但是在对于企业主的关系上他们毕竟还是“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是在封建农奴制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

（六）贵族地主阶级发生了分化，中、小地主陷于破产。从1835至1851年间拥有不足20个农民的地主庄园减少了9000多个，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无地产的地主已达数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地主中分化出一批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造和经营自己庄园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地主，他们为数不多，但是是农村中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危机的加深和农村阶级的分化以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1826至1834年间民暴动为145次，1845至1854年间为348次。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了，1858年农民暴动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农奴制危机使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希望迅速改变农奴制度。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公开揭露政府的种种弊病，批评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谈论农奴制改革的必要性。他们甚至致函政府制订改革方案，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强国家实力、巩固统治、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实行改革。

（七）1857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向维尔纳省总督纳齐莫夫发布诏书称允许立陶宛3省成立省贵族委员会，要求依照以下原则调整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保留地主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地主享有世袭领地治安权，保证妥善地全部地缴纳国税、地方税和货币税。事实上这个诏书就是政府初步的改革纲领，除使农民得到人身自由外没有触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之后各省根据诏书先后成立省贵族委员会，1858年底欧俄各省除阿尔汉格尔斯克外已普遍建立起贵族委员会。1858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建立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来负责领导改革的准备工作，它仍由大贵族地主组成，所以改革的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大贵族地主占贵族阶级的10%，却拥有30%的农奴。他们享有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是封建农奴制的坚决拥护者和有力支柱，并且反对任何改革。沙皇诏书的公布引起他们的极大不满，在苏沃洛夫伯爵领导下彼得堡委员会拟定的方案是最保守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部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在完全服役的条件下可无限期地使用份地，保证地主对农民的支配权，可见他们是农奴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八）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和他们的代言人自由派虽然也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批评，可是自由派和农奴主同属于一个阵营，他们并不愿意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农奴制，只希望用和平手段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改革。他们的纲领是“只要改良，不要革命”。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加之所在地区的条件不同对改革的意见也就不完全一致，结果提出的方案和奏折形形色色。特维尔省翁科夫斯基提出的改革方案代表非黑土地带（那些希望把自己的经济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地主）的利益，方案要求完全废除农奴制，通过赎买方式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由农民本人赎买，封建地租的赎金则应由国家负担。波尔塔瓦省波津提出的方案代表黑土各省地主的利益，方案规定只将宅园地分给农民，部土地的所有权仍归地主。尽管他们的方案各异但都是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

（九）革命民主派是农民利益和自由的坚决捍卫者，他们断揭露沙皇政府改革的欺骗性和地主方案的掠夺性，猛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妥协、软弱、动摇。农民运动的高涨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改革准备工作的揭露与抨击在统治阶级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亚历山大二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再作让步。1858年10月18日亚历山大二世在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上作出新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农民取得人身自由，列入农村自由等级；农民组成村社，村社的管理机构由村社选举产生；地主同村社联系，不同农民个人联系；除保证农民长期使用份地外，应使之能够购买该份地为私产，政府可采用组织信贷办法帮助农民。虽然这个纲领仍保留了浓厚的农奴制残余，并以剥夺农民为前提。为审查省贵族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和拟定总的改革方案亚历山大二世于1859年3月成立受农民事务总委员会领导的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提出的份地代役租和数额与地主提出的不一致，引起了贵族地主的不满。经过旷日持久的征询意见以及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直至1860年10月10日才将修改案交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讨论，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于1861年1月14日提交国务会议审批。1月28日国务会议批准改革方案，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名后生效，同时亚历山大二世又签署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这就是著名的2月19日法令。法令主要内容是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农民以赎买的方式分到一块耕地（份地）且只有使用权，获得解放后的农民仍归所居住地区的“村社”管理。

（十）1861年2月19日法令共17个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赎买其宅园地及政府协助这些农民把耕地购为私有的法令》、《关于省和县处理农民事务的机构的法令》、《关于安顿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家奴的法令》。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解决不同地区土地关系的《地方法令》、关于各种农奴工人的《补充法令》等。《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是一系列法令中根本的法令，它涉及到农民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在人身权利方面规定脱离农奴依附身份的农民享有其他自由的农村居民同等的权利，诸如自由买卖，依法开办和经营工厂以及种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作坊；加入行会、同业公会；有权起诉、出庭作证、参加选举、受教育和服兵役等等；农民结婚和处理自己的家庭事务不必取得地主的同意。根据这些规定农民获得“人”的权利，他们不再像牲畜那样可以任人买卖、典押或赠予了。在财产权利方面规定每个农民可以遵照自由农村居民有关法规获得不动产和动产为私产，可以转卖、抵押和把它们作一般处理。不动产有两种：一种是宅园地，农民可以赎买；另一种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最低为1～2.33俄亩；黑土地带最高者为2.75～6俄亩，最低为2，200平方沙绳至2俄亩；草原地带根据各省农作物性质来定。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同时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份地超过最高数额时地主有权割去超过部分。农民赎买份地之前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这样的农民称临时义务农。农民在征得地主同意将份地赎为私产时才终止临时义务，成为自主农。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农民虽然人身得到了解放，但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对贵族地主的依附地位。

（十一）根据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张、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特别是袒护地主的调停官的设立使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更合法化了。贵族地主除了借助沙皇政府的武力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又有可能以调停官吏和管理农民机构的人来规劝农民，让农民安分守己并好好履行他们对地主所承担的义务。关于国有农民和皇室农民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按照2月19日法令的基本原则颁发了单行条例，国有农民可以完全保留其全部份地，这种份地的面积往往超过一般地主农民的份地，他们在赎买份地以前仍然要照旧缴纳代役租。皇室农民的人数约有100万，他们的份地必须分期赎买，因为作为“头号地主”的沙皇不愿白白地把土地还给农民。关于农奴工人和领有制工人的解放则依据《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以及有关赎买条例进行，所谓农奴工人是指以工人身份在其领主的工业企业中服徭役的农民，只有在农奴制改革前就已利用过土地的农奴工人才能得到份地，否则不能领到份地。所谓领有制工人主要是指在工厂和矿山工作的“工匠”，如果他们以前利用过耕地也都可以领受份地，在完成赋役的条件下使用它。1861年2月19日法令虽然保留浓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但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改革的纲领，对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解放农民的条件引起农民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极大愤懑，由于赎金太高和服徭的时间过长农民表示不满。1861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席卷实行法令的43个省中的42个省，共发生农民骚动647次，在1861年一年内共有2043个村镇发生了骚动。

（十二）农奴制改革总的内容为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有权拥有动产和不动产、担任公职和工商业，地主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农奴的生活；规定土地仍然归属地主所有，农奴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分地，但必须出钱向地主赎买；农民仍旧归村社管理。。农奴制改革以后俄罗斯进入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统治阶级实行的这次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封建农奴制残余。改革既没有改变封建专制政权的阶级实质也没有改变地主土地占有制，贵族地主继续掌握着国家政权，照旧控制着大量土地。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经济基础，根据1877—1878年的统计在欧俄49省的9150万俄亩私人土地中有7300万俄亩以上的土地是属于贵族的。改革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相反农民的土地被地主割去1/5以上，有些省份甚至达40%以上。同时地主霸占良田和整块的土地，将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给农民，地主的土地还像楔子一样楔入农民土地之中，致使农民不得不以高价租种地主的这种楔形土地。工役制农奴经济是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另一表现形式，19世纪年代中叶在欧洲43省中17个省是工役制农奴经济占优势，7个省是混合制经济占优势，另有19省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可见工役制农奴经济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民在缺乏土地的情况下为了使用地主耕地、牧场和草地被迫以最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佃，接受工役制剥削。

（十三）工役制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不同，它的基础不是私有主的资本而是土地，不是自由雇工而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盘剥。工役制是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从徭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封建农奴制残余使农民在改革后仍然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他们政治上仍然受压迫，经济上照旧依附于地主。他们承担着赎金、贷款利息和赎买手续费的盘剥以及土地税、自治税和村社捐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重压，因此广大农民仍然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尽管如此农奴制度改革毕竟加速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使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许多部门中得以确立。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明显地表现为农民阶级的分化上，在农村农民阶级一方面分化出少数富农，他们拥有优良的牲畜、农具和大量土地资金，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购买农民所出卖的份地，而且还买进地主所出售的庄园。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一大批破产的农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丧失了其他生产资料，沦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这些农村无产阶级和农奴制改革所造成的无地农民就形成一支雇佣大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世纪末俄罗斯雇佣工人大约已有1千万。

（十四）农民的分化促进地主经济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农民破产后因失掉马匹和农具而不能再为地主服工役了，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农民的分化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农村和市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也同样得到了迅速发展，1861～1881年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1866年俄罗斯的工厂不到3千个，1903年已近9千个了。随着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铁路的修建也迅速增长，1865～1895年俄罗斯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19世纪八十年代初俄罗斯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走上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成为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但此时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广大劳动群众仍然缺乏基本的民主权利，沙俄的近代化步伐依然沉重而缓慢。

设立自治局

（一）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是根据亚历山大二世批准的《省、县自治机关条列》进行的，条例规定省、县自治局是地方管理机关，负责处理与农村居民有关的地方性事务，还负责修筑道路和桥梁、设立医院和学校等。地方管理机关由两级选举产生，自治局代表的选举资格以拥有土地的多寡为基础，因而自治局就完全处于贵族地主控制之下，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是逐渐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自治局的活动受省长监督，其独立性受到严格限制。尽管如此地方自治局在农民中间还是展开一些有益活动，如国民教育、卫生保健和普及农业知识等。自治局所修建的道路对加速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七十年代所修建的铁路和开设的银行。1870年的市政改革取消过去的等级制的市政管理局，设立在财产资格基础上选举产生的市杜马。市杜马选举自己的执行机关，以市长为首的城市行政处，市杜马的活动也受省县监督。城市杜马为资产阶级所控制，并为其阶级利益服务。

发展交通

（一）亚历山大二世通过交通现代化使落后的俄罗斯进入西方强国行列，他首先注意到交通运输问题，当时俄罗斯只有一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干线，全国铁路里程不过600英里。经过亚历山大二世的大力发展全国铁路里程已达14万英里，铁路运输的发展及贸易，有助于俄俄罗斯主要商品（粮食）的出口，使俄罗斯的经济活跃起来。亚历山大二世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还包括瓦列里·塔塔里诺夫的财政革新，他建立单一的国库，公开每年的财政预算。1866年亚历山大二世创建国家银行，使存贷款和财政的权力集中于中央。

米柳京军事改革

（一）1874年在陆军大臣米柳京的主导下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废除军队中封建管理体系，促进现代化的军事改革。主要内容是：取消普鲁士式军事制度；实行不分等级的兵役制，用普遍兵役制代替了军事屯田制和募兵制；废除体罚；改革军事管理系统，把全国分成十五个军区，直接受陆军部管辖；改革军事教育，设立陆军中等学校和士官学校，扩大高等军事院校的规模。根据普遍兵役制条例凡年满20岁的男性居民不分等级一律服兵役，在应征入伍者当中一部为分服兵役一部分留作后备役，兵役期限6年且期满后退为后备役，受过教育者服役期可大大缩短，这个兵役条例解决战时所需要的和受过训练的后备军问题。同时部队装备中也出现现代化的线膛射击武器，炮兵工厂开始铸造不逊于英国产品大炮，在新开办的军事院校中培养着富有文化教养的新一代军官，军队改穿比先前更为方便的新制服。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主管海军的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仿效米柳京的这一做法在俄罗斯海军中也实施改革，他发展装甲舰艇、建造高速风帆一蒸汽动力巡洋舰用于远洋作战，军舰都装备线膛炮。海军还发展鱼雷制造业并进行潜艇试验，最后由于因资金不足海军发展仍是缓慢。

司法改革

（一）在司法大臣扎米亚特宁及其助手扎鲁德尼等人的推动下亚历山大二世于1864年11月进行司法改革，新的司法条例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原则制定的。根据新的司法条例规定开始在全俄推行陪审团制度；法院开庭必须公开进行；开庭审理结果必须在报纸上公布；诉讼当事人双方均可聘请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律师必须由受过法律教育而不担任公职者充任；政治案件则由高等法院和枢密院以及军事法庭审理，并且不许陪审员参加；官吏的渎职罪不受各级普通法院管辖。条例同时规定法官的不可侵犯，并且取消贵族阶层在法律诉讼过程中的一切特权。1863年俄罗斯废除大多数残酷的肉刑，剩下的几种也被限制使用。

发展社会

（一）在社会领域亚历山大二世加大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19世纪6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一系列教育改革法令，如1860年的《国民教育部女子学校章程》、1863年的《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1864年的《初等国民教育章程》和《文科中学和中学预备学校章程》，这一系列法案带有明显的进步性和民主性。自1863年起俄罗斯的大学获得自治，教员们被赋予更多自由和权利，学术空气逐渐转向自由化。从1864年开始中等教育机构开始面向全社会接收学生，改变此前只接收贵族子弟入学的做法。在这一时期亚历山大二世开办俄罗斯的第一批女子中学，女性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和医学专业教育的权利。19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利用直接监视和宗教的手段加强对教育的管制，学校的等级性也被进一步强化，这被认为是政府教育政策走向反动和教育开始倒退的标志。随着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一系列教育规程，如1871年的《中等学校章程》、1872年的《实科学校章程》，总体来说俄罗斯的教育与西欧和北美相比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

（二）在审查制度方面俄罗斯逐步放开，俄罗斯犹太人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得到改善，改革之风和自由主义的时代氛围不但改变犹太人的精神面貌，而且极大地激发犹太人在科学、艺术、思想、教育等领域的创造力。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文化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56年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1860年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落成开放，1864年莫斯科动物园对公众开放，1866年莫斯科音乐学院落成，1866年俄罗斯电讯社成立，1875年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1879年俄罗斯第一座发电站建成投产，俄罗斯开始电气化时代。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还出现了一大批艺术、医学和教育方面的社会团体，出现第一批社会慈善机构。1863至1866年间在亚历山大二世主持下俄罗斯学者达利编纂的《俄语详解大字典》出版，1858年俄罗斯开始发行第一套邮票。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罗斯学术空前繁荣，出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如发现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发现生物条件反射的彼德罗维奇，赢得世界声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唯物主义和科学思想成了时尚的要求，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成了这一时代的偶像，进化论得到传播。达尔文所有的主要著作立即被俄罗斯学者译成俄语，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产生，并担任主持公道的角色。

征服中亚

吞并哈萨克斯坦

（一）俄罗斯帝国对资源丰富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亚地区垂涎已久，1717年彼得大帝耗资25万卢布派切尔卡斯基公爵率领6655人从阿斯特拉罕出发去征服希瓦汗国，结果俄军几乎全军覆没，切尔卡斯基公爵阵亡，此后彼得大帝指出哈萨克草原才是通向中亚各国的“关键的大门”。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帝国开始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全面征服，一方面出动大批军队镇压哈萨克各部的反抗，一方面又诱使小帐、中帐和大帐哈萨克上层首领向自己臣服。1822年沙俄政府授权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废除哈萨克原有的政治统治制度(可汗制)，把哈萨克地区划分为若干行政区，一切按照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由沙俄政府派遣的官员统治。至此延续366年的哈萨克汗国宣告灭亡，随着对哈萨克的征服沙俄对中亚诸汗国和中国新疆地区发动强大的攻势。

中亚碉堡线

（一）1834年俄罗斯帝国在曼格什拉克半岛建立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1839年11月奥伦堡总督彼得罗夫斯基次5000名士兵远征希瓦汗国，因遭到暴风雪袭击损失惨重而未能得逞，此后俄罗斯帝国的主攻方向转到浩罕汗国北部一带。1847年俄罗斯帝国在锡尔河修建赖姆堡，1853年7月28日彼得罗夫斯基派2000名士兵围攻浩罕的白色清真寺阿克麦吉特，经过22天终于占领，形成锡尔河碉堡线。

（二）与此同时俄军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向南进，1847年俄军沿爱古斯河南侵，偷偷在巴尔喀什湖东南（中国境内）勒布什河和库克乌苏河之间建立科帕尔城堡。1851年俄军趁清政府内外交困和阿尔泰山秩序混乱之机侵入鄂毕河上游察恰雷什河、卡通河、比亚河一带，并逐步向阿尔泰腹地、额尔齐斯河上游推进，想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据为己有，由于清政府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才使俄罗斯帝国侵吞斋桑湖的计划没有实现。1852年俄罗斯帝国在中国图古勒池以北的雅尔地区建立乌尔扎尔移民村，1854年夏俄军占领天山北楚河与伊犁河之间的古尔班阿里玛图，在古尔班阿里玛图附近建立维尔诺城堡。1854年10月俄罗斯帝国将科帕尔堡和维尔内堡划入隶属于西西伯利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省，擅自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地区划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并继续向东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特穆尔图淖尔一带。

1856年俄罗斯帝国把维尔内堡作为新成立的阿拉塔夫州首府，形成另一条包抄哈萨克草原和进攻中亚诸汗国的碉堡线，即当时大部分位于中国境内的西伯利亚线。克里米亚战争后俄罗斯帝国为挽回在欧洲的惨败加紧侵略东方，1858～1859年俄罗斯帝国派遣3个使团分赴中国喀什噶尔、呼罗珊、希瓦和布哈拉收集情报，标志它在中亚的扩张政策进入新的阶段。

与浩罕汗国的战争

（一）1859～1863年间俄军在锡尔河流域和楚河流域一带进行频繁的军事侦察，攻占和破坏浩罕边境的堡垒，不断缩短锡尔河碉堡线和西伯利亚碉堡线之间500多公里的缺口。1860年齐麦尔曼上校率领2000人从维尔内堡出发于8月26日攻占了托克马克，9月4日齐麦尔曼上校攻占皮什佩克。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俄国农奴制改革，资产阶级要求开拓商品输出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市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俄罗斯帝国在1863年完成对高加索的军事征服，镇压波兰1863年起义，深入中亚的条件已经成熟。1863年12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发布联接东西碉堡线以便深入中亚的动员令，1864年夏切尔尼亚耶夫上校率领2500人从维尔内堡出发于6月16日攻占奥列·阿塔要塞，维列夫金上校率领1200人从彼得罗夫斯克出发于6月25日攻占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圣城突厥斯坦。为了实现联接碉堡线的计划亚历山大二世决定建立“新浩罕线”，该线由楚河到锡尔河的阳尼·库尔干的全部堡垒组成。

（二）1864年底7月切尔尼亚耶夫少将率军进攻浩罕的军事和商业重镇奇姆肯特，被浩罕汗国的摄政大臣艾力木库尔汗击退，10月初切尔尼亚耶夫趁艾力木库尔汗撤离之机攻陷奇姆肯特，从而实现锡尔河碉堡线和西伯利亚碉堡线的联接。切尔尼亚耶夫继续向南推进，企图一举夺下有10万人口的中亚最大城市塔什干，但未能得逞。10月7日俄罗斯帝国和清朝签定《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罗斯帝国取得44万平方公里的新领土，基本确定俄属中亚的东部边界。为了安抚英国等西方国家俄罗斯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于1864年11月21日发出《戈尔察科夫通告》，竭力为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侵略活动辩护，诡称奇姆肯特是俄军向南推进的地理极限。

不到半年俄军再次发动进攻，切尔尼亚耶夫率领2000人和12门大炮对塔什干发动猛攻，1865年4月22日俄军夺取控制塔什干的咽喉要地尼阿兹别克堡，切断塔什干居民的粮道。俄军把塔什干的两条供水渠道引开，切断了塔什干居民的水源。1865年5月浩罕统帅艾力木库尔汗不幸阵亡，6月28日俄军经过激烈的巷战后攻陷塔什干，武器落后和战术失误的3万浩罕守军1950人被1950名俄罗斯士兵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役使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大增。

（二）1865年在艾力木库尔汗的政敌阿古柏大和卓的曾孙布素鲁克在中国新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俄罗斯帝国为了谋取在新疆的利益承认哲德沙尔汗国，之后俄罗斯帝国的略军的矛头转向布哈拉汗国。俄罗斯帝国不断挑拨各汗国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着世仇关系的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汗国的对抗因此加剧了，布哈拉埃米尔穆扎法尔丁几次大举进攻浩罕汗国，从而大大削弱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抵抗俄罗斯帝国的力量。俄罗斯将领克列扎诺夫斯基向布哈拉汗国提出在10天内交出不可能筹集到的巨额贡款，布哈拉汗国无力交出，俄军就按原定计划发起了进攻。1866年5月20日俄军伊尔贾尔战役中击败穆扎法尔丁的军队，然后占领霍占特、乌拉·丘别、吉扎克等城，控制了布哈拉汗国与浩罕汗国的联系通道。1867年7月11日俄罗斯帝国成立以塔什干为中心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由俄国陆军大臣办公厅主任考夫曼担任总督。

征服三汗国

（一）1868年2月考夫曼迫使精疲力竭的浩罕君主胡德亚尔汗签署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浩罕汗国实际上变成俄罗斯帝国的附庸。1868年5月考夫曼派出的3500人占领撒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6月14日俄军在布哈拉人在卡塔·库尔干与布哈拉之间的吉拉布拉克高地决战，武器装备占有很大优势的俄军击败拥有2.1万人的布哈拉军队，穆扎法尔丁精锐的6000名御林军士兵死伤大半，穆扎法尔丁被迫投降。7月5日双方签订条约，布哈拉汗国承认霍占特、乌拉·丘别和吉扎克并入俄罗斯帝国，割让撒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赔款50万卢布。

（二）1869年俄罗斯帝国在里海东南岸的红水湾建立克拉斯诺沃斯克城堡，作为从里海东南岸进攻希瓦和土库曼的基地。1870年俄罗斯帝国派使者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承认他建立的洪福汗国。当时阿古柏更倾向于英国的支持，为防止英国在中亚的势力不断增强俄罗斯帝国决定派兵入侵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借口就是把不堪受沙俄压迫奴役迁徙到中国境内的哈萨克人的一支阿勒班部落称为“逃犯”追剿。1871年5月考夫曼根据亚历山大二世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下令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率2000人和13门大炮去夺取中国的伊犁，新疆各族人民在武器落后、补养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拼死抵抗，俄军猛攻50天才在7月4日攻占伊犁。

（三）1872年亚历山大二世作出彻底征服希瓦汗国的决定，1873年2月俄军在考夫曼统率下从土耳其斯坦、克拉斯诺沃斯克、曼格什拉克、奥伦堡分四路对希瓦汗国发动强大攻势，6月占领希瓦城。7～ 8月间考夫曼下令对附近的土库曼约穆德人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 8月24日双方签订俄希和约，希瓦汗国割让阿姆河右岸的全部土地并赔款220万卢布。

1875～ 1876年浩罕汗国爆发民族大起义，浩罕、纳曼干、安集延和马尔吉兰等地人民对沙俄侵略者发动“圣战”，俄军在斯科别列夫率领下对这次起义进行血腥地镇压，俄军血袭整个费尔干纳盆地。仅在安集延一地斯科别列夫指挥俄军用大炮猛轰，安集延城基本被轰平，2万多起义人者被埋葬在废墟下。1876年2月7日斯科别列夫指挥俄军占领浩罕城，3月2日俄罗斯帝国正式宣布吞并浩罕汗国并改为费尔干纳省（斯科别列夫为省长）。中亚三大汗国中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名义上还被保留，实际上完全成为沙俄摆布的奴仆。就在这一年斯科别列夫组织远征军越过阿赖岭占领柯尔克孜额德克纳的领地阿赖谷，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帕米尔高原打开通道。

格奥克捷佩堡战役

（一）在引进西欧的先进武器和战略部署后俄罗斯帝国步入帝国军事扩张进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俄军实力大增，并在19世纪中叶达到巅峰，俄罗斯人具备足够自信去侵略中亚的土库曼汗国。1873年俄罗斯人开始入侵土库曼，1878年战败的土库曼人撤退横亘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由于受到酷暑、高烧和缺水的威胁俄军放弃前进被迫折回。1879年9月3000名俄罗斯士兵猛攻格奥克捷佩堡（土库曼人用泥土建造起来的要塞），但遇到土库曼人的顽强反击，俄军不得不后退，来不及逃跑的俄罗斯兵统统被杀死，战后俄军共伤亡450人。1880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征服土库曼全境，并任命斯科别列夫为土库曼远征军司令。斯科别列夫决心为1879年俄军的失利复仇，他为此次复仇行动进行长期且周密的部署，首先命人修建一条贯穿卡拉库姆沙漠的铁轨以保证交通和补给线路的畅通，又专门配备一架电报机以便联络汽船横渡里海输送军队的给养物资，还征用2万头骆驼使俄军能得到大批装备和给养。

（二）一切准备就绪后斯科别列夫于1880年底率领1.2万人、100挺机枪、97门大炮再度大举入侵土库曼，1881年1月4日俄军已向格奥克捷佩堡推进732米，并在那里设置第一条战壕，.1月7日在距离主体城墙365米处俄军又开挖第二条战壕，1月9日土库曼人从城里冲出来迅速击败俄军，占领了第二条战壕。斯科别列夫派出预备队击败土库曼人，夺回被土库曼人占领的战壕。斯科别列夫着下令挖掘第三条战壕，对东边城墙的炮轰也随之开始。1月16日1.2万名土库曼武士开始突围，俄军用大炮和刺刀迫使土库曼人撤回城里，斯科别列夫下令继续在城墙下挖掘坑道。1月23日俄军在格奥克捷佩堡东城墙下成功挖出坑道，翌日上午斯科别列夫下令发动全面攻势，从7点开始俄军的加农炮开始对南城墙轰击。与此同时装有两吨火药的炸药包在东城墙下被点燃，惊慌失措的土库曼人以为这是地震，看到俄军从缺口处潮水般涌进城堡时才恍然大悟。下午1时30分南城墙被俄军攻破，俄军对土库曼人的最后据点神山格奥克捷佩堡发起进攻。

（三）神山格奥克捷佩堡被俄军的大炮炸塌，俄罗斯龙骑兵和哥萨克兵趁机长驱直入格奥克捷佩堡，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斯科别列夫又灭绝人性的屠杀8000名土库曼人平民，此战俄军伤亡1000人，土库曼人伤亡6500人。随后俄军攻占整个阿哈尔·铁克绿洲（汗血宝马产地），接着俄军占领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俄军掠走大批汗血宝马。1884年俄军攻占土库曼人的最后一座重要城镇谋夫城，接着从谋夫城沿着穆尔加布河和库什卡河继续向南推进到阿富汗边境的库什卡河谷，由于库什卡离英国控制的赫拉特（里海、阿姆河、印度河之间的战略要地）仅70英里致使英俄矛盾极度紧张。英俄两国发生冲突后进行谈判，于1885年9月10日在圣彼得堡签定协议，俄罗斯帝国完全占有土库曼斯坦，彭狄绿洲直至库什卡河谷（属英国势力范围）的一些地区划归俄俄罗斯帝国。

侵略新疆

（一）完成对中亚诸国的征服的俄罗斯帝国加紧对中国新疆的侵略，但被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击败。1881年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清朝虽然收复伊犁但割去伊犁西部霍尔果斯以西的大片领土。之后俄罗斯帝国陆续迫使清朝签订《伊犁界约》(1882年)、《喀什噶尔界约》(1882年)、《科塔界约》(1883年)、《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3年)、《续勘喀什噶尔界约》(1884年)，又强行割占中国斋桑泊东南、霍尔果斯河以西、特穆尔图淖尔东南、阿克赛河源、阿赖山区等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俄罗斯帝国在1892年强占帕米尔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95年俄罗斯帝国和英国在伦敦举行会议时私自瓜分帕米尔高原，不久塔吉克斯坦被俄罗斯帝国吞并，俄罗斯帝国实现对中亚地区的390万平方公里的征服。为了更好地开发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俄罗斯帝国决定把15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1867年俄罗斯帝国和美国签订条约以700万美元外加20万美元手续费的价格售出阿拉斯加。1875年俄罗斯帝国和日本在圣彼得堡签订条约，日本承认南萨哈林岛为俄罗斯领土。

军国主义

（一）军国主义又称黩武主义，指的是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它的基本理论包括对和平的否认，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战争本身是美好和令人向往的。军国主义的行为体现为某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军事化以及对外奉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在军国主义国家里战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对外掠夺和扩张，近代的表现主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日本。中文“军国主义”一词来自日文汉字“军国主义”，中国人经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国策思想联系起来。然而军国主义的实践并非只有日本为之，历史上许多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或政权都会有军事优先的政策，普鲁士王国、美国、大英帝国等都带有军国主义的元素，其中以普鲁士为最。米拉波说：“普鲁士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也是军国主义的真实写照。日文的军国主义来自于Militarismus一词，本是因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批判法兰西第二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而诞生的。历史军国主义代表政权：亚述帝国、斯巴达、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条顿骑士团、萨克森王朝与霍亨斯道芬王朝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以上各国的军国主义在形式和缘由上大不相同，以普鲁士为例，普鲁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还因为它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即位时正值三十年战争，勃兰登堡被瑞典军占领，他亲身体会到军队为立国之本，因此他决定向瑞典学习，建立一支常备军。1653年他与容克贵族达成协议，允许容克对农民行使警察权和裁判权，容克则同意选帝侯征收“军事税”，以便创立常备军。在这个协议中选帝侯也同意让容克担任常备军的军官，从此以后容克就与普鲁士军队结成不解之缘，从腓特烈·威廉以来普鲁士国家就变成一架强大的军事机器。

（二）到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期普鲁士军队的数目几乎增加一倍，达85460人，相当于全国居民的4%。在全欧中普鲁士在人口方面占第13位，但是其军队的数目却占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的3/4都用在军事上。在军队中实行盲目服从，容克出身的军官可以任意鞭挞士卒，有些士卒往往因不堪军官的虐待而自杀。平时军纪甚严，但是一到战时军官却纵容士兵烧杀掠夺。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与容克阶级紧密相联的，容克阶级积极支持军国主义政策，这是因为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许多利益：实行军国主义及侵略扩张，他们就可以获得新的地产；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张，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扩充起来，这就为容克的子弟提供更多的当官机会；加强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增加军官的数目，从而为容克的子弟提供更多的军官职位。容克阶级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和投资于工业，他们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农奴制上面的。德意志的“农奴制第二版”在普鲁士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普鲁士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又农牧化了，他们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被迫向地主提供劳役地租及代役租，农奴每周要在领主的土地上劳动4～6天。1710年一个官员在报告中写道：“地租、劳役、租税、士兵驻扎和贡赋等经常增加，人民很难维持下去。农奴一直很穷而且越来越穷，一如既往，最后他们无可奈何只好逃跑。”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也是靠军队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本来普鲁士一些地区的征税权掌握在各领地的等级会议手中，但是腓特烈·威廉却靠武力征税。他曾派军队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克列夫兹和马尔克接受新税。接着他把这种新税变成事实上的永久性税收，从而剥夺等级会议最主要的职权——收税权。最后由于各地税款主要用于军队开支，他就把税收事务交给军方去办，为此组建军事总部，下面设军事财务处，向各地派遣军官，负责征税。这些军官用军事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很快把工作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把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排挤到一边，其中包括各领地等级会议和市镇自治当局。通过军事总部，腓特烈·威廉建立一个统一的官僚行政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灵魂是军队。

（三）1723年他设立直属国王的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管理处，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位“军曹国王”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国家，认为专制君主最懂得他的人民需要什么。他曾说：“朕乃君主，故可为所欲为。”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发展成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军营式的纪律与等级制度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到这时已完全成形了，它的公式是专制主义加上军国主义。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23.5万人。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政治：实行军阀独裁和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来统治全国；政治上实行集权制，议会及司法机构无法有效制衡政府；内阁要职由军人担任；对内镇压反战革命运动，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对外则穷兵黩武，进行国土扩张。经济：经济以军事发展为目标，由政府补贴军需，带动重工业发展迅速；并以战争实利再扩军；人民被要求向国家无私奉献，私权、人权、言论自由受到压抑。文化：教育以军事训练、仇外主义、自我民族优越作为自幼养成的教材；人民日常生活常受军事上的动员与干涉，建筑与公共设施广泛地要塞化；普遍行征兵制，役期长，军籍不分男女一概登录，必要时会征收未达役龄的少年进入军中作战或任务；歌颂军人贡献，尊崇军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在历史、考古、宗教、文学、艺术等层面美化军人和战争。外交：外交多以军事优势欺凌邻近地区，以谋求实利和国际地位；政府吹嘘侵略掠夺后的利益，激发人民对战争的热情，以确保民意对战争的支持。

（四）武士道起源于古代的日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武士道精神最典型的行为是切腹，此外新渡户稻造的著作《武士道》已成为解读日本民族精神的入门书，是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在美国用英语写作而成。“武士道”一词在江户时代才出现，武士道的思想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融合重塑而成，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武士道或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的精神信仰。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自杀。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简直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畏惧死亡的人。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五）“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克己”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而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正于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僧兵”，但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于是地方势力也组织武装力量。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称为“郎党、郎众”。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惣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所谓武士的兴起决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武士从地方富农中产生的新兴力量。

（六）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武士道一词真正成为日语单词是在日俄战争前后，1899年新渡户稻造在美国用英文“BUSHIDO”代表“武士道”当时仅为美国知识份子所知，直至1908年此书从美国返销日本才被正式翻译成“武士道”。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质朴、俭约、胆识、礼节、大义、廉耻、武勇、忠诚、情爱、激越、豪爽、尚武、意地、一分、羞耻、大名、重然诺、恩义、忠孝、名分、人情义理、诚实、信约、百纳协作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是自杀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且类似于欧洲的骑士精神，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对一切来说还在其次，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奋力一试，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而勇往直前。不过这种精神仍然无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阵中逃走，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武士道并非要人不管胜算多寡，将自己陷入困境的一味死战，武士必须智勇双全，无谓的牺牲性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像是经常出现的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不啻是自杀行为，但要是能牵制敌军，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当然这种精神也能用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太平洋小岛上的日本守军高呼万岁的自杀式攻击。

（七）“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中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仁、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平安时代末期，源氏家族亲兄弟（源赖朝、源义经），骨肉相残。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这样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用樱花比喻武士是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很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更加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欧洲武士那样注重个性的。但他的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这个集团精神和团结精神是不同的，也绝非是爱国精神，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历史上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忠于自己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武士道精神。

（八）其次是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谢的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无留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此时此刻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谢。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的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定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九）武士道发端于日本中世纪纷乱的内战中，消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义的烈焰下。武士道精神越千年，生命力极端顽强，对日本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武士道有说法称其归根到底是一种封建时代的特殊而又特别的君臣思想，但由于发展的过程中加入太多军事以外的东西，竟成为日本文化的代名词。其实武士道本身并没有正邪之分，但日本武士道在日本走向法西斯的过程中的确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真正给亚洲国家带来苦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国思想和皇国史观教育。武士道并不代表日本，至少不能代表当今的日本。有人说因为古代的武士道不融商人，日本社会的主流是商业文化，尽管还有一些日本人喜爱武士道，但日本主流文化已经改变，严苛的武士道为精神体系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武士道作为一种独立伦理的训条也许会消失，但是它的精神大概不会从人间消亡。在武士的教育方面首先应遵守的一点在于品质的建立，并不重视思维、知识、辩论等的智力才能，美学的修养在武士的教育上占有重要位置。武士道教育的课程主要由：击剑、箭术、柔术、马术、矛术、兵法、书法、伦理、文学、美学、哲学等科目组成。武士道是非经济性的，它以贫困而自豪。它同文提狄斯一样，武士的道德是名誉心，与其获得利益而蒙受污名，宁可选择损失。由于这样极力鄙视金钱和金钱欲，武士道便得以长期摆脱来自金钱的千百种弊端。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切腹”这种行为不能不提，被武士认为是舍身取义。切腹虽然是很痛苦的，事实上这种痛苦也是刻意造成的。切腹者要用一刀以上切开自己的腹部，由于自己除去内脏过于可怕，所以切腹的方式最后做了修改，变成由切腹者自己划上一刀。第一刀切开腹部之后由朋友或可信赖的家臣立即补上慈悲的一刀，砍下切腹者的头，这种来担当补刀的行为的人称之为介错，但切腹并非唯一的正式自杀方式。

（十）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剖腹的最早来源。剖腹开始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剖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剖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江户开幕以后社会统治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剖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逐渐占了主流。虽然幕府严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历史性的趋势。至于为什么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世界上普遍认为古代许多的国家和民族均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剖腹的原因主要包括：战争失败（如浅井久政）；引责，对过失承担责任（如饭富虎昌）；牺牲，以自己的牺牲来拯救部下或同僚生命（如清水宗治）；谏死，为了劝谏主君（如平手政秀）；名誉，为了维护名誉而殉死；先腹，比主君先行踏上死途；追腹，义腹为了尽士道义理；论腹，为了树立名声；商腹，为了给家族和子孙带来恩惠；诘腹，或称无念腹，痛饮悔恨之泪的剖腹；愤腹，愤慨于无实之罪的剖腹；刑死，武士专用的刑罚（如泷善三郎）。各种各样的权限和权威都摆开阵势来对抗武士道，正如维布伦所说：“已经出现的原来的产业阶级之间的仪式性的礼法的衰微，换句话说即生活的通俗化，在一切具有敏锐感受力的人们眼里已被看作是浇季文明的主要祸害之一，光是那耀武扬威的、民主主义难以抗拒的潮流就足以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当今状态已经变化到不仅是反对武士道，而且甚至变成敌对性的，已到应为其光荣的殡葬作准备的时候了。封建的日本道德体系会同其城邦一样崩溃下去，变为尘土，而新的道德将像不死鸟那样为引导新日本前进而建立起来，这个预言已由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实得到证实。武士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的训条也许会消失，但是它的积极的一面则不会从人间消亡，而是将超越时空的废墟而永世长存，但其非人性的一面亦必定将成为历史的尘埃。武士和武士制度虽然消亡，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武士道精神仍然对现代日本人有深深的影响。有观点认为武士道就是理性主义，正义的做法会因为处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十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统治阶级奉为全民族纲领的是“皇国史观”，“皇国史观”即军国主义历史观，其核心就是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日本的国土等都是“神”给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身亡者视为“为国捐躯的英灵”。皇国史观是日本以天皇为中心，评断历史人物、事件之于天皇属于忠诚或是叛逆之观点而出发的思想。其肇始者为日本南北朝时期，隶属南朝的北畠亲房为了发扬南朝之正统性所著之“神皇正统记”。江户时代水户学之《大日本史》亦继承其观点，设立叛臣、逆臣传，瘩罚谋逆之人。一如《大日本史·逆臣》传序：“弑逆，人神所共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弑逆之臣，则人人得而诛之。其得保首领、老死牅下，乃幸而免耳。异邦之史，臣弑其君者，历世不绝。故欧阳脩创例于《唐书》，《元史》臣论列于辽、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胆落，死者骨惊，抑又严矣。”明治维新后其历史观变成主流，却随着一部分国粹思想主义之国学者如大国隆正之流，而演变成类似大中华思想般，自命为高人一等之天朝的变质局面。此者于二战时期达到顶峰，却也因二战败而被视为禁忌，如今随口提起则恐有遭人侧目之虞。然而在少部份右翼势力中仍然相当有其影响力，与左派进行意识形态相争。上述变质后的“皇国史观”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不顾日本二战时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面，单纯宣扬“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圣战”、“正义之战”之说；亦将侵略战争中的牺牲者看作是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二战后“皇国史观”这种军国主义历史观在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民主改革中已被否定，但随着美国与苏联进入“冷战”，美国占领当局认为日本反军国主义的政治势力大多属于日本左翼力量，于是为了压制左翼，美国占领当局改变对日政策：一方面改变原先废除天皇（美国曾认为天皇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总代表）的想法，以减少日本右翼势力对美军占领的抵制，并压制日本的左翼；另一方面又解除对日本的二战战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许日本发展军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