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之下，一名乡村代课老师的去与留！
一、
2023年5月29日中午，我和朋友小艾正在格萨村一户摩梭家庭的经堂拍摄传统法事的过程，收到阿长春老师从微信发来的几张截图。一份是他与泸沽湖镇前所中心小学在2023年2月7日签订的“临时聘用人员合同书”。
在这份劳务合同上面明确规定：阿老师作为代课老师（临聘人员）被前所中心小学聘用，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23年2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止），每月工资2000元人民币；保险包含在双方协商确定的工资里面，购买保险属于阿老师的自主行为，前所中心小学作为聘用方不另外为阿老师购买保险；双方只存在劳务关系，不存在连续工龄问题，将来阿老师不得向用人单位索赔工龄等一切有关费用。这份合同，双方都已签字盖章。
另一份是“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里面白纸黑字写着“因乙方社会保险问题达不成一致协议，乙方自动提出辞去代课教师工作。”这份协议，双方都没有签字盖章或按手印。
在这两份截图之后，阿老师还发了四个字：“卸磨杀驴”。出于一个写作者的敏感，以及长期与阿老师的交往与了解（他一般很少主动给我发信息），我知道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他很可能即将成为这些年数以万计被清退的代课老师之一。我跟阿老师说：“我这两天过来一趟，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从位于四川泸沽湖镇的格萨村前往位于前所上村的阿老师家并不远，30公里左右，但中途要经过云南省的永宁镇，车费20块钱。位于云南的永宁镇中心在过去又叫皮匠街，与四川仅一河之隔。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2015年3月。当时，道路崎岖，沿途多是村庄和庄稼地。八年过去了，这里变化很大。从泸沽湖畔的洛水村到永宁镇，修了一条宽敞的二级公路；靠近泸沽湖的山后面，也新建了一片度假别墅，但不知道开发商准备卖给谁。皮匠街也修葺一新，面积和规模比之前大了两三倍，河边还安上了护栏，每家商铺门口挂的都是统一风格的木制招牌。据车上的村民介绍，新铺的二级公路和乡镇中心的基础建设，有一部分是云南城投的钱。
穿过皮匠街，再经过几个村庄，便来到温泉村附近。村边有一条小河，跨过这条河，就再次进入四川境内的前所上村。2015年，阿老师骑摩托车载着我去永宁镇上取快递包裹的时候，经常要经过这里，那时，这条河上仅有简易的木桥。为了防止我落水，过木桥的时候，我每次都要从摩托车上下来，独自徒步跨省。后来，阿老师告诉我，身为摩梭人的他，年轻时与云南的走婚对象幽会也要跨过这条河。那时河上没有桥，到了冬天，他只能光着脚淌过冰冷的河水到对岸与情人相会。入夜后出发，天亮前回到四川。现在，这里已经修了一座用混泥土浇灌而成的结实的桥，就连大卡车都能轻松通过、毫无压力，两省之间的村民往来也方便了许多。而阿老师的走婚对象后来也从云南搬到了四川，与他一起组建了一个小家庭。但随着日月更替，河里的水却渐渐干涸，所剩无几。跨过桥，穿过一片烟叶地和玉米地、以及沿途的村庄，便到了阿老师任教的上村小学……
二、
我和阿老师相识于2015年3月，那年我在深圳了解到一个公益教育项目——阳光计划，正在招募老师到前所上村支教，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了，没想到后来竟通过了。于是，那年，乘火车到了丽江后，我又坐了五六个小时的大巴来到永宁镇皮匠街；阿老师便是在放学后骑摩托车来到永宁把我接到上村小学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村民口中的阿校长，并不是正式编制里的老师，而是一名与众不同的代课老师。
1969年出生的他，高中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电影放映员，当时很多地方都没有修公路，他便牵着马、驮着放映机和胶片，翻山越岭到各个村庄巡回放电影。几年后，扶贫办定向招募知识青年深造，他便在西昌农林高等专科院校进修了几年。毕业后，他先到酒厂工作，担任车间主任。一年后，酒厂搬迁，他便回到了前所，在上村小学当起了代课老师，成了当时前所第一批返乡的大学生。自1999年到2015年，他的工资也从150块钱月薪涨到了1500块（平均每天50块钱），但没有社保和公积金等一切其他福利。换言之，到我们相识时，他已经在这所小学当了16年临时工了。
阿老师上岗没几年，就遇上国家在乡村实施“撤点并校”政策，高年级的学生都被并入前所中心小学上学，有教师资格证的编制内的老师也基本都迁往中心校任教了。作为村小的上村小学只剩下了一、二年级，以及几名代课老师和一名教数学的有正式编制的沈老师（男，摩梭族）。留下来的代课老师中有的迫于生计很快就改行，有的考了正式编制被调到中心校，最后上村只剩下阿老师一个代课老师。
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太小，路途又远（有部分学生家距离中心校有10公里远），在阿老师的力争下，上村小学保留了三年级。
不仅如此，上村小学原先并没有学前班，阿老师考虑到这些孩子基础太差，很多都是之前在泥地里放养的，到了一定年龄就被拉到学校上课。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不得不用彝语、摩梭语和汉语普通话三种语言教学，老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也很吃力。于是，阿老师便联络发达地区的爱心人士和企业，由他们支持老师的工资（和代课老师工资水平一样）、课本费和学生的营养午餐费，办起了学前班。到目前为止（2023年），这个学前班仍在正常运行，课堂上全是6岁至7岁的孩子。得益于社会力量的支持，整个过程中没有向学生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支教期间，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任务，我们也要去永宁镇上的邮局领取外面的爱心人士寄来的包裹，有些是学生用的图书文具，有些是新买的衣服或二手衣物。取回来以后，我们便统一分发给有需要的村民和孩子。除了往返的油钱，每个包裹还要另收5块钱服务费。这些成本，大部分都从阿老师的工资里出。
到了周末，阿老师也经常骑摩托车载我到学生家里走访，收集学生家庭的相关信息，最远的地方，我们曾到过木里县境内，以及利家嘴和逗乐河。信息发布出去后，有人愿意资助这些孩子和家庭，我们便把资助金发放给孩子的监护人。
摩梭人信仰万物有灵，走访和发放资助金的途中，看到路边有被网的鸟、被困的小动物或是刚出生的小蛇，他常常会停下来救助它们。尤其是路边刚孵化出来的小蛇，他总会把它们赶到草丛里，生怕路过的汽车把它们碾死。
阿老师摩梭族的全名叫汪茹·少汝—兰卡二车，祖上曾是上村这一带的土司。阿老师年轻时与河对岸的摩梭姑娘走婚，后来觉得这种传统的母系大家庭制度不利于跟自己的孩子建立亲情关系，便把走婚对象接到四川来组建小家庭。现在（2015年），阿老师一共有3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成年，但他从小在母系家庭长大，与父亲的关系不甚亲密，农忙时节会从云南过来帮忙。二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小儿子才三岁。从周一到周五，阿老师都会骑摩托车带他们俩来学校。
阿老师也略懂音律，兴之所至，便会给学生们吹口琴，还隔三差五就在放学后领着学生们一起跳民族舞。
阿老师平时还喜欢写诗，是那种质朴浑厚的古体诗，他用这种复古的方式记录他的生活日常。
支教快结束的时候，我萌生了把大一点的孩子带去深圳游学的想法——也就是后来的“去看海”，这个想法也得到了阿老师的支持。当时，在整个前所乡乃至盐源县都没人这么做过。上村小学唯一有正式编制的沈老师（男，摩梭族）听说后，向中心小学的负责人打小报告；中心校怕出安全事故，更不想担责任，起初也是强烈反对，见阿老师执意要做，便极力撇清关系：“这件事情，我们中心校是不知道的啊，出了什么事，后果你自己担。”其实，就连阿老师的太太当时也不是很能理解。没多久，村里便流传着我和阿老师要把学生带去城里拐卖的谣言。但阿老师硬是顶着各方的压力说服了学生家长。
我还记得出发那天，天下着毛毛雨。村民们一大早就聚集在学校门口，蹲在屋檐下，目送着孩子们出发。随行的除了阿老师外，还有逗乐河的代课老师卢依哈（男，彝族），以及刚生完孩子不久的学前班沈华琼老师（女，彝族）。
有了第一年的经验和信任之后，“去看海”项目又继续做了三届。在第二年，深圳的良食网——一家对接城市社区和生态食品的企业，也参与进来，到前所采购当地农民种的土豆运回城市社区卖。连续两年，他们将所得收益平均分发给前所乡收入微薄的三位代课老师和学前班的沈华琼老师，作为他们的生活补助。
2020年，疫情肆虐，到处封城。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在行走中国的路上时，收到来自阿老师的好消息：他荣获马云公益基金会乡村教师计划颁发的“2019年度乡村教师奖”。阿老师特别珍视这份肯定与鼓励，除了去海南参加颁奖典礼，他还在次年去杭州参加了基金会组织的教育培训。
三、
2022年4月，行走中国的大部分行程结束后，我决定回到泸沽湖长住一段时间。7月初，我再一次回到前所上村拜访阿老师一家。此时的上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前所乡的行政级别被取消，并入了泸沽湖镇，上村被划为六组。阿老师作为一名有19年党龄的老党员，被选为六组的小组长，每月有1200元的基本工资，任期为三年。
阿老师的三个儿子变化也很大。从小生活在母系家庭的大儿子作为上门女婿，奉子成婚嫁到了大理的一个白族家庭，7月份将在大理举行婚礼。二儿子阿旻（登增农佳）也进入了发育期，脸上开始长青春痘，长得比他父亲还高，在盐源民族中学上初中。小儿子也已经在前所中心小学上四年级了，周末才回来一次。
阿老师的交通工具也换了。此前一位从北方来的支教老师把自己的一辆二手汽车送给了他。这辆二手汽车开了至少有十年了，如果放在城里，大概率是要强制报废的。有了这辆汽车的阿老师，就开着它往返于住处和学校之间。那几天，阿老师还带我走访了几位之前参加过“去看海”的学生。走访沈直玛（女，摩梭族）家时，途径一户彝族困难学生家庭。父亲视力很弱，几乎处于盲人的状态，母亲在田埂上放羊。阿老师介绍说，这户家庭有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女儿，之前已经有资助人在成都帮她找好了学校，可以把她接到成都去继续上高中；但她的父母好像不太同意，而是希望她早点嫁人或是出去打工挣钱。我问：“这不是好事吗，干嘛急着嫁人啊？”阿老师说：“按照这边彝族人的风俗，嫁女儿可以得到几十万的彩礼。”
离开田埂，穿过山谷，我们在一片小树林下见到了沈直玛，她戴着眼镜，正和母亲一起在地里种中草药——这些中草药成熟以后收了可以卖钱。沈直玛已经20岁了，在成都上大学，就读于西南石油大学（一本）土木工程学院工程管理专业。这是一个既勤奋好学又乐观坚强的女孩，考上大学之后，家里经济上有困难，她便自己贷款上学。那两年受疫情影响，她从成都回到老家，平时在家上网课，周末便和母亲一起去地里干活。
后来，我又和一名福建来的女企业家朋友拜访过她家，朋友对摩梭人的生活习俗和精神世界既无知又好奇，横冲直撞地问了她很多不知轻重的问题，她都从容应答、落落大方。在问及以后找男朋友结婚会不会要求对方有房有车时，她说：“这些我会自己挣钱去买。”后来（2013年1月），深圳一名资深律师向淑娴女士找到我，表示愿意资助沈直玛上大学的费用，甚至表示如果她想考研继续深造也没问题。
除了孩子的成长，上村更大的变化还发生在触及当地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流转问题上。自2020年起，外地来了一家农企，将上村的部分土地承包下来种菊花。这种想法本身很好，农民一方面可以出让一部分土地，获得租金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农企临聘的工人，通过照料菊花生长获得劳动报酬。但是，这个项目仅在上村实施了两年，就因产品的销售问题，导致农企欠下村民一屁股债，以失败告终。我在2022年7月回访上村时，地里已经看不到菊花种植的痕迹了，只在一些村民的院子里可以看到几盆怒放的菊花。
取而代之的是烤烟。除了流转出去的土地改种了烤烟，阿老师家附近也建了一个烤烟厂。阿老师的太太和其他一些留守的村民，也成了烤烟厂的临聘工人，每天早上7点半工作到下午6点多，中途有一个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工资月结，120块钱一天。如晚上加班，另有10块钱加班费。
太太去烤烟厂干活后，家里的鱼和猪没人喂。每天放学回家，阿老师不得不去田里割鱼草，然后煮猪食喂猪。夫妻俩都几乎从早忙到晚。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下，如果外面有资助学生的公益组织过来，阿老师还得专门抽出时间带他们去学生家做家访，收集资料。村里有婚丧嫁娶等大小事情，作为村委小组长，他也得带头去帮忙。那次刚好村里一户汉族人家有老人去世了，他便作为主持葬礼的执事和村民一起忙活了三天；如果是摩梭人的葬礼则更复杂，少则七天，长则十天半个月。
阿老师在葬礼现场的时候，我和他太太以及两个小儿子便一起去地里挖土豆。她一边挖土豆一边跟我“数落”起阿老师的种种“不是”，觉得阿老师有点傻，有钱都不知道拿。原来是去年，种菊花的农企拖欠村民的工资和租金迟迟不给发，搞得村民们情绪很大，怨声载道。农企那边怕事态升级，不好收场，便想请身为小组长的阿老师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缓和下气氛。可能是农企那边觉得这忙不能白帮，便准备了一些钱给阿老师。没想到阿老师悍然拒绝，他说自己作为一名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有自己的纪律和信仰，不该拿的钱一分也不会拿。
不仅这笔钱阿老师一分也没拿，大儿子结婚时，女方的父母问老师，儿子以后作为赘婿到大理来生活，应该给多少钱彩礼合适。阿老师说：“我是嫁儿子，又不是卖儿子！”最后一分钱彩礼也没要。那段时间，整个凉山州都在推行“移风易俗”，抵制婚丧嫁娶中的高彩礼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阿老师算是对这一政策响应最积极、执行最彻底的一位了。
四、
这次（2023年5月30日）回到上村小学，学校的变化也很明显。学校除了配备了无线网络、自来水和洗浴间，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师比以前多了，其中大部分是阿依土豆公益教育基金会委派下来的支教老师，这个公益组织针对招募来的支教老师有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和严格的考核标准，因此教学水平也相较之前提升了许多，但学生数量却比我在的那几年更少了，这跟目前全国普遍下滑的出生率也有关系，几乎所有的乡村小学都面临生源下跌的情况。
阿依土豆除了“接管”学校的教学工作，也负责学生们的营养午餐，聘请当地的厨师和后勤师傅，按每个学生6块一顿的标准，保障每顿午餐都有一荤一素一汤，管饱。学校里的老师吃什么，孩子们也就吃什么。平时还有西瓜、葡萄等水果供应。
此前（2015年），凉山州政府给在校学生配发的免费午餐是两个鸡蛋一盒牛奶（每人不到3块钱的标准），有些学生吃不饱，课间休息时就会跑到村口的小卖部买零食（大一些的学生就放学后回家生火做饭，给自己加餐），那些零食多是一些垃圾食品，吃完后，包装袋扔在校园里，招来满地苍蝇。现在，由于中午能吃饱了，这些情况就比较少见了，气色也比以前好很多。每天放学，支教老师都会组织学生们进行大扫除，校园的卫生环境也改善了许多。
在办公室见到阿老师，我详细询问了昨天的具体情况，他如实相告。2023年5月29日，阿长春、卢依哈和李顺军三位在前所各村小任教的代课老师，被中心小学的负责人叫到中心校，要求他们在那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中心校的负责人声称，这是根据上面的政策，他们是5月份被清退的那一批代课老师。言下之意，从下学期开始，他们便不用再去学校上课了。而对于阿老师则又多了一条：根据政策规定，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代课老师，是不能担任学校的校长或负责人的。
三位代课老师详细看了那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觉得里面的内容深深地冒犯了他们。首先，协议书上写的“社会保险问题”根本就不存在，自1999年至今23年半，根本就没人给他们买过社保；虽然工资待遇与正式编制的老师相比有天壤之别（根据阿老师反映，上村小学唯一有正式编制的数学老师——沈老师，男，摩梭族，目前有近30年工龄累加，月薪1.2万元左右），让他们内心有些不平衡，但他们也没有主动跟中心校负责人提过代缴社保的事情。而至于所谓的‘主动提出辞去代课老师“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他们三位分明是被临时通知去中心校签这份解雇协议的。于是，三位代课老师当时都没有在现场签字。阿老师对中心校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清退就清退我们好了，但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你们不能既要里子又要面子。”
回溯完事件全过程，阿老师从铁皮柜子里取出两份文件给我看。一份是2012年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教育厅等部门（单位）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老师问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另一份是2021年的《中共凉山州委教育工委 凉山州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原民办代课教师矛盾化解的情况通报》。
这两份文件结合起来理解就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为了加强管理、提升乡村教育水平，国家从2012年就开始有步骤、分批次地在教育系统中清退乡村代课老师；但凉山州由于情况特殊，清退进度一直比较缓慢，直到2021年，才落实了28.6%。
我问阿老师：“面对这个事情，你心里有什么感受？”阿老师说：“我知道清退代课老师是大势所趋，我也没什么怨言，不干就不干了嘛。但是中心学校负责人的做法太不尊重人了。我毕竟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3年多，又不是跟其他老师一样只干了一两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走的时候连一句好话都没有……让人寒心。”片刻之后，阿老师又自我宽慰到：“这些年我干得好、干得坏，老百姓自有公断。”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我看到：当地村民和外面的爱心人士得知他即将被清退的消息，都纷纷留言感谢他对上村孩子和乡村教育的付出与贡献。与此同时，这几天我在网上看到的更多是地产行业“秘不发丧”、以及地方财政紧缺的新闻。
五、
放学后，我坐阿老师的车一起回家。半路上，遇到一个学生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路边，连书包也没背，阿老师便停下车，载她到家门口。回到阿老师家，我问他：“被清退后，你打算怎么办？”他说：“好好种地呗。我本来就是农民啊，闲下来也刚好可以拾掇拾掇这个家。”我暗自算了一下他夫妻俩的收支情况。土地流转出去5亩，每亩年租金600块，一年可获得3000块钱。阿老师当代课老师和小组长，一年一共34400块，太太在烤烟厂做日结工，虽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一年也能挣个20000块钱。这样算下来，一年有57400块钱的收入。田里种的玉米和土豆，基本都用来喂猪和喂鱼，比较难换成钱；而猪和鱼基本也是自己吃，也难卖成钱。而家里的柴米油盐和电器电费，全都要靠买。剩下的钱，又要存起来给两个小儿子将来上学用。阿老师今年已经54岁了，如果有正式编制，还有五六年就要退休了。当然，正式编制的老师有退休金，但在岗23年的他，什么都没有。
阿老师说：“我们挣的钱，很大一部分都花在儿子身上了。西安的欧阳珊每个月会资助阿旻400块钱生活费，缓解了一部分压力，但还是不够，我还得隔一周就往他卡里充一次钱。学校周末食堂不做饭，他只能去外面吃。他现在又是长身体的阶段……”太太说：“其他倒还好，就最怕这俩孩子生病，一生病就很麻烦。尤其是阿旻，他的户口在云南，四川这边医保不给报。”过去的走婚习俗，因为父亲不常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导致后来有些孩子在落户时是跟随母亲的户口一起的。我问：“你们不是领了结婚证吗？没办法把阿旻的户口迁到四川这边来吗？”阿老师说：“哪有那么容易，现在泸沽湖镇，批地建房和落户，政策都管得特别严。”
又想起前两年的海南与杭州之行，我问阿老师：“乡村教师奖的评选，马云公益基金会给你发了多少钱奖金啊？”他说：“一共10万，实际到手的9万，分三次发。还有1万用作培训经费。”我又问：“这些钱你都花在哪儿了啊？”他说：“都花在了房子上。3万块钱建了个洗手间，3万块钱建祖母屋，还有3万块钱装修了一下客房，这样外面的公益人士和支教老师来了之后就有地方住了。”
我和阿老师相识近八年，面对他的处境和遭遇，我内心也是五味陈杂、一言难尽。在挣扎着走向复兴和富强的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无数个无法打开一探究竟的“黑匣子”，阿老师的处境和遭遇，就是诸多“黑匣子”中的一个。按理来说，教育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重中之重；一个充分公平公正的社会，就不应该有代课老师的存在。换言之，即使很多行业都在不同程度地容忍临时工的存在，但教育行业绝对不行。但是，在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的阶段，为了最大限度地压缩成本，才使得临时工充斥于各行各业，就连关乎生命安全和文明发展的医疗和教育也无法幸免，因此才有了像阿长春和卢依哈这样长达23年半的教育临时工。
但是，在我心中，阿老师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乡村代课老师的形象。如果把上村不同民族的孩子都看成是一群羊羔，那么阿老师至少是一名尽职的牧羊人。因为有这样一个牧羊人的存在，无论是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父母，还是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他们都可以更安心许多，这是最长情的陪伴。而且，作为一名乡村知识分子，他教授给学生的并不仅仅是课本上那些单薄的知识，还有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作为连接当地与外界的桥梁，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眼界，他都尽力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可能。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从1999年至今24载，整个国家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国家和社会对乡村教育的内容和质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的乡村代课老师不一定能跟得上这种变化，也不一定能满足新时代的新要求。这一方面是受环境制约，没有足够多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另一方面也源于自身学习动力和学习能力没有年轻老师那么强烈和灵活。相比于那些年轻教师身上释放出来的激情和创新，他们身上更宝贵的价值是持久与稳定。当很多追求进步的老师（无论是支教老师还是有正式编制的老师）都耐不住寂寞逃离了农村，他们留了下来。试问，在这个飞速流变的时代，还有多少老师能在一个相对落后且闭塞的乡村里坚守24年？换言之，阿老师所做的这些，远非2000块钱月薪所能“购买”的，他活出了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用自己的行动与坚守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写这篇文章，并不仅仅是要控诉那些手中只要有一点点权力就不近人情、目中无人乃至野蛮粗暴的人和现象，更是希望有更多人能铭记住这段历史：在国家进步的主旋律中，曾有像阿老师这样的一个人乃至一群人，以这种方式存在过。在那些付出与荣誉的背后，也有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无奈与辛酸！
傍晚时分，锅里开始炖腊肉和萝卜。我和阿老师到附近去散步，途径一片由荒地改造出来的水田。这些水田都是用推土机和挖掘机抚平的，面积很广，一直可以延伸到沈直玛之前种中草药的那片山谷。水田和水田之间都修建了由混泥土浇灌而成的引水渠。阿老师说，今年这些水田都将种上水稻，以缓解眼下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我问：“水稻对供水的需求量很大，这些水从哪里来？”阿老师说：“用抽水机从河里抽上来。”看着水田里黄色的推土机和挖掘机，我说：“最近这几年发生的很多事，都超出了我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一时也不好下结论。看似荒诞的‘水稻上山’，说不定还真能推动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集约化生产呢。小农经济对生产力的制约实在是太大了。”
六、
第二天清晨（5月31日），刚好是星期二。每逢星期二，环卫车都会从村庄公路经过，统一收集各家各户的生活垃圾。在去学校的路上，阿老师提着一个装水泥的蛇皮袋，沿途捡那些长期扔在路边没人捡的塑料垃圾，然后放到村口的公路旁等着垃圾车来收。
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当年“去看海”活动时，大家一起在深圳的海边捡垃圾的情形。在捡垃圾之前，负责这一环节的海洋大学堂张骏老师告诉从大凉山来的师生：“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命运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们在大山里扔的塑料瓶，有些也会通过河流漂到海里来，危害海洋生物，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到了学校，阿老师继续上课——无论何时被清退他都将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则坐车回泸沽湖。在回程路上，中途上来一位油光满面的退休教师和一位佩戴金耳环的中年阿姨。中年阿姨在湖边的客栈工作，抱怨现在的生意不好做，接团的早餐才收2块钱一个人，往年都有3块钱。她说：“白粥、鸡蛋和馒头，2块钱连成本都不够。”接着，她又聊起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她说儿子学的是大数据管理。坐在前排的退休老师说：“大数据管理好啊，前（钱）景广阔，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单位财政，都要用到。”
透过车窗，我留意到：从上村到永宁，越靠近泸沽湖的地方，玉米和土豆就长得越好（由于长时间不下雨，上村山谷里的有些庄稼都快被旱死了）。我问阿姨这是怎么回事。阿姨说：“因为这边的土壤更肥沃，空气里的湿气更重呗。”接着，阿姨又聊起她经常在抖音和快手等直播平台网购的事，她说，那里的东西比正规的实体店要便宜得多。可不是嘛，既低廉又没有定价权的东西，谁不想多占点便宜呢？
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
——（德）尼采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