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但随着直奉战争的结束，直系军阀内部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出现裂痕，曹锟与吴佩孚的矛盾逐渐突显，加之曹锟贿选和吴佩孚“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与此同时退居关外的奉系张作霖一直在窥伺时机，重返关内。为加强反直实力，张作霖联合孙中山、段祺瑞及其残余势力卢永祥组成三角反直同盟。张作霖退守东北后为谋东山再起，加强对奉军的整编和军事准备。1922年7月24日张作霖在奉天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自任总监，吉林督军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任副监，统一奉、吉、黑三省军队番号和指挥。首先注重提高其部队的素质，淘汰老弱杂散人员，推行所谓“精兵主义”。将所有部队整编为陆军3个师、27个旅，骑兵5个旅，而且每旅以3个团为标准，计25万人，并扩编两个炮兵独立旅和一个重炮团。同时重用有专门军事知识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为此张作霖专门在奉天设立军官学校（如陆军东北讲武堂）来作为训练军官的机构，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任总督，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均改由军官学校出身者充任。在哈尔滨和葫芦岛建立海军学校，训练和培养海军军官和海军人才。其次改善和更新装备，除购置大量武器装备陆军外还购置飞机、军舰以组建空军和海军，经过一系列整编后仅两年的时间内奉军战斗力大为提高。第二次直奉战争自1924年9月15日开始至11月3日结束，关于双方参战兵力：直系军阀方面包括直隶、河南、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6个省的兵力，有前敌3个军和10路后援部队，计25万人；奉系军阀方面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兵力，有6个军，计17万人。不仅参战的人数大大超过第一次直奉战争，而且是陆、海、空一体，同时战争空间范围也大大超过第一次直奉战争。

（二）从整个战略态势来看直军虽然在人数上稍占上风，但由于吴佩孚专横导致树敌太多，且内部矛盾重重导致高级将领离心离德。同时直、奉两军的装备差距很大，奉系军阀为东山再起不但对军队进行整编，还从德国和日本购买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而直军虽然也购置一些外国进口的装备，但不少是中国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与奉军相比有很大差距。再者直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经历对川、湘、闽、苏、浙、粤等省的一系列战事，部队相当疲惫，加之饷械缺乏、斗志不高，因此尽管战争未开，但已预示直军失败不可避免。9月15日张作霖以镇威军的名义自任奉军总司令，其具体部署是：第一、三军负责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二军负责热河南路以及朝阳、凌源、冷口一线；第四军在锦州作为总预备队；第五、六军以骑兵为主，负责热河北路。在奉军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之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于9月14日由洛阳北上，到北京后曹锟即发出讨伐张作霖的命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南海四照堂设司令部。18日吴佩孚对作战进行具体部署：增设第四军，由援军第一路司令曹锳为司令；以曹锟四弟曹锐为军需总监，李彦青为副监兼兵站总监；前敌第一军彭寿莘为东路，沿京奉线前进，由山海关进攻辽沈；第二军王怀庆为中路，出喜口直攻热朝；第三军冯玉祥为西路，出古北口直攻开鲁。此外吴佩孚还设置海疆防御总司令，以山东郑士琦充任，另设总指挥，由迟云鹏充任，以防御口岸、巩固地方。设海军总司令，以杜锡珪充任，副司令为温树德（原渤海舰队司令）、杨树庄，旨在护送士兵。并以大沽口为根据地，秦皇岛为战区，葫芦岛为前线。同时还设置航空总司令，旨在侦察情报、轰炸敌方，并把空军组成四队，分别驻北戴河、滦县、朝阳及航空处，计有飞机70余架。除正规部队外还有一些别动队，如骑兵、民团等配合作战，吴佩孚这一部署被称为“四照堂点将”。

（三）9月15日奉军李景林第二军第二十三旅李爽恺部在义州、九官、台门与直系毅军米振标部四营接战，拉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此次战争战线由朝阳至冀东，先后经热河、山海关、朝阳、赤峰、九门口、石门寨等战役，其中对战争进程起决定影响的是热河之战和山海关之战。由于热河之战对奉军进攻和防守关系重大，同时奉军计划在取得热河战场主动后会同第一、三联军在山海关与直军决战，因此张作霖亲自督战指挥。奉军兵分南、北两路对直军展开进攻，其中南路由北镇出发，经朝阳、凌源进入喜峰口，以吴俊陞部骑兵为主力部队；北路计划由通辽至开鲁，再经赤峰南下承德，向喜峰口以西各口展开进攻，以李景林、张宗昌所率奉军第二军担负。而在热河的直军仅有驻守朝阳一带的龚汉治第四巡防营、驻赤峰一带的米振标毅军、驻林西一带的张林热河第一混成旅以及驻防开鲁、绥东、平泉等地的热河游击队和热河巡防营，相对奉军时直军不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奉军南路进攻比较顺利，直军没有作激烈的抵抗。9月15日奉军进入义州，16日占领奉天通向热河的重镇阜新，随后奉军集中兵力进攻朝阳。驻守朝阳的直军朝阜边防司令兼第十二师第二十六旅旅长刘富有所部不思抵抗，很快放弃朝阳，23日奉军占领朝阳县城。奉军占领朝阳后北路奉军也发起对建平、凌源、赤峰的进攻，在进攻凌源时奉军虽遭到由王怀庆、董政国率领的直军后援部队的激烈抵抗，双方伤亡惨重，但奉军最终还是占领凌源。与此同时主要由许兰洲、吴光新统率的奉军第六军和由李景林统率的第二军也发起对赤峰的进攻，双方激战数日，奉军在飞机的支援下于10月8日占领赤峰。赤峰的失守标志着热河战场的大局已定，之后奉军先头部队迅速向长城脚下的冷口附近挺进。

（四）山海关是“京师屏翰”、“辽左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直奉双方都将主力集中于此，故山海关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主战场。为防备奉军对山海关的进攻，自9月中旬开始直军便将大批军队齐集于此。随着热河战场的失利，为加强山海关的防御能力，吴佩孚派彭寿莘为直军第一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直接指挥第十五师，在山海关一带严密布防。同时为争夺山海关，奉军也投入大量兵力，张作霖令姜登选的第一军和张学良的第三军组成联军指挥部，计划由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指挥第二、六旅从正面进攻山海关，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指挥第四、十六旅从九门口以北侧面对直军进攻。从9月17日起双方便发生多次小规模的冲突，9月29日、30日奉军以火炮和飞机对直军山海关至昌黎之间的营房和军车实施猛烈轰炸，相继占领万家屯、龙王庙、姚家庄等地。10月4日奉军主力部队接近直军第十五师阵地，7日张作霖下达总攻击令，奉军第一、三军全线出击。直军第一路部队凭借坚固的工事进行顽强抵抗，阻止奉军的前行，奉军于是将进攻重点转向侧翼的九门口。九门口位于山海关西北，地势险要，是除山海关之外另一条通向关内的要道。10月8日姜登选直接指挥奉军第十九旅向九门口北侧的黄土岭进攻，未遭直军抵抗超过长城，向九门口实施包抄。之后奉军第二、六旅向九门口发起攻击，经激战后打败兵力薄弱的直军，占领九门口。九门口的失利不仅大挫直军的锐气，而且打开直军的防线。之后奉军乘胜进军，先后攻占里峪、外峪、响马峪，包抄山海关，并且派齐恩铭旅沿九门口北侧向石门寨进攻。

（五）石门寨距山海关仅25公里，奉军如占领此地便可南下直取秦皇岛，切断直军的退路。为避免后路被断，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立即组织兵力增援石门寨。11日吴佩孚抵山海关，察看石门寨、赵家峪、沙河寨等直军阵地，决定再度增加援助，并命直军夺回九门口。14日直军向九门口发起总攻击，奉军依险拼死抵抗，双方伤亡惨重，渐呈对峙状态。15日奉军以孙旭昌团作为突击团，一举突破直军防线。16日奉军进占石门寨，并乘势进抵柳江。17日直军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张席珍率部到达，方使直军在秦皇岛北面战场的危机得到缓解。山海关之战是整个直奉战争的决胜之战，双方都投入精锐部队。从16日开始奉军对直军发起进攻，在威远城、三道关和二郎庙与直军发生激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的伤亡非常大。仅在三道关、二郎庙之战中直军便伤亡三千余人，奉军亦有八九百人之多。正当双方激战相持之时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兼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组成的反吴三角同盟发动北京政变，10月22日冯军鹿钟麟部先抵北京，包围总统府，占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同时孙岳部由冀南开向南苑，胡景翼部由迁安、遵化开回通州。23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通电呼吁“和平”，24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停战，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冯军同时监禁总统曹锟。与此同时冯玉祥等将其所属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冯玉祥等人政变倒戈使直军前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吴佩孚得到北京政变消息后，急忙抽兵回救。10月24日奉军乘势发动对直军猛攻，先后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等地，冯玉祥国民军亦在杨村、北仓一带击败吴军并占领天津。吴佩孚在奉军和国民军的夹击之下于11月3日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乘舰南下，至此激战近50天的直奉第二次战争以吴军主力基本被消灭而告终。

（六）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决定请皖系军阀段褀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但段祺瑞政府的卖国面目逐渐暴露无遗，人民希望推翻段祺瑞政府。1925年冬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表示支持倒段行动，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在通过关税自主运动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后中共北方区委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提出的推翻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要求决定趁势发动推翻反动政权、建立国民政府的革命运动，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北方区委成立首都革命行动委员会，赵世炎任临时书记。11月28日行动委员会组织北京各界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数万群众高呼“打倒军阀政府”，拥至执政府门前。29日5万群众齐集天安门继续召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通过解除段祺瑞一切权利，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建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惩办卖国贼等多项提案，并通电全国。行动委员会试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统治，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将领的动摇等因素导致运动最终失败。“首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力图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城市暴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夺取政权而进行的一次尝试。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国民军的动摇，未能达到目的，但它显示北方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打击段祺瑞反动政府。1924年秋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军政实力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变化，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对中央的控制加强。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帮助来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对北洋而言可谓大伤元气的内争。

（七）战后一度形成奉军与国民军抗衡的局面，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各军阀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然而由于段祺瑞此时已缺乏实力，不能形成新的权势重心，其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不久军阀之间重启战端，本来被冀望于北洋体制内加以解决的中国政治问题开始转向体制之外的解决途径。国民党在北洋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基本置身事外，养精蓄锐，致力于自身的军政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而北方军阀却因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彼此严重削弱，逐渐走上末路，后来国民党以相对弱小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战争的巨大成功大致可以从这一阶段中国政治的变化中寻得解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争，亦称“国民革命”或“大革命”。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随后创办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制定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大会后领导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在全国掀起群众性革命高潮。2月以黄埔军校校军为主力组成东征军，讨伐军阀陈炯明。6月国民党党军和粤军由潮汕地区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8月组织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先后歼灭军阀陈炯明部和邓本殷部，肃清广东境内军阀势力。

（八）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占领长江、黄河流域，统一全中国等方案。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确定从各方面准备北伐，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实现广西与广东统一。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一年中相继占领湘、鄂、赣、闽、浙、皖、苏、豫等省，基本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军和孙传芳军，重创奉系军阀张作霖军。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发动并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和配合，1926年10月和次年2～3月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交还汉口、九江的租界。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利益，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并从革命队伍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便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准备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对工农群众运动压制阻挠，并在革命紧要关头交出工农武装。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分共”，公开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而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失败原因：客观方面：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大大超过革命的力量；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阵营里去了。

（九）主观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中国革命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导，影响中国共产党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后广东革命政权得到统一和巩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为北伐战争奠定政治、经济、军事和群众基础。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先锋，开赴湖南，揭开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及《告将士书》、《告士兵书》、《告广东人民书》、《告海外侨胞书》，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10万人，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三派力量：一是占据河南、湖南、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兵力20万人；二是占据东北各省和京、津等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连同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30多万人；三是占领苏、皖、浙、闽、赣5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有兵力20万人左右。广州革命政府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

（十）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来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失尽人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矛盾，为北伐军提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机会。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按照上述战略方针时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军队击败而退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北伐进军的序幕。在两湖战场上1926年7月北伐军迅速攻占长沙后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采纳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集中力量进军武汉。8月26日晨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开始向汀泗桥敌军阵地发起进攻，经过一昼夜战斗后于27日晨攻克汀泗桥，打开通向武汉的南大门。攻克汀泗桥之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有万余兵力逃往贺胜桥，于是北伐军又发动对直系军阀部队的第二次战役。30日晨北伐军第四、七军向贺胜桥发起进攻，于当日中午占领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随即挥师武汉。8月31日北伐军乘胜追击，到达武昌城。9月2日北伐军在武昌召开军事会议，武汉战役开始。刚开始由于指挥失误，进攻武昌一再受挫。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第八军再次对武昌发起总攻，占领武昌城，俘敌军1万余人，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第四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在两湖战场上英勇杀敌、屡建奇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不朽功勋，赢得“铁军”的光荣称号。在赣、闽、浙、苏战场上江西之战中三攻南昌，于11月8日全歼守敌万余人。福建军队倒戈，12月上旬北伐军不战而下福州，至此基本消灭孙传芳主力。同时浙江战场和苏、皖、沪战场也相继胜利推进，1927年3月北伐军先后攻占上海、南京。从开始北伐以来通过共产党员在北伐军中不懈的政治工作和模范行动，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工农群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领导下积极支持和配合北伐军作战。

（十一）到1927年3月仅10个月时间国民革命军便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打垮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到1927年6月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北方国民军会师中原，革命势力便发展到黄河流域，席卷大半个中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北伐战争的辉煌战果，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但是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被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窃取。二次北伐指北伐战争的第二阶段，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928年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发动的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因国民政府自称这次战争是1926年第一次北伐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二次北伐”。1927年9月20日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宣言，表示要继续北伐，以完成全国之统一。但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无暇顾及。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1928年2月2日—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通过《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改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11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蒋介石以“北伐”之名重新改编军队，把北伐各军编为4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为蒋介石，参谋总长为何应钦，共有40多个军，约70余万人。

（十二）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下达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1928年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5月3日公然武装进攻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进行大肆屠杀，制造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武装干涉时蒋介石妥协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德州北进。1928年5月上中旬北伐军继续向奉军进攻，相继占领石家庄、衡水、临沂、德州等地。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进攻，相继攻占邯郸、石家庄、保定、德州、大同、归绥和张家口等地。30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命令部队撤离京津，向滦河方向退却。他本人决定出关，国民政府委派南桂馨、孔繁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代表张学良、杨宇霆谈判和平接收京津事项。军阀张宗昌被击败后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于3日退出北京，4日张作霖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同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即呈请委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8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12日傅作义部接收天津。15日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结束，发表《对外宣言》，要求与各国遵正当手续另订新约。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并入该省；北京易名北平，简称平；北平、天津为河北省特别市。7月1日张学良通电停止战争，并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商洽合作事宜。1928年底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的统一。

浙奉战争

（一）浙奉战争又称第三次直奉战争，爆发于1925年，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与东南直系军阀为争夺江苏、安徽的地盘在上海、南京、徐州一带进行的军阀战争。1924年10月江浙战争中皖系军阀卢永祥失败，直系军阀孙传芳自福建率兵入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奉系军阀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邢士廉师驻军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奉系军阀南下扩张引起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不满，是年10月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孙传芳起兵攻打奉军，浙奉战争爆发，11月奉系军阀败退。孙传芳占领南京、蚌埠、徐州，控制浙、闽、苏、皖、赣5省，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1925年1月皖系军阀卢永祥与张作霖勾结，免去直系军阀齐燮元的江苏督军职务，第二次江浙战争爆发。在奉军大部兵力南下、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驻上海的齐军一败涂地被全部缴械，齐燮元也被迫通电下野，逃往日本。齐卢战争遂告结束，但种下奉浙战争的种子。齐卢战争以后奉系军阀的势力伸入到长江流域，张作霖遣11个师进据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江苏等省，控制京奉铁路（北京―沈阳）和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全线，胁迫北洋政府任命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杨宇霆分别为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军务督办。这样长江流域下游为奉系所控制，并与东北联成一片。这种态势破坏上海永不驻兵的决定，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直系感到严重威胁，对此奉系仍然摆出老一套的骗人戏法，宣称不带一兵一卒到南方就职。但是这套戏法让人们领教已久了，奉系席卷全国的野心也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因此便有联合抗奉的酝酿。1925年10月11日浙江督军孙传芳首先发难，他通电全国，反对上海压迫工人运动和听任各国派员来上海进行司法调查。他学以前吴佩孚的做法，抓住“爱国爱民”的题目来作为进攻对方的口实，以骗取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二）在作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10月15日孙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通电讨伐奉系。他以陈仪、谢鸿勋、卢香亭、周凤岐为一、二、四、五军司令，自己兼任第三军司令，分五路向上海、宜兴、苏州等地进攻，浙奉战争正式爆发。10月初孙传芳在杭州召集直系和有关各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出兵讨奉的任务。商定由孙传芳率兵首先进攻上海，而后由福建督办周荫人带兵到浙江打接应，江西督办方本仁派部下邓琢如为援浙军前敌总指挥。皖南镇守使王普、江苏第4师师长陈调元以及下台的直系军阀齐燮元、马联甲等也都派代表参加杭州讨奉军事会议并答应出兵策应，会议结束后孙传芳以“国庆”（10月10日）阅兵为名向松江、长兴两地集结兵力。段祺瑞得到这个情报后于10月7日又派陆宗舆匆匆到杭州做最后一次调和，孙传芳拒和。此时张作霖也急召关内四督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于双十节前赶回奉天，讨论对付孙传芳兴兵讨奉之事，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了，在奉系4督准备回奉之时孙传芳已分兵5路向驻沪奉军发起进攻。第1路军以浙军第1师师长陈仪为司令，第2路军以北军第4师师长谢鸿勋为司令，担任由沪杭线进攻上海的任务；第4路军以北军第2师师长卢香亭为司令，第5路军以浙军第2师师长周凤歧为司令，担任由长兴进攻苏州的任务；孙传芳自任第3路军司令，居中策应，另派孟昭月为杭州戒严司令，留守后方。10月11日孙传芳发表通电，以奉军在上海欺压百姓、压迫工农运动为名呼吁各国派员来沪进行调查，骗取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以此为由向奉军发动进攻。奉系军阀们没有料到孙军会如此神速发动攻势，一时陷人被动。这时奉军从榆关到天津、浦口、南京、上海一线，恍如摆下一字长蛇阵，兵力分散。而此时的冯玉祥部又在后面积有重兵，如趁机出兵加以截击就会使奉军陷人首尾不能相顾的险境，为此杨宇霆决定缩短战线以保全实力。

（三）10月14日杨宇霆命令邢士廉旅迅速由上海退出，并且在通电中解释：“前因沪案发生，为维持秩序，不得不酌调军队，宣布戒严。现在沪案已解决，应将戒严司令名义取消，将所部军队撤退，并将江苏警务处移驻上海，以资镇慑。”15日杨宇霆又邀请姜登选到南京讨论沪宁、津浦两线撤军的问题，并授意姜向孙传芳保证“苏不犯浙”，请其念及同窗之雅，毅然止戈。可是此时的孙传芳不肯再讲老同学的交情了，同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伐奉系。10月16日孙军第2路占领上海，第4路占领宜兴，随即又向苏州、无锡开进。在孙军到沪和奉军撤沪，两者之间相距仅一小时左右。由于奉军对孙军采取不抵抗的方针，退兵十分迅速，因而孙军的进展也十分顺利，一路进军几乎兵不血刃。只是18日在丹阳附近陵口时未及退走的邢士廉部与孙军前锋小有接火，随即奉军则向镇江退走。18日晚杨宇霆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得悉奉军败退消息，但已无法脱身。此时苏军将领陈调元率苏军第4第10师留守南京，已把杨宇霆看管起来，杨宇霆以洗澡为名借机逃出南京城，弃下守城奉军，自身渡江乘车逃走。19日驻守南京未及撤走的奉军第8师大部被苏军第4、第10师包围缴械，除一部渡江逃走外师长丁春喜被俘。20日孙传芳到南京后即派谢鸿勋师渡江追击奉军，奉军又退往蚌埠。21日驻防泗县的皖军倪朝荣旅开到淮关，电促姜登选下野，姜登选见奉军大势已去后无力挽回败局，于23日被迫辞职离开蚌埠，奉军也由蚌埠向徐州方向退却。奉军虽然退出南京、蚌埠一线，但是并未战败。张宗昌于10月21日统率援军到达徐州，摆开战场，准备与孙军大战一场，但在此时孙军却占据蚌埠后不再前进。原来孙传芳在此期间与退据湖北的吴佩孚和北方的冯玉祥已预有密约，迫切希望有吴佩孚鄂军或冯玉祥的国民军接替进攻徐州的任务，不料吴、冯两部未能履约。

（四）26日张宗昌调兵由陇海路新安镇忽然进攻海州，苏军白宝山部不敌败退。奉军又沿运河南下进攻清江浦，苏军马玉仁部在城外战败，只好困守孤城，此时孙传芳调动苏军郑俊彦、陈调元两师前去增援才遏止奉军在东线的攻势。11月1日张宗昌又在津浦路发动进攻，用铁甲车装载白俄军冲锋前进，前线皖军见到“洋兵”助战后都很害怕，由任桥一路败退到固镇以东。此时孙军前敌总指挥卢香亭一面拆毁铁路阻止奉军前进，一面派陈仪、谢鸿勋2师绕到奉军的后面截断退路。孤军冒进的白俄军和奉军一部受前后夹击，突围无望，只得举手投降，在这次战斗中白俄军有300余人被杀。张宗昌所派前敌总指挥施从滨也在新桥站被擒，所部鲁军第47旅全部被包围。张宗昌又派褚玉璞率部增援，接应鲁军第47旅反攻突围，但未能如愿。11月3日鲁军第47旅被缴械解散，褚玉璞见救援无望便率部在宿县、夹沟之间布阵，与孙军相峙。冯、奉两系破裂在即，张作霖自感战局与已不利，便命令张宗昌不要再战，保全实力退守山东。因此张宗昌于11月7日下令退却，邢士廉、许琨、毕庶澄等部也由海州、宿迁退回郯城、台儿庄，褚玉璞等部由宿县、徐州退回韩庄、临城。11月8日孙军占领徐州，20日孙传芳通电自徐州返杭，从此苏、浙、皖、赣、闽五省遂为孙传芳割据，浙奉战争也宣告结束。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是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的国家元首，段祺瑞曾任此职，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大总统曹锟退位之后由冯玉祥、张作霖等各派军阀协商产生。

（五）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典礼在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陆军部旧址执政府办公处举行，即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成立临时政府。随后段祺瑞宣布自己的阁员名单：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吴光新为陆军部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梁鸿志为临时执政府秘书长等。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职权本集总统与国务总理于一身，后虽增设国务总理，但仍由段氏控制。1925年12月26日段祺瑞又公布《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新制共七条，除重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帅海陆军、对外为国家代表等外规定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为国务员，组成国务会议，以国务总理为主席，又定临时政府的命令和一切有关国务的文书统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全体或一部分副署。临时政府依条例规定以临时执政（简称执政）总揽国民政务，统帅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这是国家元首的身份，职权与总统相当。表面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大权总揽，不受任何约束，实际上由于自身已没有什么军事实力。而奉军羽毛正丰，冯玉祥的国民军又驻扎京畿，他不得不按张作霖、冯玉祥的眼色行事。今非昔比的段祺瑞这个“执政”有其名而无其实，他的政务活动多受掣肘。三一八惨案（执政府卫兵枪杀请愿学生）后4月10日驻北京的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包围临时执政府，段祺瑞逃入使馆区，20日告退下野，并同时任命胡维德署国务总理，着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此后临时执政一直虚位，在直、奉系协商和妥协下先后由颜惠庆、杜锡珪、顾维钧以国务总理或代理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一职。

（六）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直系将奉系势力逐出关内，但奉军的主力和关外地盘还在，其赖以东山再起的实力还在。因此，张作霖退守关外以后，宣布东北“自治”，不受中央政府节制，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继续经营东北。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的惨败而告终，吴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和张作霖手中。直系势力退居长江一线。1924年秋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军政实力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变化。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对中央的控制加强。自是以还，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帮助，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对北洋而言，可谓大伤元气的内争。战后一度形成奉军与国民军抗衡的局面，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各军阀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然而，由于段此时已缺乏实力，不能形成新的权势重心，其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不久军阀之间重启战端，本来被冀望于北洋体制内加以解决的中国政治问题开始转向体制之外的解决途径。国民党在北洋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基本置身事外，养精蓄锐，致力于自身的军政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而北方军阀却因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彼此严重削弱，逐渐走上末路。后来国民党以相对弱小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战争的巨大成功，大致可以从这一阶段中国政治的变化中寻得解释。

曹锟

（一）曹锟（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晚年自号乐寿老人。中国近代军事、政治人物，中华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也是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因驻军保定，又称“保定王”。曹锟是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生于1862年12月21日，其父曹本生为津市小贩。曹锟幼年上过四年私塾，粗通经史，但稍长之后失学，推车贩布于津沽间。1882年投淮军当兵，继而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成绩优异。到1890年毕业时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专折上奏朝廷，列举该校十余名屡考优等生及学生之著者，请予表彰，曹锟就是其中之一，毕业后往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曹锟随军去朝鲜。战后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投入袁世凯部下，任右翼步兵一营帮带。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后于1902年委任曹锟为直隶常备军右翼步队第十一营管带，1903年京旗常备军成立，后编为北洋陆军第一镇，曹锟任第一协统领。1906年彰德秋操时他曾担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1907年初因新军尽先补用副将，曹锟被擢升为新军第三镇统制。同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移驻长春，后升记名总兵。日俄战争后东北三省人民时常发动抗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在此期间曹锟率军镇压起义有功，屡获清朝统治者的嘉奖。1911年4月他被授为副都统衔，7月补总兵后以提督升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重新起用此前被解职的袁世凯，曹锟受袁世凯之命率第三镇全体官兵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镇压革命。1912年2月在南北议和的默契条件下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专员迎袁世凯南下就职。当时曹锟驻京郊南苑附近，于同月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同年秋改镇为师，曹锟改任第三师师长。1914年4月袁世凯任命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曹锟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与湖南都督汤芗铭共同监视南方革命势力的活动。

（二）曹锟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柱之一，1915年9月他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上书袁世凯，请求改变国体。10月袁世凯加授曹锟为虎威将军，到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一等伯。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组织、领导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决心以武力镇压。1916年1月5日曹锟与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等受命率军入川，并被单独任命为川、湘两路征滇军的总司令，统一指挥川、滇前线对护国军的战争。在此过程中曹锟等部出现军纪败坏、烧杀掳掠的现象，尤以张敬尧部为最（曹锟部下吴佩孚旅则有军纪严明的记录），使川民恨之入骨。2月间曹锟、张敬尧部在叙州、泸州、綦江之间与护国军进行激战，张敬尧军大败，曹锟军亦受创后退。不久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军阀内部亦出现反对帝制的声音。6月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曹锟遂率残部东归。此时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之职控制北京政府，曹锟表面上被列为八位“帝制祸首”之一，实际上段祺瑞政府对其采取“通而不缉”的状态，并在颁布通缉令前透露风声，使曹锟顺利逃出北京。而曹锟适时投靠段祺瑞，又成为段祺瑞实行独裁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9月曹锟担任直隶督军，驻于保定。在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的“府院之争”中曹锟的态度基本为附和段祺瑞，但也不愿结怨于黎元洪。1917年4月25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督军团”会议中曹锟与其他各省督军及代表均同意中国向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督军团正式名称是“各省区联合会”，是1916年夏至1918年间北洋系督军为干政和镇压民主革命力量而组织的团体。督军团是一部分北洋地方军阀为争夺权力而暂时聚合的松散同盟，成员无定数，章程无约束力。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洪宪帝制失败，北洋政府大一统局面告终。7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把袁世凯在世时称为将军的各省军事长官改称督军。各省督军拥兵自重、踞地称雄，在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内督军觊觎中央政权的现象也日趋公开化。

（三）会议早在洪宪帝制覆灭之初憎恨共和、蓄谋拥清复辟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就曾召开徐州会议，决议组织吉林、黑龙江、奉天、直隶、山西、安徽、河南七省军事攻守同盟来巩固团结、保境安民、实施宪政，抵制暴烈分子参预政权（暗指国民党），是为第一次督军团徐州会议。同年9月22日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热河十三省督军代表再次集会于徐州，由张勋、倪嗣冲领衔宣布成立“各省区联合会”，制定八条纲领，拥张勋为“盟主”，通电抨击“暴乱份子”（指国民党议员）及政府阁员借故扰乱国家政务。25日张勋、倪嗣冲等34人通电反对唐绍仪就任外交总长，26日唐绍仪辞职并痛斥军人干政，“各省区联合会”后来即被人称为督军团。1917年1月9日张勋、靳云鹏、徐树铮等在徐州第三次聚会，提出取缔国会、拥护段祺瑞任总理、淘汰阁员等干政主张。同年4月段祺瑞内阁与黎元洪总统府及国会围绕对德宣战问题争议不决，4月25日段祺瑞在京召开各省督军及其代表军事会议，企图利用北洋各省督军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5月10日国会对参战提案进行表决，段祺瑞纵容军人组织流氓和无业游民围攻国会、殴打议员，激起社会公愤。5月13日督军团分别宴请劝说各省议员，大部分国会议员拒绝督军团的粗暴干涉。5月19日督军团诋毁国会制定的宪法草案将导致“暴民专政”，并以此为借口要求解散国会。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为此张勋在徐州召集部分督军聚会，谈论推翻黎元洪。26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率先通电称不承认罢免段祺瑞，宣布安徽独立，之后陆续有七省宣布独立，脱离中央。黎元洪被迫请张勋入京调解，张勋带领三千军队进京，1917年7月1日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乘机誓师讨逆，打败张勋，7月中旬重新掌握中央政权。

（四）段氏标榜“共和再造”，废约法，毁国会。对外投靠日本，对内笼络督军团支持他的武力统一政策，挑起内战，妄图消灭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势力。1918年秋直、皖两系矛盾加剧，督军团组织分化，无形中趋于瓦解。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后附段的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元洪示威，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但仍与黎元洪保持一定关系。在此前后徐州督军张勋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拥立逊帝溥仪复辟，曹锟派代表参加，对其计划早有默契。待到张勋复辟不久后曹锟转投段祺瑞，参与其于7月3日进行的“马厂誓师”，担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自保定北上，进驻涿州、良乡，占领卢沟桥一带，以讨伐张勋。借着这次政治投机，曹锟于事后仍担任直隶督军兼省长。张勋复辟被平息后黎元洪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攫取总理职位。段祺瑞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策划，拒不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职权。在北洋军阀随声附和中曹锟也通电助威，而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自此以后中国国内形成南北两个政府的对抗。马厂誓师是民国初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为讨伐张勋而进行的誓师，1917年7月1日张勋利用调解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机会率军进京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段祺瑞看到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逼走总统黎元洪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以重金和禄位收买驻天津马厂、廊坊及保定的北洋军，在日本的支持下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于7月3日在马厂誓师。次日发布讨伐张勋的通电和檄文，“讨逆军”分兵两路，沿京津、京汉铁路向北京进逼。7月7日双方接火后张勋的“辫子军”一触即溃，退入北京城内。12日“讨逆军”发动总攻，张勋败逃荷兰使馆。段祺瑞自行复任总理，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重掌北京中央政府实权。

（五）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中的冯国璋、段祺瑞之间新的“府院之争”也发生了，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亲近英、美和日本，成为北洋派系分化出的直系、皖系军阀的首领。此时日本在远东占有优势地位，段祺瑞想凭借日本的金钱与军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护法各省的反抗。冯国璋为了打击段祺瑞，作出“和平统一”的姿态，暗中联系滇、桂军阀以壮大势力。在冯、段二人的对峙中曹锟采取骑墙政策，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段祺瑞；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抵制皖系势力扩张，他又附冯国璋。1917年11月18日在冯国璋的授意下曹锟和直系“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衔通电，主张南北议和，声称愿作“调人”。事后曹锟又赶紧向段祺瑞加以否认，声称签名是他人代庖。到同月21日他在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的授意下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和议的先决条件。段祺瑞的亲日与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受到直系将领的牵制。在派往湖南作战军队溃退之后段祺瑞就以退为进，辞总理职，另派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于12月2日召开天津会议。因徐树铮许以“副总统”之职，曹锟遂成为天津会议上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在皖系策动的“督军团”要挟下冯国璋只得任命曹锟和张怀芝为南征军第一、第二路总司令，曹锟还兼任两湖宣抚使（12月15日），同时又策动“长江三督”拒绝南征军过境，并仍与滇桂军阀密商和谈。随后在皖系压力下冯国璋态度软化，曹锟乃于1918年2月南下汉口，督师前进，命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于护法方面的湘、桂军内部分歧而自动撤防，吴佩孚所部于3月入岳州、占长沙，4月23日又进取衡阳，段祺瑞在这种“捷报”声中于3月23日再度组阁。

（六）二次组阁后段祺瑞委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剥夺曹锟、吴佩孚抢到的地盘，引起他们的不满。段祺瑞为依靠外援来扩大实力，于1918年3月25日与日本秘密订立《中日军事协定》。还拟调徐树铮代曹锟为直隶督军，授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实际上是剥夺直系对直隶重镇的控制，曹锟获悉便称病回天津。此时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发起“南北调和”的倡议，得到冯国璋的赞同，曹锟也与张怀芝及“长江三督”联合声明来表示厌战。6月曹锟又一次参加在天津召开的督军会议，他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表示仍坚守“副总统”之约，于是曹锟又主战。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想以此换取他重上前线，但他却又提出各种借口，留在天津不动。吴佩孚在衡阳前线和滇、桂军方信使往返，与对方暗订协定，前方战斗遂告沉寂。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英、美列强重新参与对中国的争夺。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甚至与南方将领联名，公开要求停战议和。曹锟对吴佩孚的行动佯作训斥姿态，实则暗中支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他利用皖、奉两系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奉系。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直、皖双方遂接近正面交锋。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撒兵北上，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迎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7月初段祺瑞逼迫大总统徐世昌下令给曹锟、吴佩孚以处分，并自称“定国军总司令”，下令动员，直皖大战遂于14日爆发。奉系从东战场助直攻“定国军”，不过四天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下野，从此直、奉两系军阀共同垄断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

（七）皖系战败后直、奉两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权力而不断发生争吵，1921年12月由于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的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倾向奉系，并以亲日著名，他的组阁激化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梁士诒内阁于华盛顿会议期间举措失当，引起全国声讨。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将领乘机电斥梁士诒媚日卖国，矛头实际直指奉系，张作霖于是调大军入关，向直系进逼。曹锟、张作霖本系姻亲，因而曹锟最初主张对奉系让步，但在奉军咄咄进迫的形势下他终于同意吴佩孚的应战主张。1922年4月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张作霖，奉军被迫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一举控制北方。直系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达到顶峰，而曹锟、吴佩孚的实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线选择使不少人对其表示认同。如战争结束之初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众多知识界与政界著名人士都希望曹锟、吴佩孚出来主持局面，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丁文江、胡适也一度看好二人。直系独霸北方后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皖系支持的大总统徐世昌，自己来当大总统。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民国六年（1917年）旧国会，恢复黎元洪大总统之位，以“法统重光”的办法作为过渡，这样既可为通过国会正式选曹锟为总统铺平道路，又可用“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曹锟勉强同意这个主张，于6月间拥黎元洪重新上台。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锟、吴佩孚手中。曹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便唆使其弟曹锐及亲信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等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收买议员，作驱黎拥曹的准备。黎元洪为延长自己的任期，主张先制宪法后选总统，依附曹锟者则主张相反。

（八）同时关于黎元洪的任期时黎、曹两派各有自己的解释，黎派认为任期应至1925年9月；而曹派则扬言黎元洪到1922年12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此时直系内部又分为保（曹锟驻河北保定，称保派）、洛（吴佩孚驻洛阳，称洛派）两派，以曹锐为首的津（曹锐驻天津，故亦称津派）、保两派积极策划倒黎，拥曹锟上台；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则企图先以武力征服川湘，即所谓利用法统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统一了，然后通过制宪与选举的形式以曹代黎。曹锟对吴佩孚的这种态度及其活动甚不见谅，在“罗文干案”压垮偏重吴佩孚的王宠惠“好人内阁”后曹锟争取多数直系督军的支持，并干预随后汪大燮、张绍曾内阁的组建，极力压制黎元洪扩大权力的企图。到1923年春夏之间保、洛两派在“驱黎拥曹”的步骤上才趋一致，6月在曹锟的示意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的住宅、断水断电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原拟于驱黎后立即进行大总统选举，惟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采纳吴景濂等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5000元支票。这一办法果然见效，南下议员中的一些人又由沪北返。10月5日这批接受贿赂的议员选举曹锟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0日被讥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的曹锟由保定入京，开始大总统任期。在此期间由国会起草并通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也被称为“曹锟宪法”、“贿选宪法”）于1923年10月10日颁布实施。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曹锟宪法即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又名“双十宪法”，是1923年10月10日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公布的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公布后仅一年即被段祺瑞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所推翻，其大部分条款未能施行。

（九）1922年4月直奉战争结束后黎元洪复位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后下令撤销1917年6月解散国会令，恢复国会。国会恢复后重新设立宪法会议，继续1917年中断的制宪工作。由于选举总统需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而出席宪法会议的人数仍未足总统选举会所需要的法定人数586人，总统候选人曹锟公然发给各议员5000元贿选费，并修改国会组织法。随后总统选举会终于成会，选举曹锟为大总统。10月4日宪法会议完成地方制度二读会，10月6日完成国权部分二读会。因两院议员受贿，为掩盖行径，急于完成宪法。10月8日宪法全案完成三读会，宪法于10月10日颁布，当时舆论称其为“贿选宪法”。该宪法基本为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的扩充完善版本，但与1917年二读时宪法草案相比时规定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俱经宪法明白列举，地方事权的范围除非中央的普通法律或命令所能增减，所以该宪法是一部联邦制宪法。宪法共十三章，分别为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其效力。值得注意的是该宪法与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时内阁制已经改为总统制，但总统仍然需要国会选举产生，国会选举总统一直是民国初年各项约法的共同特点。这种由立法机关选举总统的做法与西方各国不同，直到1946年新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由民意机关国民大会选举产生。需要说明的是该宪法曾被称为“联省自治宪法”，但并非民运人士所宣扬的联邦制宪法，只是为了迎合当时中国军阀割据的现象作出的妥协之举。加强地方权力，细化国家权力与各省权力之分，但仍在各方面规定国家权力高于各省权力。国家立法高于各省自治法规，离真正的联邦制相去甚远。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表明该宪法仍视中华民国为单一制国家。自曹锟当上总统起表面上直系势力极盛，而实际上内部陷入分裂，外部的反直力量也酝酿成熟。

（十）1924年10月又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两军交战的紧要关头按照事先与奉军的约定于20日从热河前线迅速回师北京，23日控制全城。冯玉祥通电全国，痛斥吴佩孚，主张罢战言和，曹锟、吴佩孚对奉作战遂告失败。11月2日曹锟不得不宣布辞职，被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南逃。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北方，共推段祺瑞出来作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后冯玉祥、张作霖矛盾又激化起来，1926年4月10日冯玉祥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祺瑞和张作霖联合，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系，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释放曹锟。曹锟获释后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今河北路34中学），长期作寓公，也从事实业和房地产。他是天津寓公中拥有当铺数量最多的，先后有永聚当、同聚当、中通当、公懋当、万成当（后两铺均有总号及一、二分号）。曹锟不仅投资北洋保商银行，还同时是农商银行董事长及边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通易银行的董事。就地产来说他仅在天津及近郊就占地约二千顷，是天津静海地区的最大地主，不但占有巨额土地，还垄断当地的水利设施，据不完全统计其拥有的财富达5000万元。尽管如此但曹锟的个人生活是相对平民化的，时常寄情于书画，自号乐寿老人。1928年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并调兵青岛、京、津、山海关、沈阳、锦州，在此情况下曹锟与徐世昌、黎元洪、王士珍、段祺瑞、熊希龄、汪大燮诸人联合发起“和平运动”，呼吁南北停战。在此期间的曹锟虽蠢蠢欲动，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成效甚微。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日本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于1935年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

（十一）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又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燮元没有再去曹家。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佩孚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伪北平政府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6月16日曹锟出殡当天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重庆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合作，于1938年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特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对于担任总统时曹锟有足够自负，称自己作总统大约比黎元洪强，而不以正道则不作也。所谓 “正道”是标榜要在法律规范下行事，因此他执意重开国会，通过选举的形式登上总统位置。为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他在就职后立即进行立宪工作，为此在1913年《天坛宪草》的基础上迅速完成多年议而未决的《中华民国宪法》，13章141条的宪法条文于1923年1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在《天坛宪草》的基础上主要增加“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该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在内容上相较于以往宪法性更为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诉求。但因为曹锟的贿选行为，该部宪法自其颁布以来就被称为“贿选宪法”，受到国人普遍的唾弃。但这部宪法体现的民主宪政精神在以后的宪法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立宪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十二）《天坛宪法草案》简称“天坛宪草”，因于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而得此名。辛亥革命后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4月8日宣告成立，并由参众两院各选30人为宪法起草委员。同年10月31日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113条。主要内容包括：以列举方式规定人民广泛的权利，非依法不得限制、停止或侵犯；总统由国会选举，并设副总统；政府组织采用议会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国会采用参、众两院制，在国会闭会期间由议员中选出40名委员组成国会委员会作为常设机关；司法权由法院行使，除审理一般案件外法院还受理行政诉讼。因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阴谋称帝，该法不合其意.，便以武力解散国会，这部宪法草案也随之被废除。这一宪法草案与《临时约法》相比时明显地扩大总统的权力，如规定大总统有颁布紧密命令权等，但仍含有责任内阁的精神，因而遭到袁世凯的敌视。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攻击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形成国会专制。袁世凯的党徒遂附和攻击国民党肆毒宪法，攻击宪法草案为暴民专制之宪法。在袁的专制淫威下宪法起草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1月10日自行解散，所定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916年讨袁护国战争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8月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决定继续1913年的制宪工作，并以“天坛宪法草案”为两院宪法会议的讨论基础。后因国会在制宪问题上分歧很大，不久发生张勋复辟，制宪工作再次流产。1923年5月6日凌晨以孙美瑶为首的“山东救国自治军”千令人在津浦线临城和沙沟站间，颠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中外乘客百余人被掳至抱犊崮，其中有外人26名，英人罗斯门被击毙。

（十三）由于事件涉及在华诸国侨民的生命安全，“临城劫车案”成为颇为复杂的外交问题，外人对此甚为重视，称其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成为曹锟入主北京政府前后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该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5国驻华公使先后两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虽无侨民被掳，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5月9日5国公使再次照会北京政府，限今3日内救出被掳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须增加赔款若干。由于北京公使团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以免危及被掳外侨生命。实际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锟面临使团责难，外交日亟，不敢轻举妄动，北洋政府被迫与该部土匪进行谈判。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于6月上旬签订条约，孙美瑶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编为山东新编旅，由孙美瑶任旅长，而被虏的中外人口也相继被释放。临城劫车案虽告一段落，但北京公使团在8月10日将由16国驻华公使署名的照会递交北京外交部，要求赔偿被害人损失。敦促中国政府速命地方军政长官各出其最优军队及最严厉之办法，为治匪之用。并改组特别中国警察，由外国武官监督，要求惩处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津浦路警务处张文通、随车巡警队长赵德朝等“失职”军政官吏及津浦路局职员等。由16国驻华公使联合递交照会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之首例，照会不仅提到《辛丑条约》，而且所提要求也和《辛丑条约》关于惩办与事件有关官员的规定有些相似。北京政府一方面深感局势严重，另一方面又认为公使团所提要求是不公正的。外交总长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在与使团交涉中说明：“这一不幸事件并不是由中国国内哪一个排外活动引起的，而是那个地区的武装不法分子的一次纯粹强盗行动。而且事件发生的地区实际上是个无人居住的山区，在这里很难保证不发生这类偶然事件，因而这个事件与1900年义和团动乱之类的排外运动完全不同。”

（十四）9月24日北京政府复照北京公使团，表示：“愿本优厚之精神，给予公平之偿恤。”但对每星期累进加偿表示异议。对于“改良路政”时表示：“本国政府决意自动进行，但不能接受外交团拟议计划。”对于“惩罚”时表示：“将依照法律处理，派兵剿匪。”其时正值曹锟贿选总统成功，急盼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庆贺新总统就职，各国公使便以惩办田中玉作为先决条件。曹锟无奈，只得命外交部于10月13日将惩办田中玉一事照会各国。15日他下令准田中玉辞职，并裁撤山东督军职位，同时授田中玉为上将军，许其体面下台。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再次质问北京外交部，指责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奖励，限北京政府48小时之内撤消此令，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于新政府的态度，但曹锟对此不予理会。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919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以期获得中国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苏俄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的财产都无偿地归还中国，自动放弃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关税协定及庚子赔款等。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但因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双方的分歧，结果都无功而返。在此情况下曹锟督责外交部再开谈判，外交总长顾维钧在曹锟的坚决支持下坚持维护主权的立场，使得加拉罕终于改变策略，转而采取和解的方针。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双方在最终1924年5月31日达成协议，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中苏两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北洋政府

（一）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和平的方式完整继承前朝疆域的政权，也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袁世凯死后北洋各部分崩离析，皖系、直系两大派系先后控制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洋政府又被迅速壮大的奉系军阀控制。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北洋政府彻底覆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完成短暂的形式统一，但不久后又爆发规模远超北洋历届政府内斗的中原大战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认识到建立新式军队的重要性，1895年12月8日在奕訢、荣禄等重臣联名奏请下光绪帝正式批准袁世凯前往天津编练新式陆军。袁世凯到达天津后大胆采用西方先进训练方式，聘请外国教官，强调治军从严、赏罚分明，并模仿德国制订完整的近代陆军制度。最终训练出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陆军，史称“北洋新军”，成为清末国防的中坚力量。由于北洋新军的训练场地位于天津东南70里的一个铁路站，因此史称“小站练兵”。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相继死去，3岁的宣统皇帝继位，由其父摄政王载沣（1883年2月12日—1951年2月3日）掌权。载沣上台后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将袁世凯罢黜。袁世凯表面称自己回乡颐养天年，不再从政，实际上每天派人暗中观察政局，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无力调动北洋军，被迫将军政大权交予袁世凯。袁世凯一面被清廷委以重任，另一面又受到反清势力的拉拢与海外华侨的拥戴，最终临阵倒戈，以逼清帝退位的方式换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被迫辞去总统职务。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在北京当选正式大总统，标志着北洋政府正式形成，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4个阶段。

（二）袁世凯上台后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1913年上半年以中国同盟会为主体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和以前清立宪派旧官僚为支柱的进步党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形成中华民国史上一个短暂的特殊年代。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独揽大权。袁世凯自1915年春筹备改行帝制，于同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建立“中华帝国”，废除民国纪元。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反袁，组织中华革命党与中华革命军发动起义。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义，护国战争爆发，得到全国响应 。在全国反袁的浪潮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6月6日袁世凯病逝，袁世凯的离去揭开军阀割据时代。北洋派内部分裂为直、皖两大系，同时奉系在东北崛起。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府实权，但他不能缓和北洋派与其他派别以及北洋派内部的矛盾。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此时直、奉两系的扩展尤为迅速，直系首先在与南方军政府作战问题上与皖系发生矛盾，并在前线自行停战，迎合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的爆发导致皖系军阀统治结束，直皖战争爆发后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及半月皖系即败下阵来，直系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直系是打着反对皖系武力统一的旗号上台的，然而当他们上台后就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一切非直系的反对，纷纷以“民主”、“自治”、“联省自治”以及其他各种名义对抗。首先与之发生矛盾的是昔日倒皖的盟友奉系，双方起先共同控制着北京政府，但因胜利果实分配不均，在组阁等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愈演愈烈。1922年4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直系击败奉系，独占中央政权。直系击败奉系之后的直系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接着直系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通过贿选，收买“猪仔议员”，让曹锟当上大总统，搞得举国哗然、丧尽民心。

（三）反直的一方奉系败退出关后宣布“闭关自治”，锐意整军经武，实力大增。皖系不甘寂寞，企图卷土重来。南方的孙中山准备北伐，也在寻找盟友，由此形成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内部则因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冯玉祥部自成一派，且与反直一方暗通款曲。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前奏，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举进攻，直军作战不利。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腹背受敌，吴佩孚南下失败，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告终。直系垮台后奉系控制北京政权，他们抬出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实际则在背后操纵。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纵横捭阖，敌与友之间根本无一定之分。北方的奉系与冯玉祥国民军系首先发生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又使奉系与吴佩孚重新携手，共同反冯，1926年初将冯部挤出华北。奉系内部的郭松龄于1925年底联合冯玉祥倒奉，由于日本的干涉而失败。同时东南孙传芳与奉军激战，一跃而为五省霸主。到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其后奉、直两系在围攻后起造反派国民军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暂时建立他们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的统治，并组成直系和奉系军阀势力所控制的北京政府，这个政府由内阁“摄政”。善后会议是直系军阀战败后其他军阀的权力分配会议，是段祺瑞为延长临时执政寿命的会议，于1925年2月1日正式召开。1924年12月24日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善后会议条例》是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公布的一则文献，北洋政府时期违反《临时约法》的非法议会之一。1924年十月冯玉祥秘密回师北京，举行反直系军阀的武装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倒国务总理颜惠卿，并驱逐溥仪出故宫。北京政变以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并将自己的军队改称国民军，表示倾向革命。同时又和张作霖一起请皖系大实力派段祺瑞出山，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政见不同，于是就排挤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为了骗取人民的支持，并企图拉拢和软化孙中山，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决定北上时于此年11月10日以中国总理的名义发表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并先召开预备会议。

（四）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段祺瑞则已于11月21日就临时执政职，并在通电中主张在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与孙中山的主张相违背。12月2日临时执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善后会议条例》，不顾孙中山是否赞成就于24日公布，30日复通电各方召集会员。次年2月1日孙中山正在重病之中，善后会议居然开幕。善后会议的会员共166人，分为四类：有大勋劳于国家的（只有孙中山和黎元洪两人）；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的，不得超过30人。前三项会员不能出席时可派全权代表参加。会员中绝大多数全是实力派，善后会议的实质就是打垮直系军阀以后的权力分配会议。主要议决下列各事项：国民代表会议的组织方法；关于改革军制事项；关于整理财政事项；临时执政交议事项。其议决案咨由临时执政执行。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会员互选。会内设秘书厅，秘书长由临时执政派充，主持厅务。并得就应行议决的事项设置专门委员会，审查交议各案，并得出席大会报告或陈述意见。委员人选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善后会议的开会和闭会均由临时执政决定。会期预定一个月，必要时得延长二十日。实际上第一次大会于4月21日结束，此后并未召开过全体会议。善后会议是直系军阀战败后其他军阀的权力分配会议，是段祺瑞为延长临时执政寿命的会议，于1925年2月1日正式召开。善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具体议决事项为国民代表会议的组织方法、改革军制、整理财政以及由临时执政交议的其他各案，其议决各案咨由临时执政执行。该会议共有会员166人，分为四类：有大勋劳于国家者（只有孙中山、黎元洪两人）；讨伐贿选（曹锟及其直系军阀）、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执政或派充的（但不得逾30人）。前三项中会员不能出席时可派全权代表参加。善后会议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会员互选。

（五）开会时议长为主席，会内设秘书厅，职掌文书、议事、速记、会计、庶务等事项。秘书厅设秘书长1人，由临时执政任命。秘书5人，事务员40人，分掌该厅事务。善后会议秉承段祺瑞旨意，议决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及《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后于4月21日结束。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后形成全国性的革命造反高潮，使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时机成熟。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先打吴佩孚，再攻孙传芳，最后击张作霖，各个击破，不到一年即控制全国半壁江山。北洋军阀政府在面临失败的最后关头仍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企图联合各派军阀，进行最后挣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进行“清党”、“分共”，使北伐中途停顿，给北洋军阀以短暂喘息之机。然而为时不久国民党各派再度联合继续进行所谓后期北伐，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于1928年6月下令退出京津一带，向东北收缩。他本人在回沈阳途中行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的统治最后结束，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北洋政府时期政坛更迭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虽然北洋政府先后出台的五部宪法都以“三权分立”为基本原则，但袁世凯掌权后立刻解散国会、撤销国务院，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总统独揽一切权力且可无限连任，使新生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坏。袁世凯死后紧接而来的军阀混战使民主成了一纸空文，各派系争夺政权，中央政府成了地方军阀角逐的舞台，由此北洋政府踏上它短暂的历史舞台。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华资银行大规模兴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春天，国内工业增长迅速。

（六）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尤其是棉纺织业、面粉业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奠定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初的一段时期内国内产业的基本格局。1912年至1916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暂行工厂通则》、《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法令和条例尽管大多仍停留在纸面上，但毕竟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合法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工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特别是纺织业和面粉业上。以纺织业为例：从1914年到1922年新设纱厂49家、布厂5家，纱锭由1914年的54万枚增加150万枚，布机由2300台增加到6767台。面粉业方面在1914年到1921年新设面粉厂127家，缫丝厂则由1911年的260家增加到1917年的460家。除了轻工业以外重工业也有一定发展，但数量不大、规模较小。新开办的民营煤矿有13个，铁厂有2家，上海一地的民族资本机器工厂由1914年的91家增加到1924年的284家。从洋务运动到1911年中国资本总额为1.3亿元，而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18年新增资本就达到1.3至1.4亿元。1912—1928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1920年实存银行103家，实收资本总额8808万元，1925年实存158家，实收资本总额达到16914万元。从1913年到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1.90%，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国营工业资本（3.44%）和外国工业资本（4.82%）的增长速度。一直到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持续不衰，不过这一时期的官僚资本主要是接办清廷创办的企业，自己设立的很少。军事工业主要是从清廷手中接收过来的十几个机器局，但这些工厂多半处于半停顿状态，没有什么大发展，民用企业也是如此。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靠借债度日，就当时官僚资本经营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29家民用企业总设立资本也只3200万元，大多经营不良，最后多半归于商办或停办。

（七）由于连年的内战，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费开支更是达到惊人的数目，北洋政府存在的16年间全国军费开支24亿，相当于1860至1937年工业建设积累的2.5倍，这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至北伐战争后期军费支出约达3.8亿元，而政府的全部收入不过4.5亿元。在文化方面北洋政府时期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极大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后到袁世凯称帝前民间办的报纸有500多份。据叶再生先生所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当时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很小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名家周策纵先生的估计和叶再生先生相同：“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1927年日报增至628种，发行量更是突飞猛进。仅以《申报》为例：1912年发行量约7000份，1928年达14万份。在教育方面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据学部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为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事学堂中学生。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八）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北洋政府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的国歌、国徽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另外袁世凯曾颁布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文，设立的春节影响至今。北洋政府时期的民主氛围为思想自由提供保障，极大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类思潮和主义在中国大地风行，文化理念呈现多元化。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的促进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实秋、辜鸿铭、傅斯年、鲁迅都涌现于这个时期。1912年北洋政府改北洋军镇、协、标、营为师、旅、团、营，并大肆扩军，增编12个师、16个混成旅。1913年袁世凯为镇压“二次革命”，派4个师、3个旅及武卫军（张勋部）对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进攻，击败讨袁军，将原驻直、鲁、皖的北洋军势力发展到除滇、黔、桂及边远地区以外的长江以南各省，1912—1914年北洋军先后在豫、鄂、皖、陕、甘等省镇压白朗农民起义军。1914年袁任命参谋本部次长陈宦为四川军务会办，并令其率北洋军3个混成旅入川。袁利用掌握北洋政府权力，极力扩大北洋军。至1916年初北洋政府直辖和依附的军队共计33个陆军师、97个混成旅（含部分步、骑兵旅）、33个混成团（含部分独立步、骑兵团），总兵力达12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为北洋嫡系部队。随着北洋军实力急剧膨胀，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高级将领在昆明发起护国战争，前往滇、川、湘、桂镇压护国军的北洋军被击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九）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分裂成以奉系军阀、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三大派系为首的军阀势力，开始军阀混战时代，直到北伐战争结束后才完成形式统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海军受命前往汉口镇压革命，但海军官兵大都同情革命，准备发动起义，海军提督萨镇冰默认起义行为。11月晚11时萨镇冰发出“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舰艇好自为之”的信号，黯然离开舰队。11月15日海军九江易帜，宣告晚清海军灭亡，在晚清时期海军的基础上诞生中华民国海军。东北空军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倾注心血、苦心营建的航空作战力量，全盛时期（即张作霖统治时期）装备飞机近300架，共5个航空兵队。东北空军的飞机全为购买和列强赠送，或是战场缴获的，产地主要为法国和捷克两国。东北易帜前东北空军还有200架左右，其中战斗机150架。在外交上由于当时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加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因此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刻都在转变，从袁世凯的“联合英美，对抗日俄”到一战时的“亲日联美”再到巴黎和会的“联美制日”，北洋时期的外交政策无一不显得举步维艰。不过此时的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北洋政府先后挫败企图使西藏分裂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二十一条”也未被此后的历届政府承认。一战后北洋政府以战胜国的名义先后收回德国在汉口、天津租界和奥匈帝国在天津租界，开创近代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1922年北洋政府正式收回青岛和胶州湾。十月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趁俄内乱之际果断决定随国际出兵俄国，并废除《中俄蒙协约》，趁机收回俄国在天津、汉口租界，同时短暂控制外蒙古。1925年英国巡捕开枪打死示威学生，酿成五卅惨案，北洋政府以保护英国侨民的名义接管厦门英租界，至1930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式完成交接手续。1927年北洋政府开始与比利时谈判，至192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签约，1931年3月中国正式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